日本作家速寫
當中國正查出“偷稅漏稅大王”是歌星或電影明星的時候，日本一年一度的“納稅英雄榜”也公布了。高居榜首的納稅英雄是兩位作家：赤川次郎和西村京太郎。
他們是大眾文學作家。之所以錢多，一是因為“日本文章值錢”；二是因為產量高。地鐵站、火車站、飛機場和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報刊亭裏幾乎都擺著他們的小說，而且常常是擺著一大溜同一個人的幾十種不同的書。
我不知道這兩個人各自寫了幾百本書，我結識了不少產量比較少的純文學作家，但出版著作少於一百本的還沒有碰到。
他們是怎麽寫的呢？
陳舜臣
他是中國人，生在日本，長在日本，用日文寫作，在日本也大名鼎鼎。六十四歲，出版了五百多本書。已經不是“著作等身”的問題了，他寫的書從地板壘到房頂，還壘不下。翻譯成中文的有《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新西遊記》、《鄭成功》、《中國古今遊》等。
他寫作的三大法寶：題材豐富——從曆史到現實，從天上到地下，筆底敢於包容世間萬事萬物。沒有他不能寫的，沒有什麽是他不可以寫成暢銷書的。別人的遊記隻能賣出兩三千冊，他的一本《敦煌之旅》售出二十萬冊。
知識淵博——上下五千年，通古知今，占有大量資料。一套《中國曆史》十五卷，一套《中國五千年》二卷；長篇曆史小說《曼陀羅人》二卷、《秘本三國誌》；推理小說《方壺國》、《青玉獅子香爐》；熔文化和科技於一爐的《皇上之頁》，及《三藏法師之路》、《茶事遍路》。列出這僅僅是陳舜臣著作百分之一的書名，隻為了便於讀者通過一斑窺其豐富題材的全豹。
文字優美——不論他寫什麽都用的是文學語言，極富魅力。有了這過人的語言功力，才能寫什麽什麽暢銷。隻要寫了就賣得出去，才能出版那麽多書。寫一本賠一本，出版社是不會給他印五百多本的。
五月八日，陳舜臣先生在神戶“天下第一樓”請我們吃中國飯。我們到得晚了一點，他或許擔心我們迷路，一個人到大街上來迎接。一個很有特點、親切隨和的“小老頭兒”。叫他“小老頭兒”是由於他的年齡。他麵色紅潤，神情舉止沒有一絲老態，也不帶一絲創作勞苦的倦容。著一身考究的近乎草綠色的西裝，一頭濃密的灰色卷發。也許是因為漢語說得不好，席間他很少說話，偶爾說一兩句話也是輕聲細語。好在其弟陳謙臣（龍穀大學教授）、公子陳立人（一家出版社的社長）和陳舜臣先生的夫人都相當健談，有一種老鄉相聚的自由和歡快。這是我到日本一周來吃得最輕鬆的一次宴會。主人很隨便，不說什麽歡迎詞，我也就不必致答詞說客套。想說話就說，不想說話也沒關係。日本等級觀念森嚴，禮儀太多，大會小會，大宴小宴，都那麽一本正經，有時還擺出中日兩國的國旗。我一點不能出疏漏，不想說話也得說，還要說得有規格有作家的靈氣和幽默感，真是又苦又累。跟陳舜臣是文人聚會，省心多了，我也可以偷懶少說話多觀察。
流落到日本列島操“三刀”（菜刀、剪刀、剃頭刀）為生的中國人，到第二代、第三代出現了一些從事所謂“高等職業”的人，如醫生、講師、實業家等等。但躋身文壇以賣文為生，且成了大氣候大規模的除了陳先生沒有第二人。“陳舜臣現象”是個奇跡。
他身材不高卻負載著數百個乃至數千個構思。他不擅辭令，好像靈光永遠都留在自己的作品裏出不來。對現實生活馬馬虎虎，神不守舍，不拘小節。因此就必須有夫人在旁邊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夫人是典型的中國那種可敬可愛能說能幹的賢惠老太太。
出租車來了，陳舜臣老老實實地先坐了進去。夫人又把他拉出來：“客人還沒上，你怎麽先鑽進去了。”老先生下來，再讓我進去。
