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海日記

引子

赴洛杉磯參加中美作家會議，之後並應邀訪問美國的中國作家代表團組成了：團長馮牧，副團長吳強，團員有李凖、李瑛、張潔和我，還有一名翻譯和一名秘書，共計八人。

當我們離開北京的時候，中國作家協會的幾位負責人到機場送行。有位老詩人在同我握手告別的時候，見我的頭發沒有認真梳理，有幾根還豎了起來，便從口袋裏掏出小梳子，替我攏了幾下頭發，說：“三十多年來，你們是第一個正式訪問美國的中國作家代表團，一行八人，正好是‘八仙過海’……”

詩人的聯想果然是豐富而又奇特，經香港赴美，可不是又過海，又跨洋嘛！我何不借他的戲言，就把訪美期間信筆記下的一些感想，稱之為《過海日記》呢？

1982年9月15日

“香”和“港”

今天中午，到達了香港——這個以其特殊的政治背景、曆史背景和經濟結構聞名於世的城市。一走下飛機，立刻覺得身上黏糊糊、潮漉漉的，天空灰沉沉，不時會飄下一陣牛毛細雨，卻並不涼爽，氣溫悶熱得叫人喘氣都感到困難。我生性怕熱不怕冷，今年命運卻格外照顧我，三個月中讓我過了三個夏天：六月下旬去廬山，下山後飽嚐了“火爐”南昌的滋味，作為北方人過早地享受了盛夏的煎熬，患了熱傷風，急忙逃回天津。舒服了不到半個月，北方也進入了盛夏。好不容易熬過了七、八月，到九月中旬京津已是秋高氣爽的季節了，CA103航機飛行了三個半小時，又把我送回了三伏天。今年可算是出差多、出汗多、出作品少嘍！

下午和晚上抽空看了香港的市容和夜景，這個城市擁擠得像一個打足氣的皮球，仿佛一碰就要爆裂。有些房屋向高空發展，如同石柱子一般，一根根指向雲間。然而，十分突出的摩天樓也並不很多。公寓大樓的每一個窗戶外麵都掛著一個空調器，像蜂窩一樣，著實不算好看。

香港——據朋友講是因過去裝卸香料而得名，從前是個香氣彌漫的港口。進入二十世紀，它的“香氣”變成了帶有政治色彩和社會諷刺意味的隱喻。在香港生活過的人親口向我描述過這個奇特的城市，我也看過一些介紹香港的文字材料和圖片，這一切再加上想象，在我腦子裏形成了一個虛幻般的“香港”。然而，我親眼看到的香港和原來頭腦裏的“香港”，大不一樣。以中國語言的準確、精巧、機智，幾乎無情不可言傳，但聽景總不如觀景。人的思想不同，心情不同，眼光不同，角度不同，對相同的景物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描繪。此一時，香港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什麽呢？

香港並不太“香”，也不很“港”（指洋氣、時髦、與眾不同等等）。街道甚至稱不上幹淨，整個城市並沒有明顯的個性特征。誰能用一兩句話說出它最突出的標誌和獨一無二的特點呢？沒有特色正是香港的特色。它是個大自由市場，世界經濟的哈哈鏡，曆史風雨的寒暑表。大街上商店多，書店少，報社多，和世界上同等規模的城市相比，香港也許是出版報紙最多的一個地方。每天在香港印行的報紙有五十五種，香港出版的雜誌超過二百種。報紙發行量也大，每千人三百份，是世界平均數字的三倍。

香港的大街上到處都貼著巨幅標語：“請投×××一票！”競選者的大幅印刷照片也貼得滿街都是，廣告為政治服務，用經商的辦法搞政治。不知這樣一來，×××是不是真能多得一些選票？賽馬場凱旋餐廳裏的冷氣放得過多，餐廳免費為每一個凍得發抖的人提供一條羊毛披肩。熱了搞冷，冷了又搞熱，可謂富折騰。望角東部海邊有個農副產品市場，很像中國農村的集市。而“瑞晶”酒店裏的水晶地板，站在廁所裏為顧客開水門、遞擦手紙的侍者，使我想起在歐洲見過的豪華飯店。許多刊物的封麵和廣告畫甚為不雅，在街頭設攤的報刊小販專門把這些刊物擺在顯眼的地方，以招徠買主。但電視節目裏色情的東西極少，倒是大同小異的古裝片、打鬥片泛濫成災。有位朋友告訴我，美國的《花花公子》雜誌在香港出售需剪去其中最“刺激”的部分，這倒有點出乎意外。

親眼看到的香港是真實的、可信的，我並沒有感到有什麽光怪陸離、花花綠綠。也許我沒有機會到那樣的地方去。有些東西還保留其原始的、樸實的一麵，如貧民區裏在街頭賣風味吃食的小攤子。我鑽進這種肮髒的、破舊的小胡同裏，猶如置身在一個落後的南方小縣城裏。

可惜，在我們這個代表團裏，大概隻有我一個人進行了這種走街串巷式的遊逛。熱情的朋友為我們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宴請。傍晚，由旺角返回美麗華大酒家，在街頭看見了一個奇怪的音樂家，他至少有五十多歲，衣衫不甚整潔，長發披散，好像是在舉辦露天獨奏音樂會。提琴上掛著根電線，接在腳邊的一個大喇叭上，使他的樂聲能夠蓋住車輛和行人的喧噪。他身邊圍著幾個人。我以為這是個精神病患者，或者是港式的牛仔、嬉皮士之類的人物，在街頭尋找刺激。走近一看，音樂家腳下放著個鐵罐，鐵罐裏丟著幾枚硬幣。原來他是靠音樂行乞。真夠新鮮，討飯也能玩兒出花樣兒，這也算是香港一景吧！

9月16日

“吃”和“說”

誰也沒有想到，來到香港最大的負擔竟是吃飯，把時間和精力全耗在飯桌上了。吃，吃，吃！今天除去應邀吃了三次飯，什麽事情也沒幹。吃飯——也許是這裏進行社交的重要內容。仿佛進飯店的目的不是為了“吃”，而是為了“說”。應酬，客套，沒話找話，無盡無休的東拉西扯。其節奏之慢著實令人吃驚。我坐在酒席宴前，卻很容易想起有些使人昏昏欲睡的馬拉鬆會議，麵對精美的食品，猶如在聽一個空洞乏味、不知所雲的長篇報告。自古以來官場和社交場就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有許多共同點：過分講究禮儀而顯得造作和不夠真誠。缺乏那種真正朋友之間的親密、自如和隨便的氣氛。

有些中餐館把餐廳布置得古色古香，招待員根據級別和職務的不同，穿著樣式不同的經過洋化和舞台化了的漢族服裝。說它“洋化”人們都可以理解，為什麽說它是“舞台化了的”？女侍者上身穿繡花鑲邊的對襟小襖，下身穿同樣顏色的鑲邊褲，這是從中國戲曲舞台上的裝束演變過來的。我猜測穿這樣的服裝有兩點意義：一、證明這家飯館曆史悠久；二、不言而喻，這裏的飯菜具有真正中國的民族風味。這樣的用心是無可厚非的，但有一個疑問：現在中國除去舞台上再也見不到有人穿這種服裝了，漢民族為什麽隻能用懷舊來表現自己的風格，難道就不能從正視現實和創造未來中吸取詩情嗎？

飯館的門口和廳柱上貼著許多對聯、古訓，比如：“人傑地靈”、“財源廣進”等等。大玻璃櫃裏用活水養著活魚、活蝦、活蟹，像玩具一樣的水車，能製造出一種泉水淙淙的效果，給飯館增加一點山林荒野的情趣，使人感到舒服協調。然而真正能產生盎然生機的是飯店裏的花草，侍弄得很好，沒有枯枝敗葉，綠油油滴翠流青。有的擺在桌上，有的吊在頭上，有的沿走廊的欄杆攀援而下，有的把大廳裝飾成一個花圃。奇怪的是，家家的花草都枝葉繁茂，唯獨不見開花。

我在香港的飯店裏看到不少具有中國傳統的東西，雖然這傳統帶有一種“港味”，有些甚至搞得不倫不類、不夠高雅，但比丟掉了這些傳統要好！正因為如此，我在這些飯店用餐，聽著民族器樂曲，比坐在號稱香港第一流的“富麗華”三十層樓頂的旋轉餐廳裏吃自助餐、看香港的夜景、聽洋樂隊演奏和女歌星演唱更覺得親切和舒適。

9月18日

飛機向東飛，最後卻到了西方

中午一時二十分，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747脫離了跑道，斜刺裏向東北方向的高空鑽去。透過舷窗，我突然感到香港城也在傾斜、旋轉，一座座高大的建築物像一隻隻斜伸的手臂，是對我們挽留，還是為我們送行？

乘飛機告別是最痛快的了！感情還來不及表達，失重的感覺剛一消失，身子覺得平穩了，香港也不見了。機翼下是一團團的白雲，如汽如霧。

空中小姐送來了飯菜，簡單且味道不佳，啤酒收費，一美元一聽，同中國民航上對乘客的招待相比差遠了。從現在起，我們開始接觸美國人的作風：一切以錢為軸心，講求實際。禮貌有助於賺錢就要，妨礙盈利就不要。

五點三十分，在一片輝煌的燈火之中飛機降落在東京成田機場，我們要在這裏下機休息一下。日本以經濟大國自詡，在世界上的形象如同一個暴發戶。但成田機場內的設備和裝飾並不講究，甚至遜於北京機場和香港機場。候機廳裏的沙發靠背極矮，像我這樣的大個子隻能拿它當板凳坐，斷不能往後倚靠。坐這樣的椅子有個好處，隻能昂頭挺胸，可以練功，不會駝背。可憐那些疲憊不堪的乘客，將身子東歪西倒，怎樣也坐不舒服。

大廳裏擺著三台彩色電視機，正播放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我在國內看過這部電影，仍然認真地坐在“練功椅”上觀看。因為我關心這部電影的命運，這個候機廳裏哪個國家的人都有，我想觀察一下他們的反應。《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是中日合拍，關於它的報道和文章太多了，盛名和效果能否相符？我看過一份美國的材料，中美合拍的連續劇《馬可·波羅》在美國放映後反應一般，隻有北京的演員英若誠獲得了很大成功。許多製片商想留他拍片，斷言他若留在美國一定能轟動，賺大錢。但英若誠拒絕了。有位批評家說，《馬可·波羅》所以沒有引起轟動，是因為關於它的廣告太轟動了，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廣告對藝術事業往往幫倒忙，在商業上卻不可缺少。藝術和金錢難道真是那麽水火不相容？七時四十五分我們繼續登機向東飛行，告別了東京的燈光，飛機鑽進了無邊的茫茫黑暗之中。機艙裏放映電影《星球大戰》，看得我頭昏腦漲。十九點鍾，我眼皮發沉，想睡一會兒，閉上眼剛剛打了個盹兒，窗外已是陽光燦爛。這是我經曆的最短的一個夜晚。我們連續飛行了十一個多小時，明明覺得是過了一個夜晚，到達洛杉磯卻仍然是九月十八日，當地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地球和太陽開了我們一個玩笑，人類的科學再發達，恐怕也難於打亂宇宙的布局。

9月19日

金錢、藝術和永存

洛杉磯的街道垂直交叉，城市布局呈方塊狀，像棋盤一樣整齊。我們下榻的“假日旅館”離豪華的好萊塢住宅區不遠，環境幽靜，樹木繁茂，綠草如茵。有土的地方就有花、有草、有樹，難得看見一塊地皮。因此空中有煙霧，地麵上卻沒有塵土。氣候溫暖，但身上並不發黏，短袖汗衫正適宜。

由於從地球的那一麵來到了這一麵，陰陽顛倒，黑夜白天混亂，昨天晚上我吞了一枚被稱作“炸彈”的特效安眠藥，才維持了四個小時的睡眠。吃過早飯，頭還有些昏昏沉沉。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治療時差反應最有效的辦法，不是躺在旅館裏休息，越想睡覺就越睡不著。也不是用安眠藥轟炸神經，是用疲勞轟炸肉體，把“節目”安排得又緊又滿，越精彩越好。負責為我們安排“節目”的是任教加州大學的梅纘月博士，她精明練達，能文能武。曾接待過眾多的政府代表團、體育代表團和演出團體等，了解美國，也了解中國，經驗豐富。她靈機一動，決定帶領我們去參觀亨丁頓公園，還一再鼓勵我們說：“你們去了以後決不會感到後悔的，作家不可不看這個亨丁頓公園。”

其實，這位才氣縱橫的年輕女士隻要不照顧我們在旅館休息，我就不會後悔的。節目一確定，我立刻長了精神，頭也不感到發沉了。

梅纘月是哈佛的曆史學博士，對曆史有驚人的記憶力，講起過去的故事臉上的表情充滿快樂和自信，如同敘述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清楚。她高效率地利用時間，在汽車上除去介紹沿途景物，還抽空講解了亨丁頓公園的曆史。

老亨丁頓以修建橫貫美國東西部的大鐵路而發財。老伴兒死後又娶了一位年輕的太太，沒有兒女，死後將全部財產傳給了侄子。這位侄子和他的後嬸娘不僅年歲相當，而且都酷愛藝術，於是兩人又結為夫妻，一直白頭到老。就是這兩個人修建了亨丁頓公園，這公園其實是一座藝術博物館。在它的藏書樓裏，珍藏著許多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作家的成名作的手稿，如但丁、牛頓、莎士比亞、羅曼·羅蘭等人的事跡，還有一些世界名著最早的版本。圖書館裏專門收藏著世人很難見到的絕版書和珍本，而且藏書極其豐富，參觀者要看什麽書都可以，但那些價值連城的珍本不許借走。現在公園裏還有一批學者，仍舊在整理亨丁頓的藏書。樓上幾十間小展廳裏擺著自文藝複興以來著名的美術作品，有雕塑，也有繪畫，有許多都是偉大畫家的真筆。至於珍奇的金器、銀器和陶器，點綴在美術作品中間，相映成趣。使整個大樓變成了一座奇妙的藝術之宮，你站在任何一個地方，朝任何一個方向看，都會見到一件藝術品，沒有空白的角落。唯一和這濃鬱的藝術氣氛不相協調的，就是每個展廳裏都站著一位身體高大的保衛人員。

我在驚歎之餘，心裏又升起許多疑問，問身邊的梅博士：

“這裏有許多是無價之寶，亨丁頓又是怎樣搞來的呢？”

“花重金收買。隻要被他知道了哪兒有好東西，是真貨，有藝術價值，他千方百計一定要把它買到手。請你注意每個廳的糊牆布都不一樣，都不是現代貨。他要買一件藝術品，包括周圍陪襯這件藝術品的東西，如鏡框、托架、裝飾，連同糊牆布一塊都買走。這個大廳裏的糊牆布是花高價從英國的王宮裏揭來的，因為這幅畫原來就在那間王宮的牆上掛著。”

我插了一句：“一個資本家不用錢生錢、利滾利的辦法去賺更大的錢，卻用來收藏和購買這些藝術品，倒也難能可貴。”

梅纘月點點頭：“亨丁頓和他妻子都喜歡文學藝術，這是最根本的。而且他們的趣味高雅，藝術修養很高，識貨，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你看完他收藏的這些東西，以及大樓裏麵的布置、裝飾，你就會相信這一點。沒有俗氣，不覺得他是在附庸風雅。如果以後有時間我還可以領你去看凱蒂博物館，也是一個大富翁修建的，那就有點沽名釣譽、附庸風雅了，有錢不識貨，買不到藝術珍品，搞得不倫不類。從另一方麵說，亨丁頓是個聰明人，金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走，而藝術是永存的。正是由於他的名字和這樣一座公園連在了一起，才受到了後人的紀念和尊敬。否則，有誰會知道曆史上還有個亨丁頓呢？世界上有錢的人很多，要想有名就得學諾貝爾、亨丁頓……亨丁頓像他叔父一樣，無兒無女，把家產變成了一個藝術博物館，化腐朽為神奇，你能說他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聰明人？”

“亨丁頓其人當時是怎麽想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確實辦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集中保護了一大批珍貴的藝術品。否則，近百年來歐洲戰事繁多，這些寶貝的命運並不全是樂觀的。”我讚成梅博士的觀點。

“亨丁頓公園免費向全世界開放，任何人都可以來參觀，自由出入，不收門票。因此，美國政府也不征收這個公園的地皮稅。”

“這未嚐不是又一件聰明的措施。”我很喜歡邊參觀邊和梅纘月交談，這使我了解更多的東西，她的許多觀點也能提高我的參觀興趣。

走出圖書館，梅纘月提醒我們：“大家應該快一點走出這個迷人的藝術之宮，若是這樣流連忘返，後邊的東西就要看不完了。下麵要看的才名副其實是亨丁頓的公園，有世界各地的奇花、異草、怪樹和不同風味的獨特景致。大公園裏又分十幾個小公園，有葡萄園、橘子園、玫瑰園、歐洲公園、日本公園、非洲公園等等，大家要跟緊，否則會很容易漏掉一個公園。”歐洲公園和日本公園沒有什麽好看的，亨丁頓還是用老辦法，到日本去相中了一個公園，花錢買下來，把花草樹木、假山木橋和房屋陳設，全部裝船運到他的公園裏。人工雕琢的痕跡太重，破壞了自然的協調的美。

橘子園裏有世界各地不同品種的橘子，葡萄園裏有各式各樣的葡萄，大的如核桃，小的如珍珠；玫瑰園裏正盛開著一百多種不同品種的玫瑰花……這一切都沒有使我太感到驚奇。

隻有當穿過熱帶植物林的時候，心頭才為之一震，那密不透風的植物牆，那如關羽手中青龍偃月刀一般寬大的樹葉，使人一下子忘記了時代，遠離了塵世，仿佛回到了幾萬年以前的原始年代，刀耕火種，與野獸為伍。

而兩個公園的連接處長著一些花草和樹木，難住了我們所有的人，誰也叫不出它的名字，我隻好用一句古詩安慰他們：“花不知名分外嬌。”有一棵怪樹，一條根上長出十幾條樹幹，扭在一起，我們三個人伸開胳膊不能抱過來。

但是，當我走進非洲公園，立刻耳目一新，眼前是一片新奇的植物世界，使我想象不出、想象不到，可謂大飽眼福！我沒有去過非洲，可是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腦子裏卻有了一個關於非洲的想象，一提起這塊土地就覺得和沙漠、荒涼、落後分不開，枯燥的氣候、幹裂的光禿禿的原野……當然，亨丁頓的非洲公園不等於就是非洲，但它卻徹底改變了我對非洲的看法和對花草的看法。“花兒裏為王的數牡丹”，**和梅花也被人們千古詠唱，令人折服。而那些仙人掌、仙人球、仙人鞭之類的球球蛋蛋，不過是花中的醜類，黑不溜秋，刺兒烘烘，不能登大雅之堂。有誰見過莊嚴肅穆的會場上、優雅豪華的殿堂裏、喜慶熱烈的大廳中間擺著這些東西呢？然而，這也許是人們的偏見。在亨丁頓的十幾個小花園裏數非洲公園最精彩，使許多參觀者大聲叫絕，為之傾倒。在非洲公園裏有幾條彎彎曲曲的沙土小路。小路兩邊滾滿了各種各樣的仙人球，使你像走進了豐收的西瓜地，不小心就會踩上一串。一個挨一個，一個擠一個，大的如西瓜，小的似紅棗，奇大的直徑猶如磨盤。品種繁多，奇形怪狀，有的竟如一塊塊岩石，有的像不倒翁一樣東晃西歪，有的幾百個幾千個球長在一起，組成一個奇特的造型——仙人球山。在這樣的“頂”上或“山縫”裏突然鑽出一朵花，很像岩頭的靈芝，又比靈芝更高傲，更清雅。仙人掌、仙人鞭之類的名稱在這裏是不合適的。應該叫仙人樹、仙人塔、仙人樓。還有更多的、成千上萬種非洲植物我叫不出名字，看得我眼花繚亂，驚歎不已。

它們之所以給人印象這樣強烈，就在於每種植物都有自己突出的個性特征，才使人覺得又奇又怪又可愛。決不嬌柔，決不嫵媚，不迎合任何人，你隻可觀看，隻可讚賞，倘若不小心碰了它一下，那可夠你受的。卻又自有一種帶原始味道的熱烈而粗獷的美。別看它們每一個都渾身是刺兒，但並不傷害同類，喜歡抱大團、紮大堆，你擠我壓，成千上萬，以多取勝。一般的風風雨雨、天敵侵犯是奈何它們不得的。

還要感謝太平洋給了洛杉磯一個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各種各樣的植物都能在這裏養活。

直到走出了亨丁頓公園坐進汽車，我的眼前仿佛還晃動著這樣一幅情景：清晨，黃昏，許是任何一個情緒煩悶或者情緒歡愉的時候，皓首銀霜的亨丁頓陪著他年老的夫人漫步在這個人工的小世界裏，是立刻變得心情愉悅呢，還是愈加神情鬱鬱？他們的生活是令人欽羨，還是招人憐憫？

“不管怎麽說，他還是花錢辦了一件好事。”我不覺喃喃出聲。

梅纘月笑了：“如果你有興趣，我們稍微繞一下路，去看一個富翁是怎樣有錢沒處花，糟蹋藝術的。”

我立刻響應：“這樣的事例不可不看。”

梅纘月講了下麵一個故事：一個阿拉伯石油王的兒子到美國來上學，花一百多萬美元在好萊塢的豪華住宅區買了一幢十分漂亮的房子，主樓是乳白色，樓前有一個很大的方形前廊，四周有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欄杆，欄杆上立著十個和正常人一般大小的白色大理石雕像，雖不是出自大家之手，但這些傳說中的女神、女傑，個個都線條細膩，神態生動，纖巧靈秀。周圍還有一片屬於自己的花園。石油王的兒子買了這幢房子之後，先是忙於找女朋友，女朋友找到後沒有快樂幾天，兩個人就開始好好壞壞，以後又鬧離婚打官司。有一天他忽然發現這幢房子清雅的色調不合他的口味，請來工人對房屋進行了一番改造。

“究竟他把房子塗抹成什麽樣子，一會兒你們就看到了。”梅纘月賣了個關子。

汽車駛進了所謂的高級住宅區，馬路筆直，街道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每一個像棋格似的方塊中間，有一幢房子，四周是花園和草地。每幢房子的結構、外形和顏色都不一樣，各式各樣，千奇百怪。但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其美妙動人之處。這片地方果然優美安靜，空氣濕潤，草地碧綠而又茂密，比地毯更叫人賞心悅目。房屋周圍和馬路兩旁長滿高大的樹木，這些樹木也和房子一樣不是清一色和統一規格的，有熱帶的闊葉樹，有椰子樹、苦瓜樹，有溫帶的火焰鬆，寒帶的樺樹，最像羊群出駱駝、高出一大截的是桄榔樹，它身高五丈，從地麵到四丈半的地方都是光禿禿的樹幹，隻在頂部有十幾片又長又寬的大樹葉，活像一把掃天的大撣子。

“停車，就這兒。”

一點不錯，這幢房子被糟蹋得夠可以了！房子染成綠色，欄杆和雕像塗上了黃油漆，花園和草地顯得荒蕪而敗亂。色彩不協調，大黃大綠，俗不可耐，格外刺眼，而且也破壞了周圍這一片住宅區整個的格調。

“所以鄰居們意見很大，紛紛抗議，甚至告到了法院。”梅纘月解釋說。

“他自己的房子，有權隨心所欲，告他什麽？”我問。

“破壞環境的美，汙染人們的視覺，攪亂自然的平衡，影響市容……”

“這還能構成犯罪？”

“罰款。”

“他認罰嗎？”

“他不認罰，他爸爸認罰。你沒見門上貼著封條嗎？前不久他被壞人綁架了，那些人割下他一隻耳朵寄給了他的父親。倘若他父親不拿出一筆巨款，下次收到的將是他兒子的人頭。”

聽完石油王兒子的故事，我感到不大舒服，在回來的路上再也提不起精神。說不出這是為什麽，仿佛自己的心情也受到了汙染。梅纘月似乎在望著我偷偷地笑，一定是我的神情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笑什麽呢？她也許是很得意給作家們出了一道有意思的思考題。

9月20日

超級市場和唐人街

為了有個比較，更好地了解唐人街在美國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先看了一下洛杉磯較繁華的地區，瀏覽了一個規格相當高的超級市場。可歎美國的經濟正處於蕭條期，超級市場裏東西很多，有些商品也確實夠“高級”，但光顧的人很少，樓上樓下難得看見有人買東西。可是有一個特點，你不管從什麽地方惹了氣，就進商場，售貨員笑臉相迎，主動問候，也可以說是十問不厭，十拿不煩。我為什麽不用“百問不厭，百拿不煩”呢？事不過三，挑揀一百次的說法太過分誇大，不真實，因而也做不到。如果是故意刁難，又當別論。倘是領導來檢查工作，故意考核售貨員，輪上我也可以做到百問不厭、千拿不煩的。美國的售貨員不是鐵飯碗。小心翼翼還唯恐砸了飯碗，尤其怕顧客到老板那裏告發，老板為了多賺錢是不願意得罪買主的。當然，勢利眼的售貨員還是有的，但不敢過分表現出來，假笑也得笑，一般都能做到對顧客有禮貌，服務熱情而周到。你如果不是故意去找氣生，在別處惹的氣或許一逛市場能消掉一部分。

其實，這家超級市場給我印象最強烈的、真正夠得上“超級”水平的，不是它的商品，而是不出售的鮮花、盆栽樹木、假山、噴泉以及裝飾商場的鳥魚蟲獸的標本和各種工藝品。幾乎每一個售貨廳裏都種有花木，綠油油，沒有一點黃葉和枯枝。美國人善於製造人工小自然，把大自然濃縮搬到房子裏來。雖然難免造作，卻很好地調節了商場的氣氛。這叫會做買賣，千方百計吸引顧客。

超級市場的底層是飯館，設有正餐和快餐。美國不叫快餐，叫“自助餐”，顧客端著盤子自己去拿，想吃多少拿多少，想吃什麽拿什麽。售貨台多是圓形和長條，各種菜、麵包和點心、各式飲料，都按順序放好了，你按順序一路走去，自由選擇，計算機算賬，節省時間。美國人不光愛花草，還愛吃，商店裏設飯館，機關裏帶飯館，大學裏飯館更多，劇院裏也有飯館。有點像中國的單位食堂，不同的是我們的單位食堂收專用飯票，他們的飯館隻要有錢就可以進。說公道話，他們的飯館很講究，衛生條件、服務設施也很好。但吃的水平實在不怎麽樣，較中國至少落後幾十年。他們的飯菜就是那兩下子，頂多變變花樣，大同小異，注重營養價值，不太考究色香味美。現在有些美國人已經認識到，營養過剩對身體並無太大的好處。這個道理我們的老祖宗在一千多年前就知道了。我這番議論獲得了美國朋友的讚同，倒是有一兩個中國人很不以為然，他們認為西餐比中餐先進。超級市場的老板，賺錢的技術確實很高明，樓上的東西沒人買，樓下吃飯的人卻不少，有人不餓也買一杯酒或咖啡坐在天井的噴泉旁邊休息。這叫歪打正著，你隻要走進了商場，不丟下點錢是出不了門的。尤其是帶小孩的顧客，門口有木馬、汽車等玩具，一角錢坐五分鍾。還有托狗所，狗不許進商店，因此帶狗的人是不能不花錢的。

走出超級市場，我卻意外地遇見了兩個怪客。形容美國人的裝束打扮是不應該使用這個“怪”字的，他們每個人的衣著幾乎都不重樣，沒有人覺得奇怪，隻要你本人願意，不管穿什麽，都不會被視作是“奇裝異服”，更不覺得這四個字是貶義詞。相反，穿和別人一樣的衣服，倒覺得臉上掛不住。即使是我們這些外國人，來到這塊土地上，也很快就習慣了他們的服裝，覺得大多數美國人穿戴都很隨便、很自然，各取所好。生活似乎應該讓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點。我在好萊塢大街見過嬉皮士和牛仔，他們不管把自己打扮成什麽模樣，別人也不會感到驚奇。我所以稱那兩個人為“怪客”，可見他們在美國也是十分突出的。走在前麵的是位瘦小枯幹的婦人，胸前卻塞了兩個足球，即便不是足球，也是類似足球的形狀和大小的東西，不會是人們都知道的普通的假**。後麵是一位老者，穿了一件肥大的珍珠衫——用五彩斑斕的貝殼串成的一件沒有袖子的袍子。一抬腳動步，嘩啦啦四處亂響，可謂是有伴奏的散步。重要的是他的神色，用中國話說，叫“自我感覺良好”！我不便過久地對他行注目禮，因為馬路上沒有一個人注意他們，更不要說圍觀了。怪事太多了，大家就會見怪不怪，隻有我這個外來人才“少見多怪”。

我想起昨天晚上一位美國朋友給我講的一條消息，一個男孩長到十四歲的時候突然意識到根據自己的性情和愛好，應該是個女人，不應該成為一個男人。於是到醫院動手術把自己變成了姑娘。他（也許應該用“她”）現在是美國很有名的女模特兒，當然是獨身。盡管他表麵上是女人，卻不能當妻子或做母親。個性自由到可以隨意改變性別，豈不等於取消個性了。如果不是有根有據，有名有姓，真令人難以相信。其實這隻是外表和形式的改變，內容是變不了的。美國社會喜歡吹捧用各種方式一鳴驚人的人。

