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會金斯伯格
北京竹園賓館的聽鬆樓，幽深、清雅，古典式的建築和裝潢，配上現代化的設備，讓人感到很舒適。我略作休整便去開會，路過服務台的時候，聽到從酒吧裏傳出一陣明快的樂聲，在我身後突然也飛來三個音符，聽上去像是在叫我，卻又不敢肯定……那音符飄飄忽忽似乎同我的名字中的三個字有點接近。
對這種剛學會幾個中國字的外國朋友的呼喚，單靠耳朵聽是不行的，還要借助心靈的感應，我猶猶豫豫地轉過身去：哎呀，是你，艾倫·金斯伯格先生。
“你好！”——我的雙肩被他的兩手抱住了。
金斯伯格這種扳肩膀頭式的擁抱，極其自然、粗放和坦誠。一九八二年十月，我們在洛杉磯中美作家會議上相識，那時他不修邊幅，衣著隨便。今天卻服裝整潔，至少叫人感覺不再零亂，頭大額高，麵色紅潤。他已接近六十歲，但精神、行動和趣味，還像個年輕人。
他可以說曆盡滄桑……
當年在哥倫比亞大學，金斯伯格未讀完一年級便被開除。但他並不是沒有收獲，此時結識了傑克·克羅艾奇和威廉·巴若這樣一些詩人。他們向金斯伯格介紹了卡夫卡、賽林和裏姆博，金斯伯格的轉變即由此開始。他受克羅艾奇和巴若的影響很深，尤其對巴若那種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很欣賞，對巴若關於美國社會喜劇式的末日來臨的看法，對巴若大膽地使用自傳體的手法描述自己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經驗尤其感興趣。在此期間金斯伯格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油船上的廚師、電焊工、洗碟工和夜間搬運工。
一九四八年，金斯伯格終於以優異的成績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洗雪前恥。可是由於他的朋友赫伯特·漢克利用他的住所窩藏毒品，他為了逃避起訴，不得不承認自己精神失常，在哥倫比亞精神分析研究院關了八個月。
一九五四年，金斯伯格遷到舊金山。據他自己講，舊金山吸引他的是：“波希米亞——佛教——國際產業工人聯合會——神秘——無政府主義等光榮傳統。”他在這裏結識了加裏·斯奈德等一批活躍的美國詩人。當時正值美國的經濟不夠景氣，群眾厭戰、反戰的情緒很強烈，尤其在青年當中，醞釀著一股強烈的對現實不滿的浪潮。就在這時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問世了，它表達了群眾對社會不滿的呼聲，尤其是強烈地表達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滿，立刻引起轟動。
他還在一首詩裏使用了一個不太高雅的動詞，大意是：美國，你用導彈操你自己吧。美國有一條法律，不許用下流語言咒罵美國，於是被起訴，發表他的詩的刊物被扣壓。但美國還有一條法律，因對國家的政治、政策不滿而咒罵政府則無罪。律師根據這一條法律使金斯伯格勝訴，被關押了一天反而使他成了英雄，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那家發表他的詩的刊物被一扣一放，也聲名大噪。
金斯伯格就開始到群眾集會上、到大學裏去朗誦自己的詩。這樣的集會少則幾十人幾百人，多至幾萬人。他的朗誦常常是先從念佛經開始，青年們把他抬起來，把他的朗誦和歌聲錄下來，到處播放。他成了美國“垮掉的一代的父親”。人們把他第一次朗誦《嚎叫》的那個晚上稱為“垮掉的一代誕生時的陣痛”……
金斯伯格不僅在國內朗誦，還到過世界許多國家，朗誦詩歌，追尋宗教。他跟我講，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歡迎他，古巴就曾把他“驅逐出境”，還有的國家拘留過他，兩年前他就向我表示，很想到中國來。我立刻告訴他，如果他來中國，一定會受到歡迎和友好接待。這樣一位浪跡天涯的詩人，心為什麽老是年輕的呢？他好像對生活總是那麽坦率、真誠，詩人的氣質不變。