合影的時候陳舜臣該站在什麽位置，也一律聽夫人調度。他很順從，單純得像個孩子，卻讓人覺得他是個幸運的老頭兒，這是個幸福的家庭。誰知道他還能再寫出多少本書？盡管寫了五百多本，看上去他並不是很吃力。
井上靖
東京的東南部，算得上是比較好的私人住宅區。幽靜，優雅，典型的日本風韻。街道筆直細長，打掃得非常幹淨。兩旁是漂亮的式樣各異的小洋房，多是木結構，玲瓏耐看。每家都有個院子，院子裏根據主人的情趣突出某一種花草樹木。或以花為主，姹紫嫣紅；或以樹為主，綠影扶疏。別出心裁的院門上寫著主人的姓名。
一白發老太太在門外鞠躬迎候，臉色慈和，略顯發胖。她是井上先生的夫人。井上靖聽到寒暄聲也迎了出來，著一身黑灰色和服，儒雅莊重。八十有二的老先生，精神健旺，談吐敏捷。我和井上先生相對而坐——誰坐什麽位子都是有一定之規的——先到一步的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事務局長安藤女士早就安排好了。
我用一小半心思說著客氣話——這是必不可少的（井上靖先生是日本筆會會長，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我們正是應“文協”的邀請來日本的）。主要精力用來觀察這位享有世界聲譽、在日本當代受之無愧的“文壇巨擘”，想辦法把談話盡快引到我感興趣的問題上和我想要了解的領域。
井上靖的成名作《鬥牛》榮登一九四九年下半屆芥川文學獎的榜首。連同《天平之甍》、《獵槍》、《夜之聲》等小說先後被譯成中文。根據他的長篇小說《敦煌》改編的電影也曾在中國上映，讀者更不會陌生。老先生有多方麵的才華，出版過不少詩集，因此能集詩人恣肆汪洋的浪漫熱情和小說家敏銳觀察冷靜分析於一身，形成雄渾、深婉、狂烈和孤寂的風格。這自然也跟他的生活道路有關。他出生軍醫家庭，年輕時喜歡柔道，當過十五年記者。豐富的閱曆積累了經驗和感覺，也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他洞悉人情世態，不論駕馭什麽題材都能輕而易舉地引發對廣泛人生和社會的批評。即使素材不新，也可立意出新。縱然表現的不是現實生活，卻能具有現實意義。
讓我驚奇的是他的曆史小說，而且多以中國古代曆史為題材。《天平之甍》取材於中國高僧鑒真法師東渡扶桑講學的史實。《敦煌》的主人公則是中國宋代天聖年間趕考進士不第的舉人趙行德，頌揚燦爛的敦煌文化。作家可以靠資料寫作，不足為怪，但哪來的中國古代文明的神韻？可以想見他善於吸取本民族文化遺產中的精華，以豐富自己的創作。但又是怎樣采擷中國古代思想和藝術的寶珠呢？
井上先生不停地吃著小點心和澆了奶油的楊梅。他的興致很高，話也不斷。但話題老也離不開孔子。他自稱準備了二十年，寫了兩年，剛剛完成了二十萬字的曆史小說《孔子》。拿出珍藏的孔子像給我，據說是唐代吳道子的畫。他講世界上許多國家對孔子感興趣的學者都給他來信，向他請教有關孔子的問題。他儼然是孔學權威，掌握著大量有關孔子的資料，他的書房是“世界孔子研究中心”。
他從京都大學哲學係美學專業畢業後，在《每日新聞》社擔任宗教欄記者，每周必須寫一篇關於宗教的文章。工作迫使他必須研究《般若心經》、《華嚴經》、《淨土三部經》等宗教經典。我想這於他後來的曆史小說創作大有裨益。二十年前，他在《中央公論》上見到一位日本學者發表的關於孔子的文章，引起興趣，開始收集資料，準備寫孔子。他和夫人曾訪問過山東曲阜，看了孔廟、孔府、孔林。他說：