唐人街卻實在沒有什麽好記的。離繁華地區很遠，街道、建築、環境、氣氛都不中不西，四不像。市容有些冷落和不夠“財源茂盛”。馬路兩旁多是飯館和小商店，遠不如香港。中午我們要在“美麗華酒家”吃廣東菜。在香港的時候我們住的地方也叫“美麗華大酒店”，這裏的飯館名稱和香港差不多，多是美麗華、五月花、富麗華……漢字那麽多，在海外謀生的同胞偏偏就愛這幾個並不甚雅的中文字。

時間還早，我們走進了一家書店。在國內我也常和朋友們逛書店，他們都喜歡在書架上看見自己的著作，我則不然，最怕看到書店裏還擺著自己的書，那就說明這些書沒人買。但是，在美國的書店裏看見擺著自己的著作，那感受又是別一番滋味了。馮牧、李凖看見了自己的作品。李瑛也找到了自己的詩集，顯然已喜不自勝。我沒有看見自己的書，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有些失望。但不願再找了，低頭去翻看美國出版的書刊雜誌。這時一個懂中文的售貨員領我來到一個書架前，上麵擺著我的四本書，奇怪的是《赤橙黃綠青藍紫》，百花文藝出版社六月份剛出版，九月份就進了洛杉磯的書店。我出來時帶的書不多，他這裏賣我的四種書加起來不過十來本，我想都買下來，送給美國朋友。我一看定價，嚇了一跳，比國內貴十幾倍。我的“中篇集”國內定價一元七角，他們竟賣十四美元一本。“難怪賣不出去呢！”——我隻好這樣安慰自己。

無酒不相逢

下午兩點鍾，加州大學成露西教授和林培瑞教授請張潔和我給學生講課，他們說是“作報告”。我看應該叫“座談式的講課”，或者叫“講課式的座談”。會場不像是教室，很像一間大會議室，聽講的人坐沙發，講話的人坐椅子，大概是為了便於讓大家觀看。時間隻有兩個小時，因為四點鍾校長專為我們舉行一個招待會，張潔和我不能不參加。講話的題目也是極輕鬆的——“我和當代文學”，根據自己的體會介紹一下中國當代文學。

理所當然我讓張潔先講，理所當然她應該多講。如果她講一個半小時，我就省力氣多了。況且我一點也沒有做準備，一邊聽她講，一邊在腦子裏也好拉出個提綱。誰知她連自己那一個小時的定額還遠遠沒有完成，就收住了話頭。她不是取巧，而是出於對我的照顧，如果她把話都講盡了，輪到我的時候豈不沒有詞兒了！她隻講了自己的創作道路，講得誠懇、實在，同文學有緣的人一定能從她的講話中受到不少啟示，會場氣氛很好。她把最好講的那一半題目——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留給我了。中國當代作家一大群，風格各異，有“絕招”的人很多；作品更是車載鬥量，我不敢說全都讀過，自信對重要的作品沒有漏掉。而且這些作家裏多數人我都見過，要介紹他們並不感到困難，不論是北京的諶容，還是廣州的陳國凱，都可以說上不止一個小時。一個題目，一人一半，各有側重，妙極！女士，倒有老大哥式的信義，令人感佩。於是我一鼓作氣也完成了自己的講話任務。

在同學們鼓掌的時候，我倆極快地對望一眼，似乎都鬆了一口氣，這是到美國後的“第一課”，第一次登台“亮相”，也不過如此！輕鬆自如地就應對過去了。還剩下一點時間，讓同學們提點問題，我們回答一下，就圓滿結束了。沒想到這個尾聲倒爆出了“冷門”，使我們一下子認識了坐在下麵的聽講者，把這次講課推向了一個奇特的**。

白種膚色的學生占少數，他們對中國了解得不多，問題提得單純，甚至在中國人聽來是很幼稚的。一兩句話就可以回答清楚。他們聽完我們的回答總是點點頭，表示滿意或者說聲“謝謝”。這時候站起來一位黃種膚色的“義士”，我用“義士”這兩個字並不含挖苦的意思。他當時的表演實在是很俠義。那神態仿佛在說：“你們不行，提那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怎麽能難住這兩位中國作家？看我的！”於是，他擺出了最了解中國“內情”的架勢，提出了一連串自認為是“最尖銳”的問題，十分自信地認為一下子就會把我們難住。等著看我們張口結舌，出盡洋相。其實他那些問題在我們看來不僅不時髦，簡直是老掉牙了，我據實介紹了情況，講了我自己的觀點。其他的學生都點頭，那位“義士”很不甘心會有這種效果，眼看要自己下不來台，用一種不以為然的腔調又開口了：“你們別來這一套，瞞不過我！”

我笑了：“我們這一套不想欺瞞任何人，請問你這是哪一套？”

“我去年剛從大陸出來，大陸的情況我都清楚。”

我心裏一顫，為這個自作聰明的小夥子感到悲哀，隻好說：“中國有句俗話，去年的皇曆今年看不得了。”

緊接著又有許多類似的問題向張潔飛去。張潔講得更真誠、更激動，沒有回避我們麵前的困難，講了我們的信心和力量，也講了我們的未來。她講到最後感情奔湧，一股**難以抑製，化做熱淚，滾滾而下，全場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邊，心裏十分感動，這是多麽寶貴的淚水，多麽純潔的淚水，這淚水體現了女作家的才氣，把她熱愛民族、熱愛祖國的晶瑩熾熱的靈魂全托出來了。不知這些美國大學的學生們對張潔的淚水作何感想？這淚水難道不能溫熱有些人的心，洗亮一點他們的眼睛嗎？

張潔為這次講課做了最精彩的結尾。

走出會場，林教授向我們表示歉意，認為那個學生的提問不禮貌，也不得體。我卻哈哈一笑，表示應該感謝那個學生。因為我覺得這堂課對我來說也很有收獲。我回國後也許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在美國見到的中國人》。隻是不理解那個學生出於一種什麽心理非要這樣幹，出風頭，表現自己？還是想迎合某種東西？殊不知這樣一鬧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為他的舉止向我們道歉。我心裏隱隱有點不舒服，也許應該由我們向兩位美國教授道歉。

從美國各地專程來參加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齊了，兩國作家想必已經互相做過介紹了，三三兩兩，或坐或立，談得正熱鬧。我剛才講話夠多了，現在不想說話，隻想喝點飲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見過麵，寒暄幾句便來到客廳外麵的花園裏，綠蔭下擺著幾套白色桌椅，清靜幽雅。我從侍者的托盤裏挑了一杯冰鎮蘋果汁，正想找個座位坐下，有一位美國婦女向我示意，她身邊正好有一個空位子，我表示了謝意，然後坐下去。

“您是蔣子龍先生？這位是Annie　Dillard。”一位華人學者自動充當了翻譯。

“噢，久仰！聽說去年您到中國訪問過了？”我嘴上說著客氣話，腦子裏飛快地映出以前看過的有關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一九四五年出生，我記得最清楚，她是這次參加會議的美國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我是中國團中年紀最輕的，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樂德是賓夕法尼亞人，畢業於弗吉尼亞州的柯林斯學院，在西華盛頓州立大學講授過詩歌和散文的創作，曾是美以美教會大學“傑出的客座教授”。寫過五本書，其中《丁克溪的朝聖者》一書為她贏得了榮譽，獲一九七四年的普利策獎。此外，還受到了其他一些文學獎勵，她好像同中國的許多女作家一樣，也是文學上的幸運兒。

“我不懂中文，隻能讀英譯本，覺得《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單刀直入談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動，因為她的著作目前還沒有譯成中文，我隻看過一些內容提要，那不算閱讀，無法對等地交換對彼此作品的看法，隻能聆聽她對我的批評，便說：“我曾接到過美國讀者的來信，很想聽您對我的作品談點具體的批評意見。”

“《日記》的成功有三條，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複雜的，不像有些中國作品裏人物那樣簡單；二、技法是現代的，節奏很快；三、語言簡練，富於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誠的，也很會說話。這叫反話正說，此三條的對立麵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裏的不足嗎？她不說出來，卻讓我想到了。

我來不及再跟其他美國作家交談，就不得不告辭出來，坐進汽車跟大家一起到一個劇作家家裏去參加另一個宴會。

還好，主人所以這樣安排了一個接一個的酒會，主要的目的並不是隻為了塞飽兩國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為輔，以談為主。以酒菜為媒介，便於感情交流，增進相互間的了解。我和美國工人詩人加裏·斯奈德（Garg　Sngder）幾乎是一見如故，很容易就把雙方感情的距離拉近了。這次我倆的交談卻不是從文學開始，而是從各自的生活經曆談起。“工人詩人”是他自稱的，而且強調自己當過伐木工、護林員、油船水手、電焊工等，現在是個農民。是“體格強壯的流浪漢”和“能夠吃苦耐勞的無產者”。在這樣的場合，周圍是這樣一群人，他用莊重的口吻這樣介紹自己，使我感到驚奇和欽佩。他甚至指著劇作家豪華的客廳、豐富的飯菜幽默地對我說：“這一切都應該是我的，不知為什麽被他們搶來了。他們是吸血鬼、資本家。”

加裏·斯奈德於一九五一年在裏德學院獲得了學士學位，在這期間他還曾到印第安人部落裏生活了幾個月，他在精神上體驗到一種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豐富的精力加以神化。這成了他創作詩歌的一個動機。他先後出版過八部詩集，多是描寫美國西部風景，讓自己返回自然，尋找超世的經驗。

“我的詩為人民服務，為被壓迫的生物服務，甚至為非人的生活服務。”他這樣對我說。當他受到政治和生態問題壓迫的時候，他是個理性主義者，在詩裏提出爭取生存的辦法。當他尋求人類生活原始的典型的神秘格局的時候，他是位浪漫主義詩人。

他對東方的事物興趣很大，曾將中國的詩歌和日本的詩歌譯成英文，他還是大乘——金剛乘口傳教義的佛教徒，他到過印度，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國文化，他想把東方的神秘主義移植到美國的樂觀主義上來。

談起詩，他更是滔滔不絕了。他說詩應該表現“心靈的源泉，動物的魔力，獨居時的想象力，令人恐懼的初生和再生”。要表現“作為人的動物，要去尋求舞蹈的瘋狂般的自由、沉默和孤獨中的啟示……”

酒使得這個表麵上沉靜，甚至有幾分靦腆的詩人詩興勃發，同時又把他身上那種舊文化反叛者的狂勁也燃燒起來了！他毫不客氣地把今天請我們吃飯的主人稱作“富有的窮人”，他說“他們的精神是貧窮的”。他吃著人家，還要罵著人家。這種美國式的直率，叫我喜歡。

我深為他惋惜，隨口而答：“這太遺憾了！”

忽然感到身後有人輕輕地拉我衣袖，回頭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聲提醒我：“什麽事呀，你竟用‘遺憾’這個詞兒，在外交場合這是表示一種抗議……”

真叫我哭笑不得，隻好輕聲對她說：“這不是外交談判，這是作家交談，我有自己的頭腦和嘴，請你好好照顧自己吧。”

我感到興趣索然，決定回國後一定要寫那篇文章——《在美國見到的中國人》。

飯後，主人彈起了鋼琴，有人隨著節拍敲響了手鼓，搖起了碰鈴，其他美國作家又唱又跳。他們熱鬧一番之後要求中國作家唱歌，作家應該多才多藝。我知道馮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隻是沒有京胡伴奏，不知他怎樣起調？

等了半天沒人開口，剛才還是十分熱鬧的客廳裏立刻變得氣氛尷尬。我們出國前做了很多準備，就是沒有準備到美國來還會叫我們唱歌。我在代表團裏是年齡最小的一個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後邊不吭聲，叫他們在前邊頂吧。

美國朋友一再鼓掌，沉默得越久，我們的處境越狼狽，大將們你看我，我推你。我心想：壞了，自己不應往後躲，大將們應該去打“大仗”，這種唱歌跳舞的事理應由我這個小兵出頭。於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說我們兩個好，

阿彌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

你媽媽說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們家的大黃狗咬了我的褲腰帶；

第三次去找你，你還不在，

你媽媽打了我兩鍋蓋；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

你媽媽說你進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總算圓了這個場。沒想到在回來的路上，安妮·蒂樂德要我教她唱中國民歌。她的語言我不懂，我的語言她不懂，這可難住了我。好在這時候汽車裏響起了輕輕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聲，可能是謝恒（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領事）、聶華苓、張潔、梅纘月幾位女士在唱，總算給我解了圍。

9月21日

卡曾斯和她的夥伴們

上午九點半鍾，三十多年來第一次正式的中美作家會議就算開場了。會場設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禮堂裏，十名中國作家（一名翻譯和一名秘書包括在內，再加上先到美國的陳白塵和劉賓雁）和十名美國作家交叉在台上坐成一個半圓形，馮牧和美方主席諾曼·卡曾斯（Normdn　Cousins）坐在這個半圓的中間，像水泊梁山排座次一樣，各率領一隊人馬。舞台的右後角放著一張長條桌，坐著列席代表：聶華苓、羅伯特一李思——加大洛杉磯分校文學院長、林培瑞——加大洛杉磯分校教授；舞台的左後角也放著一張長條桌，坐著列席代表：李歐梵、陳若曦。舞台下麵的座位是旁聽席，來旁聽的人不是很多。一開始我曾為這一點感到奇怪，中美作家會議籌備了近兩年的時間，曾幾起幾落，引起了中外很多人的關注，為什麽來聽會的人反而不踴躍呢？幾天後在一次酒會上《美洲華僑日報》記者李惠英當眾揭開了這個秘密。她是托朋友走後門才得以到會旁聽，據她講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幾乎沒有發旁聽證。許多報紙的記者和關心這次會議的人，都不得其門而入。卡曾斯為什麽要對外封鎖消息呢？是想獨占新聞，還是另有其他想法？這些都是後話，還是回到中美作家會議的會場上來。

卡曾斯主持第一天的會議，總的議題是“文學的社會功能和作家對人類所能起的貢獻”。他要求每個作家先用最簡短的語言介紹一下自己的曆史和文學生涯，以及對這次會議的希望。“簡練是天才的姐妹”，話要精，還要有內容，有個性，精彩引人。舞台變成了擂台，這是當麵考驗每個作家的才氣，而且關於每一個人的基本情況誰都知道一些，說套話、重複大家都知道的材料有什麽意思？又要介紹自己，又不能有絲毫的自我吹噓。在這樣的場合又不適於故作謙虛，把自己貶得一錢不值。怎樣講得分寸得體，幽默含蓄，機智風趣，這真得動用作家善於表達的全部藝術技巧和智慧。

我的位子不在最前，也不在最後，一時半會兒輪不上我，正好可以從容地觀察這些堪稱是中國和美國的一流作家們的口才。如果能抓住他們性格中某一點真實而突出的地方，也不枉在這兒陪坐一場。然而，有近半數的發言令人失望，不是空洞無味、泛泛官話，就是沒有驚人之處，缺乏才智。連卡曾斯其人都令我費解，他的發言平淡無奇。可以說他認真地介紹了自己，也可以說他什麽都沒講。他是繞圈子的能手，有紳士風度，從容不迫，溫文爾雅，語不驚人，卻並不軟弱。七十歲高齡，動作敏捷，眼睛裏常含一種善於知人的笑意，不缺乏靈活性和幽默感。

我們到達洛杉磯的當天晚上，卡曾斯和夫人陪同我們吃晚飯。他的夫人和我坐在一桌，是個極普通的老太太，性情溫和，喜歡交談，顯得善良。坐在另一桌的卡曾斯卻不時傾聽我們的談話，用目光照顧著自己的太太，我便感到這位先生的精明了。我們的團長馮牧是盡人皆知的文藝批評家。而美方的這位團長身上有多少文學色彩呢？他一方麵曾擔任過三十五年《星期六評論》雜誌的主編，一直是普利策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主席，被作家和記者協會命名為一九八〇年度優秀作家；另一方麵，他又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的兼任教授、美國退伍軍人管理局特別顧問小組的成員、美國國家科學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還是美國的世界聯邦製擁護者協會的主席，作為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及約翰遜總統的私人使者在國外執行過外交使命。出版過十五本著作，其中多是醫學和生物行為科學方麵的書，獲得過聯合國和平獎、美國和平獎等多種獎勵。他有這樣複雜的背景，其人還能簡單得了嗎？！

女作家格雷，五十歲上下的年紀，身材又高又瘦，滿臉皺紋，不停地吸煙。安妮也吸煙，另外八個美國男作家倒不吸煙。美國女人吸煙比男人多而凶。

“……我曾召集鯨魚開音樂會，為鯨魚作曲，給它們朗誦詩歌。聽到樂聲，加利福尼亞州的灰鯨魚果然都遊來了。”斯奈德妙語驚人。

“我愛男人不愛女人，詩人的語言不應該分為公開的話和私下的話。我有二十五年沒打領帶了，為了參加這次美中作家會議，我認真地打上了領帶……”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就坐在我的右邊，他的率直使我驚奇，令我感動。

在所有參加會議者中間，金斯伯格的相貌最容易辨認，最容易記住。他隻有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腫。有個引人注目的大腦袋。雖然剛五十六歲，頭頂已光禿禿，周圍長著一圈兒灰白色的亂發，下巴上的胡子像一團雜草。眼睛大而明亮，像年輕人的眸子，常常用凝聚的目光看人，帶有一點輕微的神經質。但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會是個同性戀者，更想不到他會在自己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明白無誤地介紹自己的這種“業餘愛好”。我專注地望著他，一邊聽他發言，一邊拿他的話和他那不平常的經曆對號……

我太專心了，忘記金斯伯格講完就該輪上我了，我臨時想了幾句，大意是：

“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文學的長途跋涉，文學的考察，文學的旅行。

“我出生在林衝發配的地方，是農民的兒子，以後卻偏偏愛上了工廠。既然愛上工廠，喜歡搞技術，就應該去從事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鬼差神使卻偏偏又走上了文學創作的路。每個人的簡曆可以介紹清楚，就像在飛機上填寫入境卡片一樣簡單。但命運是無法說清的，尤其是命運和文學結合在一起就更加說不清楚，仿佛是由一連串的誤會和偶然的事件組成的。

“我在中國作家代表團裏是年紀最小、對文學的貢獻也最小的一個，因此這次訪問美國除參加會議之外，個人的心願也最小：一、我曾接到過美國讀者熱情的來信，我想看看這些可愛的讀者生活的地方。二、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美國的自由神雕像鏽蝕嚴重，倘不進行大修很可能要倒掉，目前正籌集款項，據說不夠順利。我想趁它還未倒掉之前看一眼這個為世人所矚目的自由神。

“感謝主人的盛情，為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晚上，卡曾斯在家裏宴請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客人們酒足飯飽之後免不了又來一陣文藝節目，文學院長李思領來了夫人、女兒、兒子，為大家開了一個短小的家庭音樂會，演唱了美國傳統的民歌。然後金斯伯格打開了一個自己帶來的紅布包，裏麵是一個小風琴，比手風琴更小更簡單，隻有七個音鍵，像小孩玩具。他自拉自唱起來。

晚會散了以後，我試彈了金斯伯格的風琴。更重要的是我對這位詩人本身發生了興趣。

9月22日

不掩藏自己的瘋狂——金斯伯格

我走進會場，見金斯伯格早早地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正埋頭往兩盤磁帶上寫字。我向他打過招呼，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金斯伯格把簽有他名字的兩盤磁帶雙手遞給我，這上麵錄著他演唱的歌曲，送給我作紀念。我真誠地感謝了他，同時也覺得有點驚訝，這是正規的原版磁帶，像他那樣的演唱水平，居然能夠灌唱片、賣磁帶？

我無以為報，把帶在身上的一部譯成英文的中篇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贈給他，書——是“秀才禮”嘛！

昨天晚上回到旅館我又仔細地看了一遍有關金斯伯格的材料，這個人在我眼裏不再是不可思議的，他變得真實而具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他無疑是個地道的詩人，具有強烈的詩人氣質，不枯燥，不做作，不幹巴巴地打官腔，在他的嘴裏似乎真的沒有什麽不可以公開講出來的話。

“我的母親是共產黨員，她相信希特勒和羅斯福要毒死她，最後死在瘋人院裏。我的父親是社會主義者，卻不喜歡斯大林，我七歲的時候，家裏成天爭論不休……”

金斯伯格出生於俄國移民家庭，猶太人，他的家庭在當時的確與共產主義勞工運動有聯係。一九四五年他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一年級還沒有讀完，他想引逗清潔女工，在自己宿舍窗戶上畫了**的畫和寫了一些猥褻的詩句，被學校開除。以後，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油船上的廚師、電焊工、夜間搬運工和洗碟子工。同時，也不停地寫詩，結交一些詩人朋友。有一年夏天，在紐約的貧民窟哈萊姆區的一所公寓房子裏，金斯伯格經曆了他自己稱之為關鍵性的轉變，他好像“聽到了整個宇宙的末日，同時又看到這末日的不可避免的美麗”。他在詩裏表達這種關於美國社會的喜劇式的末日來臨的看法，他大膽地使用自傳體的手法來描述他自己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情況。

一九四八年，金斯伯格最終以優秀的成績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但是，一位朋友把他的住所當做儲藏毒品的倉庫，他一方麵想為朋友“兩肋插刀”，事發後又想逃避起訴，隻好承認自己精神失常，在哥倫比亞精神分析研究院住了八個月。

“主觀是唯一的事實，我們身體內外六個感官感覺到的東西才是詩。而細節隻能是散文的內容。沒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變的。寫詩就像統治國家一樣。不要把瘋狂藏起來！詩——不是創造出來的客觀事物。它是一種精神的變化過程，是一種啟發，是人的完整的敘述，是自我語言……”

人們把金斯伯格第一次朗誦《狂笑》的那個晚上稱為“垮掉的一代誕生時的陣痛”，他從此被譽為“垮掉的一代的父親”。青年人把金斯伯格的公眾形象和當時轟轟烈烈的自由化運動聯係在一起。比如民權運動、同性戀、生活源於各種形式的衝動——吸毒、超然、東方宗教思想以及後來的反越戰等等。金斯伯格有了大量的追隨者，他們把他的講話記錄下來，錄了音，到處播放，崇拜至極。無怪乎連斯奈德都尊稱他為“老師”。

更為有趣的是，從金斯伯格開始，詩從書本上走了出來，走到了公眾的講台上，他把詩歌變成了一種朗誦的藝術形式，到處朗誦自己的詩。而且往往是從念佛經開始，一直發展到現在斯奈德給鯨魚開音樂會。

金斯伯格還參加過許多放寬精神的社會冒險，有時服用麻醉藥，他還曾卷入過多次的政治性或社會性的示威和案件。他已出版了十四部詩集、十四部散文集、十四部選集，創作了六部攝影集，並參加過五部影片的演出。我猜不出他在影片中扮演哪一類的角色，便在小本子上記下一條：爭取看一看金斯伯格參加演出的影片的錄像。

我隻顧研究身邊的這位美國詩人，會議已經開始了，由馮牧主持。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要集中精神，會議已進入正題，可以自由發言，中美作家要展開討論了，看他們都有些什麽驚人的高論！

“美國作家都要兼職才能在貧窮線以上，書的稿酬還不夠付汽車的保險費。書店訂購的書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原封不動地退回來，年輕的作家就更困難。”約翰·赫西（John　Herser）從一見麵就把我稱作他的“老鄉”，他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天津市新華路旁邊的一幢房子裏，一直長到十歲才回到美國。一九七四年他訪問中國時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出生地，那座房子的新主人是位熱情的中國老太太，希望赫西能夠回去，她可以為他把房子騰出來。赫西一談起這件事，臉上就現出無限神往和感動的神色。他的座位在我的左邊，六十多年前學會的中國話還沒有完全忘記，在交談中他對中國對天津表現出很深的感情。他身材精瘦細長，滿頭銀發，有一副慈祥老者的風度。他在美國擁有七個榮譽學位，他用寫作“探討了形形色色有關人類的課題，並一直保持著清新、流暢和嚴肅的風格”，“從未流於說教的地步”。一九四五年，他的《為阿丹諾而鳴的鍾聲》（Abell　for　Adano）獲普利策小說獎。他的另一篇獲獎小說《一塊卵石》，描寫發生在偉大長江上的強烈、莊嚴而又神秘的生活。他今天的發言，也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會議應該討論的核心問題上——作家和社會生活、文學和人類時代。他繼續說：

赫西的話無疑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且有其獨到的觀察。

小庫爾特·汪納古特發言：“寫作是使愚蠢的人變得聰明的一種工作。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文學的作用是什麽呢？打個比方：我把一個南瓜舉到四米高的空中，然後一撒手，南瓜摔到地上，發出砰的一聲。這就是文學的作用。”

禮堂裏一陣哄笑。

名不虛傳，這位汪納古特果然才氣不凡。他的本意是否認作家和文學的社會功能，卻不直說，用尖酸幽默的藝術語言來表達，這和他寫作的風格是一致的。這位身高一米九，一頭灰發蓬鬆而零亂，無論從體魄上還是精神上都看不出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他每次發言都力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正像他那些小說，用創作科學幻想作品的辦法表現當代社會，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五號屠宰場》穩固地確立了汪納古特作為美國當今一個重要作家的名聲。“他的想象力、幽默以及既迷人又發人深思的文體受到讚揚”。同時，他也被文學家們公認是一位嚴肅的作家。這也許是因為汪納古特所描寫的是當代一些關鍵性問題——技術專橫、人們對轟炸的恐懼、最深刻的政治上的內疚、最瘋狂的恨和愛等等。

然而，他今天的發言使得他的一些夥伴都不讚成。因為他的觀點倘若能夠成立，卡曾斯為這次中美作家會議所出的討論題就變成了一句廢話。卡曾斯在講話時含蓄地、兜著圈子表示了自己的異議。

美國的“曹禺”——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則講得比較幹脆：“作家的作品比任何炸彈都更有威力，作用更大，永久不休，否則，文明就很脆弱了。一九五六年我被判過刑，因為我拒絕說出在作家會議上看到的那些被認為是資助共產主義者的人們的名字，被判為蔑視國會罪。一九六五年我又拒絕了白宮的一次邀請，由於在越南的悲劇，這種場合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能捫心無愧地去參加。當槍炮轟鳴時，藝術就在死亡。而且生活的法律比任何執法吏所能想出的東西都要強得多。”

且不說米勒的文學主張，他被判刑一事以及白宮請他去做客，他拒絕這種榮譽，現在都成為他的驕傲，成為他作為一個劇作家的人格的有力佐證，這一點叫我感到有趣。

更為有趣的是，美國作家團的內部觀點發生了分歧，我們則不必吭聲了，在旁邊看樂兒吧。美國這些老兄並沒有統一的組織，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就代表美國、代表某一團體或某一組織，他們隻代表自己。沒有任何義務要維護主席的尊嚴、同伴的臉麵等等。有人幾十年也沒有開過這麽長的會，這次能坐住屁股開三天會，可謂是破天荒的不簡單了！誰也管不了誰，誰也不能約束誰，大家都是有教養、懂禮貌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個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壓力。會議結束，大家四散而去，誰也不承擔任何責任。我想著他們這種“沙龍”式的作家關係，不禁暗自笑了。

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納古特使會場的氣氛輕鬆了，這氣氛對我有利，因為我喜歡鬥智式的說笑，而不會一本正經地進行嚴肅的講話。

“對於作家來講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談論自己，給自己的勞動下定義。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給文學戴上各種不同顏色的帽子。我對文學的理解就是：不斷地探索人生的奧秘，開拓人們的心靈世界。這種探索和開拓必須在形式和內容上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學就是整個的活生生的人，是整個的世界，不要把文學看得太單調！最不懂文學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謂製造文學的人。文學的社會功能是什麽？當你非常疲乏的時候，讓你洗個熱水澡，輕鬆一下，這是文學；當你困得睜不開眼的時候，給你衝一個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這也是文學；熱得大汗淋漓的時候，送一杯冰鎮啤酒，是文學；冷得發抖的時候吹一陣熱風，也是文學；擊一猛掌是文學，親切吻抱也是文學；可以嚴肅，可以娛樂，可以哭泣，可以咒罵，什麽都可以，這都是文學。

“作家對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眾對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聖人，作家是當不了聖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對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會變得老奸巨猾。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類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對世界上的事情都一無所知，那也是人類的災難。”

我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麽，發言結束後，左邊的赫西向我伸出手，說我講得很好。他這樣鄭重其事地握手祝賀，倒使我不好意思了。其實我的心裏很清楚，我沒有說什麽嚴肅莊重的話，王顧左右而言他，充其量不過是湊趣。

吃過午飯，會議繼續進行。

格雷發言：“我們處在一個不安全的社會。在受困擾的社會裏，作家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麽。當政治家創造出一種有遠景的政治生活，文學才會繁榮。”

汪納古特辛辣地說：“美國的作家是非常受寵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學。在中國也是這樣嗎？”

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說得更痛快了：“中國有沒有同性戀？你們有沒有創作自由？毛澤東犯了什麽樣的錯誤？……”

他一口氣提出了十幾個問題，但和文學關係不大，多是政治性問題。看來挺尖銳，使禮堂的氣氛一下子緊張了。實際上，這些問題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銳，很容易回答。我幾乎是好不容易才控製住自己沒有笑出聲。