艾倫·金斯伯格，這次是作為美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來北京參加第二次中美作家會議的。我們都下榻在竹園賓館，我問他對中國、對北京的初步印象如何？他說昨天深夜下飛機——上汽車——進賓館，還沒有看到中國，沒有看到北京。但是對竹園賓館很滿意，迷魂陣一樣的庭院，小巧玲瓏，整潔幽美。古色古香的風格，還有為亭台樓閣起的這些高雅的名字，牆壁上的名家字畫，都不同凡俗。可這幅美妙的油畫上也有敗筆：在聽鬆樓前那棵很有特色的大樹上，掛了許多塗上五彩油漆的電燈泡，電線滴裏當啷，到夜晚頗有點火樹銀花的味道，在白天卻是大煞風景，破壞了賓館的格調。我不能不讚成他的批評，那滿樹的電燈泡確實令人不太舒服，有點像二十多年前農民慶祝公社化的水平。
金斯伯格要求我找時間帶他去逛大街，看看青年俱樂部。我理應盡點地主之誼，況且在這方麵我還欠他的情。在洛杉磯的時候，他曾領我參加過一個青年俱樂部的聯歡，不知北京有沒有他理解的那種青年俱樂部。這次與他同行的美國作家，大都帶來了夫人或丈夫，而金斯伯格是單身，我理應多陪他。
我們一起走進會堂，這次中美作家討論的共同題目是：“作家創作的源泉”。金斯伯格的發言排得很靠前，中方的會議主席馮牧先生致開幕詞之後，就輪到了他。我記得在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上，滿臉大胡子的金斯伯格曾張口就說“我愛男人不愛女人”，著實讓我長了見識。在這次會議上，他仍然用這種坦直的語氣使與會者耳目一新——
“我的基因和染色體決定我愛年輕人，是年輕的男人，不是年輕的女人。
“我寫詩——是因為我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寫詩——是因為我的思想在不同的思路上徘徊，一會兒在紐約，一會兒在泰山……我寫詩——是因為我終究是要死的，我正在受罪，其他人也在受罪。我寫詩——是因為我的憤怒和貪婪是無限的。我寫詩——是因為我想和惠特曼談談……我寫詩——是因為人除了軀殼，沒有思想。我寫詩——是因為我不喜歡裏根、尼克鬆、基辛格……我寫詩——是因為我充滿了矛盾，我和自己矛盾嗎？那麽好吧，就矛盾一下吧！我寫詩——是因為我很大，包括了萬事萬物……”
果然不同凡響，很精彩。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卻不能不承認他獨特的才氣和詩人的氣質。在某種意義上，金斯伯格不承認詩是人創造出來的客觀事物，不承認詩是人工創造出來的東西。而認為詩是一種精神的變化過程，是一種啟發，是“人的完整敘述”，是“自我預言的”能力。或再簡單地說，他——就是詩！他宣稱“不要把瘋狂藏起來”，人們如果按一般的評論標準來衡量他的詩，就很難理解，他的詩在感染力、力量和靈感方麵都是很特殊的。
金斯伯格的鼎盛時代是六十年代初期，他的公眾形象與當時美國轟轟烈烈的自由化運動聯係在一起，他的思想和詩作正好反映了青年人的反傳統思想和群眾對經濟蕭條以及越南戰爭的不滿情緒。對他來說，詩歌源於各種形式的生活衝動——吸毒、同性戀、民權運動、反越戰、超然、東方宗教思想等等，所以他才有大量的追隨者，對他崇拜至極。現在他已接近老年，不可能再具有他青年時期那種難以忍受的節奏和緊張感了。
金斯伯格崇拜惠特曼，口頭上經常掛著惠特曼。他的詩集《嚎叫》及其他詩中的許多長詩行，就是從《聖經》文體，特別是從惠特曼和布萊克學來的。他的《加利福尼亞一家超級市場》，表達了對惠特曼帶有感傷意味的回憶——
我今晚是怎樣地想著你喲，沃爾特·惠特曼
我沿著人行道在樹下走著
凝望一輪滿月，陷入煩人的自我意識之中
又餓又累，我走進一家市場，想買些形象
霓虹燈直晃眼，我幻想著你筆下各種人物的模樣
……
我看見你，沃爾特·惠特曼
無兒無女，孤零零，閑不住的老頭兒
你在翻弄冰箱裏的肉，瞟著賣肉的男孩
我聽見你在問：是誰宰豬剁塊？香蕉什麽價錢？
你是我的天使嗎？
……