“孔子是一個思想家，不是一個宗教家。他的思想能流傳下來，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他為什麽受到尊重？我認為他從人的共性出發，發表了很好的意見。”
我問到他的身體狀況以及今後的創作打算。
井上夫人接過話題，說井上以前愛喝酒，三年前她發現他有食道癌，安排他做了手術。井上恢複得很快，至今身體很好。老太太引為自豪，自稱是她的功勞。老夫老妻，可親可愛。
井上靖又把話題扯到孔子身上：
“日本人很喜歡孔子的一句話：‘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中國五六世紀，認為時間如滔滔河水，滾滾而去。到十五六世紀，對於人生的詠歎就不一樣了，認為應該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到了近代，有人考證說，孔子老時回到魯國，壯誌未酬，感到悲傷，發出了慨歎。我認為應該有現代的解釋：河水在彎彎曲曲地流，人生也是曲曲折折的。但人們所創造的曆史，正像河水一樣，盡管千折百回，終究總要流入大海，實現人類的共同理想。所以，孔子的思想最根本的東西就是對人的肯定……”
說到激動處老先生就向我們介紹他搜集的關於孔子的資料。
他有兩幢雙層小樓，一幢樓專用做書庫，藏書很多。樓上樓下，到處是書，滿眼是書。
樓後有個長條形的院子，種著菜，有花有樹，成一種田園的野趣。我想象著井上先生在寫作之餘到小院子裏散散步，逗逗狗，獨倚綠樹，盡吸花香。或發思古之幽情，或超然於物外。他沒有辜負生活，生活也沒有虧待他。
尾崎秀樹
批評家。出版過一百本著作。
五十歲出頭，微胖，灰白長發，黑白線的厚布和服，外套一藕荷色上衣，係淺綠色寬腰帶，雪白的線襪，腳板上掛著一雙木屐。典型的一派日本紳士風采。
我問：“日本作家都高產，日本作家自己怎樣評價這一現象？”
尾崎秀樹：“日本作家都是獨立的，靠稿費和版稅生活。沒有生活上的保證，必須不停地寫，一個作品一個作品地鬥爭。出版社不約你的稿，想發表作品是很難的。有些人搞別的工作賺了錢，自費出版自己的書。保證自己的生活很重要，因此出版社要什麽就寫什麽。”
“日本的專業作家有多少？”
“從事文學工作的專業作家一千幾百人。有兩個組織，一個是日本文藝家協會；一個是日本筆會。組織的功能就是保護版權，保護言論自由。”
“你們也有言論自由的問題嗎？”
“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常常發生問題。你有言論的自由，他也有反對的自由。比如關於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長崎市長說天皇有戰爭責任。我也相信這一點。但他接到許多威嚇信。”
“當前日本純文學的境況如何？”
“日本現代文學有一百年的曆史，十九世紀後期開始向外國文學學習，發展成知識分子文學。他們的作品跟一般老百姓要求的文學有距離，借助西方手法，寫自我，寫封建宗族的宗法鬥爭，感覺性很強，憑感覺把握文學。
“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高速發展的時期。但回頭一看後麵有一個很大的文化空洞。人應該怎樣生活？日本將怎樣發展？現代化、電氣化忽視了人性，帶來了公害和自然災害。文學在思考人是什麽？人的存在有什麽意義？統一的價值觀沒有了。目前日本文學麵臨著危機。”
“日本的大眾文學是不是呈上升趨勢？”
“賣得多是流行，存得久才是文學。日本的大眾文學範圍很廣，包羅了曆史小說、反映現代家庭和愛情生活的小說、推理小說、科幻小說、滑稽、明朗小說、紀實小說等。大眾文學的確是在關東大地震（1923年）之後上升。