人類的災難之一，就是人為地製造許多隔閡，比如地界、語言、國家、政治、時俗等等，使各種民族之間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個口號，不管其內容多麽精彩和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難的。口號不能出口。正像許多美國人不是對中國的現實，而是對中國的一些口號感興趣並進而產生誤解一樣。作家的心靈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麽能夠進行創作呢？可是，文學如同船，是不能離開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來的絕對自由呢？美國號稱“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卻不許我們自由上街，因為不安全。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凶殺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的百姓就不會自由。這是多麽普通的事實，多麽簡單的道理。作家不應該叫群眾害怕，使政治家害怕難道是壞事嗎？美國的政治家不管文學，不怕作家，這難道是美國同行的光彩嗎？“受寵”到不被答理的地步，實在是一種悲哀！美國作家表現出來的高漲的政治熱情，對中國政治的關心遠遠勝過對中國文學的關心，這一點使我感到驚奇！

我當然知道他是不會私下找金斯伯格談話的。因為金斯伯格並不受他領導，他對詩人沒有任何約束力。在以後的一天多時間裏，金斯伯格的發言腔調沒有絲毫的改變，證實了我對卡曾斯的猜測。

卡曾斯聽到同伴給中國作家出“難題”，為什麽會感到緊張呢？據說前幾年召開過美蘇作家會議，會上吵得一塌糊塗。他可不願意把中美作家會議也開成那個樣子。何況中美兩個國家的關係是這樣的微妙、這樣的敏感，他是個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不會讓這次作家會議背離美國的總的政治利益。

馮牧叫我回答關於創作自由的問題，我把上麵談到的意思講了。

卡曾斯為了扭轉會議氣氛向友好的方麵發展，赤膊上陣了：“核武器威脅著全人類的安全，我們的作家，我們的文學，如何為禁止核武器貢獻自己的力量，拯救人類。能否請中國朋友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這老先生似乎方寸已亂。他當然是一片好心好意，中國對禁止核武器的態度是堅定而鮮明的，世人共知。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決不會使兩國作家發生爭吵，而隻會產生友好的共鳴，加濃團結友好的作料。可是他忘記這是什麽場合、什麽會議了，一群作家，討論文學問題，又能就禁止核武器問題達成什麽諒解呢？

他的問題應該請汪納古特先生回答，汪納古特嘲笑文學的作用是南瓜掉在地上發出砰的一聲響聲，而他的主席卻主張用文學去禁止核武器。請問，汪納古特的南瓜掉下去以後沒有落在地上，而是砸在了卡曾斯先生深惡痛絕的核武器上麵，是南瓜把核武器弄濕，使它不能引信爆炸，還是核武器把汪納古特先生的南瓜碰個粉碎？

我終於忍不住舉手發言了，為了不使卡曾斯先生感到太不好意思，我把上麵那段話的意思說得更婉轉、更柔和。最後說：“我建議關於禁止核武器的問題，還是留待聯合國的專門委員會去討論吧。我倒覺得作家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拯救文學，文學麵臨著聽覺文藝、視覺文藝以及凶殺、色情等通俗文藝的嚴重挑戰，特別是商業性威脅著文學性，尤其是在美國商業把文學打得節節敗退，不知美國朋友對此作何感想？”

我的話音剛落，卡曾斯就接著說：“蔣子龍先生說得很對，我們這是作家會議，不是聯合國的禁止核武器會談，這個問題不再討論，讓聯合國的專門會議去討論吧。”

可是散會後我卻受到了中國人的批評，有我的同胞，也有美籍華人學者，說我太硬了，太厲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了，等等。他們有的直接跟我提，有的到團長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對中國作家提出了那麽多雖然不一定出自惡意，卻不無嘲弄意味的問題，他們似乎沒有什麽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鋒利一些，他們先受不了了！有些並無多少真本事、在美國混碗飯吃的人，他們為了要迎合美國人，無論說出怎樣的話，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來應付美國人倒不困難，困難的倒是怎樣能取得自己人的諒解和配合。

寫到這兒感情激動，手中的筆跑題了。現在言歸正傳。我不能說喜歡金斯伯格，但也不討厭他。晚上我們一起去赴一位劇作家舉辦的宴會。在旅館的門口他看見了我，急急忙忙從兜子裏掏出兩本他的詩集，右腳蹬在花壇上，墊著膝蓋簽上他的大名，送給我。其中有一本就是他的成名作《狂笑及其他詩篇》。金斯伯格的手裏仍然提著他那把風琴，不論到哪裏參觀或吃飯，他必帶此物，有請就唱，有時不請也唱，甚至在汽車裏也一路唱個不停。今天晚宴的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單身漢，自己住一幢樓，樓內陳設相當豪華。他外表誠懇善良，也是個同性戀者，借來和他相戀的男朋友的妻子做今天的女主人。兩個朋友一個妻子，這是最現代化的“三角戀愛”。然而三個人卻相處得極其友好，殷勤好客，親如一家。隻可惜晚飯吃得時間太長，結束時已近半夜，沒有唱歌的時間了。今天晚上卻是我們對搞文藝晚會最有恃無恐的一天，因為吃飯的時候我看見電影演員陳衝也來了，有這位姑娘在場，中國人還怕出節目嗎？我們可以隻管吃飯談笑了。誰知卻沒有機會讓陳衝在異國他鄉又當著這麽多中美作家，表現她的演員才能。吃過飯她高聲叫喊著一個中國留學生的名字，乘車走了。我也陪著金斯伯格提著他的風琴，悻悻地坐進了汽車。在路上，我鼓動他放開了喉嚨。

9月23日

作家們喝完了酒之後

為期三天的中美作家會議隻剩下最後一天了。卡曾斯十分謹慎，馮牧有大家風度，作為出色的作家，兩人都不缺乏應有的才氣，他們小心翼翼地掌握著會議的方向盤，尋找共同的目標，向友好的彼岸行駛。會議平靜地進行著，大家發言很踴躍，都不失儒士風度，沒有熱烈的爭論，沒有激動人心的場麵。真正關於文學的問題討論得並不是很多，更談不上深刻，這可以叫做“外交場合的文學討論會”吧！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不同社會製度下的作家們，要想聚在一起深刻地討論純文學的問題，顯然是不大容易的。

米勒提出了“工具論”的問題。他主張不要把戲劇變成宣傳的工具，應該變為莎士比亞的劇場。

格雷提出了“人性論”的問題。人類所具有的好的品質是動物中最高尚的稟賦；人類身上醜惡的東西也是動物性中最醜惡的。然而，人性——是各民族所共有的，但各有區別，內容和表達的形式也不盡一樣。這位女士最後的兩句話打動了我，她說：“寫作是很痛苦的，有時要哭三四次。但作家不寫的痛苦會更大，我們所以要寫，是因為我們有良心。”

金斯伯格堅決反對李瑛在發言中提到的文學要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他說：“文學為人民服務，人民犯了錯誤怎麽辦？難道要文學為錯誤服務嗎？事實也是人民經常犯錯誤。‘為人民服務’的理論沒有把天和地連接在一塊。”

……

遺憾的是這些問題都未能展開深入的討論，時間不允許了。

中午在凱蒂博物館的餐廳裏用飯，我同梅纘月和一對年老的美國夫婦坐在一個餐桌上。幾天來，這對形影不離的老夫婦引起了我的注意，開會的時候他們坐在台下旁聽，吃飯的時候（任何一個宴席）都少不了他們。他們總是默默的，很少說話。他們是什麽人呢？和這個會議有什麽關係？

我們今天坐在同一張小飯桌上，要想不說話是不可能的了，那顯著太缺禮貌。然而美國女人要比男人更熱情，老太太首先打破沉默：“你的發言很精彩，想不到中國作家講話這樣幽默，有風趣，有自己的個性。”

她以前可能以為中國人都是幹部腔，千人一麵了。

在交談中我才知道這位老先生叫瑞德，是聯合國難民基金委員會的副主席，是這次會議的讚助單位，也就是出錢的。難怪大小宴會必須請他們到場呢。

在美國進行各種各樣的募捐是很平常的事情，團體也好，私人也好，隻要想出個名堂，寫出詳細的報告，就可以找資本家和有錢的單位捐款。資本家為什麽願意“出血”呢？他們捐了款就可以少上稅或不上稅，經濟上並不吃虧，還落個好名聲，何樂而不為！

飯後花兩個小時參觀了凱蒂博物館，沒有什麽值得一記的地方。建築格局造作而粗俗，收藏的東西真正有價值的也不多。博物館的主人當過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每年他隻是收基金的利息就有兩千多萬美元，可想而知他是什麽樣的富翁了。錢多得無處花，於是便建造了這樣一個附庸風雅的產物——凱蒂博物館。話說回來，有錢人搞這樣的附庸風雅未嚐不是一件好事。

當我們回到那個可愛的禮堂，離閉會的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了。出於禮節，馮牧和卡曾斯讓三位列席代表每人都做了一個簡短的發言。聶華苓講了還不到五分鍾，都是很得體又很合時宜的客氣話，也符合自己的身份。這是個撒得開、收得攏、善應對，具有相當指揮能力的女士。從她能冷靜地估計自己的寫作前途，毅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操辦國際寫作計劃上，廣交天下作家，就可以看出她的精明和幹練。她的《桑青與桃紅》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時，她做了很大的刪節，當我對照原文知道她刪去了哪些內容時，佩服她的氣魄和果斷。她了解美國讀者，也了解中國讀者。

會議閉幕以後，一直不大肯多講話，講究衣著舉止、文人風度十足的哈裏森·索爾茲伯裏（Harrison　Salisburv）卻動了感情，他說這是他參加過許多作家會議中最成功的一次會議。他的觀點和卡曾斯的主張是很接近的，這和索爾茲伯裏的經曆有關，他是個著名的新聞記者，在蘇聯工作了很長時間，出版過關於蘇聯的暢銷書，是美國首屈一指的蘇聯觀察家和《紐約時報》客座社論撰稿人，也曾當過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的主席。他的文學主張很明確：“筆比劍更有力量！”

晚上，一個電視劇作家在家裏舉行宴會，慶祝中美作家會議勝利結束。主人準備了茅台酒，幾杯酒下肚，作家們都微帶醉意，紛紛站起來祝酒。祝酒詞也花樣百出，有的說故事，有的講笑話，有的發表精辟的言論。金斯伯格拉著女翻譯餘珍珠一定要叫我猜個謎語，他吹噓說這個謎語講了二十年了，沒有一個人猜得破。我也跟他吹牛，說從三歲起就猜謎語，還沒有碰到過猜不破的謎語。他說，把一隻五斤重的雞裝進了一個隻能裝一斤水的瓶子裏，你用什麽辦法把它拿出來。我想了想，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就說：“你能把雞裝進去，我就能把它拿出來。你用什麽辦法裝進去，我就用什麽辦法拿出來。你顯然是用嘴皮子裝進去的，我就用語言這個工具把它拿出來。”

金斯伯格哈哈笑了，伸出大拇指。論幽默，講笑話，猜謎語，這對中國人來說是最拿手的，豈能被他難住。

但最精彩的還數汪納古特的祝酒詞，他說：“因為我們會議的成功，我得到最新情報——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再發生了！”

大家都笑了。這個人真厲害，要散場了，借著酒意，還不忘刺一下主張用文學反戰的卡曾斯先生。可是他對茅台酒說了一句不大恭敬的話，卻遭到了主人的一頓臭罵。主人高聲說：“汪納古特對於喝酒簡直是狗屁不通！”

大家又是一陣哄笑。

幾天來，任何場合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熱烈歡快的局麵。在回來的路上，梅纘月對我說：“看來不給作家喝茅台酒是不行的，作家一喝茅台就放鬆了，才氣就出來了。”

當我們向汪納古特告別時，送給他一點紀念品。他顯得很激動，順手抓過一瓶酒塞給了一個朋友，打開抽屜拿出一件沒有拆封的上衣給了我，然後又從**抓起一件穿髒的襯衣塞到吳強的懷裏。像運動員在球場上交換運動衣一樣，貼肉的衣服隻能送給最親近的朋友。

而金斯伯格則用緊緊的、長久的擁抱來告別，但他那亂草似的大胡子可真叫人受不了。

9月24日

樂園藝術

昨天晚上回到旅館。急急忙忙打開電視機，調好頻道，報紙上預告要播放電影《憤怒的葡萄》。不假，確實是《憤怒的葡萄》，但播放不了幾分鍾便插進一大堆廣告，不僅把電影的內容切割得七零八碎，如果照這樣的速度播放下去，一個半小時的電影五個小時也放不完。我實在忍無可忍，看著手表做了一下統計。在半個小時內，電影隻播了十三分鍾，廣告倒播了十七分鍾。

美國是一個商業化的社會，任何事業隻要能賺錢就能發展。資本家要求文學藝術為商業服務，用金錢收買藝術，又把藝術變為賺錢的工具。

格雷嘲笑赫爾曼·沃克（《戰爭風雲》和《戰爭與回憶》的作者）的作品是粗劣的、沒有文學價值、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時候，順便向我講了這樣一種情況：美國的出版商可以用廣告把一部質量低劣的書哄抬成暢銷書，他們像推銷物質產品一樣，揣摩讀者心理，進行市場預測、市場調查，由他們定主題，甚至把情節都規定好，然後指派作家去寫。作家不跟出版商簽訂這樣的合同，他就不出版你的書。文學變成了一種買賣、一種工業。

我在會議上曾向美國作家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到美國好幾天了，參觀遊覽，看電影，看電視，開會討論文學問題，稀奇古怪的事見到不少，就是沒有看到不受任何幹擾的真正的文學藝術，美國的文學藝術麵臨著完全被商業化的危險。美國作家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相反，倒勾起他們的一肚子牢騷。

今天，我們遊迪斯尼樂園，我忽然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理解。

樂園對赫魯曉夫關門

正像有人知道美國有個好萊塢，而不大知道有個洛杉磯一樣，迪斯尼樂園（Disneviand）的名聲越來越大，甚至超過了好萊塢。每天參觀迪斯尼樂園的人就遠遠超過了參觀好萊塢的人。洛杉磯因為有了它，正在吸引著越來越多的遊客。在國內尚未動身的時候，一些到過美國的朋友曾跟我談起過這個迪斯尼樂園，建議此處不可不看。來到了洛杉磯，向我推薦這個樂園的人就更多了，有些美國人甚至以此為榮。這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其中很有說服力的一條就是——凡到美國來訪問的各國重要人物，大多數都要看一看迪斯尼樂園。而且有的人是某一些國家的首腦人物，他們提出了參觀迪斯尼樂園的要求，還不一定準能看得上。

這真有點故弄玄虛，給迪斯尼樂園又披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信不信由你，梅纘月向我講了一個故事——

世界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幾乎是比迪斯尼樂園還要出名的人物，叫赫魯曉夫。他在演說時據說是用皮鞋當驚堂木敲擊講台，震驚了世界。他在訪美的計劃中有一項是遊玩迪斯尼樂園。美國政府的官員到迪斯尼樂園去聯係（這個樂園是私人的，政府無權下命令叫他們非接待不可，所以隻能用“聯係”這個詞），想不到迪斯尼樂園的負責人對赫魯曉夫不感興趣，拒絕接待。也就是說，他們拒絕按接待國家元首的特殊規格接待赫魯曉夫。美方官員不好對赫魯曉夫實話實說，隻能找一個能說得過去的理由，希望他放棄遊覽迪斯尼樂園的打算。赫魯曉夫的氣魄世人都有所聞，越是不讓他看越發逗起了他的興趣，他堅持一定要看看這個迪斯尼樂園。

這一板把美國國務院叫住了，最後隻好叫赫魯曉夫坐上直升機，在迪斯尼樂園的上空兜了一圈兒。看看，樂園裏不光有“樂”，這裏還受世界政治氣候的影響。這下倒非去看看不可了！

走後門有方

見慣了北京王府井和天津勸業場的人，乍一到洛杉磯簡直覺得是“如入無人之境”。大街上閑逛的人很少，偶爾碰上個把人也都是行色匆忙；一個個偌大的超級市場裏也沒有多少顧客光顧；飯店裏更是清靜安閑，人們隨去隨吃，都是招待員等顧客，決用不著顧客等座位……我就納悶：美國的人都到哪兒去了？他們也是兩億多人，洛杉磯又是美國的西部大城，難道就沒有那種萬頭攢動、摩肩擦背的場麵嗎？

要看這樣的場麵就得去迪斯尼樂園。

九月下旬，已不再是參觀遊覽的高峰季節，每天仍然還有五千多人要擁到這兒來。到夏天，據說每天至少要接待一萬人以上。以前買一張票隻管進大門，到裏麵想看各種精彩的項目還要另外再花錢買票。現在隻要花十四美元買一張票，進去後隨意遊玩，一天的時間隻能看幾個主要的地方，要想看得仔細玩得盡興，就得花三天時間。

迪斯尼樂園的輪廓呈桃形，像掛在洛杉磯脖子上的一串項鏈。迪斯尼樂園的創建人原是個聰明的畫家，而他的聰明就表現在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繪畫上不會有傑出的成就，於是異想天開地萌發了要建造一座樂園的念頭。他的畫家的想象力和繪畫的基本功，用來設計一個能賺錢的遊樂場還是夠用的。他的遊樂場不僅要使孩子們感興趣，更重要的是要做到能夠吸引所有的人，這樣才能打得開局麵，使生意興隆。他邀集了一些具有專門知識的工程技術人員，設計方案，製定規劃，起草報告，籌募資金。然後在洛杉磯郊外購置了一大片空地，用了一年零一天的時間，世界上最大的遊樂場就誕生了。當然，迪斯尼和他的同事們也因此而發了財。

迪斯尼樂園建成以後果然吸引了各式各樣的遊人，成年遊客多於少年兒童。遊樂場門前有一個巨大的停車場，還有一個托狗所，因為狗不得入園，那些出門離不開狗的先生太太們，隻好另外再花一筆錢，把心愛的寶貝托人看管起來。迪斯尼樂園周圍和遊樂場裏麵的一切商業福利設施，全由迪斯尼樂園獨家經營，遊客入園不得帶吃的喝的，以免破壞遊樂場的清潔衛生。園內有服務周到的商店、食品店、飯店、酒吧、飲水亭，出售各種紀念品的售貨台更是到處都有。迪斯尼樂園越出名，水漲船高，它的紀念品就賣得越多，價錢也越貴，李凖花六美元買了頂草編的鴨舌帽。這才叫會做買賣哪，一招鮮，帶起了一大片。迪斯尼處處為遊客著想，也就等於處處替自己多謀利。因為遊客玩得痛快，遊得盡興，歡歡樂樂，心甘情願地把一張張美元送進了迪斯尼的計算機。

在遊客多的時候，乘火箭、下地獄、遊古河道等，在每一個精彩節目的入口處都得再排兩三個小時的隊。幸好我們享受了赫魯曉夫沒有享受到的待遇，遊樂場派出了一位專門負責接待貴賓的辦公室主任和兩名女職員為我們導遊。我們十來個人分成兩隊，一個導遊率領一隊。女職員領著我們並不是走後門，同樣也是走前門，卻可以不排隊，又不會引起其他遊客的注意和不滿。奧秘在哪裏呢？它的門前用欄杆編成了幾十個九曲十八彎的小胡同，一般的遊客隻能隨著大流，在一個或幾個小胡同裏排隊而進，如果你自己任意亂鑽，很可能鑽進死胡同，還得再退回來，更浪費時間。它的原理很有點像中國漁民用葦簾子在水塘裏插成一個迷魂陣，魚兒遊進去就遊不出來了。而漁民是知道這迷魂陣的出口和進口的。在迪斯尼樂園各種門前的那些小胡同裏，就有幾條屬於是這種迷魂陣的性質。女職員穿著和其他遊客一樣的衣服，領著我們從一個十分清靜的小胡同鑽進去，七繞八繞就到了最前麵，而別人還以為我們是排隊進來的哪。因為每條胡同都彎彎曲曲，前麵看不到後麵，後麵也看不到前麵，這就叫渾水摸魚！有幾個聰明膽大的美國遊客，跟在我們後麵，也毫不費力地就混了進來。

看來凡是人太多的地方，就難免不開後門，無非是巧妙不同罷了。

上午沒有看幾個節目就到貴賓餐廳用飯。飯後乘火車去林肯紀念館。一路上女職員老是嫌我們這支隊伍走得太慢，她走幾步就停下來等一等，笑著說：“如果按你們這種走路的速度，今天能看到的東西就更少了！”就用這種四平八穩的速度，等到我們下了火車，忽然發現把陳白塵老先生給丟了。

這下可麻煩了，大家都很著急，陳白塵年紀大，又不懂英語，真是叫天不應，呼地不靈。在這個遊樂場裏找人如同大海撈針，大家分幾批去找，一個個跑得滿頭大汗，結果都敗興而歸。我們遊興全無。最後決定由美國朋友分頭去找陳白塵，由梅纘月領著我們繼續參觀。

林肯同華盛頓、傑弗遜一樣是美國人心裏的驕傲，到“林肯紀念館”裏坐上半個小時，是參觀迪斯尼樂園不可少的節目。

“死後原知萬事空”——這是過去。現在，人死了以後，還不知道後人怎樣折騰你哪！

瞧吧，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做鬼的林肯，現在又活轉來了。他腰板挺直地坐在一把古舊的椅子上，這也許是他就任美國第十六屆總統時常坐的那把椅子。他雙腿叉開，兩手呆板地分放在兩個膝頭上，神色嚴峻，兩腮和下巴上留著棕色的胡子——這胡子還是在他競選總統的時候一個美國小女孩勸他留起來的。那個小女孩寫信給他，說如果林肯留起胡子，她就會動員全家人和自己的同學都投他一票。他按照這個小天使的話做了，果然當上了總統。他一副深思熟慮的樣子，目光鋒銳地望著大家……

大廳裏的觀眾發出一陣陣輕聲的驚歎：呀！太像了，跟真的林肯一模一樣！

其實，目前還活在世上的人，沒有一個見過真實的林肯。大家不過是根據照片，根據各種資料，再加上大腦的想象，覺得眼前坐在台上的就是活林肯。因為這個複活的林肯經過了迪斯尼的藝術加工，從精神到外表都進行了集中概括，甚至比林肯還林肯，更符合大家的心思。他嘴唇嚅動，開始講話了：“人人都追求自由，卻沒有誰能夠說清楚這兩個字的含義……”

正是那段著名的為世人所傳誦的講話。

他講話胸音很重，聲調深沉洪亮。這一刻坐在大廳裏的人，沒有一個會認為麵對他們講話的是個機器人，林肯的演說引起了遊客感情上的交流，連我都覺得林肯沒有死。他這不明明還活著，正在講出一句句富有深刻哲理的名言嘛！

人死後有幾種處理辦法：火化、埋葬、冷凍、把遺體放進水晶棺長期保存。目前還都不能使人起死回生。現代科學技術幫助迪斯尼另外又製造了一個新的林肯，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給人一種死而複生的錯覺。仿佛一下子讓時代倒退了整整一個世紀，大家好像置身在一八六〇年的美國土地上，這種效果真是奇特！

林肯講著講著，居然從椅子上站起來了。他身材高大，看上去結實有力。但動作遲緩，顯得有些僵硬。導遊小聲告訴我，林肯活著的時候就是這樣一副慢騰騰的樣子。

林肯講到激昂處，又向前跨了兩步，這使我頭皮發奓，毛骨悚然。因為他這個動作使我想起剛才導遊講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也是當林肯站起來的時候，突然斷電，林肯笨重的身軀失去控製，猛地向前撲去，發出撲通一聲巨響！沒有電，連紀念館的大門也打不開，黑糊糊一片，觀眾隻好在座位上等待。幾分鍾後故障排除了，電流又給了林肯以生命。他高大的身軀猛然挺立起來，肩上卻沒有腦袋！觀眾發出一陣驚叫，他的腦袋在剛才倒下去的時候摔掉了。電燈亮時，林肯的大腦袋正在前排觀眾的腳下滾動，嘴唇顫抖，還在振振有詞地講著那些發人深省的話。大廳裏亂作一團，孩子們被嚇得哭了起來，成年人卻不無悲哀地笑了。

物質不滅。對人體本身來說似乎正相反，永存的應該是精神，而不是軀體。

迪斯尼建造一個機器林肯，目的恐怕不是為了讓林肯永存，而是借林肯的複活給遊樂場增加一項更為吸引人的節目。偉大的林肯先生死後還成為一些聰明人手中賺錢的工具，也是他生前所料想不到的。迪斯尼的高明之處在於，這樣做對林肯、對人民並無害處。他奇特的設計受到了人們的稱讚。

製造刺激和恐怖的藝術

也許有人對這種情況不理解：為什麽有那麽多人花錢去尋找恐怖，心甘情願去接受驚嚇？

當人們覺得世界是一片混沌，對社會失去信心，精神頹喪，憂心忡忡，就要去尋求驚嚇和刺激，去接受困擾和震驚，用以逃避孤獨，消除鬱憤，抵禦寂寞，這是現代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

迪斯尼懂得繪畫和電子科學，更了解當代社會的精神麵貌和人們的心理狀態。因此他的遊樂場並不以“樂”為主要手段，調動各種“藝術手段”，采用各種科學技術，製造強烈的刺激效果，追求令人震驚和毛骨悚然的恐怖氣氛——這是迪斯尼樂園的拿手好戲，這一部分也確實吸引了最多的遊客。

我們同行的有十幾個人，敢於乘坐火箭遨遊太空的隻有四個人。而白人遊客則認為，不坐火箭等於沒有來過迪斯尼樂園。等著坐火箭的人，排了長長一大隊。這就是東方人和西方人的區別。據說，美國的強盜也喜歡把東方人作為自己攔路搶劫的目標，一是東方人身上喜歡帶點現鈔，二是東方人到關鍵的時候不是舍命不舍財的，而是寧丟錢不丟命。

梅纘月告訴我，她每次逛遊樂場非坐火箭不可。這跟她的性格有關係，同時也說明強刺激的**力：剛下火箭的那一會兒說以後再也不坐了，沒過多久又非常想再去體驗一次。

火箭剛一啟動的時候，速度不十分快，冉冉上升，身如輕煙，漸入星際，奇妙的宇宙景物全鋪在眼前，碧空渺渺，星光耀霞，衛星緩緩而轉，流星則急如閃電。星際變化無常，兩眼為之迷離，構成奇妙大觀！

火箭的速度越飛越快，乘客們很快就沒有心思觀看兩邊的景致了。火箭忽而垂直上升，忽而陡然下跌，要不就飛速地拐一個大銳角彎。我們的腦袋一會兒朝上，一會兒朝下，兩耳呼呼作響，兩眼昏花。要不是保險杠卡得牢靠，身體早被甩出了火箭，掉進可怕的星際之間了！當時真是撒手閉眼，把自己這一百多斤都交給它了，這才叫花錢受洋罪哪！

至於參觀“地府”，就更像是一種胡鬧了！

在通向地獄的大電梯內，四麵都掛著美麗的女人和英俊的男人的畫像，五顏六色的燈光把他們裝扮成一個個有立體感的活人。隨著電梯往地心越走越深，這些人物的嘴臉逐漸變得猙獰可怖，最後變成了一個個厲鬼，張牙舞爪，隨時都可能向你撲過來。

最後電梯停住了，在鬼哭狼嚎般的怪叫聲中電梯的鐵門無聲地打開了，邁出去便是陰曹地府。真是人間地獄隻有一步之隔。我們坐進帶轉椅的東搖西晃的小車，晃晃悠悠地就進了鬼的世界。

大鬼、小鬼、老鬼、新鬼、鬼司令、鬼卒、男鬼、女鬼、惡鬼、餓鬼、色鬼、屈死鬼……哎呀，真是五花八門，各色各樣的鬼。奇形怪狀，東流西竄，陰風陣陣，鬼影幢幢。有的鬼哭，有的鬼笑，有的鬼嚎，有的鬼鬧，時而尖厲刺耳，時而輕如呼哨，使人毛發倒豎！有時你的椅子被魔鬼們推得左右旋轉，東倒西歪；有時鬼影居然爬上椅子擠在你身邊；有時從對麵的牆上忽然看見你自己的麵目，正被一個齜牙咧嘴的惡鬼掐著脖子……當然這一切都是“鬼把戲”，膽子大的人隻覺得新奇，不會感到太大的恐怖。

但是，有一個古代的舞廳，卻搞得不可思議，把鬼府的恐怖氣氛推向最**。你睜大眼睛認真看，舞廳裏什麽也沒有，空空如也。轉眼間，人影晃動，杯盤叮當，樂聲陣陣，雙雙對對的古代男女翩翩起舞。再仔細看，人影又沒有了；你的頭還沒轉過去，鬼魂又出現了。這種似有似無，恍恍惚惚的東西，比能看見形體的鬼更叫人可怕！

很快我就弄清楚這個鬼府的“社會結構”了，不論下油鍋，鋸大腿，還是掏心挖肝，迪斯尼完全是按照人世間的模式設計的這個陰曹地府。鬼也分三六九等，有權大權小，有位高位低；鬼也爭權奪勢、鉤心鬥角、分幫拉派、圖財害命。惡鬼欺侮老實鬼，壞鬼欺侮善良的鬼。

迪斯尼的地獄真讓人開了眼界。他是想借這些“鬼把戲”發人深省嗎？還是純屬搞一場惡作劇，為了賺錢？

人失去了血肉就變成鬼，不管多麽漂亮的人物，變鬼以後就無比醜惡了。迪斯尼的地獄想告訴人們：人的生命和鬼的生命是一致的，上麵是陽世，下麵是陰世；陽世有啥，陰世就有啥；人即鬼，鬼即人，人間地獄一般同。