我在五花八門的罐頭架裏進進出出，跟隨著你。我想象著市場偵探也在跟蹤著我。在孤獨的幻想中我們一塊兒走到貨攤邊，我們品嚐著洋薑，揀著種種冰凍佳肴，但一直不越過櫃台。我們上哪去呢，沃爾特·惠特曼？再過一小時就關門了，今晚你的胡須指向哪兒呢？（我摸著你的書，幻想著市場，覺得真荒唐）……我們是不是邊逛邊夢想著自己逝去的充滿愛的美國？啊，親愛的父親，灰胡須的、寂寞的勇敢者教師，當卡倫不再撐船，你站在冒煙的岸上，眺望小船消逝在列達河泛黑的水麵上，那時的美國是什麽樣兒呢？
金斯伯格拿著一本中文的《美國文學叢書》找到我，上麵翻譯了一首他的詩《嚎叫》。他對我說：“我的全部詩集加在一起所得的報酬，相當於美國一個小學教員一年的收入。因此我是很窮的，主要靠朗誦掙錢，我想在中國多旅遊一段時間，但帶的錢不多，你能不能讓這家雜誌付給我稿酬？”
也許有人對此大不以為然，覺得那麽有名氣的一個美國詩人，竟到中國來哭窮，斤斤計較那點稿費，難道不怕別人笑話他有失“身份”嗎？
笑話他的人是不應該、不公正的。我聽了他的話就很感動，金斯伯格並不因為來到中國就變得虛偽些，就故意裝假，這正是他的優點。作為一個不了解中國出版情況的外國朋友，提出這樣的要求是正當的、合情合理的。我向他解釋說：“中國還沒有參加世界版權組織，因此我們翻譯外國作家的作品不給稿酬，正像國外出版社印刷中國作家的作品不給稿酬一樣。而且我們的稿酬比你們的還要低，每二十行詩算一千字，按最高標準給十元稿酬，你這首《嚎叫》頂多拿五十元錢，夠你在小飯館裏吃頓飯，靠這點錢旅遊是不行的。”
有些中國作家在國內是很少逛商店的，到國外卻不能不逛商場，我就是如此。想不到這些美國作家來到中國，跟我們到美國去一樣，甚至比我們還要積極。利用中午休息的那一個多小時也跑到商場裏去，大包小包地買回來。印第安人女作家萊斯·馬蒙·西爾科，買了一身蒙古族服裝，當場就穿戴起來，像穿著節日盛裝一樣去參加胡喬木同誌的接見。十位美國作家，再加上他們的家屬和隨員，將近二十個人，不論跑到什麽地方去采購，卻準時回來開會。就連自由浪漫的金斯伯格也從不遲到。他們這樣有組織守紀律，真叫人對作家的隊伍刮目相看。金斯伯格告訴我，他極少過這種整齊劃一的生活……
這次在北京重逢，使我對一些美國同行加深了理解，更加尊敬他們。
女作家弗朗西妮·格雷，在發言時聲稱：“我寫作是為了向現實報複，是由於仇恨，我渴望向所有壓迫過我、淩辱過我的男人複仇。”她願做個“時代的見證人”，“我把鼻子緊緊頂在美國社會的玻璃窗上，我的孤獨迫使我寫作。良心是猶太人發明的，留給我的隻是慕尼黑的悲劇……”
這位五十四歲的紐約市立大學“傑出的客座教授”，喜歡談論女權運動。然而當她聽說我的衣服上掉了一個紐扣時，就掏出隨身攜帶的針線包，利用休息時間為我縫好了扣子。這雖然不是什麽大事，卻令我動容。人與人之間常常是通過這些小事，加深了解，引起敬重。她的兩部長篇小說都以十二種外國文字出版。我久久地思索著她的經曆、她的思想……
兩年前曾對我自稱是工人詩人的加裏·斯奈德，把“國破山河在”這句中國古詩，改成“山河破國在”，來抗議現代技術對大自然的破壞。他在自己的村子上是一位精神領袖，但他厭惡現代社會中的汙染、貧困、戰爭。他有兩個兒子，一個十六歲，一個十八歲，他從未讓他們看過一次電視，以此來對抗現代文明。
他們是一些具備鮮明個性的人物。你盡管跟他們相處短短幾天，對他們的了解遠不夠深刻，但決不會把他們混同起來。
我同金斯伯格是在歌聲中握手告別的。那是美國作家代表團舉行答謝宴會，接近尾聲的時候，金斯伯格從提包裏掏出自備的風琴，邊拉邊唱。他們明天就要去西安參觀訪問，金斯伯格還將去幾個大學裏講學。他準備向中國青年介紹幾個美國詩人，這些詩人都沒有錢，各有自己特殊的痛苦和歡樂。問我講這些內容行不行，我告訴他，他的講學一定會受到歡迎，還勸他多講點自己，甚至在講台上朗誦自己的詩或自拉自唱。
現在，他已經離開了中國，經過這一個多月的講學和旅遊，我真想問他一句：“喜不喜歡中國的年輕人？”
1984年12月於芥園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