“大眾文學，在形態上是大量生產、大量傳遞、大量消費的大規模傳播文學。純文學是為作家本人的文學，而大眾文學是作家與讀者共同創作的文學。優秀的作家總是在考慮大眾的需要，將這種需要在作品中具象化，再供給讀者。可以說大眾文學作家是以創作的形式來表達大眾喜好和願望的代言人。
“別看日本現在很發達，其實日本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起步較晚。然後以先進的西方為模式，奮力趕超，從上層強行推進近代化。在文學上也追求近代化。知識階層和大眾之間在文學誌趣上出現了差異，各自所需要的東西愈來愈隔絕。知識分子文學以確立近代的自我為命題。曆史小說、通俗小說、偵探小說及社會評書則形成巨大的文學山脈。同時受雨果、大仲馬、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的影響，以大眾性歹徒小說和中國傳奇的刺激，大眾文學的內容更充實起來。
“日本的大眾文學發軔於曆史小說。由於大正時代民主主義高漲，民眾開始具有社會意識，他們要求用文藝來發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衰退所帶來的不滿。家庭愛情小說傾向於描寫風俗，能引起讀者共鳴，但未達到消解不滿，便轉向曆史小說。曆史上的空白很多，可借古諷今。曆史小說是劍的文學，但那不是殘殺，是鏟除邪惡的反抗之劍。
“戰後的大眾文學從天皇製禁錮下解放出來，向傳統的秩序和道德挑戰。有人認為‘排斥虛構性和偶然性的藝術觀已過時，應該恢複小說的趣味性’。‘趣味性本身毫無通俗與純粹之分，純粹性絕不會因趣味性而通俗化。’意在構築社會人的文學宗旨，把基點較高的小說從狹小的實驗室裏解放出來，為更大的多數所有。既不墮入通俗，又不附庸風雅。
“大眾文學增強了現代性、風俗性、記錄性，進而還產生了具有國際視野的作品。體驗過漫長戰爭的日本讀者需要有現實感的作品，電視的臨場感更激起讀者對紀實作品的關心，因此‘調查而來的小說’誕生。曆史小說提高了現代性，更加注意以現代感覺去捕捉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社會派推理小說開始趨向風俗性，為了深化主題，更加關心風土性和傳統性。
“於是，區分大眾文學和純文學的界限不明確了，兩者都增強了大規模傳播文學的性格。如此紛紜，想以一維的形式來把握其全貌是不容易的。但大眾文學的主要目的並未改變，仍然取決於大眾之所好，慰藉大眾。”
尾崎秀樹先生不愧是日本大眾文學研究會的負責人，他對日本大眾文學的介紹簡練、概括，把握得很準。又有許多精辟之語，對我頗多啟示。
（注：為這次純學術交談擔任翻譯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學曆史係畢業的原倍之先生。談話結束後尾崎先生送我一本李翟譯的《日本的大眾文學》，裏麵的許多觀點比他口述的更準確，我成文時采用了李的譯本裏的某些話。）
中野孝次
我喜歡他。這是我在日本碰到的第一個坦率真誠、不拘泥、一見如故的人。
年已六十四歲，看上去不過五十歲左右。不是我見慣了的西裝革履，也未穿嚴肅的和服，下身直筒褲，上身運動衫，顯得很帥，又親切隨便。談吐舉止都顯得敏捷，神態年輕，無論如何也看不出是六十多歲的人。
自己一棟洋樓，客廳寬敞而舒適。隔著大玻璃門可看見一個頗具原始味道的花園。他見我對花園感興趣就領我先到院子裏參觀。