看加勒比海盜怎樣攻城

這更像是一場粗劣的騙局。

我們乘小木船，沿著遊河，經過劇烈的起伏顛簸，駛向遙遠的中世紀，去會見有名的加勒比海上的海盜。

最先看到的是海盜的巢穴，裏麵堆滿搶來的金銀珠寶。守著堆積如山的財寶，海盜們卻過著半原始的生活，一個年輕的海盜患了瘧疾，倒在一塊山石旁，身子縮成一團，不停地打著寒戰，神態生動逼真。

所謂“海盜攻城”，不過是一出機器人的鬧劇。加勒比海盜駕駛著巨大的木帆船，圍住了一座城堡，用大炮向城裏轟擊，用火槍、弓箭射殺守城的衛兵，海盜們在船上喝著酒，吃著烤肉，對著城堡高聲叫喊：“趕快開門投降，否則殺進城去，把你們統統燒死！”

城堡裏男女老幼團結抗敵，當然免不了會有一兩個貴族想獻城投降，充當奸細。市長身先士卒，奮不顧身，最後終因寡不敵眾，城堡被攻破。海盜們衝進城來燒殺搶掠，**婦女，他們把女人追得滿街跑。海盜們以殺人取樂，把市長吊在高杆上，殺死後又拋進深井。城堡變成一片廢墟，到處燃起大火。海盜們洗劫了城市，圍著火堆慶祝勝利，他們狂飲、狂笑、狂舞，因分贓不均又拔槍火拚。最後，僥幸免於一死的海盜被關進了監獄，而且看守監獄的不是人，是一條狗，監獄大門的鑰匙就被這隻狗咬在嘴裏。海盜們手裏拿著一塊帶肉的骨頭，從監獄的鐵欄杆裏伸出手去，想把看門的狗引過來，奪過鑰匙，那隻狗卻對他們不理不睬。結論是：惡有惡報！

這手法同好萊塢拍攝電影《星球大戰》的手法是一樣的，也許還是好萊塢從迪斯尼樂園得到啟發。他們究竟誰先誰後，不得而知。所不同的是：一個用科學技術幻想未來，一個是用科學技術再現曆史。

但迪斯尼並不想嚴肅認真地告訴人們一段曆史，選取具有強烈傳奇色彩的加勒比海上的海盜生活，再現當時的環境氣氛、自然景物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這不言而喻會引起現代人的興趣！人們是不願忘記曆史的，對曆史同對未來一樣具有好奇心。迪斯尼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讓曆史為自己的遊樂場服務。

迪斯尼樂園的中央大街設計得也很巧妙，站在街口往裏望，街道又深又長，似乎通向很遠很遠的地方，街道兩旁是古代的建築——商店和住宅。其實走起來隻有幾步路，短得很，也別致得很。節省了占地麵積，又增加了神秘感。每隔一會兒，大街上就走過一隊古代的樂手，他們穿著古老的騎士般的服裝，奏著洋鼓洋號，邁著整齊的步伐行進。大街上還不時跑過一輛輛古代英國式的馬車、皇家包車，趕車夫一身古式裝束，遊客可以自由坐上去拍照。或者坐著馬車在遊樂場裏兜風，盡其所樂。古代的士兵、警察，在大街上巡邏。一切都模仿古代，仿佛這個遊樂場是一塊曆史的遺跡，這不但使遊客感到了極大的興趣，也給遊樂場增加了一種奇妙的曆史色彩。

在“民歌演唱館”裏，用半個小時就把美國二百年的曆史演唱了一遍。每一個不同的曆史時期，都有其代表性的民歌，把這些民歌串起來，一首歌換一個自然背景，歌手全部由半人化的動物扮演，邊唱邊舞，再配上現代化的機關布景、燈光色彩，就把每一個時期的曆史內容、曆史背景、自然環境全都生動活潑地表現出來了。既欣賞了美國曆代的優秀民歌，又了解了美國的曆史。

把曆史知識趣味化，明朗而健康。在這個大雜燴式的遊樂場裏，對人們不是全無教益的。

樂園裏還有個催人淚下的節目

迪斯尼遊樂場裏確實還有一些內容嚴肅、形式活潑、具有豐富知識性的遊藝項目。

“兒童世界”裏用生動活潑、載歌載舞的形式，介紹了世界各地區和各民族不同的音樂、舞蹈、服裝打扮和生活特征，歡歡笑笑，充滿快樂。乘船遊古老的密西西比河，則可以飽覽幾個世紀以前的河兩岸風光。漫遊熱帶的原始森林，和各種各樣的動物打一番交道，更是妙趣橫生：獅子、老虎在山崖上暴跳如雷，抖盡威風，真恨不得把遊人一口吞掉；三四條巨大的鱷魚，突然鑽出水麵襲擊我們的小船，尖利的牙齒幾乎要咬住坐在船頭的人；躲過了鱷魚又碰上了洗澡的象群，一條條如同炮筒一樣的象鼻子吸滿水，然後對著我們的船噴射；一條犀牛把五個印第安人趕上了一棵枯樹，最後一個人向樹上爬得稍微慢了一點，險些被犀牛的利角刺穿了屁股……真是險象叢生，站在船頭的導遊不得不連連開槍射擊，才嚇跑野獸，保住了遊客的安全。

迪斯尼就是用這樣的辦法，把曆史的知識、大自然的奧秘，揭示給孩子們。

“全景電影館”是用立體電影介紹美國最著名的自然風景、曆史名勝、優美建築等一切值得美國人驕傲的東西。開闊而又深遠的視野，真實而又富有強烈立體感的襯景，運用現代攝影技術表現出來的景物，使人比身臨其境感到更真實，看得更清楚。我親眼看到的華盛頓紀念塔、白宮、五角大樓等，就遠不如在“全景電影館”裏感受得更深，印象更強烈。

看自由女神像，如同真的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一樣，微微搖晃著一直駛抵自由女神腳下。遊覽華盛頓市容，則似坐在汽車裏，但隻感覺到汽車輕微的顛簸，並不受汽車的局限，使你感覺不到有門窗玻璃，車廂無限大，也無限小，一會兒飛上塔頂，一會兒駛進白宮的裏麵。參觀科羅拉多大峽穀和尼亞加拉瀑布，當然是乘飛機了，飛機升降時身體的失重感和猛烈的暈眩，使觀眾們在平穩的電影館裏東倒西歪……

不少美國人在看完全景電影之後落淚了，想不到美國有這麽多優美的自然風光，有世界聞名的城市，有許多曆史名勝和出色的建築物，他們為美國感到驕傲，迪斯尼在歡歡笑笑、玩玩樂樂的過程中，進行了一種“愛美國”的教育。

有人不解，他解釋說：“我掉隊了，害得大家四處尋找，豈不丟人！”

大家哈哈一笑，感到陳老特別親切。

我走出迪斯尼樂園，覺得腦子裏裝得很滿、很雜。從古到今，由現在到未來，天上地下，死的活的，名人偉事，牛鬼蛇神，真假顛倒，以假亂真，這一切又都搞得活靈活現，雅俗共賞。這裏有一點科學技術的知識，有一點文化藝術的知識，也有一點曆史、自然的知識。據說，現在的迪斯尼樂園比剛建成的時候做了很多改進，增加了不少新的內容。而且根據時代的變化，根據人們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的不斷變化，揣摸人們的道德麵貌和心理狀況，迪斯尼今後仍然會不斷增加新的內容，采用新的技術，更新和改造遊樂場的節目。

迪斯尼也許為有些感到走投無路的藝術家指出了一條出路：出賣藝術，把藝術用做賺錢的手段。在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純藝術——不為商業所利用的藝術是很難存在下去的。

然而，迪斯尼樂園裏沒有真正的藝術，有的是庸俗化了的“藝術”，是一些嘩眾取寵的雕蟲小技，是會賺錢的藝術。

在當今社會，想賺大錢也的確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廣泛的知識，需要技術和藝術的巧妙配合，把藝術加以技術化，把現代科學技術加以藝術化。一切知識和藝術都是為了謀利。迪斯尼不正是表現出一種高超的文雅的賺錢藝術嗎？它畢竟還是有“藝術”的。

迪斯尼樂園是一個小世界，它是一個真實的縮小了的美國社會，而且經過了集中的概括。這個小世界裏無奇不有，光怪陸離，倒也不嬌氣，不脆弱，你願意怎麽搞都行，禁得起折騰。

解剖迪斯尼樂園，有助於了解美國。

9月25日

好萊塢的招牌

今天參觀世界著名的好萊塢——環球電影製片公司。汽車開出洛杉磯市區，爬上一個不太高的土山，好萊塢便坐落在這個土山的懷抱裏。好萊塢好像是洛杉磯一個獨立的區，有人口二十五萬，有許多電影製片公司，共有一百八十多個攝影棚。提起好萊塢這個名字，還有一段傳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有一個名叫威爾科克斯的人來到這裏定居，他的妻子把這個地方就稱作“好萊塢”——即橡樹林的意思。一九〇三年，在這裏正式建立了好萊塢城。

我們來到環球公司門口，沒有看到堂皇的建築、漂亮的辦公大樓，門口也很隨便，既不莊嚴，也不雄偉，一個出售各種食品、飲料和紀念品的商店代替了“傳達室”。站在停車的小山頂，可以鳥瞰整個好萊塢，無論如何也不能把眼前看到的同好萊塢的名聲吻合起來，一片近乎於破敗蕭條的景象，使我驚訝不已。

我們這個遊覽車上坐的都是中國人，除去我們這十來位，還有從香港和台灣來的遊客，導遊也是中國人，他用中國話解說。當然他的中國話帶有濃烈的廣東腔。我這次訪美可算體會到廣東人的厲害了，在香港廣東話是官話，在美國會說廣東話到哪兒都可以找到老鄉。

導遊張口閉口喜歡把好萊塢稱作“世界電影首都”，把環球公司稱作“全球最大的電影製片廠”。他簡單地介紹了一下環球製片公司的概況：環球共有三十六個攝影棚，十二號棚是最大的電影和電視的攝影棚，每年生產三十六部長篇故事片，每周生產可供播放二十個小時的電視片。這些電影和電視片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工作量可以在棚內拍攝，隻有百分之十五需要出外景。這就是說電影廠裏應有盡有，基本上能滿足電影和電視拍攝的需要。他們的技術設備的確是非常先進，甚至導演可以不在攝影棚裏進行現場指揮，而是坐在攝影棚外邊的一輛指揮車內，通過車廂裏一個個排列整齊的電視機屏幕，觀察攝影棚內每一個角落的動靜，並通過遙控設備指揮現場。把藝術創作變成一種以技術為中心的賣弄技巧的遊戲。對導遊介紹的他們生產電影和電視片的數字，我卻持有懷疑。因為我剛看了一個材料，好萊塢的派拉蒙電影公司也是美國最大的電影廠之一，去年生產的故事片僅十部左右。好萊塢的另一著名的電影製片廠——“佐伊特洛普”，號稱是美國最現代化的電影製片廠，其經營老板是美國著名導演弗朗西斯·科波拉，他拍攝的《現代啟示錄》和《教父》轟動世界，去年的生產量極其可憐，據說《心中人》一片使他破產，把製片廠也賣了。當前美國的電影事業麵臨著巨大的危機，再加上電視的強烈衝擊，電影業正在繼續走下坡路，為什麽環球電影製片公司獨交好運？他們難道有什麽回天之術？

我們首先參觀了科幻片攝影棚，如同經曆了一場“星球大戰”的戰火的洗禮。機器人、太空人用激光槍開戰，一道道激光在參觀者耳邊穿過，流彈橫飛，煙霧彌漫。他們這樣安排，是先把參觀者嚇唬一通，增加好萊塢的神秘感，吸引參觀者繼續看下去。仿佛這座攝影棚裏真的變成了茫茫的太空，星球“金波”上的JEDR騎士團的將領們率領著自己的機器人，同其他各種奇異星球上的怪物展開拚死搏鬥，他們的崇高目的是消滅舊銀河共和國，建立新的銀河體係。太空裏也需要有英雄和美人，阿爾迪蘭行星上的萊阿公主向沙漠行星上的老騎士克諾比求救，克諾比以激光劍同敵人決鬥，反遭殺害。機智的魯克則護著公主飛向亞班星球。正是這部科學幻想影片《星球大戰》一度振興了好萊塢，大賺其錢，票房收入破電影史上的最高紀錄，連電影中的兩個機器人也成了家喻戶曉的明星。

之後我們又參觀了“特別效果”攝影棚，看到怎樣製造電影和電視中的各種特殊效果，“超人”怎樣淩空飛翔，武俠們怎樣打鬥。導遊向參觀者詢問，誰想做超人，誰願意飛上天空，不妨到前麵來試一試，保證諸位先生女士的身體安全。台灣的一對青年男女好奇心大，自告奮勇，穿上超人的鬥篷，躺在了“特別效果台”上。我們坐在椅子上，對麵是一片巨大的銀幕，可以同時放映好幾個畫麵，導遊關掉了棚裏的燈光。果然銀幕上出現了台灣的那一男一女，扇動鬥篷飛了起來。我忽然想起轟動一時的電影——《超人》裏的故事：美國堪薩斯州的農民喬納森·肯特，有一天忽然看見了一個被人遺棄的嬰兒，他和妻子收養了這個嬰兒，並為他取名叫克拉克·肯特。這位克拉克是氪行星上的孩子，體內有特別密集的氪分子結構，成人後刀槍不入，力大無比，神鬼莫測。跑起來比火車還快，兩手能掀翻汽車，他繞著地球向西飛轉，地球就隻得跟著他倒轉，時光倒退，河水回流。影片自然不能缺少漂亮的女性，克拉克愛著美麗的少女洛伊絲·蘭妮。克拉克平時是個溫文爾雅的記者，一披上鬥篷就成為超人，飛簷走壁，遨遊太空，懲惡揚善，救死扶傷，真是一條“替天行道”的當代好漢！

原來“超人”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這樣一種荒誕虛無的說教，卻對喪失理想、尋求迷醉、無法發泄苦惱和憤世嫉俗情緒的西方人是一種精神的安慰，因此它受到了不尋常的歡迎。可見西方人的精神同他們的文明一樣脆弱！

好萊塢有許多節目是專門表演給參觀者看的，給人以故意賣弄、嘩眾取寵之感，不勝造作，決留不下驚訝讚佩的好印象。

但是，當我們走出攝影棚，乘車參觀影城的外景地，一下子勾起了對許多美國著名電影的回憶，在這裏看到了那些老電影中突出的景物。環球電影製片公司仿佛把整個世界都仿製出來，搬到了自己的外景地。光是建築和街道，就有歐洲城、牛仔城、羅馬式的、巴黎式的、南美式的、俄國式的等等。全是假的，樓房隻有一麵，從正麵看和真的城堡一模一樣，兩層高就是兩層高，四層高就是真有四層。到後麵看就露餡了。

各式各樣的火車、汽車、馬車和輪船，從最原始的，到最現代化的，一應俱全。

我們走著走著，突然傾盆大雨自天而降，引得山洪暴發，濁流滾滾，房倒屋塌。洶湧的大水眼看要把我們的汽車吞沒，導遊一捺電鈕，洪水斷流，在滾滾浪濤之中漸漸顯出一條通道。

火山噴發加上大地震，天旋地轉，烈焰騰騰，遊客們在車廂裏東跌西撞，頗為驚心動魄。

還有，大鯊魚突然躍出水麵襲擊漁船；古老而腐朽的橋梁猛地斷裂、塌毀；大火燒毀一座城市；利用好萊塢的土山修出了一條條崎嶇的山道，在山坡上開出了一片無際的草原……

我在現場目睹這一切尚且感到真假難分，有身臨其境之感。倘拍成電影其效果更是可想而知了。真正令人惋惜的倒是有這麽好的攝影棚、這麽好的技術和設備、這麽好的外景條件，卻不拍戲，靠賣老本吸引遊客賺錢，豈不悲哉！

走出環球電影製片公司，還有一點時間，我們順路遊逛了好萊塢大街。這計劃外的“掛角一將”，比計劃內要參觀的項目更精彩，到洛杉磯可以不看好萊塢，不可不到好萊塢大街一逛。

快要接近大街的中心地段時，大街兩旁的便道上開始出現一個挨一個的巨大五星，五星用紅色金屬片鑲嵌而成，在便道的水泥地上顯得格外耀眼。每一個五星都是對一位電影、電視或廣播行業優秀人物的紀念和表彰。五星的中間有他（或她）的姓名、獲得的勳章和獎勵的名稱，獲獎的日期和獲獎人的職務的徽記。如果徽記是一架攝影機，說明這位獲獎人是攝影師，如果徽記是話筒，獲獎人則是個廣播員等等。誰有一技之長，在影視界做出了出色的貢獻，誰就有權在好萊塢大街上占有一個紅五星。開始我看到的都是中間空白的紅五星，這是等著新的優秀人物去填滿。到好萊塢大街的中心地段，無數的紅五星個個都十分充實。我在這裏看到了世界聞名的好萊塢電影攝影大師黃宗霑的名字。在國內時，我看過一篇沈善寫的文章，介紹了黃宗霑，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在好萊塢證實了這種印象。

一九二二年，黃宗霈把默片時期的大明星明特的“淡藍色眼睛拍得晶瑩透亮烏黑有神”，從此他的攝影技術震驚了世界影壇，開始在好萊塢紅得發紫，甚至傳出許多關於他的神話，大導演們爭相請他拍戲。他從事電影攝影五十七年，“在影壇上叱吒風雲，盛名始終不衰”，電影界傳誦著他不斷創新的佳話，在藝術上精益求精，鍥而不舍，老而彌堅。電影發展很快，常把今天的變為昨天的，把現實的變為曆史的，“黃宗霑的今天常常是別人的明天，因此他甩下的昨天，就在電影的曆史上留下了道道不可磨滅的印跡。從無聲到有聲，從黑白到彩色，從普通銀幕到寬銀幕，無論是技術上還是藝術上，他總是走在最前麵”（沈善語）。他一生拍攝過一百五十餘部長故事片，還有不少紀錄片，曾十次被提名為美國奧斯卡最佳電影攝影金像獎候選人，其中兩次得獎，分別是一九五六年他擔任攝影的《玫瑰夢》和一九六二年的《赫德》。有人對他崇敬，有人對他憎恨，有人對他忌妒，因為黃宗霈是中國人，懷有種族偏見的人在藝術上趕不上他，卻把他叫做“黃色恐怖”。他一九七六年逝世，當年七十七歲。這是個多麽豐富多彩的人物，一股虎虎生氣貫穿了生命的始終。

好萊塢大街上還流浪著一些可憐的、無家可歸的青年人，他們從其他地方來到洛杉磯，一心想當演員，幻想能成為電影或電視明星。當然，絕大多數人都失敗了，有的姑娘流落街頭，淪為娼妓。也有個別的小夥子成了男妓，剪著短發，顯得挺精神，為有錢的同性戀者服務。

其實，現代的一些影視明星，已不再是粉麵小生和玫瑰花式的豔麗婦人，他們的相貌多是平淡無奇，甚至比一般人還要醜。然而他們性格內向，內心複雜，才情出眾，精神豐富，表演技巧自然而又富於生活化。在普通的生活故事裏扮演普通的人，又能演得不普通，成為公認的明星，這就愈發不容易，要求有爐火純青的功夫，達到返樸歸真的地步。近幾年獲得奧斯卡獎的演員就是這種人。

要不是主人一再催促，我還想再看一會兒。名和利是拉著美國人往前跑的兩根繩。但有一點叫我感動：尊重傑出的人。不管你是什麽人，不管你幹哪一行，隻要你有突出的才能，有卓絕的貢獻，你就會受到敬重，受到紀念，千方百計讓你在曆史上留下痕跡。美國人愛捧名角，而且他們紀念優秀人物的方式也很特別。

有位美國朋友送給我一把小小的塑料尺，成本頂多不過幾分錢，長短隻有十五公分。上麵卻印著從華盛頓到裏根四十位美國總統的照片，每個總統的頭像不過同黃豆粒一般大小。這未免有點小氣，或者叫對他們的總統不夠敬重。

聖母大學校長辦公室的地毯上繡著曆任校長的姓名，任人們踩來踏去，女秘書則成天腳踩著她的所有校長。

美國人注重實際，隻要能達到紀念的目的，能讓人不忘記這些優秀分子，至於形式是不必計較的。

9月26日

快節奏的女博士

我們冒雨登機，離開了洛杉磯。剛才為我們辦理行李托運手續，一直送我們走上飛機的，當然少不了梅纘月。現在飛機已經平穩，我解開安全帶，打開筆記本，必須記下對這位副教授的印象。

誰知她的作風卻不普通，指揮黑人搬運夫為我們搬行李，把行李一件件裝上汽車，她親自清點數目，請我們逐件核對，忙而不亂，從容可靠。最後又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口袋裏掏出二十塊美金，大大方方地，又無傷大雅地塞到搬運夫手裏。本來上飛機和下飛機，一行八大位，行李的托運和領取是最麻煩的事情，最讓人頭痛，語言不方便，作家出訪大包小包盡是書，又重又多，老人和婦女提不動，我們幾個壯勞力又不可能把每件行李的特征都記住，忙忙亂亂，令人發怵。而梅纘月卻指揮著搬運夫做得幹淨利索，滴水不漏。她好像經驗豐富，絲毫不感到緊張和吃力，輕鬆愉快，幹練潑辣。她的動作似乎比別人快半拍到一拍，連她講英語也比別人快。從她身上可以明顯地感到美國社會打快轉兒的生活節奏，辦事講究準確和效率。乍一見麵我不了解她，心想她這樣年輕能幹，也許是一位幹練的行政辦事人員或者是高級女秘書之類的人物。

坐上汽車，她不停地向我們介紹沿途的景物，敘述中美作家會議準備的情況，也設有忘記見縫插針地通知我；“蔣子龍先生和張潔女士，明天請你們到我們學校講話。”

來到下榻的“假日旅館”，沒容大家洗洗臉、喘口氣，便集中到梅纘月的房間談日程。冰箱裏有各種各樣的飲料，她請大家隨意選用。有人看不懂飲料包裝紙上的英文標簽，誰隻要說出飲料的中文名稱，她立刻就把飲料送到你的手上。大家都坐定了，隻有她沒有座位，還差一把椅子。梅纘月下手從冰箱的冰筒裏抓了一把冰塊放到自己沒有裝任何飲料的空杯裏，像嚼冰糖一樣光吃冰。然後雙腿一盤坐在了地板上（地板上麵鋪有地毯），打開英文打字的日程表，又用她那快節奏的語言，滔滔不絕地講起來。坐累了她就換一個姿勢，跪在地毯上。

接來送往、為我們安排吃住等一切瑣事是她，洽談、安排我們在洛杉磯的全部活動日程也是她。而這次中美作家會議的發起人、美方主席卡曾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區文學院院長李思，另外還有兩位教授，則都坐在旁邊靜聽，她並不一個勁兒地請示卡曾斯，好像這些大事她也完全可以像給搬運夫送小費一樣自己做主。看不出她跟卡曾斯、李思之間是上下級或者是暫時的領導和被領導關係。但她決不傲慢，神情和語氣都十分得體，自然而又老練。她絕非是一般的辦事員，我們遇上了一位“神仙一把抓”式的人物。

幾天後我們相處得熟了，她向我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

梅纘月是廣東人，那天她不用舀冰勺而下手抓冰，在剛見麵的兩國作家麵前敢在地毯上打坐，揮灑自如，就暴露出中國南方婦女的潑辣勁兒。但她出生在美國，在香港念完了中學，而後考進美國哈佛大學，並在哈佛獲得了博士學位。在紐約工作過一段時間，紐約的生活節奏比美國西部要快得多，因此她比別人說話快、辦事快、走路快。前幾年她應聘來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她的專業是曆史——亞美史、中美史中的僑史。她接待過許多從中國來的代表團，有政府的也有民間的，謝芳、秦怡在她家裏包過餃子，宋曉波和穆鐵柱都是她的朋友，去年她回北京，還在北京飯店擺了兩桌，請她在美國結識的運動員、演員們吃了一頓。這是個經曆豐富的姑娘，是個外交型的學者。

梅博士看上去不過三十多歲，還是單身生活。但身上絕少姑娘的嬌態、媚態，更少見女性所特有的溫柔善感之狀。思想極其縝密，工作十分周到，談笑風生，熱情主動，脾氣隨和。在洛杉磯的七天裏，不論是開會還是參觀遊覽，她天天陪我們，同我們接觸最多，給我們幫助最大。事無巨細，全由她一人大包大攬，甚至包括聯係飯館、訂座位要菜。當我們出錢回請接待我們的美國朋友時，也是由梅博士一手操辦，而且根據參加宴會的實際人數，主動出謀劃策，和飯店聯係，砍掉幾個菜，使宴會很體麵，又節省了幾十塊美金。當她帶領我們逛超級市場的時候，神不知鬼不覺地買了一瓶茅台酒，直到告別宴會的飯桌上才拿出來，使我們想拒絕都沒有辦法，隻能接受她安排好的一切，事後表示道謝。

迪斯尼樂園裏的火箭令許多男人望而卻步，梅纘月已經坐過十二次了，而且每次陪新的代表團參觀迪斯尼樂園時，她還非得再坐一坐不可。在這方麵她好像有一顆近乎男人的靈魂。我還注意到她的另一個特點：電視機、錄像機出了小故障，她手腳麻利，充滿自信，三下五除二就能排除。她不怯陣，做這一切的時候充滿樂趣。這位女博士真是多麵手，生活的能力很強。這也許是叫美國的社會逼的，一個姑娘單身生活不得不這樣。林培瑞教授給我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回他衛生間的水龍頭壞了，怎麽也修不好，便打電話給梅纘月，梅纘月不加思考就告訴他應該到哪個商店去買哪種規格的龍頭，如何安裝，等等。林培瑞照她的話辦理，果然很容易地就修好了水龍頭。

但她並不缺少作為女性的細心。我曾向美國朋友表露過，不大喜歡他們現代的搖滾音樂，也不敢對牛仔們唱的歌曲表示讚賞，很遺憾沒有聽到美國傳統的優美抒情的民族歌曲。不久梅纘月就送給我兩盤磁帶，上麵錄了美國優秀的傳統民歌。美國的普通電視節目裏，商業廣告占壓倒優勢，很難看到真正的完整的文藝節目，梅纘月從家裏搬來自己的錄像機，拿來了《憤怒的葡萄》、《光榮之路》等優秀影片的錄像帶（錄像帶裏的電影是不受廣告幹擾的），她還向我推薦必須看一部反映美國紡織女工生活的電影。她的理由是：我是寫工業題材的，應該了解反映美國工業題材的文藝作品。她的這番好意是不能拒絕的，實在是盛情難卻。可我又知道她太忙，不願給她增加新的麻煩。每天開會、參觀訪問、參加宴席等等節目結束以後，差不多就得到晚上十一點多鍾了，再到她房間看一到兩部電影，我們掌握在不超過淩晨兩點鍾離開她的房間。她果真是越到夜裏精神越好，索性赤著腳在房間裏忙來忙去，接電話，打電話，安排明天的活動，處理各種雜事。她幹著這一切事情並不影響給我們當翻譯。我們聽不懂美國原版電影中的對話，她幾乎能把每一句話都能譯成中文，往往聽了上句就把下句也譯出來了。有時她在幹別的事情，分不開身，隻看一眼屏幕就能講出下麵的故事。她喜歡藝術，喜歡音樂，她的記憶力實在驚人。

當我登上飛機的舷梯，望著梅小姐的身影，心裏湧起一股感激之情：她無疑是一個幹才，可以成為出色的學者，或者是外交家。美國有她的事業，她對美國也許比對中國更熟悉，但願她成功、快樂、幸福……

9月27日

美國醫院——可怕的樂園！

愛荷華醫院是美國的一所一級醫院，它不僅為愛荷華州的人看病，每年還要接待近五千名從美國其他州來的病人。醫院院長卡拉敦先生向我們介紹的時候說，美國有些重要的人物和某些外國的國家元首，也到這個醫院治過病。

愛荷華醫院有兩幢連接在一起的九層大樓，外觀華美，呈乳白色。西樓是老樓，東樓是新樓，連在一塊，變為一體，難分新舊。醫院的創辦人從一打基礎時就為將來的發展留下餘地，現在的醫院主樓也未“封頂”。樓頂的材料分四層，水泥板上麵是泡沫塑料，再上麵是膠，表層是石子。什麽時候醫院再擴大，掀掉石子就可以接著往上蓋。樓頂上可以起落直升機，以便遇到緊急情況時接送病人和藥物。

醫院周圍有水池、噴泉、草地、花木，幽靜而秀麗，醫院內真稱得上是一塵不染，窗明幾淨。為了節約能源，門和窗都是三層玻璃，全樓密封，用調節機調節空氣和溫度，室內沒有任何不良味道，光線充足，空氣新鮮。樓內的結構很像個“而”字，前麵的“丁”是掛號處、小賣部、會客室、遊藝室以及醫生們的活動區域。在醫生們的活動區域裏有無數間漂亮的小房子，是個像蜂窩一樣的迷魂陣，有寫作室、休息室、研究病曆進行學術交流的房子，有喝咖啡聽音樂的地方，有給學生和實習醫生講課的教室。在東樓的第一層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三角形休息廳，廳裏擺著盆景和藝術品，十分考究。休息廳的麵積本不很大，由於三麵牆都從地板到樓頂鑲上了大鏡子，一下子使大廳變得寬暢又亮堂。東樓是卡拉敦蓋的，他經營醫院有方，使醫院不斷發展，賺了很多錢。因此醫院把那個豪華的三角形休息廳命名為“卡拉敦大廳”。後麵的“四”就是治療區。每一豎兒都代表一條又長又寬闊的樓道，樓道兩旁是診室或者病房。樓道不是筒子形，隔不遠就有一個圓形小廣場，這叫“中心控製室”。值班的醫生和護士就在廣場旁邊的房子裏，廣場周圍有四五間病房，多的有七八間病房或者診室，這就算一個治療單元。這個小廣場用處很大，病人活動，醫生會診，給學生講課，坐在中心控製室裏可以觀察每個病室的情況，搶救急病人時這個小廣場還便於醫生護士奔跑，有充分的回旋餘地和使用空間。每一條樓道，有好幾個這樣的治療單元。整個治療區裏用不同顏色的地毯區分出門診區、住院區和教學區。

愛荷華醫院裏還設有一個特殊的職務——“藝術調節員”。愛荷華州的州政府規定，一切部門必須把建築費用中的百分之零點五用在藝術上。如卡拉敦大廳共花費二百四十萬美元，其中拿出十二萬美元買成各種藝術品裝飾大廳。這一條規定實在不錯，愛荷華醫院共有雕塑、繪畫等藝術品九百件，每年還要花一萬五千美元購買新的和維護原有的藝術品。醫院內的牆壁上、走道裏、房間內隨處可見各式各樣的藝術品。醫生的家屬和病人的家屬也時常讚助一些錢給醫院添置藝術品。在一樓的走道裏，擺著一百多雙嚇人的、同真人的手一模一樣的手模型，這些都是名人的手，有艾森豪威爾等幾位美國總統的手，有愛因斯坦等大科學家的手，還有著名音樂家、運動員的手。這是本醫院一個骨科醫生做的，他有這種業餘愛好。“藝術調節員”還負責每星期為全院職工和病人安排一次藝術表演，或者開音樂會，或者請外地的劇團、樂團來表演。醫院的生活也算是豐富多彩，頗為藝術化了。

我問在愛荷華醫院進修的中國醫生：“美國人為什麽要搞許多華而不實的東西，把醫院辦成一個遊樂園呢？”

“這是個可怕的樂園，是個誰都不願意來的樂園！”

“嗯？”

“我們轉了這麽一大圈兒，你難道沒有感覺嗎？醫院條件很好，醫療器械很先進，病房很多都空著，病人不多。”

“這是為什麽？”

“美國人最怕生病，醫療費太貴……”他有一回牙疼，到牙科檢查了一下，拿點藥，就花了三十美元。平常頭疼腦熱，一進醫院的門沒有四五十美元出不來。要是得了該住院的病，甚至需要做點小手術，那至少也得一千多美元。如果是大病，需住較長時間的醫院治療或者動大手術，那就不可想象了，幾萬，乃至十幾萬都是它！

所以美國人大多數都買醫療保險，買了保險再看病就由保險公司花錢。保險分兩種，大病的保險和小病的保險，小病的保險不管治大病，大病的保險也不管治小病。我們一到洛杉磯，聽說梅纘月就替我們買了短期醫療保險，這也是未雨綢繆。美國的保險真是五花八門，演員保臉，運動員保腿，農民保房子、保地，等等。

美國用於醫療和保健的費用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高，根據他們聯邦政府公布的數字，一九八一年全國醫療費是兩千八百七十億美元，比國防費用開支還高，平均每個美國人一年要付醫療費一千二百二十五美元。

因此，在美國行醫收入是很高的，普通醫生年工資約為十萬美元左右，醫學專家或出名的外科權威，年工資可達三十萬美元左右，遠遠高於美國總統的工資。如果是私人開業的醫生，收入就會更高，美國約有七千家醫院，百分之九十五是私人醫院。

隨之而來的是醫學界劇烈的競爭。據說美國的醫藥協會掌握在精明的猶太人手裏，猶太人當醫生的很多，在各地掌握著醫療大權和培養醫生的權力，他們讓每年從醫學院畢業的新醫生的數量永遠小於美國實際所需要的醫生的數量，物以稀為貴，這樣就可以保持醫生的高收入。美國的大學裏有規定，不許外國的學生學醫和法律。猶太人是抱團的，影響力很大。愛荷華醫院裏收入最高的是教學醫生，一般都是副教授。美國的醫學院學製為七年，畢業後還要經過七至八年的特殊技能的訓練，才能成為真正能獨當一麵的主治醫生。愛荷華醫院的護士，也都上了四年護士學院，一個個年輕而漂亮，工資很高。從上學一直到工作，都是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和發展。

美國有十家教學醫院，愛荷華醫院算一個，它的旁邊就是愛荷華大學的醫學院。參觀完畢，我坐在卡拉敦大廳裏等候落在後麵的人，頗有興趣地打量著稀稀落落進來掛號看病的人，他們是按照自己姓氏的第一個字母在掛號處領取一張卡片，不到一分鍾就辦好了看病的手續，如果是老患者，當他坐到醫生麵前的時候，他的病曆已經在醫生身邊的電視屏幕上顯示出來了。人越少，自動化程度越高，效率越高。

我等得心急，看見沙發旁邊的茶幾上擺著一摞硬紙的印刷品，我以為是廣告之類的東西，拿起來一看，是醫院為方便病人和家屬自己印的“日報”。“日報”隻有十六開大小的一張硬紙，可以折疊，兩麵印刷，上麵有當天的天氣、氣溫、重大新聞和本醫院的重要活動。他們真是把點子都想絕了，怎樣方便病人就怎樣幹。醫院的“藝術調節員”遞給我一杯冰鎮橘子水，我這才發現掛號處的旁邊就是一個小賣部，出售各種食品和飲料。透過玻璃窗還可以看見醫院後邊的花園裏擺著幾十張潔白的餐桌，那是醫院開辦的露天飯館。醫院裏開飯館，使我禁不住笑了，因為想起了一句老俗話——

政治家談“政治”

晚上愛荷華州的議員金女士請我們吃飯，在座的還有另外一男一女兩位議員，他們年紀在五十歲上下，都是民主黨黨員。飯前飯後大家向三位議員提出了不少問題，他們也用政治家那種特有的半似直率半似狡猾的口吻做了回答。我把這場談話的要點整理如下：

問：來到愛荷華看見的盡是玉米地，你們隻種玉米嗎？

答：愛荷華的玉米是世界第一的。

問：像您這樣一位太太怎麽會想起要去參加競選呢？

答：當我們決定了要去競選，就像作家一樣進行虛構，說是朋友們讓我競選的。政治是自發的運動。我們也許是想為群眾做點好事，誰知道呢？辦成以後也許是壞事。

問：議員的主要工作是什麽呢？

答：議員的主要任務就是影響自己的選民。

問：《愛荷華日報》今天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登了一張狗的照片，而許多重要的新聞卻放在了並不重要的位置上，這應該怎麽解釋？

答：我最關心的是新的稅收法，我正為此而努力。而這些事情是很難登上報紙的，兩人打架就可以立刻發消息。生理上的問題是很容易上報紙的，思想上的東西就很難上報紙。美國新聞關心的是個人，花邊新聞，趣聞，醜聞；中國的新聞關心的是社會，是集體，是國家。

問：您能用最簡單的語言解釋什麽叫政治嗎？

答：我們周圍都是政治，就像魚被水包圍著一樣。什麽是政治呢？打個比方——你要撿我的東西，我就撿你的。美國人不是不關心政治，而是不知道應該怎麽辦，隻是抱怨。

問：這又是為什麽呢？

答：對政治失望，失去信心。

他們說話簡練含蓄，有時一針見血，有時說出的話則像繞圈子。

9月29日

“附庸風雅”辯

“附庸風雅”是個貶義詞，按中國人的解釋就是——有錢人為了裝點門麵，故作斯文，談詩論古，購書買畫，以示炫耀。美國的闊佬兒不少，附庸風雅者甚多。有人不太闊，有時也打腫臉充胖子，附庸風雅一番。有的是一個單位，集體附庸風雅。我想為這股風說點公道話。

比如，洛杉磯的亨丁頓公園、凱蒂博物館，也許就是附庸風雅的產物。但確實保存了一部分文化遺產，這有什麽不好？愛荷華醫院設“藝術調節員”，樓上樓下掛著不少他們自己認為是藝術品的東西，也許這些藝術品在真正內行的藝術家眼裏並沒有什麽藝術價值，也值不了幾個錢，但這些東西確實調劑了醫院職工和病人的精神生活。這難道不是一件有益的事？

昨天晚上，在愛荷華音樂中心看芝加哥交響樂團的演出，指揮是意大利人，是含蓄的、內向型的指揮，最後演奏了《貝多芬第六交響曲》，聶華苓說這是全美最好的樂團。我卻覺得不及小澤征爾指揮的波士頓交響樂團。小澤征爾的指揮風度是外向的，奔放有力的，也許他對每一首曲子的主題稍稍做了一些誇張，但這樣更便於聽眾感受和理解，更容易煽起聽眾的熱情。小澤征爾善於先聲奪人，一下子就抓住聽眾，在很高的起點上掀起更高的熱潮。而芝加哥樂團的指揮卻似乎是用自己的低潮一點點鋪墊自己的**，用自己的平庸襯托逐漸顯露出來的才華，先叫觀眾失望，最後再叫觀眾覺得還不錯。然而這和附庸風雅有什麽關係呢？我在今天的日記裏想要說的還不是對芝加哥樂團的印象，給我感受最深的是台下的觀眾。看一場交響樂團演出的票價，幾乎等於看一場電影的十倍（我們的座位在後邊，一張票還要二十五美元）。在美國看電影從來用不著提前買票，或者站在門口等退票，隨到隨看，有時電影院裏隻有幾個人。而看交響樂需提前預訂座位，劇場裏沒有虛席，有人甚至開著汽車跑四五個小時來看這場演出。演出原定晚上八點鍾開始，在八點鍾之前觀眾全部坐好了，走道裏無人走動，沒有晚來的人在黑暗中尋找座位，或者讓其他的人都站起來容他擠進去等等。大廳裏一片安靜，靜靜地等待著台上的大幕拉開。十分鍾過去了，二十分鍾過去了，半個小時過去了，大幕還沒有拉開。美國人是講實際、講效率的，一般地講時間觀念都很強，性格比較直率，是敢怒敢笑敢說敢罵的，這樣沒頭沒腦、不明不白地空坐了半個小時，沒有人大聲喊叫，沒有人吹口哨、鼓掌和起哄，大廳裏仍然沒有人走動。就這樣默默地又等了十五分鍾，到八點四十五分的時候，大幕掀開一條縫，鑽出來一個人，他解釋說樂團的汽車走到半路上車胎放氣，故而遲到了。這實在不算個理由，即使如此也應該早報告一聲，不能讓大家傻等。盡管這樣，觀眾席上隻有人發出一陣輕輕的笑聲，沒有人叫嚷，沒有人抗議。差五分九點鍾的時候演出才算開始，而且前麵演奏的幾個小曲子也實在稀鬆平常。但是觀眾表現得很有教養，很懂禮貌，每一支曲子演奏結束後都報以熱情的掌聲，至少要讓指揮和首席小提琴手謝幕兩次。我感動了，到美國這麽多天以來，第一次發現了美國的社會生活中毋庸置疑的好的一麵。

今天參觀的迪爾公司，可以說附庸風雅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它的總部大樓其建築本身就是一件藝術品，樣式古怪，結構奇特，全部用經過防鏽處理的鋼和玻璃建成。從外表看黑糊糊，呈“H”形，並不漂亮。到裏麵去卻別有洞天，富麗堂皇，光線明朗，地板上鋪著黑色大理石，幽幽發亮，踏上去如同在鏡子麵上行走一般。辦公大樓的中間，人工地造出了一片“小自然”，有假山假石，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各種開放得正燦爛的奇花異卉。主人告訴我，這兒的鮮花一年四季永遠開放，春天有春天的花，冬天有冬天的花，春夏秋冬花色不同。“小自然”裏並不栽培花卉，當鮮花要凋謝的時候就把它起走，從別處把含苞欲放的鮮花再移植過來。站在這裏有一種置身山野的感覺，四周陽光燦爛。其實這裏同大樓的其他房間是一樣的，全部密封，春夏秋冬保持恒溫，隻不過頭頂上多了一個人造小太陽。這一切也許造得太漂亮了，反而使人感到有些美得過分，不自然，不舒適，人工雕琢的痕跡太重。禮堂和餐廳更是豪華到近似奢侈的地步，而且一切都要講究別出心裁，與眾不同。餐廳裏的飯桌上不像其他飯店一樣擺鮮花，而是在花瓶裏插一束黃色的幹花，幹淨優雅，別有一番情趣。餐廳的房頂是平平的，沒有一件東西，像一片藍色的天空。每張飯桌的中央有一個用不鏽鋼做成的類似火鍋一樣的東西，實際裏麵是個小探照燈，把燈光打到屋頂再反射下來，白天使人好像站在陽光裏，晚上則顯得燈火輝煌，光怪陸離。

樓裏樓外，裝飾著許多現代派、抽象派的繪畫和雕塑。迪爾公司接待來訪者、參觀者，或者請人來談買賣，先讓人家參觀它的總部大樓和樓內外陳設的各種藝術品。向人們贈送公司產品的說明書，還要隨贈兩冊印刷十分精美的畫冊，上麵印著迪爾公司收藏的各種藝術品的彩色照片。這些藝術品替迪爾公司裝潢門麵，成了他們炫耀自己的一種很“藝術的手段”，證明該公司文明先進，殷實可靠。更重要的是讓它的職員熱愛自己的公司，喜歡自己工作的環境，為公司感到自豪，進而把身家性命和公司的命運連在一起。職員們走進辦公大樓，如同跨進一個令人心情愉快的藝術博物館，對他們的氣質、心情和工作效率都會有好的影響。這樣的附庸風雅有何不可！

像迪爾公司的這種附庸風雅，同近幾年來西方富豪們爭購藝術珍品的狂熱是不一樣的。據報載，去年五月，紐約拍賣市場抬出了一幅畢加索自畫像，這幅畫像作於一九〇一年，當時畢加索還是個生活寒磣的無名之輩，畫也很簡單粗糙。想不到這幅畫像，竟以三千萬法郎的高價拍板成交，打破了二十世紀來油畫交易的最高紀錄。這些闊佬兒們收購名家作品或者寶貴文物，並不是出於對藝術的酷愛，而是囤積居奇，想以後換取更多的金錢，做藝術品的投機生意。他們和附庸風雅是兩回事。迪爾公司的大樓裏雖然琳琅滿目，但真正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卻一件也沒有。如果有的話也不敢擺在樓道裏，要鎖在保險櫃裏，安設防盜和報警的設備。那樣的藝術珍品實際已不屬於大眾了。屬於大眾的隻要這三四流，甚至更低的貨色就行了。像迪爾這樣一個機械公司，把工作環境布置得充滿藝術趣味，讓工作和生活藝術化，實際就是“文明生產”嘛，就是行為科學的一種具體應用。

但是，像這樣附庸風雅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公司必須經營得好，多多少少總得拿出一點錢來才能購置藝術品。另外，公司（其他單位也一樣）的負責人還必須有一點“藝術細胞”，他得走這種腦子，有這根腸子，哪怕是一知半解也行。就怕不知不解，根本就沒有“藝術”這根神經，以“老子是大老粗”自居，更談不上對“風雅”要“附庸”一下了。那才真是“沒治”了！

迪爾公司的發家史富有傳奇色彩。

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美國佛蒙特州有個聰明的鐵匠，叫約翰·迪爾，他感到在東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便攜帶家小來到美國腹地正待開墾的伊利諾斯大草原。他支起鐵匠爐，成功地鍛造出第一把鋼犁，為正在艱難地開墾草原的農民們幫了大忙，鐵匠的名字很快在草原上傳開了。迪爾不斷根據農民們的需要改進農業工具，發明新的農具，越幹他的事業越大。他打破了美國十九世紀中葉在生產組織上先接到訂貨單，然後再投入生產的慣例。迪爾掌握了市場的需求，在收到訂貨單之前就開始生產這種產品。到一九一一年，迪爾家族合並了六家生產農業設備的公司，誕生了現代的迪爾公司，成為能生產全套農業設備的製造廠商。一九一八年，又取得了（也可以叫吞並、擊敗競爭對手進行收買接管）沃特盧汽油發動機公司的所有權。從此，拖拉機又成了迪爾公司的基本產品。現在，迪爾公司成了世界上專門生產農業設備的最大的公司之一，同時，還生產建築和伐木工業機械。它向一百多個國家出售產品，總是以世界市場為對象，製定發展、製造及推銷產品的各項政策。因為它在加拿大、聯邦德國、法國、阿根廷、意大利、西班牙等十幾個國家裏設有工廠和經銷部，所以迪爾公司對它的資源是進行全球性管理的。

當前，美國的經濟蕭條也沒有放過對迪爾公司的衝擊。今天，公司的負責人隻和我們匆匆打了個照麵，便去和工人代表談判，如果談不成，明天全公司的工人就要罷工。結果是談成了，因為國際間、公司間的激烈競爭把工人和公司給摽在一起了。倘公司垮台，工人就什麽也得不到了，因此談判變成勞資雙方相互商量，怎樣讓公司維持下去，結果是雙方都做點讓步，工會居然把以前已經得到的權利又讓出了一部分。這個公司藍領工人的平均工資是每年兩萬到兩萬四千美元。

他們有一種胳膊斷了往襖袖裏吞的勁頭，表麵上仍然支著個大架子，不了解內情的人，是看不出他們正處在一種困難的關頭。公司分管接待的負責人，領著我們到處參觀，詳細講解每一項產品的內容，專為我們放映介紹他們公司的曆史和產品的電影，電影早已配上漢語解說詞。他們真會做買賣，也真會宣傳自己。明明知道我們是作家代表團，看那勁頭也恨不得讓我們能買它兩台聯合收割機。下午派專門的遊艇載著我們遊密西西比河，遊覽美國這條著名的老人河，並欣賞了兩岸的風光及夜景，在船上吃晚飯，飲酒唱歌。美國之音和《美洲華僑日報》的兩位記者現場采訪，其實這也是一種附庸風雅。因為我多次遊過長江，覺得密西西比河跟長江比差遠了，不論是比河流的氣勢，還是比兩岸的景色，長江都遠勝過密西西比河。密西西比河是被馬克·吐溫寫出名的。

9月30日

出盡洋相的作家們

今天下午兩點半鍾，由國際寫作計劃主辦，聶華苓主持，在愛荷華大學裏召開了一個“中國作家座談會”。在這個會上的主講人本應該是五位參加這一期國際寫作計劃的中國作家：陳白塵，劉賓雁，還有台灣省的老詩人楊逵，現代派詩人管管和他的妻子袁瓊瓊。偏巧我們也在愛荷華訪問，便一塊被拉到了會場。雖然是列席代表，也被安排坐到前麵。前麵是“講話席”，坐到這樣的席位上就得講話，即便是客套話也得說幾句。我不知道我的同事們怎麽想，我心裏覺得好笑，我們有什麽好講的呢？

聶華苓宣布開會，自然免不了要有一段開場白。大意是：非常榮幸，今天有十一朵中國花在愛荷華開放。這十一朵花就是來自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十一位作家。他們都是優秀的作家，他們的作品無論在內容、題材或者表達形式上，都各具特色。二十世紀是受難作家的世紀，在座的絕大多數作家，多多少少吃過不少苦頭，叫人感到痛心與不平。經曆這場苦難，所得到的代價是——鍛煉中成就了一代優秀的作家。

最後她要求在座的每一位作家都必須講話，題目是介紹自己在文學上的成就。但每個人的講話不得超過五分鍾，一到五分鍾她就搖鈴。由參加寫作計劃的作家先講，順序是楊逵、陳白塵、劉賓雁、管管、袁瓊瓊，然後才是應邀訪美的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講話。從團長馮牧往下輪……

楊逵一口台灣土語，他講話時要有兩道翻譯，先由一個能聽懂他的話的人把台灣土語翻譯成別人能聽懂的半拉咯嘰的普通話，再由英文翻譯把這半拉咯嘰的普通話譯成英文。老先生已經七十二歲，身材瘦小枯弱，精氣神還好，別人穿著單衣，他是毛衣毛褲，早晚還要穿上中式小棉襖，頭上戴著一頂毛線織成的“一把抓”小帽。這次他參加為期四個月的“國際寫作計劃”，是由兒媳婦陪伴來的。兒媳婦也有五十歲左右，一副老實厚道的樣子。不論任何場合，她寸步不離老公公，服侍很周到，令人感動。特別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基本上是各人顧各人的社會，從這一對公公和兒媳身上體現出來的中國式的傳統家庭道德和倫理關係尤為突出。

更為可貴的是楊逵身上似乎還保留著中國農民般的正直和樸實，他一見到我們就十分親近，言談舉止都很隨和，跟著我們一塊參觀訪問，在愛荷華期間他幾乎成了我們團的一個成員。沒有隔閡，沒有猜忌，沒有顧慮，不計較身份，對馮牧像我們這些正式團員一樣表現出十分的尊敬。他找我們要書，也把他的書送給我們。當馮牧說要從他的著作裏選出一些作品，在北京出一本他的作品選時，楊逵十分感動，他表示如果這本作品選能出版，他不要稿費，希望把稿費全部買成書，贈送給大陸讀者。

當我聽完他的發言，就愈發覺得他可愛，並且應該受到尊敬。他從童年講起，目睹了日本鬼子對中國人的屠殺，心裏便埋下仇恨的種子，以後選擇了寫作的道路。可是這條路也叫他吃夠了苦頭，在台灣的監獄裏被關了十四年，前年才被放出來。這是位曆盡坎坷的作家，他本身就是一部台灣省活的曆史。在聶華苓搖鈴兩次之後，楊逵不得不匆忙地結束了自己的講話。

劉賓雁講得幹脆而又精彩，他說：“我寫的東西，不知該叫什麽，小說？報道？我的職業是記者。我有二十多年不能寫作，沒有想到能重寫。到目前我還不明白，為什麽一九七九年我會再寫東西。因為我心裏曾以為中國的文學已經沒有希望了。我寫的東西是著重把一個事件揭開，比報紙上的新聞詳細，我致力於寫出為什麽會有這些事情發生。我在作品中告訴讀者，我們正常的社會生活受到了破壞。讀者會理解到問題不在出了一個貪汙案件，而是社會生活中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造。我知道，這樣寫會觸犯一些人，他們會不高興，會告我的狀。所以，我一麵寫，一麵為自己做律師。幸好，我們有好的法律，保護了我，使我還可以繼續寫，還可以繼續觸犯一些人……”

沒等搖鈴他的講話就結束了。

下一個是管管，這下可熱鬧了。這位先生穿一件灰色大褂，像個說相聲的，其做派和表情又像個變戲法的。他站起來離開座位，從大褂口袋裏摸出一張紙，這是他寫的歌頌愛荷華的詩。為了表示現代詩人的怪誕，用火把這張紙的四邊燒得像狼撕狗咬般地不整齊。他高舉著這張紙，用京劇裏道白的聲調開始高聲朗誦這首詩。而且上一句用花臉的腔調，下一句就用老生的腔調。連說帶表演，裝腔又拿勢。偏偏此公的嗓子又不作臉，嘶啞而幹燥，他隻顧自得其樂，不管別人的耳朵和神經吃不吃得消。有人哄笑，有人感到作嘔，有人開始退場。好不容易盼他朗誦完那首不算短的頌詩，早已經超過五分鍾了。他開始介紹自己，他在台灣還參加過電影的演出和拍攝工作，而且帶來了由他參加演出的電影拷貝，如果有人想欣賞，他可以出借。講著講著，他覺得還沒過足戲癮，又站起來表演了一段京劇《李逵下山》裏的那一大段念白。哎呀，我真受不了啦，替中國的京劇藝術抱不平。他可以糟蹋自己，何必要糟蹋京劇呢？已不知道聶華苓是第幾次搖鈴了，管管雙手一抱拳：“請華苓大姐高抬貴手，再給我幾分鍾。”

他既然如此健談，我隻好暫時告退。因為我笑也笑不出，坐又坐不住，不如到外麵喝點水，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等我坐回原位的時候，管管的表演已經結束了，他的太太袁瓊瓊正在發言。看上去她隻有三十多歲，也許要比她的丈夫年輕二十歲。這位女士似乎很為自己的丈夫得意，她稱他“有點怪異。但正是在他的影響下於五年前我開始寫小說，我是為丈夫而寫作。寫了兩年後就連續得了三年《聯合報》的小說獎，有人說我是習慣性得獎者。我的名字叫瓊瓊，在中國詞典裏這個瓊就是寶貝、美玉，所以我有福氣……”

前兩天我在聶華苓家裏看過《聯合報》，這是台灣省台北市的一家報紙，它設有文藝副刊。這個副刊為了吸引讀者聯絡作者，對它們約來的稿件經常舉辦評獎活動。我也有幸讀了今年袁瓊瓊獲得《聯合報》小說乙類獎的作品《媽媽》。小說借一個小男孩兒的口吻，敘述他因為長得漂亮，又燙了頭發，常被同學們嘲笑，罵他“不男不女”。再加上功課不好，挨了老師的打。而他的母親卻十分溺愛他，常常“亂七八糟地”把他“按到**親”。他的媽媽很年輕，穿著牛仔褲，有一頭漂亮的長發，像個電影明星。始終沒有在小說中出場的“爸爸”，老是揪“媽媽”的長頭發。因此“媽媽”的生活無聊而寂寞，常常白天睡大覺。在跟兒子的親熱上也不大正常，有一次甚至逼他走陽台的欄杆兒。這就是《媽媽》的全部內容。

袁瓊瓊最後呼籲要大家對她的作品感興趣，也希望外國朋友多接觸她的作品。

然後輪到我們發言。

張潔開宗明義：“中國的女作家都明確地知道自己的責任，她們不是為錢，更不是為丈夫寫作。我很遲才認識自己，我曾經想過做馴馬師、探險家、鋼琴家。對於劉賓雁說不知為什麽又開始寫作這一點，我認為我可以回答。發生了大事件之後，就會有作品產生，‘文革’後於是就有了許多好的年輕作家。我的第一篇小說《從森林裏來的孩子》獲得了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次年的一篇小說又獲了獎，一個電視劇本也獲了獎。我之所以寫作，是因為生活感動了我。而越寫下去，就越感到責任的重大。作家不但要表達真理，也要回顧曆史，使人們能在經驗和苦難之後繼續前進。作品要關心人類的命運，使人們在苦難中看到光明……”

在張潔講過之後，聶華苓說：“今天在座的男作家都不及兩位女作家得到的文學獎多。”

最後一個輪到發言的是我，我給自己規定不許超過三分鍾。全文如下——

“我也很想像前麵的作家那樣做一番自我介紹，可惜我對文學還沒有做出足以能在大庭廣眾麵前進行介紹的貢獻。我認為，作家應該揭示出‘人’的秘密，我雖然出版了幾本小說集，都未能達到這個目的。大家也見到了，今天坐在台上的每個作家本人就是一個謎。因此，我隻能送給朋友們一個問號，而不是句號。真對不起。”

10月1日

沒有月亮的中秋節

今天是我們的國慶節，又是傳統的中秋節。來美近半個月第一次放了大家半天假，上午沒有安排活動。十幾天來，每天隻能睡五六個小時，而且沒有午睡，好不容易有半天休息，要著實撈一下本，恢複一下精神和體力。我睡到十點多鍾，起來後洗了個溫水澡，頓覺血液流暢，精神大爽。似乎又存足了再夠拚半個月的精力。

大家喝著酒，有說有笑，歡快而又熱鬧。後來有人唱起了家鄉的歌曲，於是你一個我一個，從“洪湖水”到“一條大河”，從“花兒與少年”到“十五的月亮”，鄉音響徹大廳，人人臉上喜氣洋洋。這一刻我們都忘記了自己是身處異邦，仿佛並沒有離開祖國，還和親人們在一起。