院子不是很大，卻樹木茂密，遮天蔽日，故意創造一種原始森林的情趣。地上堆滿腐爛的落葉，腐殖土鬆軟。隻有一條彎彎曲曲的石子路通向園林深處。路邊有一小小荷花池，荷葉搖擺，荷池裏的水像一汪稠稠的黑粥。細看原來是擠滿了蝌蚪。中野從盆裏舀了一勺食撒進荷池。我說：“有朝一日這些蝌蚪全變成青蛙，你這院子裏就熱鬧了。”
小路的頂端，在綠樹的遮蓋下有一座奇特的小墳墓。墓碑上寫著：“哈拉斯睡在這裏。”“哈拉斯”是一條狗的名字，墓前還擺著一束鮮花。墳裏埋著他的愛犬。我在這座狗墓前站了半天，愈發對中野孝次發生了興趣。
穿過樹林繞到樓的後麵，有一間作坊。中野寫累了寫煩了或寫得高興了，就到作坊裏來燒製陶器。作坊裏有個木架，上麵擺著他的作品，有罐、壺、碗以及一些奇形怪狀的意念陶瓷製品。
他有廣泛而優雅的情趣和愛好，也有條件成全自己的情趣和愛好。
中野先生指指他的夫人對我說：“如果我們兩個人都死了，就賣掉家產和地產，捐給公眾，不留給自己的家屬。遺囑都寫好了。”
他仍然保留著鮮明的個性，心直口快，什麽都講。沒有我感覺到的一般日本人身上的那種壓抑感。他不拘泥於虛禮，不用永恒的神秘莫測的微笑來掩飾自己、拒朋友於千裏之外。
我們回到客廳，中野夫人擺上哈密瓜和點心。邊吃邊聊，主人客人都很輕鬆自如。
中野說：“您的小說寫了社會，很難得，也最好讀。我也很努力關心社會。但日本的社會太安定了，寫社會很難，很小。日本作家大部分寫自己，寫自己周圍的事。”
我請教他，日本的社會安定富裕，作家的生活也很安逸，對文學創作有什麽影響呢？
他說：“生活太舒適，人的思想就會變得保守。生活裏還有許多窮人。作家們很容易安逸地住在自己的小屋裏。創作不是加法，不能老想著自己寫了多少本書。作家經常是零，寫完一本書之後就不再是自己的財產了。”
他是個嚴肅的多產的作家，代表作是《李子熟了》。近幾年在精心創作長篇巨著，這部小說，已經寫了四年尚未完成。中間還可以插進去許多別的寫作任務。眼下正趕寫中篇小說《存命》，二十五天寫了九十章，下月在《新潮》雜誌發表。
我到他書房裏看九十章有多少字，相當於中國八開的大稿紙厚厚的一遝。真是快手——六十多歲的快手！
他不願放棄剛開始的關於社會的話題：
“日本社會表麵上看很安定，實際問題很多。年輕人不願幹體力勞動，機械製造業、汽車業、建築業的繁重體力勞動靠愈來愈多的外國工人承擔。日本戰敗以後也遇到了現在發展中國家遇到的問題。現在成了經濟大國，把過去忘記了。我寫小說就是叫大家知道什麽是人，什麽叫生活，還是那個‘零’的觀點。
“我對日本作家和小說不滿意。我寫的這個題材還沒有人寫過。小說的正道應該反映日本的當代生活，這樣的作家很少，反映當代的小說不好寫，不如寫曆史上的名人受歡迎。人生活了幾千年幾萬年，人所遇到的問題，從生到死，慢慢學做人，所遇到的問題應該是共同的。日本、美國的生活過於穩定，人的問題往往被遮蓋了。”
難怪我一見麵就對他有好感，他的許多觀點很對我的心思。現代人被現代物質包圍著，人的精神在哪裏？精神被非精神的東西遮擋住了。
中野提出：“作家應該在野，不能當官，要深入生活，深入自己。”
我以為作家的生存和社會的生存重疊起來，就能寫出好小說。
中午，中野孝次先生和夫人請我在韓國人開的烤肉館裏吃烤牛肉。他介紹說，韓國人以前在日本沒有地位，隻能開餐館和電子遊戲室。這家烤肉館在橫濱很有名，夏天大家沒有食欲，就到這裏來吃烤肉，肉很嫩很香，一吃就會食欲大增。
我吃了幾口，果然不假。
城山三郎
著名的經濟小說家。一九五七年以中篇小說《輸出》獲新人獎，後以長篇小說《燃燒的落日》獲吉川獎。看上去也有六十多歲。自己的房子由於存書太多，隻能作為書庫，又租了一套能看見海的公寓做工作間。他就在這套臨海的工作間裏接待我和翻譯家陳喜儒。
我把這次談話中有興味的東西整理如下：
“不是客套，我對您的小說感興趣，非常敬佩。‘喬廠長’和《赤橙黃綠青藍紫》裏的人物有聲有色。工人在工廠大門外麵賣煎餅的細節很有意思，吸引入，日本也有這種情況。”
（我表示驚訝，日本也會有像劉思佳那樣的人物？但我不願讓話題圍著我的小說打轉轉，他三次提到我的小說，我都禮貌地把話題岔開了。）
“六十年代，像我這樣的小說也經常會遇到麻煩。《辛酸》是揭露通產省黑幕的，在《每日新聞》連載，隻登了一半就停了，總編和副總編也被迫辭職。”
（我問他，寫上層人物的內幕，材料哪裏來？）
“日本的新聞記者很厲害，哪個部門都有專門的記者采訪。我可以從記者那裏得到想要的素材，還可以找從政府辭職的人采訪。我自己也結交了許多上層人物，經常了解他們和觀察他們。比如我喜歡散步和打高爾夫球。我是高爾夫球協會的會員，會員打一次球隻收一萬日元（按官價折合人民幣二百七十元），不是會員打一次球要收兩萬日元。會員中有各色人物，中曾根也是會員。我打球不在乎輸贏，隻注意別人的情緒，觀察我感興趣的人物的精神狀態。所以我打球的水平老也提不高。中曾根當首相的時候我多次和他一塊打球。他打球不細心，經常把球打到場地外麵去。我對他說：‘你是遇到困難能發揮作用的人。’我的話裏有諷刺意味，他卻很高興。認為遇到困難局麵能發揮作用是對他的讚揚和鼓勵。
“他對我說：‘你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力量，每當遇到困難，想起城山先生這句話就挺過去了。’
“今年，裏庫路特事件把自民黨的上層搞得焦頭爛額。前不久在高爾夫球場的洗澡間又遇到中曾根，我問他：‘你今天的高爾夫球打得如意嗎？’
他說：‘今年的高爾夫球是很麻煩的。’
“被裏庫路特事件搞得已經辭職的宮澤，常用鬆果練球。下個星期我將和幾個畫家一塊打高爾夫球。”
（我想聽聽他是怎樣看待日本的經濟奇跡的。）
“日本投降後，上麵的人不在了。領導日本軍國主義的人也被趕下了台。中年人開始掌權，中曾根當時隻有三十多歲，年輕人有條件按自己的想法去幹。他們自動組織了‘青年懇談會’，共同研究日本的前途。大家都有危機感，置之死地而後生。
“近幾年，日本企業界一些退休的人都到中國去當顧問。他們講，中國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很認真，但基礎太差，在討論技術問題時，上麵的官員提出一些刁難性的問題以顯示自己的權力。
“日本企業界的頭頭不隻熟悉經濟界，跟政治界和文化界都有聯係。經濟界的人盛行‘學習會’，經常一起吃早飯，利用吃飯的時機請教授、講師講課。我是最怕被請去講課了。由於我既熟悉經濟界，又熟悉文化界，常常被拉去講課。這是自發的組織，企業家們感到這種活動很有益處。還可以互相介紹自己行業的情況，交流信息和情報。
“我是一九二七年生於愛知縣名古屋一個商業家庭，上了商業中學。在大學學的是理論經濟學。一九六三年有一個訪問中國的機會，當時日中還沒有恢複邦交，我是愛知教育大學的教授。文部省有規定，不許公職人員訪問沒有邦交關係的國家。我辭去教授職務到中國去了，而且不後悔。
“現在每天上午九點或十點到工作室來寫作，中午到外麵吃點便飯。下午繼續寫，晚飯回家去吃。上午工作的密度大，下午輕鬆。因此我歡迎下午的客人。”
這場交談恰巧是在下午進行的。
野間宏
戰場上流淌著鮮血，連月亮也散發著死亡的紅光。戰友受傷了，他沒有去扶去救，隻顧自己逃命。日本戰敗了，他卻活了下來。他交了一個漂亮的女朋友，有一張圓圓的紅潤的臉，像月亮。月亮——他一陣驚悸！又想起菲律賓戰場上空的月亮以及死去的戰友。他洗刷不掉恥辱和內疚，他鄙視自己，最後從那姑娘的身邊逃走了……