國慶招待會結束以後，我去看大學生遊行。今天是愛荷華大學一年一度的校慶日，老校友和學生的家長都到學校裏來參加一係列的慶祝活動。全校的化裝大遊行是在晚上六點鍾開始。

這也可以叫做“藝術遊行”。年輕的大學生們幾乎都化了妝，帽子和衣服更是千奇百怪，人人都隨心所欲，誰能想出什麽花樣就可以盡情表演。一般地講，姑娘們喜歡顯示自己優美的身材、青春的魅力，多數都穿像遊泳衣那樣短小而又緊貼在身上的衣服。但顏色是多種多樣的，有的還綴滿金光閃閃的珍珠片，有些很漂亮的白人姑娘故意把臉塗成黑色或棕色。最神氣的要算是“校花”或者有突出成就的姑娘，她們按照自己的喜好，有的盛裝豔抹，有的薄施粉黛。但都光彩照人，喜氣洋洋，矜持地向兩旁的人群招手微笑，甚至送出一個個飛吻，拋撒出一把把糖果。她們是不走路的，坐在敞篷汽車上，有的由男士陪伴，有的則高傲地一人獨坐。小夥子們喜歡裝扮成將軍、騎士、爵爺、流浪漢等等。雖然是遊行，但他們不是隻管走路，走路不是主要的，表演才是主要的。大概是以每個學院或者係為一個單位，每個單位的遊行隊伍都盡量搞出自己的特色，從裝束打扮到遊行的節目都不同於其他單位。這種遊行很有點像中國的跑落子、踩高蹺，隻是更簡單一些，不需有太多的真功夫，靠簡單的幾個動作和變換隊形，再加上奇異的服裝和打扮，使人眼花繚亂，收到嘩眾取寵的效果就行。四周看遊行的人隻要一再鼓掌，發出一陣陣歡呼，遊行隊伍便停下來，又吹又打，表演一番。因此，遊行的速度很慢。我看過幾個方隊之後，便感到他們雖然很想標新立異，其實還是大同小異。走在每個單位的遊行隊伍最前麵的是神采不凡的指揮，手持金光閃亮的指揮棒，女指揮多，男指揮少。緊跟著指揮的是樂隊，以洋鼓洋號等吹打樂為主；後麵是校花或傑出的人物；再後麵是表演者方隊，或徒手，或手持花環和其他器械；然後是化了妝跟著走的人群和各式各樣的雜耍。隻有這最後麵的隊伍是變化無窮的，因為這種遊行是最自由散漫的，誰想怎麽幹都可以。別人可以隨時插進來，走一段路也可以再退出去。最後這一塊隊伍實際是個收容隊，是一種大家取樂出洋相的形式，有的開著小汽車跟在隊伍後麵；有的像個醉鬼一樣一邊走一邊往嘴裏倒啤酒；有的全家人在一起有說有笑，手裏還牽著狗，像散步一樣招搖過市……

這種遊行還有一種示威的性質。

明天，愛荷華大學要和另一個大學比賽足球，愛荷華大學的球隊叫做“鷹隊”，對方是“貓隊”。在遊行隊伍裏有一幅幅醜化貓的漫畫，有各種死貓的模擬品，有雄鷹撕裂懶貓的活報表演。最有火藥味的是一條條高舉著的大標語，什麽“油炸貓”、“槍斃貓”、“死貓有一百種用處”……為了一場比賽，何至如此？使我想起了中國“**”期間的派性遊行……

來不及把遊行看完，我們便乘車去劇院，看紐約百老匯歌劇院演出的歌劇《阿根廷，不要哭我》。劇情很簡單，表現了曾經聞名世界的庇隆夫人短短的一生。她出生在農村，長得嬌媚動人，富於魅力，且有一副美妙的歌喉，以後被人帶到城裏當了歌女，很快走紅，結識了許多達官貴人，於是和庇隆結了婚。庇隆當上總統，她就成了轟動世界的庇隆夫人。她影響庇隆，甚至可以左右庇隆，確實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幾次群眾聯合起來要推翻庇隆政權，都因為總統采納了庇隆夫人的意見，給群眾一些好處，支持革命，平息了民憤，緩和了矛盾。庇隆夫人受到了人民的愛戴，她到哪裏，哪裏就有向她歡呼的人群。因為有了這樣一位精明的夫人參政，庇隆的政權越來越強大，他甚至控製了半個南美洲。在當時她對世界的影響也很大。一九五二年，庇隆夫人死於癌症，她當時僅有三十三歲。阿根廷全國為她舉行了盛大的葬禮。事實是她死後三年，庇隆政權被推翻。以後庇隆又複辟，當過短時間的總統，再次被推翻，他死後第三夫人也掌握過一個時期的權力，但都是江河日下，再也不能恢複“庇隆夫人”（其實是庇隆的第二夫人）在世時的局麵。

這個劇還叫《庇隆夫人》。這樣一個題材，作者卻不寫政治鬥爭，不寫重大事件，也不表現革命運動，連當時真實的政治背景也不要。注意力始終盯在庇隆夫人的私生活上，著重表現她的性格、她的作為。似乎想告訴觀眾，原來總統們的許多重要決策，都是在飯桌上，在臥室裏，在和夫人們的嬉笑鬧罵之中決定的。

劇中唯一反映的一場權力鬥爭，還是用鬧劇的形式表現的。庇隆想當總統，鬥爭十分激烈。舞台中央擺著五把椅子，坐著五個想競爭總統寶座的人。音樂一響，五位先生站起唱幾句，這時候有人從後麵上來撤走了一把椅子。舞台上變成了五個人、四把椅子。音樂一停，大家都爭著搶椅子，坐不到椅子的人就被淘汰了。遊戲繼續進行下去，椅子由四把變成了三把，又變成了兩把，每變一次就淘汰一個競爭者。最後還剩下一把椅子，又被庇隆搶先坐上了，他就是這樣當上的總統。可笑而又有諷刺意味。

歌劇一方麵不回避真人真事，不怕有人對號。而且借用庇隆夫人的影響吸引觀眾，歌劇進行當中時常用電影手法在後幕上播放庇隆夫人生前的生活特寫鏡頭，編導者故意真真假假，以假亂真。另一方麵，歌劇又用象征性的手法編造了一個“格瓦拉”式的人物，他穿著破舊肮髒，歪戴帽子，斜叼雪茄，像個戰士，又像個流浪漢。用這樣一個人物象征革命和群眾，並且用他把全劇貫穿起來，劇情該跳躍、矛盾該轉折的時候就讓他出場進行銜接。同時他又代表人民，代表革命力量，對庇隆形成威脅，影響庇隆夫人。他、庇隆夫人和庇隆，便成了歌劇的三個主要人物。

這是一出嚴肅的正劇，又具有悲劇的深沉的力量，同時還有鬧劇的因素和喜劇的情節。有時含蓄雋永，有時熱熱鬧鬧，有時諷刺挖苦。演員尤其突出，一個頂一個，能歌善舞。飾演庇隆夫人的女演員並不十分漂亮，就靠放得開，揮灑自如，該莊重則莊重，當妖媚就妖媚。美貌和魅力原本是女人身上兩樣要命的東西，有人美貌並不一定有魅力，而不甚美貌卻具有特殊魅力的女人更厲害，那位女演員正是這種類型的演出風格。她把一個不失善良又工於心計、精明練達又會裝腔作勢、溫文爾雅又****的複雜女人演活了。她的嗓子還稍稍有一點沙啞，歌劇剛開場的時候我還有點奇怪，怎麽挑選這樣一個演員扮演唱工這麽重的角色？第一幕唱下來，觀眾對這個演員就完全放心了，她的略有沙啞的嗓子卻有其獨特的韻味，能高能低，音域寬廣，越到高昂處，反而不沙啞。尤其到後來，庇隆夫人身染重病，有大段大段愁腸百結的唱詞，演員的聲音越發顯得真切動人，催人淚下。

還有一對陪襯演員給我印象也極深，男的是黑人，身材又高又瘦，麵目很醜卻不可憎。女的是印第安人，同男的一般高、一般瘦、一般醜，兩人總是一塊出場，翩翩起舞，舞姿非常美，幾乎無情不可表達，他倆仿佛是歌劇中的一對精靈。他們扮演的角色在劇本裏沒有名姓，全劇從始至終沒有他們一句單獨的唱句，他們倆卻經常出來。時而像幽靈般出現在舞台的一角，獨自飛旋；時而又代表著歡呼的群眾，在庇隆夫人身邊快樂地起舞；也有時隻用他們的舞蹈給劇情增加一點色彩。他們的確叫人眼花繚亂，甚至莫名其妙。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臨近樂池，因此不僅看到了台上的一出戲，也看到了台下的一出戲。歌劇團不能離開樂隊，這個團的樂隊隻有九個人，十分精幹。樂隊指揮兼彈電子琴，特別突出的是樂隊右角站著一位管打擊樂的小姑娘，所以稱她為“小姑娘”隻是根據外表而定，看上去頂多有十七八歲，管著木琴和各種大鼓小鼓共十一件樂器。她是全樂隊最忙的一個，放下這件，拾起那件，眼睛盯著指揮，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一秒鍾的疏忽。站得時間太久了，有時想坐下歇歇腿，屁股還沒有挨上凳子又趕忙跳起來，同伴們偶爾向她做個鬼臉。她隻有工夫擠擠眼。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卻又有條不紊，從不出差錯。表情天真快樂，活潑生動。她仿佛被自己奏出的音樂陶醉了，顯得極為有趣而可愛。她本身就是一台戲。

於是，打開電視機，讓美國的商業廣告為我催眠吧。

10月2日

閑話留學生

有人跟我說，要了解美國人的性格就去看足球（也許是因為橄欖球賽開球時用腳，所以美國人把它叫做足球）。

今天中午，號稱“鷹隊”的愛荷華大學足球隊，同代表另一所大學的號稱“貓隊”的足球隊進行比賽，這是近幾天來愛荷華的頭號新聞，人人都在談論這場比賽。時間一到，萬人空巷，幾乎是傾城去看這場比賽。愛荷華全市有五萬多人，卻有一個能容納六萬觀眾的足球場，而且座無虛席，門口還有等退票的。這就是說有許多觀眾是從外地來的。對美國人來說，乘車到外地去看戲、聽音樂會、看球賽，好像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卻怎麽也理解不了他們對足球和棒球為什麽會如此狂熱！

天上飄灑著小雨，卻絲毫不影響人們的情緒。有人早有準備，戴上雨帽，穿上雨衣，巋然不動。有人穿著汗衫短褲，任冷雨澆頭，仍然興致勃勃，狂喊亂叫不止。美國球場上的秩序和劇場裏的秩序是這樣的不同。

比賽雙方各有自己的專業啦啦隊。所謂“專業啦啦隊”——是不坐在觀眾席上的，他們站在球場的邊上，都是一些精壯英俊的小夥子和身材優美的姑娘，臉上化了妝，穿著體操服。一會兒像末流雜技演員一樣，表演各種並不太精彩的雜耍動作；一會兒唱支鼓勁歌，無非是校歌、隊歌之類的歌曲；一會兒又指揮觀眾呐喊，為自己的球隊加油助威。但隻能在自己的這半塊場地活動，不可侵犯對方領土。他們口不停，手腳不停，比參加比賽的運動員還要累。

“鷹隊”是在自己的家門口，人多勢眾，沾了不少光。啦啦隊人多，表演的節目花樣也多，還有一個龐大的樂隊，洋鼓洋號，奏了一曲又一曲，以勢壓人。“貓隊”的象征是一隻用人裝扮成的大貓，它在場子裏跳來跳去，隻能逗人發笑，或者向觀眾撒糖果。

比賽毫不緊張，開球之後就犯規，球員們不是紮大堆，就是碼人垛。一會兒一停，停的時間比賽球的時間還長。觀眾卻莫名其妙地發出一陣陣狂叫，真叫人不可思議。這是一種帶有原始味道的野蠻和愚蠢的運動。美國人認為這種運動既需要運動員勇敢，又要求運動員有智謀。我卻覺得這種運動既不鬥智，也不鬥勇，把運動員限製得死死的，隻能進行粗野地衝撞。難怪東方人不喜歡這樣的運動。國際上體育大賽也不把它列為比賽的項目。

大家都去看足球比賽了，市裏變成一座空城。我無處可去，信步來到在愛荷華大學進修的中國學者鄧述渝的住地。老鄧在家，他是搞水利的。他的同伴兒老劉也在家。老劉是被愛荷華醫院邀請來幫助工作的，他原是北京協和醫院的主治醫生、醫學博士。他們兩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在二樓，裏外兩間。裏間是臥室，兩張單人床，外間是學習和工作的地方，兩張簡陋的辦公桌，一台彩色電視機。屋內陳設簡單、隨便。幹淨而不夠整齊，東一堆書，西一堆報。我走進他們的房間，卻感到舒適和自由自在。他們的房子旁邊，有公用的衛生間，樓下有公用的廚房，但廚房裏各有自己專用的冰箱。冰箱上沒有鎖，他們的食物偶爾有丟失的現象，懷疑對象是一位年輕的美國房客，他一到沒錢的時候臉上就帶出一種餓相，要不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要不就趁沒人的時候到廚房裏“共”別人的“產”。老鄧和老劉的辦法是：每到這時候，加倍往冰箱裏放東西，大家心照不宣，這樣搞了幾次反而使那個美國小夥子不好意思再往他們的冰箱裏伸手了。

這所外表很漂亮的木結構小樓，是專門租給學生和外國進修學者們住的。老鄧和老劉每月要交納一百九十美元的租金，這已經是很便宜的了。

不一會兒，陸陸續續又來了好幾位中國研究生和留學生。看來他們雖然在美國生活了一兩年，有的已生活了三四年，仍然和我一樣不喜歡美國的橄欖球。同胞相聚，大家說著中國話，心裏格外痛快。他們想從我的嘴裏知道家鄉的變化，我想通過他們多了解一些美國，於是從中國到美國，海闊天空，一通神聊。晚上，他們招待我吃了一頓中國飯，然後又暢談到深夜。我又多知道了一些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情況。

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和進修學者，約有八千人左右，其中一半是自費去的。

不論你到美國的哪一個城市裏去，在大街上的中餐館裏吃飯，很容易碰上年輕的中國人當招待員，為你端盤子，送茶水，禮貌周全。你不可把他們當成餐館的小夥計，他們很多是留學生，用打短工掙的錢付學費和平時食宿的開銷。

當你到美國朋友家做客的時候，也可能會看到中國姑娘或小夥子送酒送菜，不卑不亢地伺候你。你不可把他們當成是這一家的用人，他們很可能是被雇用來臨時幫忙的留學生。美國一般的中上等以下的家庭平常是不雇用人的，用人的工資很高，雇用不起。所以，吃過飯以後，如果客人幫助主人收拾一下杯盤刀叉，主人會非常高興。這樣象征性地幹一點活，顯得感情親近，友誼深重，關係隨便。

這沒有什麽難看的，也不必感到有什麽不好意思，不少美國大學生也是這樣自食其力的。美國的社會一切用錢說話，不存在難看和不難看的問題。我為你付出勞動，你付給我報酬，不論是朋友還是親戚，一視同“錢”。錢事錢辦，各不謙讓，理所當然。前不久，美國總統裏根的跳芭蕾舞的兒子失業，自裏根當政以來，美國的失業率由百分之八增加到百分之十，對立派正想抓住這一點攻擊他。他和太太勸兒子不要去站到失業者的隊伍裏，免得給老子增加麻煩，父母會接濟他錢。然而，裏根的兒子不願接受父母的救濟，那樣維護了老子的臉麵，而他自己就要丟人。最後還是站到失業者的隊伍裏去領救濟金，這等於給了他當總統的老子一記耳光，立刻轟動了美國的新聞界。對這件事各大報紙有不同的評論。有人說，裏根身為總統，連自己兒子的職業都保不住，可見失業問題多麽嚴重！也有人說，芭蕾舞團的老板並不因裏根是總統，就對他的兒子另眼看待，不解雇他。而裏根也不開後門為自己兒子找個職業，這還不錯嘛！

這就是美國人認為難看和不難看的標準。其實，在美國這樣的社會，隻要膽子大，臉皮厚，是沒有什麽難看的事情的。強盜不難看，反而使人害怕，謀殺總統的人不難看，精神病患者不難看，同性戀者不難看，吸毒的不難看，富人不難看，窮人也不難看，有人就鋪一件破大衣在大街上一躺，敢於展覽自己的窮困。在一個各自為是、無奇不有的世界裏，完全不必擔心臉麵難看或者不難看。

話扯遠了，還是回到中國留學生上來。

美國餐館裏的老板（不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血統的人）以及那些需要雇用人的家庭，對中國留學生是很苛刻的，他們付給中國留學生的報酬，要低於其他招待員工資的一兩倍，甚至還要多。他們知道這些學生沒有其他辦法，報酬給多給少都得幹，樂得巧使廉價勞動力。

據說在美國的中國血統的人，和猶太血統的人在數量上差不多。但猶太人抱團兒，活動能力很大，他們肯出錢支持政治家競選。如果這些政治家當選，就得接受猶太人的影響。因此猶太人在美國勢力很大，能夠影響國會，甚至可以影響總統身邊的人。今年夏天美國在以色列問題上做出那麽不得人心的決定，就因為接受了國內猶太人的壓力。相比而言，中國人就很分散，更形成不了很大的勢力。我們在香港停留時，有個當地人說：“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做買賣，這個中國人一定能夠打敗日本人。三個中國人和三個日本人做買賣，這三個中國人一定會被三個日本人打敗。因為三個中國人之間一定會起內訌。”我當時也開玩笑地說：“這三個中國人，一定是一個生活在香港，一個生活在台灣，另一個生活在美國。”

美國的大學畢業生的去向也很有趣，有位教授告訴我，文科大學畢業生，成績最好的去幹商業，商業中的熱門是廣告公司。成績中等的去做學術研究。最次的去政府工作。這就是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賺錢高。做學問者次之，最差勁的是去當官。這是指當一般的官吏，如果是去當總統，那就會擠破腦袋了。

不少中國留學生都有一輛半新不舊的小汽車。在美國買一輛小汽車並不很困難。有個學數學的小葉，是個生活能力很強的能人，他自己先來美國，一邊上學，一邊積攢了一點錢，去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接出來了。妻子學英文，每天十一點到下午三點去一家廣東菜館端盤子。小孩上小學，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學校裏管孩子一頓飯。他們還買了一間活動房屋，雖然是活動房屋，裏麵有空調、暖氣，門前還有一塊地方，可以種花養草。我們舉辦國慶招待會時，就請他的妻子做了一百個春卷。

當然，像小葉這樣拉家帶口過日子的留學生還是少數的。但自費學生中倒有不少是一對對的，有夫妻一塊來留學的，也有表兄妹、親兄弟等等。先出來一個，穩住腳跟，再把另一個拉出去。精神上有個安慰，生活上也好相互照應。也有人挨不過孤獨，少男少女佯稱是什麽親戚，就同居，在一塊生活，相互照顧，經濟上也可省一筆錢。對這些事同學們的看法也不一樣，有人不以為然，私下裏飛短流長；有人則很看得開，認為不必大驚小怪，和同胞同居比和美國人同居還要好些。

我曾為此向一個美國人討教：為什麽美國姑娘喜歡中國的小夥子？他想了一會兒說：美國女人也許覺得中國男子牢靠，知道體貼妻子，關心家庭，溫文爾雅，不酗酒，身上沒有白人那種討厭的長毛……

我不覺得高興，這算不上是對中國的男子漢的一種恭維，黃種人雄性的優點不隻是這些。也許是美國的離婚率過高，眾多的家庭分崩離析，把婦女們搞怕了。於是對“丈夫”的概念產生了一種偏見。

留學生的成績也分三六九等，有的相差得很懸殊。給我總的印象是：學理工的埋頭做學問的人較多，有不少是他們所在學校的尖子人物，刻苦自勵者多。學藝術的則自負者多，言談舉止更美國化一些。

有個姑娘自費到美國去學中國現代文學，她的老師也是一個年輕的美國婦女，曾到北大進修過兩年，嫁給了一個中國小夥子。她在美國了解到一點關於王蒙創作上的情況，再把這點情況“賣給”她的中國留學生。我真想建議那位姑娘幹脆回到北京直接去找王蒙，豈不更便當、更豐富和更真實？當然，人各有誌，有的是為了求學，有的則為了“留洋”。

在洛杉磯我還遇到了長篇推理小說《刑警隊長》的作者王亞平。他在美國學電影，募捐了幾萬美元，今年夏天找了幾個中國學生，他自任導演和主演，拍了一部長達十個小時的影片，叫《從西方到東方》，又名《中國留學生眼中的美國》。尚未剪輯，將來能否放映也不得而知。但他的膽量，他的敢闖敢幹，不怵陣，會打通關係，不能不叫人驚奇！他認為美國確是“青年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這是個有**力的世界，青年人可以隨心所欲地闖**一番。

愛荷華大學天文物理係，有一個世界上最早進行宇宙探索的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也是天文物理係的主任，是著名的物理學家範·愛倫教授。研究中心裏有二十個從各個國家來進修的研究生，愛倫最得意的是兩個中國研究生：馬提則（原南京大學物理係學生）、孫國生（原科技大學講師）。他們兩人的成績，打破了愛荷華大學二十五年來研究生的最高分數。

愛荷華是世界上最大的探測星空的大學，現在正進行到土星和木星的探測，一九八六年進行探測冥王星的工作。同時，他們還為宇宙飛船提供備件。美國政府和宇航局，每年資助給這個研究中心五百萬美元，“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上的光譜分析儀，就是他們製造的。

創造奇跡的人本身卻是平凡的。馬提則正是給我這樣一種印象。他的導師愛倫教授也是如此，身上有狐臭，說話時嘴裏噴出一股酸臭味，一談起他的專業、他的實驗室，就眉飛色舞，領我們一項一項仔細參觀。他也許知道我們看不懂，所以不用保密。這使我想起國內的某些項目，對有害於我們的外國人保不住密，對於無害的自己人卻故弄玄虛，大保其密，保密範圍很大，越窮越保，越保越窮。有時不該保密的保住了，該保密的倒沒有保住。

國慶招待會上，馬提則換了一身中山裝，一表人才，非常精神。他和孫國生一塊來的，老孫也是一身中山裝，身材魁梧雄健，豪爽風趣，說話東北腔，愛講笑話。原來他是關東大漢。一見麵就用力握住我的手：“我讀過你的作品，因此我們可以說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了……”

我們倆果然談得很愉快，我問他美國大學生有什麽特點。他張口就說：“重金錢，講實際。”

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認識了一個美國學生，那個美國學生有個好朋友是非洲人，於是他們三個就成了朋友。美國學生花二十五塊錢買了一本書，看完以後想把書再賣掉。非洲學生也想看看這本書。但他的美國朋友隻賣不借，而且要價二十三塊。而非洲人隻肯出十九塊，請孫國生做中間人。他看見兩位好朋友經過激烈地討價還價，賣主咬牙又降了一塊錢，並揚言低於二十二塊不賣；買主也咬牙又長了一塊錢，也表示高於二十塊不買！買賣就此僵住了，買賣雙方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好意思，孫國生這位關東大漢在中間卻坐不住了。他麵紅耳赤，替他的兩位朋友感到難堪，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兩塊錢交給非洲人。非洲人並不覺得難堪，也沒推讓，接過孫國生的兩塊錢，加上自己的二十，遞給了美國人。美國人更是受之無愧，而且十分高興，一手接錢，一手交貨，買賣成交。三個人以後還是朋友。

臨分手時，老孫正兒八經地對我說：“你回國後能否多留意，為提則物色一個姑娘。”

我十分驚異：“你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君子無戲言！”

“小馬有什麽條件？”

“最好是賢妻良母型的，有學識，具慧眼，會疼人，將來能支持小馬。小馬的博士學位是手拿把攥的，還要等兩三年才能回國，我怕到時候好姑娘都被別人搶走了。”

“中國的好姑娘多得很。”就這樣我接受了一件對我來說是力不從心的、微妙而又不太好完成的囑托。

10月7日

芝加哥——建築藝術的博覽會

我發現美國上了年紀的老太太都格外熱情，有時候因為熱情過分，往往給客人幫倒忙。

我們參觀聖母院大學的時候，碰上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費舍爾夫人，她熱情得不得了，拉著我問長問短，沒完沒了。兩次提出來要我的著作，我帶去的書已經送光了，隻好給了她一份英文報紙，上麵有介紹我的文字。弄得我好不尷尬，她又從自己家裏拿來巧克力讓我們吃，冒著大雨組織學校的唱詩班專門為我們演出。最要命的是她事先不聯係，硬把我們拖到“太太委員會”去。“太太委員會”是由教授的太太們組成的一個家屬組織，成員全部是女人，那天晚上正好是學校的全體太太在禮堂開會。費舍爾夫人以為她歡迎我們，別的太太也會同樣愉快地迎接我們，她想出其不意地讓太太們高興一下，然後聽我們介紹一下中國太太們的情況。誰知，那一大群美國太太正開著半截會，突然看見幾條大漢走了進來，就如同一群大象闖進了幼兒園。她們目瞪口呆，手足無措。我們一見這種場麵也十分尷尬。隻有熱情的費舍爾夫人，她誰的表情也不看，自管激動得熱淚盈眶……

今天，我們又碰上了一位同樣熱情的女導遊，也是五十多歲的美國太太。她不看時間，不問我們累不累，或者渴不渴、餓不餓，領著我們一溜小跑，在芝加哥的大街上好一通轉悠。她不管我們是否有興趣，如數家珍般地詳細講解芝加哥城的每一座突出的建築。一開始，我對她講的這一切的確毫不感興趣。後來被這位太太的熱情所感動，即便不想聽她介紹，出於禮貌也得聽下去，反正沒有別的辦法，這一天就算交給她了！

全美最高的大樓就在芝加哥城裏，這就是希爾公司，被人們稱作“希爾塔”。美國摩天大樓群最多的地方，也要數芝加哥。六七十層高的建築物有好幾座，格外招眼，成了芝加哥的標誌。從飛機上認得出，在陸地上遠遠就能望得見——

紅色的，像一根擎天火柱直插進雲空，把芝加哥的半個天烤得通紅，是“人民保險公司”。

黑色的，猙獰可怖，像一座不屬於人間的魔宮，這便是美國的樓尖——“希爾公司”。

至於五十層以下的樓群，到處都是。摩肩擦臂，你鉤我連，把芝加哥城塞得滿滿的。打個比方，芝加哥就像一個核桃，摩天大樓就是那飽滿的核桃仁，擠得嚴嚴實實，隻留出一條條街道，像核桃裏麵的隔膜一樣。

值得讓人稱道的不是芝加哥的建築之多，而是它的建築樣式的豐富多彩，變化無窮，新奇古怪，每一座樓都盡量搞得像一件藝術品。有仿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建築，有些建築則明顯地帶有文藝複興以來的精神解放的標記，還有近代和當代一些建築師的傑作。他們異想天開的設計、奇特怪誕的結構、五花八門的造型，仿佛窮盡了人間的想象力，使遊覽者無不感到眼花繚亂。

遊覽芝加哥，就像參觀建築藝術的展覽會。又好像讀了一部生動的、活的建築史，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這裏有各個不同時代的不同特色的建築。有錢人要顯示自己與眾不同，標新立異，惹人注目；設計師要獨出心裁，一鳴驚人。這就使芝加哥的樓房應了中國的一句俗話：老太太看畫——一件一個樣兒。

別的不講，我隻舉一個例子。芝加哥的市中心，有一座白色的菱形大樓，高有二三十層，造型優雅，外觀華麗，使遊人很容易想到這是一座藝術中心，或者類似這樣的機構。其實它是一座監獄！

誰知道了內情都會感到驚訝。監獄難道可以不安鐵門？可以沒有鐵欄杆和鐵窗？是的，當初這座房子的主人就向建築師提出要裝上這些東西。而建築師則認為裝上這些東西就會破壞建築的藝術結構的美觀，他提出不裝“三鐵”，仍然可以達到有“三鐵”的效果。比如窗口，建築師把它設計成放射形，裏麵隻有八英寸寬，任何犯人也休想從窗口爬出來，而外麵和正常的窗戶一樣大，可以吸收足夠用的陽光。

由此啟發了其他的設計師，在平常的樓房上出現了一種中間是死的，兩邊可以開動的鋼窗，很快風靡全美國，被稱作“芝加哥式窗戶”。

芝加哥的每一座建築，都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能防火，二都是鋼結構。說起來這裏麵還有一段史話。

一八七一年之前，芝加哥是美國的屠宰中心，中西部大草原上的牛、馬、羊都送到這兒來屠宰。因此，當時的芝加哥到處是牛棚，晚上點油燈。據說有一天夜裏，牛棚翻了一盞油燈，引起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火，芝加哥城被燒毀，使十萬人無家可歸。芝加哥反而因禍得福。一把大火不光燒掉了一筆巨款，燒死燒傷了一批人和牲畜，也把舊房破屋、一切落後的遺跡燒個精光！芝加哥從頭開始新的建設，當時人類的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有了相當大的進步，這就使新建的芝加哥城以一種嶄新的麵貌展現在世人麵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納粹殺害猶太人，大批猶太建築師來到芝加哥，使芝加哥的建築業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

中午，我們走進了希爾大樓。它的一、二層樓全是商店，花兩塊五毛錢乘電梯，不到一分鍾就來到了一百零三層的平台，在電梯裏失重的感覺比乘飛機起飛的那一刹那還要強烈。這座高空建築物，對一般遊客隻開放到一百零三層。希爾塔圍在外麵的主要樓房，到一百零三層就是到頂了，隻有中間一組圓形的核心式的建築，從一百零三層處又往上拔高了十層。一百零三層的樓頂中間是飯館、小吃部、商店（物價比下麵要貴好多），四周是平台，可供遊人從各個方位鳥瞰芝加哥市，或者向遠處眺望。每隔幾步有一個大望遠鏡，投進一角錢的硬幣，可以使用十分鍾。

往東北方看景色最美，頭上是無窮深遠的蔚藍天空，眼下是優美的建築群，遠處是碧綠的密執安湖。然而，我更喜歡站在希爾塔上往西南方看，這裏有芝加哥的市中心和工業區，其景色壯觀而又奇特。