——這是野間宏一九四七年創作的引起轟動的小說《臉上的紅月亮》的男主人公的矛盾心態。
一九五二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真空地帶》，“奠定了他在戰後派作家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洋洋三百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青春之環》，係統地體現了他的“全體小說”的理論。他是這樣解釋自己的理論：“人是肉體、精神、社會的統一體，把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全麵描寫的小說叫全體小說。”
這一切都說明，人們的特殊尊重也說明，野間宏是日本當代的“大作家”。
同時，他又以《文學的探索》、《感覺·欲望·物》、《創作與批評》、《薩特論》等理論著作，成為還活著的“文學理論權威”。
他要請我們在山上飯店吃飯。飯店門口的大牌子上赫然寫出他的大名，表示他今天要光顧飯店，是飯店的無上光榮。
他的名字在社會上竟然也這麽響亮！
老先生到我們下榻的後樂賓館來接我們赴宴。他——就是野間宏？
穿一身在日本不多見的極樸素的灰黑色衣服，類似中國的夾克衫。初看上去，他蒼老遲鈍，灰白的長發披散，說話時嘴的動作很大，吐字卻含混不清。腿腳沉重，走路緩慢，好像一步步在地上蹭。雙手也有些顫抖。其實他隻有七十三歲。二十歲應征入伍，曾到過菲律賓前線，後因參加左翼運動飽經憂患。
山上飯店好像為了迎接野間宏已經謝絕了其他顧客，非常清靜。他一露麵，服務員們露出恭候多時的微笑和謙恭，一直把我們領到早就準備好的房間。
老先生喜歡閉上眼睛，讓眼皮抖動那麽幾秒鍾，再睜開來，目光銳利，凝然直視你。麵對麵坐了一會兒，經過簡短的交談，我感到野間宏的眼睛很年輕，思維敏捷，談吐自是不凡。
“這家山上飯店被稱為作家的監獄，周圍都是出版社。作家們被逼無奈就躲到這裏來寫稿還賬，這裏的房間安全隱秘。”
他笑起來很好看，像個孩子。在我的眼裏他一下子變得年輕了。
他讚揚中國當代文學很有實力。說：
“作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個讀者，按照自己的心思猜度讀者，是不會忘記讀者的。即使是純文學作家也如此。”
當拿起一次性的清潔筷時，他的思想轉到保護人類生存環境、治理工業汙染上。
“日本大量地浪費木材，但不砍伐自己的森林，而是買外國的木頭。還不是一樣！人類任意破壞大自然，到頭來終將毀滅人類自身……”
他沉浸在自己嚴肅宏大的意識裏，別人很難幹擾他，即使一時被別人打斷思路，別人的話一停，他仍要按照自己的思路說下去，直至描述清楚。有時還自說自話，忘了吃飯。他幾乎沒吃什麽東西，這頓飯卻吃了三個多小時。
一個慢節奏的可敬可愛的日本老人！
水上勉和日本作家群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下午，日中文學交流協會在堂皇的東京會館舉行大型酒會，為我們送行。一百多位日本文學界的知名人物，整整齊齊、有板有眼地站在大廳裏。有些已經須發皓然，仍不失日本紳士風度和尊嚴。
主持酒會的是水上勉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常務理事。他首先登上大廳正麵的講台，站到話筒前開始講演，或者叫致歡送辭。
“先生們，以蔣子龍先生為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對日本的訪問就要結束了。他們到日本來的時候我恰恰在中國。今天我們聚在一起，既是歡迎他們，又是為他們送行……”
他蓄著黑色長發，唯獨前麵有一束提前成為銀白色，非常突出，像水上勉的旗幟，顯得瀟灑、深沉、睿智。
秘書長陳喜儒向我介紹過水上勉傳奇般的前半生。他父親是福井縣一個偏僻小山村的窮木匠。他九歲就被送進京都相國寺當了和尚，要每天念經，走訪施主，打掃寺院，擦洗走廊，還要上學，為老和尚背孩子（日本和尚可以結婚），洗尿布。每天早晨五點鍾就得爬起來，老和尚怕他起不來把繩子拴在他手腕上。他忍無可忍就逃出了寺院，在社會上流浪。賣木屐，賣膏藥，當服裝模特，辦出版社，當新聞記者，先後幹過三十多種職業，卻依然一貧如洗。直到四十歲發表《霧與影》，一舉成名，才擺脫了困境。
“中國同行走了許多地方，看了許多東西，他們很辛苦。不知他們對日本印象如何？對日本的青年有什麽感覺？”
我忽然有了靈感，等會兒輪上我致答辭的時候有話可說了。有人提出問題，我說話就有情緒，但我仍忍不住要盯著水上勉，想一字不落地聽清他的話，因此也就不能在心裏準備自己的講稿。
他講話很精彩，不愧是日本的大作家。況且還多才多藝，畫畫、演戲，自編自導。他曾帶劇團來中國演出《文娜，從樹上下來吧》。他根據自己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饑餓海峽》也給我留下了較為深刻的印象。他的著作當然也在一百部以上。據說京都的相國寺因他的《雁寺》一書而出了名，香火興盛，走廊裏還掛起他的大照片。他節衣縮食苦幹十五年，積攢了一億二千萬日元（約合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的稿費，捐贈給家鄉蓋起一座能藏書兩萬多冊的文庫。
——關於水上勉的佳話不少。
這時候做一個觀察者，做一個遐想者是很愜意的。但掌聲把我送上了孤零零的講台。我突然想出了第一句客氣話，有了這第一句就好辦了，下麵的話會牽出來。
“感謝日中文化交流協會和水上勉先生提供了這樣一個美好的機會，讓我們和在場的這麽多日本同行和朋友們相識。
“任何訪問都是短暫的，但記憶是深刻的，友誼是久遠的，思考是深長的。中國和日本在經濟上貧富懸殊，差異很大，但文學藝術所麵對的問題卻有許多驚人的共同之處——商品的衝擊對人類生存環境的憂慮，精神被物質擠壓，精神透視力正在受到考驗，等等。精神或者變得更孤獨，或者像商品一樣流通，逐漸失去精神的真正價值……
“作家是人類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不論持有哪個國家的護照，感覺是相通的，心靈也最容易溝通。作家的良知是世界的感應神經。在文學麵前我們都是誌同道合的朋友。
“這半個月對我來說，是日本文化的轟炸。轟炸之後不是焦土是收獲。我很想回答水上勉先生提出的那些很有意思的問題，但不能讓朋友們在這裏站上幾個小時，隻能將來用筆回答。不是一兩篇文章，也許要寫一本書，乃至五本書。因為我們一行是五個作家。”
我的收獲不在講演，而是走下講台後集中認識了一批日本的作家、出版家和熱衷於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人士。
作家收獲的始終是藝術的感覺。
1989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