芝加哥城的布局很規則，街道整齊，基本上是橫平豎直。從高空看有兩條十分突出的高速公路，像兩條對角線，成斜十字交叉，把城市切成四塊三角形。不知這是上班時間，還是下班時間，小汽車像暴發的山洪，從各種住宅裏，從一幢幢停車大樓裏傾瀉而出。美國大城市裏的許多停車場，實際應該叫做“停車樓”。在美國的城市裏存汽車是一“難”，為了擴大停車場而又節省地麵，便向空間發展，蓋成一座座七八層乃至十幾層的大樓，樓裏沒有小房間，每一層樓就是一個停車場。這樣的停車樓裏有螺旋式小道，可以讓汽車從地麵一直開到每一層停車場。霎時間，芝加哥的幾百條街道和通向市郊的公路上，汽車的洪流幾乎要把街道撐破！

市中心的交通樞紐站和街道的交叉口，都是立體交叉，有的三四層，還有的分五六層，每一層上都塞滿了汽車，有時五六輛小汽車並排在一條路麵上行駛。從希爾樓頂望下去，這些小汽車像成群結隊的小甲蟲，你咬著我的尾巴，我咬著你的尾巴，緩慢地向前蠕動。高速公路變成了長長的輸送帶，不見汽車動，隻見一條條五彩斑斕的帶子在流動。如果有一輛汽車出問題，整個輸送帶便停止運行，一堵就是幾個小時，前進不能，後退不得。公路變成停車場，像一個巨大的色盤，那些彩色的鐵甲蟲，變成了靜止不動的色塊。

我問身旁的導遊太太：“這大約有多少輛汽車？”

她想了想說：“可能會有一二百萬輛。”

我眼看著城市裏騰起一股煙霧，把陽光遮住了，芝加哥立刻變得一片灰蒙蒙。這是美式的“人造霧”，我有幸看到了美國這一獨有的奇景。

很快我就發現，除此之外芝加哥還有另外兩大奇景。其一，一到晚上六點鍾，芝加哥的街道上行人就寥寥無幾了，商店也關門很早。如果有急事非得出門不可，就要坐汽車。汽車在大街上跑著，還不大容易遭到搶劫和暗算。這真有點草木皆兵的氣氛。我們人多勢眾，不把這種事放在心上。有個響當當的中國名字的美國朋友穆盤石，在芝加哥中國城的嘉華酒家請我們吃中餐，一來大家好不容易開了胃口，二來此家的龍蝦、清蒸鱖魚、烤鴨、香雞等幾個菜的味道還真不錯，有點接近國內廣東菜館的味道，又加上端盤子的是從上海來的留學生，我們細嚼慢咽，邊吃邊談。最後一算賬，花了二百四十美元，每一個人合二十四美元。連老實厚道的穆盤石也不禁露出驚訝的神色，小聲咕噥：“這麽貴！這麽貴！”

其二，芝加哥機場，是世界上最大、最忙、最亂的一個飛機場，飛機分幾個跑道起飛，每隔四十五秒鍾就起飛一架。在這裏飛機就像天津人上公共汽車一樣，要老老實實地排隊，才能上跑道。由於機場管理混亂，可能有飛機加塞兒搶先起飛的現象。不然，我們乘坐的這架班機，規規矩矩地開到主跑道旁邊排隊，等了五十分鍾還沒輪上。按規定六點鍾起飛，我們係好安全帶，屏氣斂息地等著，左等右等，等到差五分七點，飛機才搖搖擺擺上了跑道。

但願駕駛員可別像我這樣心情煩躁，讓我們平平安安地到達華盛頓。

10月8日

美國的政治放射力

同芝加哥正好相反，美國的首都華盛頓沒有高樓大廈，大多是隻有三四層高的普通樓房，建築樣式也很一般。

美國有一條法律，規定華盛頓的建築不得高於國會大廈，不許擋住華盛頓紀念碑和林肯紀念堂。可見國會大廈雖然號稱“國會山”，其實它不高也不大，更不是一座山。否則它就不怕被別的東西擋住。

華盛頓的城市布局呈放射狀，中心就是國會大廈。因此，它的街道和房屋編成了一個巨大的圓形蜘蛛網，國會大廈就像趴在這個蛛網中間的一隻白色大蜘蛛。

華盛頓隻有七十萬人口，城市也不大，與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甚不相符。美國人喜歡華盛頓，願意以它作為美國的象征和驕傲。拿華盛頓和其他美國城市相比，確實有明顯的差別，帶點一國之首府的味道：街道幹淨，外表樸實，風氣比較嚴肅和正派。用中國話說，就是顯得有點正統和守舊。

以我們住的龍八地旅館為例，裏麵古色古香，好像有一種屬於幾十年以前的陳腐氣息。電梯更像是半個世紀前的產品，有專門的黑人駕駛員開動，如同老牛破車一樣緩慢。好在樓房不高，我們住在三樓，上上下下全靠兩條腿。房間倒還比較舒適，兩個人一套，一套房裏有兩間，每人可以獨占一間。另外還有衛生間和廚房，可以自己煮咖啡、燒牛奶，更為要緊的是可以自己燒開水沏茶。喜歡喝茶的中國人一到美國就受製，平時沒有開水，到餐館吃飯時可以要杯茶，但都是紅茶，有色無味，更不香。由此可見，我們對房間裏帶一個廚房是十分高興的。如果對美國式西餐裏那些半生不熟的肉類感到厭惡時，還可以自己煮點方便麵條吃。

世界上的成年人，有多少會不知道美國有個白宮，有個五角大樓呢？廣播和電視的國際新聞節目裏，差不多天天都有一點關於美國的消息。而每一條有關美國的新聞裏，總會和白宮、五角大樓有點聯係。它們的名氣是這樣大，實際又是什麽樣子呢？

白宮太不起眼了！我乍一看到它的時候吃了一驚，這一驚不是由於它高大、雄偉、富麗堂皇，而是恰恰相反。它出乎意料地普通、低矮，太一般化了！我在它門前佇立良久，還不大相信眼前這幢白色的小房子，就是被世人塗上種種神秘色彩的金融帝國的政治中心所在地。這就是給花花世界又增添了許多新聞資料的美國總統府？從說明書上看，白宮大院總共占地不過十八英畝，有一個噴泉，其餘都是草坪、花叢和樹木。建築麵積——即所謂白色的“宮”，就更小了。分主樓和東西兩翼，主樓是總統的臥室、休息室、餐室；西翼是總統及其助手們辦公的地方。唯有東翼對外開放，是總統的會客室，各個房間裝飾著不同的色彩，又稱“綠室”、“藍室”、“紅室”，每間會客室不過二十平方米左右。所謂美國的“國宴大廳”，最多也隻能容納一百四十個客人！

看到這裏，我感慨良深。美國在生活上的浪費是世界聞名的，然而那是對他們自己，對待外人或者朋友，則是十分小氣的。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天，我對此深有體會。就連他們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在禮賓方麵也是簡單而又講求實惠的，甚至可以說是頗為吝嗇的。這一點跟東方文明正好相反。東方人寧肯對自己人苛刻，對客人總是慷慨而又大方的。我為我們的天安門和人民大會堂感到自豪，我們的國宴大廳那是什麽氣魄！白宮國宴廳隻能放一百四十個座位，太小氣了！再翻上二十倍也抵不上我們的國宴大廳！我們舉行國宴的時候，那又是什麽場麵？恐怕是美國人無法想象的！

轟動世界的“水門事件”，導致尼克鬆從美國總統的高座上跌下來，離開了白宮。原來水門是三幢緊挨在一起的黑色圓形建築。裏麵有政府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也有旅館、飯店，人們可以自由出入。就是在這樣一個茶館似的地方安裝竊聽器，竟毀了一個總統的前程，可悲乎？可笑乎？

五角大樓，從外麵看也沒有什麽太大的驚人之處，它的占地麵積的確不小，是個沒有窗戶，因而也分不出樓層的多角形建築。它為什麽要搞那麽多角？我問過幾個美國人，誰也說不出所以然。五角大樓大約有四五層樓房那麽高，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建成的，是美國軍事力量的象征，也是美國軍隊的總司令部。

有一份資料上公布了有關五角大樓的一些數字，使人頗覺驚奇。五角大樓的電話網舉世無雙，每天能通話二十萬次。樓內有十七個餐廳，每天賣掉三萬杯咖啡、三千升牛奶。樓內有近三十公裏長的蛇形走廊，汽車可以從一樓一直開到五樓。

五角大樓是一個功能齊全的巨人，又是一個多疑的迷宮。雖然自一九七六年以來，美國政府允許公眾參觀五角大樓，但導遊全是軍人，而且個個都能倒退著走路，以便麵向遊客，時時監視他們的行動。

隱秘是可怕的。仿佛“保密”能夠左右世界的軍事形勢。誰掌握了他人的秘密，誰就是勝利者；誰的隱秘被人掌握，誰就得失敗。政治有表麵的政治，有幕後的政治。軍事也一樣，在變成行動之前，是絕對秘密的。

可是，五角大樓是公開的，而且盡人皆知它的作用和性質。世上的事情就這麽複雜，中國古語雲：“備周則意怠，常見則不疑。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太陽，太陰。”

林肯紀念堂和傑斐遜紀念堂，像兩座白色的廟，地基很高，幾十根粗大的石柱支撐著一個方形的屋頂。特點是可以四麵來風。因為沒有廟牆，從各個方向吹來的風都可以穿堂而過。林肯紀念堂內壁上刻有林肯一八六三年在蓋底斯堡發表的著名演說以及林肯第二次擔任總統時的就職演說，紀念堂中央有林肯的大理石雕像。傑斐遜紀念堂裏有傑斐遜銅像。

華盛頓紀念塔像一支直立著的特大鉛筆，削尖的筆尖就是塔頂。全塔共有八百九十八級台階，乘電梯可直達一百五十米的高處，鳥瞰華盛頓城。此塔建到三分之一的時候，美國爆發了國內戰爭，建塔工作也停止。五年後，建塔工作重又開始，接著舊茬兒往上蓋。原來建成的部分，石頭的顏色已經變黃，新建的部分顏色灰白。華盛頓紀念塔的兩種顏色記錄了美國兩個不同的時代。華盛頓紀念塔實際上也成了美國曆史上那場著名的南北戰爭的紀念和見證。不論從建築學的角度，還是從美學的角度出發，華盛頓紀念塔本身都沒有什麽特別之處。引起我聯想的倒是它的建造過程。美國的總統競選是一場很激烈的政治仗，互相攻擊，各方可謂都是“揭老底戰鬥隊”。一經當上總統，不論政績如何，香也好，臭也好，都是名人，載入史冊。對一個著名人物的紀念可以跨越兩個不同的時代，社會變化、朝代更迭、總統換班，不影響對過去的偉大人物的紀念和敬仰。尊重曆史和群眾的意願。

總之，在著名的華盛頓市讓美國人引以為榮的東西，大概就是上麵說的這些。這些東西還常常作為美國的標誌，使世界上許多沒有能夠親眼看一看他的人們感到神奇莫測。而一旦看見了它們，並無“先睹為快”的愉悅，反而覺得“不過如此”！

我想，這些東西若放在別的國家裏也許不會這麽出名。反過來說，世界上其他的國家裏有比美國這些東西更為出色的，卻不及它有名。這是為什麽呢？

答案是：美國有強大的政治放射力，或者叫美國向外宣傳播送的能力很強。世界上的許多重要事件，不論政治上、軍事上，還是經濟及科學文化方麵，大都少不了有美國一份。因此，美國的新聞就多，人們對美國知道得就多。即使事件不重大，但美國人會鬧騰，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隻要是引起了美國人的興趣，就能宣揚得滿世界都知道。美國是一個善於自我表現、自我擴張的國家。

白宮前麵有一條街，這條街可以說是世界上政治色彩最深的一條街道，這裏會經常發生一些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各種政治雜耍也可以在這裏表演一番。這裏可以進行反對現任總統的遊行；也可以舉行支持總統的集會。英國首腦訪美，這條街上會有人搖旗子呼口號；日本領導人訪美，這條街上也會有人示威或遊行。保護海洋資源，這裏會有所動作；反對核武器，這裏也會有人表演。三K黨徒在這兒站上幾分鍾，立刻會成為“世界新聞”；群眾馬上集會遊行，反對三K黨，也會“轟動世界”……

這裏，又是美國的政治發射台。以強大的功率把美國的形象連同白宮、五角大樓等等，一塊傳播到全世界。

10月9日

隨手記下來的一些數字

我有個習慣，在參觀的時候基本上是用眼睛看和耳朵聽，不大喜歡跟在導遊和翻譯的後麵做記錄。但當聽到主人介紹數字的時候，就會順手抓過一張紙，如：導遊圖、說明書、入場券等等，信筆把數字記下來。

有時翻翻這些碎紙片，重溫一下各種奇奇怪怪的數字，也頗有趣味。現抄錄一批如下：

美國的參議員每個州出兩名，不論州大州小。

美國的眾議員每四十萬人出一個，不足四十萬人的州也出一個。

華盛頓有九個博物館。

國會圖書館號稱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圖書館”，館內的書架長達五百四十七公裏。

國會圖書館建於一八〇〇年，有兩千二百萬種圖書。一八一二年在抗英戰爭中被英軍燒毀。一八一五年重建，重建後的藏書隻有六千五百冊，是當時的美國總統傑斐遜捐贈的。

美國建立國會圖書館的本意是為國會議員提供各種圖書和資料。現在對一切學者和十六歲以上的人開放。

每六分鍾接受一本新書。

館內有十九個閱覽室。

有用四百六十八種文字寫成的編目書。

館內有工作人員五千二百名，他們不僅要懂圖書學，還要懂得電腦的使用和管理。因為翻卡、找書、送書、還書都是使用電腦。

每天收到四十種中國報紙。在這裏還可以看到“**”期間各種造反組織的小報。

國會圖書館收藏中文書五十萬冊，比台灣省藏書多，僅次於中國內地的圖書館。每年增加一萬冊中文圖書。

有中國大陸上的期刊一千一百種，台灣省和香港的期刊各有七百種。

“美國之音”分為新聞、評論、分析三大部分。在世界各地共有四十一個廣播台，用四十一種語言向全球播音。

用英語播音是全天的。用俄語播音的時間居第二位，每日十二小時。用漢語播音的時間占第三位，每日九小時。

在美國之音亞洲部的辦公室裏，掛著一本有中國十三個現代美女玉照的大掛曆，如潘虹、方舒、李秀明等。

一九六〇年，肯尼迪提出要把美國搞成一個福利社會。福利事業的開支來源於稅收，對企業征稅同對私人征稅的比例不一樣。如對當時能獲暴利的石油業，征稅百分之八十，一般的企業則征稅百分之五十。

美國的私人稅法更是門類奇多，而且經常變化。以前是單身者沾光，上稅少。因此獨身的人多、同居而不辦結婚手續的人也很多。已經結了婚的人還可以假離婚，一方出走，另一方可以得到一筆錢。還有的兒子打死母親，弟弟打死姐姐，也可以得到一筆保險金。

請看下表：

1981年美國私人稅率表（單位：千美元）

今天下午，我們被華盛頓大學請去錄像，他們提了一大堆問題，在強光下被烤了近兩個小時，真是焦頭爛額，滿身大汗。主持人是中國血統的教授石鍾文，她比別的大學的教授聰明。錄像比講課要好，講課講一次就完了，聽講的人受限製，不可能太多，主講人也受限製，最多也就兩三位。把每個作家都錄好像，用回答問題的方式把該講的內容都講了，而且更簡單扼要。他們什麽時候需要，就可以拿出錄像帶播放。

晚上，美國之音亞洲部副主任湯姆森請馮牧和我吃飯。他原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文化參讚，是一名職業外交官，他為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唐占唏。唐占唏頭發灰白，卻隻有四十歲，高個子，會說中國話。他的家遠離華盛頓，有將近一個小時的汽車路程，他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時間就有兩個小時。在華盛頓工作的職員，多數都不住在華盛頓市區。離城市越遠，空氣越新鮮，周圍安靜，自然景色優美。

唐占唏有一座舒適而漂亮的木結構小樓，共分三層，維護很好。有一個車庫，小樓周圍有一大片草地，草地上還長著幾十棵有八十多年曆史的橡樹，枝葉繁茂，把小樓遮住，使屋子裏冬暖夏涼。他的太太是華裔印尼人，祖籍廣東，長得小巧玲瓏。有兩個男孩，大的七歲，小的四歲。正好是四口之家，俗稱“標準家庭”。這樣的家庭在美國可算是鳳毛麟角了。

全家靠唐占唏的工資過活，年收入五萬美元。每月除去交利息、付保險費以及吃穿和零用等開銷之外，所剩不多，共有存款四千美元。

前年他買這座房子時花了十萬零二百美元，當時他一次拿不出這麽多錢，隻好找銀行借款。因為唐占唏當過海軍陸戰隊隊員，銀行照顧他，每月利息是百分之十五點五。這樣要三十年才能還清這筆借款，到那時這座房子實際花了三十多萬美元。

我問他：“要背著債過三十年，不感到沉重嗎？”

唐占唏笑了：“不會的，美國人差不多都得背點債。在美國生活，不向銀行借點錢，口袋裏沒有信用卡，反而認為你這個人沒有信用，得不到社會的信任。再說，我也不會在這兒住三十年，一換地方就得把這所房子賣掉，那時誰買我的房，誰就給我一筆錢，把欠銀行的賬一次還清，搬到新地方再借新賬。”

這種生活方式不被我們理解。但在美國卻毫不奇怪，十分普遍。

唐占唏還告訴我，去年他的生活就經曆了一次危機，險些把房子賣掉。美國經濟不景氣，政府機關裁人。有一天下午，唐占唏和他的部下接到通知，每個人都把自己手上的工作清理好，下個月的工資沒有著落，明天要裁減一批職員。唐占唏做了被裁的準備，回家和妻子商量另謀生路的辦法。不管怎麽說，這座漂亮的小樓恐怕是保不住了。他這個所謂的“職業外交官”並不是鐵飯碗。第二天他上班後，看到辦公桌上沒有解雇單，又放心了。

他搖搖頭，這是家常便飯，既不必大驚小怪，更不用提心吊膽。在這兒被解雇了，再到別處去幹，這兒的房子賣了，到別處再找房子。反正會有飯吃，有房子住。

不怕流動，不怕變遷。樹挪死，人挪活。可愛的性格。

10月10日

美國的政治比藝術值錢

在美國，隻要有錢買票，沒有不能參觀的政治機構。如白宮、五角大樓、聯合國大廈等等。

可是，參觀藝術機構是分文不要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如美國最大的美術展覽館、宇宙航行博物館、史密斯森博物院等等。

這可以理解為美國人把政治看得比藝術值錢。也可以理解為政治是能夠用金錢買到的，而藝術的價值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

華盛頓最漂亮的一座建築，就是國家美術館（東樓）。它也是被美國人吹得神乎其神，並且引為驕傲的一座現代派建築。它的設計者貝聿銘因此而名揚世界，成為當代聲望最高、最富有創造性的建築設計大師。

國家美術館在華盛頓紀念塔的斜對麵，當初這裏隻剩有一塊三角形的地方，美術館的大樓既不能向外擴展，又不能再浪費這塊僅有的三角地。貝聿銘忽發奇想，把大樓設計成三角形，樓裏麵的廳、堂、台、柱及一切裝飾性建築，也一律都是三角形。奇特，新穎，別開生麵。樓前和大廳內的顯眼處，再襯以奇形怪狀的現代雕塑作品，使這個美術館更像一座現代化的藝術宮殿。

館裏陳列著世界著名的畫家和雕塑家的作品，以現代派作品為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畢加索後期的作品，他畫了許多赤身**、不男不女、似人非人的東西和人身馬頭、人身牛麵、人身獅相的怪物。作者已不想在繪畫藝術上追求發展和完善，而是陷入一種抽象的、恐怖的思想混亂之中。他把人獸性化，也可以理解為把人神秘化。老先生或者認為人生之謎不可解，或者對人類充滿了憎惡，尤其是對男人。

還有一個大廳裏懸掛的油畫，全部是表現男人在角鬥時的神情和姿態，肌肉鼓起，拚死一搏，淋漓盡致地刻畫出人們在角鬥時的緊張狀態，在拳擊時的野蠻，用來歌頌力量的權威。

展覽館的樓頂上懸掛著一個黑色的鋼鐵製品：鋼製三角形骨架，連著七八個像犁頭一樣的東西，慢慢旋轉。不知是耕耘藝術，還是進行藝術耕耘。這裏畢竟是美國的國家美術館，不論是荒誕派也好，抽象派也好，其作品都頗為高雅，不傷風化。我在其他地方見到的一些所謂現代派雕塑，往往在女人身上打主意。選其臀部或胸部加以演化，搞得又像又不像，讓人一看就能想象出來，誰要捅破這層窗戶紙，他還可以不認賬。其奧妙就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

看來美國人也認為，在藝術上傳統的東西比現代的東西更值錢。

我參觀完畢之後得出一個印象：最好的一件藝術展品，就是展覽館東樓的設計和建築本身。

在華盛頓郊外，波托馬克河邊的草地上，有一個奇怪的雕塑品，作者奇妙的構思、大膽的造型，使參觀者精神為之一振，使它成為華盛頓最獨特的一件藝術品。這裏沒有華麗的建築，也不是公園，更沒有管理員、說明書、廣告牌等等招引遊客的東西。這裏是荒天野地，突然從土裏露出一張巨人的臉，下巴上長滿蓬亂的胡須，額頭粗筋暴漲，兩眼噴著怒火，瞪著蒼天。他要站起來，要生存，要獲得自由，然而太艱難了。他的身體被埋在土裏，隻有一隻右臂伸出來，肌肉鼓得像鐵塊，由於用力掙紮，粗大的手指彎曲得像鋼鉗。左腿用力蹬住泥土，露出支起來的膝蓋。露出土麵還有一隻右腳。

這件驚人的雕塑作品，就是半個腦袋、一隻手、一個膝蓋、一隻腳，卻不使人感覺七零八碎，而是看到一個完整的、形態生動而又逼真的巨人被埋在土裏，他正拚命掙紮，想獲得自由。看到它的人無不受到強烈的刺激和感染。它沒有標題，沒有解說詞，參觀者盡可以按自己的思想去理解，去猜度，去思索……

可悲的是來這兒參觀的人很少，而參觀白宮和五角大樓的人卻排成長隊。可見人們對沾染政治色彩的事物的好奇心，遠勝過對藝術的追求和愛好。

離“巨人”不太遠的地方，有一個高爾夫球場，打球者每人坐著一輛電動小車，在草地上跑來跑去。據說當初美國人發明高爾夫球，是為了讓人多散步，增加身體的運動量。現在又發明了打球的小車，以車代步。體育運動自動化，這也是美國的一種“先進”。

宇航博物館，則像一座浩大的科學宮。裏麵陳列著有萊特兄弟乘坐的第一架飛機，有世界上第一架超音速飛機，還有第一艘登上月球的人造宇宙飛船等許多實物和模型。把神秘的探索宇宙的科學變成通俗能懂的航天知識，既吹噓了美國的航天技術，又介紹了人類從發明氣球到製造出航天飛機的這一段有趣的航天曆史。

美國的博物館之多，博物館的內容之豐富多樣，出我意料。這個社會，烏七八糟的東西不少，正兒八經的東西也不少；對人們有害的玩意兒不少，於人們有益的東西也不少。要解剖這樣一個社會不是容易的，難怪有些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的人，談起美國，仍舊說不出個所以然。真的，假的，虛的，實的，好的，壞的，絞成了一團，晃人眼目。但萬變不離其宗，它總有個規律，我希望能對美國社會的規律摸出一點門道，才不枉此行……

紐約的刺激性

華盛頓飛機場的候機大廳裏，多是提公文夾的官員，他們的臉上裝出一副莫測高深的樣子。

紐約的機場裏，多是夾皮包的資本家，他們機警，傲慢，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

下午五點鍾，是機關下班的時間，我見到了這樣一個場麵——從“世界貿易中心”的兩座大廈裏，從帝國大廈、大通銀行大廈、花旗銀行大廈和泛美航空公司大廈等一群群摩天大樓裏，像大河決口子一樣湧出了一股股人的洪流，他們夾著皮包，行色匆匆，塞住了大街小巷。尤其是華爾街一帶，在摩天大樓的陰影裏，人群顯得像螞蟻一樣，渺小而又忙碌，紛紛奔向停車場、地鐵車站……

紐約是由大西洋岸邊的幾個島嶼組成的，市中心在曼哈頓。它是個四麵環水的狹長島嶼，東西長二十公裏，南北寬四公裏。在曼哈頓島周圍，還有皇後市、布魯克林市、裏士滿市和布朗克斯市，統稱紐約。

紐約——這個世界著名的大城市，並不討美國人的喜歡。尤其是生活在西部的美國人，他們說紐約隻代表紐約，並不代表美國。

紐約大而擁擠，街道髒而亂。許多主要街道年久失修，柏油斷裂或塌陷，路麵坑坑窪窪。壞得太嚴重的地方，就鋪上一塊二十厘米厚的鋼板。這樣修路最省事，也顯示美國不缺少鋼鐵。隻是苦了市民，行人走上去，一不小心就會絆個跟頭。汽車行駛在這樣的街道上，嘎噔嘎噔，顛簸不已。

紐約人也顯得較為粗野。到了晚上，有人就在大街上撒尿。一些年輕人橫衝直撞，有意尋釁。

美國人的文明是：走在大街上，遇到了自己不認識的人，隻要兩人目光相碰，就喜歡點個頭，打聲招呼。但兩個人走個對麵，一方突然遭到壞人搶劫、行刺或者侮辱，另一個人倒裝做看不見，繞道而過。事不關己，不管不問，更不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了！美國人不愛管閑事，是為了不給自己惹麻煩。如果你看見發生了搶劫、行刺和強奸的事情，不趕快躲開，也許會惹惱壞人，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和財產。即便不如此，也會一次又一次地被叫到警察局去作證，沒完沒了地被傳訊，耽誤自己的時間，不僅影響收入，鬧不好還會被老板解雇。

在紐約，連這種假惺惺的隻限於點頭打招呼的“文明”也很少見。紐約人的服裝最怪、最雜。連穿著高跟鞋的女人，走起來也是一路衝鋒的樣子，帶著一股“野”勁兒。

有強烈的紐約味兒，最能標明紐約的特點，集中體現了美國人所謂的自由和文明的地方，我看就應該數紐約的地鐵和百老匯的夜晚。

怎樣來比喻紐約的地鐵呢？它很像舊天津的“三不管”——天神不管、地鬼不拿、仁人君子不問。這種地方是冒險家、投機分子、流氓強盜的樂園，是一種可怕的黑社會。在這裏人類文明仿佛倒退了幾百年，連空氣都顯得粗俗和野蠻。

在美國工作的同胞，私下裏也告訴我們，光有這三條也還靠不住。有個旅遊代表團，成員是四個男子漢，人數不算少了，同樣也是在大白天，碰上一個黑人。那黑小子看他們兩眼，便從他們身邊擠過，然後一聲呼哨，不知從什麽地方忽然鑽出七八個黑色大漢，把他們圍住。中國人出差，喜歡把全部家當都放在提包裏，睡覺枕在頭下，上街提在手裏，以為這是最保險的。在美國這樣做恰恰是最不保險的。不消兩分鍾，旅遊團的一千多美元零用錢、一架照相機和其他一些物品，全送給了那一群黑小子。掌管錢財的那位老兄的手裏隻剩下半條扯斷的提包帶。

壞人是很了解“行情”的，他們專搶中國人或者日本人。中國人出門上街喜歡帶現金，而當地人上街買東西多用信用卡或支票，身上常常是一文不名。要命一條，要錢沒有，搶他何益？而東方人到關鍵的時候舍財不舍命，對強盜難免不傾囊相助。對這些剛出門的中國人，也極好辨認，他們西服革履，係著領帶，幹幹淨淨，一本正經，短發淨麵。朝這些人下手一般是不會落空的，不走運還可以扒走一套西服。

因此，同胞告誡我們，身上不可多帶錢，也不可不帶錢。帶十元或二十元，此謂“買命錢”。遇上強盜打劫，倘若他一無所獲，就會覺得晦氣，一怒之下也許要置你於死地。如果他能得到個十塊二十塊的，就不會朝你下黑手。遇到這種情況，不要過分害怕，跟他好說好道，曉之以理，說不定強盜還會再還給你五塊錢，叫你夠坐汽車回旅館的。

這算過的什麽日子？未曾出門先想到挨刀子捅或者遭搶劫！人們把紐約地鐵渲染得越是可怕，越激起了我們的興趣，非去坐一坐地鐵不可了。

百聞不如一見，紐約的地鐵的確夠“味兒”！破破爛爛，黑不溜秋，地下鐵路密如蛛網，通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有時地鐵也鑽出地麵，在路麵上行駛一段又鑽進地下，使我想起了在迪斯尼樂園參觀過的“鬼府”。紐約的地鐵車站也像一個迷宮，鐵道七岔八岔，站台拐彎抹角、四通八達，構成了許多偏僻的角落，黑洞洞，冷幽幽，陰氣逼人，在這些角落裏常有強人出沒。不要說是夜晚，就是大白天，這裏也如同黑夜。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目光貪婪，麵帶凶氣，既不上車，又不出站，在站台上**來晃去，幽靈一般。有些膽小的人，見此情景雖然未遭搶劫，腿肚子先自軟了三分。

真是大開眼界，如果不坐地鐵，豈不等於沒有看到紐約？

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介紹一家國際筆跡谘詢所的新聞，那些筆跡專家們專門研究和分析人們隨手塗寫出來的玩意兒，據說靈驗得很。表麵上看是毫無意義的亂塗亂抹的東西，實際卻反映了潛意識的重要信息，透露了一個人的內心感覺。信手畫尖角和亂七八糟的直線，就說明這個人性格暴躁，心情沮喪。隨意畫圓圈，表明這個人自由散漫，什麽都不在乎。畫眼睛的人，性格多疑。畫星星的人，懷有某種希望。連美國的總統也不例外，肯尼迪喜歡畫白宮和自己別墅的對比，標誌他喜歡改革；裏根愛畫自己不同時期的肖像，說明他善於交際。

這些筆跡鑒定專家為什麽不到紐約的地鐵裏考證一番呢？倘若他們對紐約地鐵裏，已經對人們的視覺和心靈造成災害的亂塗亂抹，做出正確分析的話，那該怎樣解釋美國人的性格呢？

晚上，我們在百老匯一家劇場，看百老匯歌劇院演出的歌劇《安妮》。據白莉娟小姐（Jancarol　berris）講，這個戲上演六年多了，演了兩千三百多場，一直盛況不衰，場場滿座。美國政府和資本家都很喜歡這個戲，廣為宣傳，去年拍成了電影。這是個美國式的“全亮色”的作品，劇情很簡單。

三十年代，在一所孤兒院裏，有一個聰明又倔強的小姑娘，她叫安妮，不願忍受胖院長漢尼根太太的管束和虐待，多次想從孤兒院逃跑，都被抓了回來。有一次逃出去的時間稍微長一點，是由於她機警地鑽進了垃圾袋，被收垃圾的工人背出了孤兒院。她寧願到處流浪，忍饑挨餓，也不願再回到孤兒院過那種安定的但是備受摧殘的生活。安妮在流浪中和同樣也是無家可歸的狗——桑迪，交上了朋友。從此，她不管到哪兒，就再也沒有離開過桑迪。

聖誕節前夕，好像是無兒無女的老絕戶頭、億萬富翁沃伯克，派頗有貴婦人風度的秘書格雷斯太太，到孤兒院挑選一個男孩，來沃伯克家過一個星期的豪華生活。格雷斯太太卻看中了剛又被抓回來的安妮，把她和桑迪領回沃伯克家。安妮以她特有的機靈活潑、大膽勇敢，首先博得了仆人們的寵愛，很快也贏得了沃伯克的喜歡。他想收養安妮，並想幫助安妮找到她的生身父母。沃伯克登了廣告：安妮的生身父母如果前來認領自己的女兒，可以得到一大筆賞金。於是冒認者絡繹不絕，漢尼根太太勾結堂弟和他的女友，偽造證物。若不是安妮在孤兒院的小朋友告密，幾乎要把安妮連同賞金一塊領走。

故事並不新鮮，甚至可以說毫無引人之處。《安妮》為什麽會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呢？

我想有兩個原因：一是它的形式，音樂喜劇在美國有它的傳統，自有獨特的引人之處，演出效果很好，觀眾經常會爆發出一陣陣哄笑，並不斷為演員鼓掌。第二個原因在那些小演員身上，各具才情，逗人喜愛。他們大的十三歲，小的九歲，演得各有性格，自然真切，活潑生動，妙趣橫生。他們的聲音裏還帶著奶味，卻能歌善舞，越發顯得天真爛漫。

這些小演員是從成千上萬個少年兒童中挑選出來的，又經過了專門的訓練。六年多以前，在音樂喜劇《安妮》中扮演孤兒的小演員們，現在已經長大了，與角色的年齡不相符。我們看到的這台小演員是新換上來的。一換演員，這個戲就又熱鬧一陣，老板吹演員，就是吹自己的戲。把小演員說得越神，對人們的吸引力就越大。老板需要明星，明星能夠賺錢。

回到旅館已接近午夜，我正想放水洗澡，同行的兩位女士打來電話，她們邀我到街上去走一走，看看百老匯的夜景。我感到詫異，剛從百老匯回來，怎麽又要去逛百老匯？她們講，在百老匯的劇院裏看戲，不等於看到了百老匯的夜景，要想真正了解紐約，就得直接到社會的底層去，甩開保鏢，我們自己隨便去逛一逛。

她們的興致很高，另外還邀了兩位上了年紀的男同誌。因為我比較年輕力壯，也希望我跟他們一同前往，增大安全係數。我實在不想去，對百老匯的夜景也沒有多大興趣，但這種時候，作為一個壯年男子，理應為同胞們“兩肋插刀”。其實真的遇上強盜，我也無濟於事。不過多一個人總會多一份力量。就這樣，我們學前人的“微服私訪”，悄悄地走進了紐約的黑夜之中。

紐約的氣溫比洛杉磯冷得多，夜晚加上了一件毛背心還覺得有些涼。在突出的摩天大樓的頂部，掛著巨型的寒暑表，電子光逐漸減少，說明氣溫還在下降。這電子光標誌著水銀柱，在夜幕中格外刺眼。

紐約的街道成棋盤形，橫的稱街，縱的為道。當我們溜到四十二街的時候，已經淩晨一點多鍾了，卻正是百老匯一天之中最熱鬧的時刻。

四十二街上的商店都開著門，從一家挨一家的電器商店裏，傳出流行的電子音樂，嘶啞的男人的歌聲和輕飄飄的女人的歌聲，還有刺耳的搖滾音樂。我懷疑這些商店之所以開著門，就是為了播放這些音樂，給紐約人的夜生活增加點氣氛。因為買東西的人很少，售貨員閑得發膩，有的跟著唱機一塊哼哼，有的搖頭扭屁股，不知是自得其樂，還是驅趕睡神。

大街上行人不少，但和白天的行人有很大變化，那些夾皮包的神氣活現的美國人不見了，多了一些遊手好閑之輩。在夜總會和商店的門前，在胡同的拐彎處，在一些黑暗的街口和角落裏，遊**著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物。他們或三五一夥，勾肩搭背，在街頭嬉笑打鬧。或獨往獨來，故意衝撞行人。我因為要保護女士和年老的同誌，左肩被撞過兩次，他撞完人還扭頭看看我，我也看看他，要是真動拳頭，他也未必就能沾光。但為了少惹麻煩，隻好吃個啞巴虧。還有的人，像吸毒鬼，又像醉漢，站在當街，斜叼雪茄，用放肆的目光追逐行人，給燈紅酒綠的氣氛增加了一層恐怖。

白天，偶爾才能碰上一兩個黑人，他們給人的感覺是樸實和善良。一到了深夜，黑人仿佛同黑暗一塊降臨到大街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中，多是黑人。警察荷槍實彈，手裏還提著一套報話機，在馬路上來回巡邏，有的地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氣氛森嚴，頗有一種大敵臨頭的架勢。同行的兩位女同胞，遊興全無，神情緊張，用力拉住我們的胳膊，一個勁兒地催促趕快回旅館。

這就是紐約的夜景，該說它什麽好呢？有色情，有無恥，有恐怖，有荒誕……還有什麽呢？

花樣當然還有很多，賭博，電子遊戲，露宿街頭的流浪漢，酒鬼收容所，販毒的巨商在夜幕的掩蓋下拍板成交，搶劫金庫的大盜正乘夜色逃之夭夭……

10月12日

文學上的“大”與“小”

我的房間在帝國飯店的十六層，清晨起來，隔窗眺望紐約的街景，由於高樓林立，看不見太陽東升，也望不到朝霞，穿過樓尖隻能看見一線灰蒙蒙的天空。燕子、鴿子和其他小鳥，在摩天樓的下半部穿來繞去，飛行的障礙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會撞樓而死。人類的建築，侵犯了屬於鳥類的天空。

大街上車如穿梭。紐約的小汽車開得格外快，像醉漢撒野。行人穿過馬路時需特別小心，誰知你越小心，司機把車開得就越發粗野，看見馬路上有行人也不減速，風馳電掣，在行人身邊一掠而過。但是，紐約有許多“勇敢分子”，專治司機。他們是年輕人，有男也有女，在大街上溜旱冰，旁若無人，旁若無車。有的成雙成對，還做出各種姿勢，忽兒“銀燕亮翅”，忽兒“鷹抓兔子”……這還不算，他們每人頭上都戴著一對立體聲大耳機，一邊自由自在地滑行，一邊聽著音樂。什麽汽車喇叭，行人談話，一切城市裏特有的喧鬧和噪音，全都聽不見。耳朵裏隻有美妙的樂聲，優哉遊哉！他們隻管不受別人的幹擾，這樣是不是會幹擾別人，那就不管了。

也有不少青年人，雖然不溜旱冰，一上街就戴上耳機，袖珍收錄機往口袋裏一放。以此來對抗嘈雜的城市噪音。據說這樣可以修身養性，有益健康，益壽延年。隻是給警察局找了不少麻煩，使警察們深感頭痛。大街上戴耳機的人日漸增多，已經成了美國交通事故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美國人愛搞一些小零碎。有人戴一副大號的眼鏡，鏡片上裝有雨刷，下雨時能自動掃掉鏡片上的水珠。暴雨如注，有人為了顯示自己這種奇妙的眼鏡，不打傘，不戴帽子，任大雨澆頭，昂頭仰臉，頗為得意。

上午和紐約的作家座談，對他們的人和作品沒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們對中國文學也所知甚少。

美國是個經濟和軍事情報的大國，卻是文學和思想情報上的小國。我們對美國的曆史和文學的了解，遠遠勝過他們對中國的了解。這種文化交流上的“逆差”現象，不是美國人的光榮。這可能由於他們的傲慢與偏見所致，也跟長期的政治隔絕有關係。但主要還是取決於一個民族是否有悠久的曆史和文化傳統，是否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在這一點上，中華民族是值得自豪的。

美國文人總是標榜文學如何脫離政治，如何瞧不起政治和能夠對抗政治。其實他們當中有相當多的人，其經曆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並以能和政治家交往為榮。在美國二十幾天來，我遇到的幾個在美國頗有身份的文人，幾乎都是政治家的朋友。

卡曾斯，當過總統的特使，自不必說。

裏斯伯格（不是詩人艾倫·金斯伯格），聖母大學的校長，有過幾本著作，在他的辦公室裏掛著經過放大的他同肯尼迪、福特、卡特的合影照片，他的下級向我們介紹他的情況時，先講他的官職，再講他同幾位總統的友誼，最後才介紹他的文人生涯。其實，他是個吃“政治飯”的文人。

紐約《新標準》雜誌的主編兼老板亨頓，自稱是尼克鬆的密友，辦公室裏擺著他同尼克鬆一起進餐的照片，頗為此而感到自豪。美中關係委員會的Z先生卻這樣評價尼克鬆：“他除去打通了和中國的關係，沒辦過一件好事。他把我們的憲法偷走了。”不管怎麽說，尼克鬆當過六年美國總統，曾是赫赫有名的世界性政治人物，亨頓先生能和他共同進餐，未嚐不是一件榮耀的事情。

寫過一本叫《春月》的長篇小說的鮑夫人，在餐桌上或閑談時，喜歡高抬著夾著香煙的手指，不管談話中有沒有可值得笑的資料，總不時地放聲暢笑，以笑為媚，以笑為狂，喧賓奪主。別人談起她時，總是先說她的丈夫是什麽外交官，她曾給基辛格當過什麽秘書……

誇耀和政治家的某種聯係，有“政治背景”的文人也受到人們格外的注意，這難道不是美國作家的可悲之處嗎？又何必把寫作說得那麽清高呢？

中午和一個出版商見麵。正是這些出版商左右著一部分美國作家的命運。他們既然被稱作“商人”，那就是說他們熱衷於出版那些能換取金錢的東西，而不是為了出版文學藝術、出版思想、出版哲學和道德。難怪一個美國作家向我抱怨，他寫得最好的一本書，隻印了七千冊。中國作家聊以**的是有廣大的讀者群，這個讀者群有幾萬幾十萬乃至上億人。而且這是指嚴肅的作家創作的嚴肅的文學作品，不能和美國那些低級庸俗的所謂暢銷作品相提並論。

《新標準》雜誌是綜合性評論刊物，號稱是新的《星期六評論》。寄出去二十二萬份征求訂戶的信，有百分之二訂購了這本雜誌，他們就認為是獲得了很大的成功。每期賣三點五美元，目前還隻發行六千本。

透過安妮的家，看美國人的孤獨

按原定計劃，我們應該明天才離開紐約，乘飛機去波士頓。參加中美作家會議的美方作家安妮·蒂樂德，幾次打電話來，一定要我們到她家去做客。盛情難卻，我們隻好改變計劃，今天下午就出發，坐了四個小時的汽車，來到米德爾頓，安妮任教於這裏的維斯利爾私立大學。這是全美第一所接受黑人的大學，男女生各占一半，百分之七十是黑人學生。也是美國十所著名大學之一。沒有工程係，隻有文理科，共計有四千學生。而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生院，是全國最好的。學生的背景很不相同，小肯尼迪、羅遜等一些出名人物，都在這兒學習過。安妮每周兩次來大學教授寫作課，她自稱教學主要靠兩樣東西：蠟燭和鞭子。蠟燭給人以靈感，鞭子給人以督促。學寫作是不容易的，任何堅持到底的學生，她一律都給好成績。

安妮為了這第二次同我們見麵，準備了好幾天，請來了一位女學生專門負責做菜。還請來了她的幾位好朋友作陪，其中也有參加中美作家會議的女作家格雷和她的丈夫。我們到達後，天色已晚，安妮的朋友早就到齊了，酒菜已擺好。安妮沒有可供十幾個人圍坐在一起的大飯桌，她為了這次宴請特意買了一張乒乓球台，鋪上白布，權當餐桌。一進門有張類似中國八仙桌式的方桌，桌上擺著我們幾個人的著作，還有美國報紙對我們訪美的報道。我就是在這兒才看到了美國新聞界對我們來訪的反映。

《洛杉磯時報》用很長的篇幅報道了中美作家開會的情況，登出了參加會議的美方主要作家的照片。為了陪襯，參加會議的中國作家中隻發表了馮牧和我的照片。這就是美國人的肚量，可笑而又自私。全沒有君子之風，千方百計利用操辦這次會議的便利條件，討點小便宜。

飯後大家隨著音樂跳起了舞。格雷拉住我說：“你的小說風格是諷刺……”

她的丈夫也在旁邊插進來說：“我最喜歡你的《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

這種場合談論文學，尤其是談論我的作品，不太適宜，隻能使我感到尷尬。幸好安妮來拉我去參觀她的小樓，為我解了圍。

米德爾頓是美國東北部一個風景秀麗的小城。在綠樹叢中，安妮一個人住著一所木結構的小樓。上下共有三層，特別是二層、三層，顯得空落落，冷清清。牆上掛著許多她過去的照片，她和丈夫，還有孩子，在海濱或者草地上嬉戲。當時她顯得滿麵春風，笑逐顏開。自她和丈夫離婚後，他們都走了，扔下她一個人。她居然還把這些照片掛在眼前，足見她的軟弱、她的孤獨和她對孩子的想念。

像安妮這樣過著孤孤單單的生活的人，在美國有很多。我去過好幾位作家的家裏，不是沒有男主人，便是缺少女主人。

我還認識一位在創作上頗有成就的劇作家R先生，雖已五十多歲，外表結實而又憨厚，也是孑然一身。R先生的家在遠離市區的一個小山頂上，有錢人不喜歡住在鬧市區，離市區越遠，房子就越高級。當然這個“遠”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遠到“上山下鄉”。R的家就正合適，不僅房子周圍綠樹成蔭，芳草青青，環境幽雅，晚上站在樓前還可以眺望城市的燈火。R先生的小樓比安妮的家要豪華得多了，不僅樓的樣式別致而堂皇，樓內的陳設和配備更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見的，有點過分鋪張和炫耀了。遊泳池、網球場、台球室、琴房、客廳、酒吧等一應俱全，而這一切都是他一個人享用。不能不令人感到悵悵，替他惋惜。他富有、豪華，卻過得並不舒適，似乎缺少一種最重要的東西，這並不指他沒有妻子。文明人為什麽要討厭文明？為什麽要逃避人？網球場再漂亮，一個人也打不成網球呀！

吃飯的時候，我和身邊的一位美籍華人教授交談：

“一個人住在這幢樓裏，就不怕鬧鬼？”

“鬼是少不了要經常鬧的！人一寂寞，心裏難免不生暗鬼。”

“住得這樣遠，朋友們來串門也不方便。”

“在美國是不興串門的，想串門得事先打電話約定時間，十之八九會遭到拒絕。靈魂越孤獨，越要包得嚴嚴的，互不通氣。”

這位教授喝了幾杯酒，感歎一聲，向我講起了他自己的苦惱。他有一個兒子，已經上大學了。人到老年就常常想念自己的孩子，可是要想見到自己的兒子並不容易，需要提前打電話跟他約定時間。父子尚且如此，何況他人！

老子請求兒子接見——這種事在美國不足為怪。在這裏沒有對長者表示尊敬和同情的習慣。因此老年人的孤獨更厲害。報紙上常有這樣的新聞，老年孤獨者死了幾周，甚至幾年之後才被人發現。有的更慘，死後無人知曉，被死者生前豢養的愛犬吃掉了。

據美國國情普查局公布的資料看，目前美國離婚的人數一千二百二十萬，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鰥寡者一千零八十萬，占全美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一。獨身的一千萬，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二點二。這三種人加起來就將近美國總人口的一小半。

孤獨——這是個可怕的魔鬼。許多美國人都擺脫不了這個魔鬼的糾纏，他們可以找到地方去吃喝玩樂。但熱鬧一散場，更添幾分孤獨！

這位華人教授對我說：“你如果有興趣要表現美國人的生活，就寫寫他們的孤獨……”

老年人受孤獨的折磨，美國的年輕人就不感到孤獨嗎？不然，美國是一個工業社會，以青年為主，卻忽視了青年的問題，被認為是“中年發胖”的社會，美國已進入暮年，成了一個“無**力”的世界。

美國的吸毒者很多，大部分是年輕人，其中還有不少年輕的姑娘。特別是眼下這個季節，冬天將到，氣溫漸冷，不能到野外，到海濱去玩了，隻能待在房子裏。如果姑娘找不到臨時的男朋友，小夥子找不到姑娘，就要想辦法打發寂寞。吸毒也不是像人們想象的那麽簡單，如同吸一根香煙一樣。年輕人集體吸毒是有一定的規矩和程式的。以抽大麻為例，幾個人在一起，有人提出要吸大麻，問大家吸不吸？他掏出大麻卷好，點著火，自己先吸一口，然後遞給第二個人，第二個人吸一口再傳給第三個人。有樂同享，大家輪流。

美國的離婚者和獨身者的數字高得驚人，不要以為他們都喜歡過單身生活。人的靈魂是一樣的，都需要溫暖，需要親人的慰藉。雖然年輕人可以同居，可以搞同性戀，可以吸毒及尋找各種各樣的刺激，但逢場作戲之後，徒生悲涼。

美國的好幾部電影和電視劇中都有這樣一個大同小異的情節：年輕的婦女老是疑神疑鬼總覺得身後有壞人或鬼魂暗中跟蹤。有的果然被侮辱、被殺害，有的被驚嚇成病。這實際上也反映了美國人精神上的孤獨。

就更不要說美國的窮人了，那些沒有職業的，那些無家可歸、流浪於街頭的，孤苦難挨。而那些有飯碗的工人又怎麽樣呢？

一位熱心的美國朋友，曾領我們在夜晚訪問過一家教堂。當時我還深感詫異，夜半更深，到教堂裏能看到什麽呢？走進去才知道，晚間的教堂裏更是熱鬧非凡，像個滿座的劇院。但觀眾都是男人，東倒西歪，吵吵嚷嚷，煙霧繚繞，酒氣熏天。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樓梯上，有的幹脆橫躺在前廳和過道裏。他們一個個醉眼蒙矓，突然看見我們幾個外國人闖了進來，一雙雙渾濁的眼睛裏閃出奇特的光，全都盯住我們。我感到身上很不舒服。美國朋友趕緊笑著對我解釋：這些人都是酒鬼，喝醉了酒到教堂裏來，聽人講解怎樣戒酒，怎樣少喝酒不醉倒……

教堂是凡人和上帝會麵的地方，卻用來當做酒鬼的收容所。真虧美國人想得出！

前麵果然站著一個穿黑服的人，在大聲講解酒鬼的“自我診斷法”：1．喝了酒做事偷懶。2．一喝酒就在家庭中挑起風波。3．喝酒後又會深深地感到後悔。4．一喝酒對什麽都漠不關心了。5．喝酒為了消除恐懼。6．喝酒為了逃脫不安……他說了一二十條，都沒說到點子上。酒神能驅趕寂寞，能解除孤獨。一醉萬事休！那麽酒醒以後呢？恐怕寂寞越烈，孤獨更甚！

我笑不出來，為這些醉酒者感到悲哀！

窮人和一般的美國人是如此，富翁們是不是要好些呢？

有一家雜誌叫《富比斯》，公布了一個材料，美國大約有四百個億萬富翁，他們大都把自己關在深屋密室之中，過著孤寂的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怕搶劫，怕被行刺，怕一切對他們進行圖財害命的暗算。因此，大樓外再加層層鐵絲網，住宅內安裝了層層警報係統，成群的狼狗，大批的保鏢。懷疑一切，沒有知心的朋友，甚至連親人也覺得靠不住。他們隱姓埋名，恨不得讓人們忘記他們的存在。他們富則富矣，苦也真夠苦的！有的富翁忍受不了這種密封式生活的孤獨，自殺或者鬧出了一出出的家庭悲劇！

（回國後整理《過海日記》，看到這兒意猶未盡，把以後發生的事情補寫幾句。）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三日，安妮不願意和我們分手，她非要把我們送到波士頓不可。在波士頓又陪著我們玩兒了近兩天。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我們要飛往美國西部的鹽湖城，安妮也不得不一個人重又回到那座空落落的小木樓裏去。短暫的熱鬧而有意思的生活結束了，這位有才氣、有潛力，在美國多次獲獎的女作家，在跟我們告別的時候，淚花滾滾，張潔也抱著她哭了。

我們坐上了飛機，張潔還在為安妮將來的生活難受，她孤單單一個人怎麽打發漫長的歲月？今後她會不會再找到個人的幸福呢？

文章是寂寞之道，祝願安妮·蒂樂德在孤獨中創作出更多好的作品！

10月13日

曆史和對曆史的紀念

今天吃過早飯，乘汽車去波士頓。安妮告訴我，由米德爾頓直接去波士頓本來隻有三四個小時的路程，今天我們可能要走一天，中途將繞路參觀許多美國的曆史古跡。

作家對曆史和古跡總是有特殊的興趣。我們興致勃勃地上路了。

“這是‘老北橋’——華盛頓領導抗英鬥爭打響第一槍的地方……”

我把目光轉向窗外，一個低矮而又極其普通的石橋。

汽車在一個不甚發達的小鎮停下來，這裏有一個美國獨立戰爭的博物館，Z和安妮竟拉著我們在這幾間破舊的木房子裏看了一個多小時。

“這是一六八五年的房子。”

“這是魚油燈。這是當時人們食用的白糖，像白蠟一樣，吃的時候用鐵鉗子夾著放到湯裏蘸一蘸再拿出來。”

“這是美國最早的紡織品……”

“這是當時的滑雪板。”

“美國一七〇〇年就有了這種桌子，桌腿可以活動，可以拆下來。”

“這是當年的鼓風機，很像蒙古人用的手搖鼓風機……”

“這是當時的時鍾。諸位先生請看，當時人們有多麽聰明，隻用一個鐵片，畫出十二個小時的刻度，全部機器都露在外麵，一樣能掌握時間。”

“這就是印第安人發明的遮窗板，牆壁上留個洞，把木板臥在裏麵，用的時候把木板向外一拉。”

“美國一七七六年開始有糊牆紙。”

“這是十九世紀的玩具……”

講解員是個漂亮的美國“奶油小生”，如數家珍，滔滔不絕。我隻是感到奇怪：這和美國的獨立戰爭有什麽關係？十八世紀才發明了會活動的桌子腿和能糊牆的紙，又有什麽可值得炫耀的呢？

終於看到了和戰爭有關的“古跡”。

“先生們請注意，這是美國曆史上非常有名的燈。一七七五年，有個叫利維爾的作家也參加了抗英戰爭，部隊和派出去的偵察員規定好一個暗號：如果英軍是騎馬來的，就點一盞燈；倘若英軍從水路坐船來，就點兩盞燈。利維爾最早發現英軍是騎馬而來，就點起這盞燈，給部隊報了信，美國軍隊打了勝仗！”

“這是當時的槍。”

“這是彈皮。”

“這是戰士穿的雪鞋，在雪地上走路不容易摔倒……”

美國總共隻有二百年的曆史，他們恨不得把曆史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情，不論大小，哪怕是一草一木，隻要和曆史有點聯係，就加以宣揚，進行紀念。在美國有數不清的“博物館”、“名人”、“古跡”，不論大城市還是小的村鎮，好像都有自己值得驕傲的曆史，一有機會總要誇耀一番。

但是，我不想嘲笑美國人的這種做法，相反倒頗為讚賞他們這樣注重和標榜自己的曆史。雖然這未免有點像打腫臉充胖子，類似窮人詐富，越窮越說自己有錢。

美國就是這樣一個奇怪的民族，不要老傳統，不維護舊的傳統。或者幹脆說沒有老傳統，卻尊重曆史。美國人忌諱“老”字，年老的女人不願告訴別人真實的年齡。老就意味著退休、衰老或失敗。美國人更喜歡新的嚐試、新的發展，一切從頭開始。也許正因為如此，美國人雖然酷愛炫耀曆史，卻並沒有被曆史的包袱拖住前進的手腳。紀念過去不等於懷念過去，更不等於想回到過去。

中午，我們到達了霍桑的故居。

這裏叫“協和鎮”，十九世紀美國的三個有名人物：霍桑、阿爾克特、洛斯洛南都在這裏居住過。一八五二年，霍桑花一千美元買下了這所小木樓。樓上有霍桑的塔式書房，他自稱是“空中客廳”，裏麵擺著一個簡單而古怪的“站立寫字台”。霍桑喜歡站著寫作。這倒是一種特殊的功夫，不僅能練身體，保持脊背不駝，增加兩條腿的功夫。而且不會把小說寫得過長，過多地摻進一些不必要的水分，那樣作者自己就先吃不消了！

我們在協和鎮用午飯。飯後參觀了美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發起人索羅的故居，在《沃爾墩》裏描寫過的池塘的旁邊，有九個半截的石樁，旁邊放著一堆爛石頭。來此參觀的遊客都要帶一塊石頭來，丟在索羅的故址上。不知這是弄什麽玄虛，問誰誰也不知道。

可惜，到這兒來參觀的人很少，香火冷清，不知積了多少年，才積起那麽一小堆石頭。我寧願不來這一趟，腦子裏還保留著索羅在《沃爾墩》裏多次描寫過的池塘的景色。看過實際的池塘反而把原有的從書本裏感受到的自然氣氛給破壞了。池塘水淺，周圍樹木稀疏，地上落滿黃葉，景色荒涼。到夏天池塘裏可以遊泳，也許還能多吸引一些遊人。

突然一聲長鳴，幾隻野鳥受到驚嚇飛上天空，池塘邊駛過一列火車。這倒有些新鮮，我們還沒有坐過，甚至沒有看見過美國的火車。美國航空業和汽車交通發達，地麵的鐵路運輸幾乎要被擠垮、被淘汰了！下午四點鍾，驅車直奔波士頓。

今天頗有點劃不來，這也是對喜歡慕名而去探勝訪古的文人的一個教訓。

一路上看到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擺了許多大南瓜，有的還把南瓜雕成各樣的人頭、鬼臉，有的做成南瓜燈，中間插上蠟燭。安妮告訴我，快到美國的“鬼節”了。

何謂“鬼節”？真正的含義卻是慶祝收獲的節日。

白種人認為鬼也應該是白色，這種對白色的偏愛真叫人哭笑不得。

沿高速公路兩旁都是半原始的樹林、莊稼和草地。樹林好像無人管理，對樹木不修枝打杈，因此長得不高大。但枝葉繁茂，有的紅似一片焰火。

其實，美國真正年輕的東西是土地。它被認真地開發和利用也不過就是近二百年來的事情，尚有雄厚的肥力，種什麽長什麽，原野充滿生機。這才是美國真正的優勢。曆史短也有短的好處。倘他們的土地已經開發了幾千年，肥力用盡，土質貧瘠，縱有成千上萬億噸的化肥，有成套的先進的農業機械，又怎能讓一個農民能生產出供五十九人吃的糧食？

但土地的負擔畢竟是有限度的，正像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是一個道理。到美國人真正感到自己是“曆史悠久”了，那他們的土地就會變老了！

10月14日

閑遊波士頓

波士頓是馬薩諸塞州的首府，也是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地區”六個州的中心城市。自英國人統治時期開始，波士頓就是美國重要的政治、文化和貿易的中心。美國人最早掀起反抗英國人的殖民統治和剝削掠奪的鬥爭就爆發在這裏。

現在，波士頓仍然是美國著名的文化城市。這裏有較濃鬱的文化氣息，而少有現代工業城市的喧囂。市內有好幾所著名的高等學府，查爾斯河河麵上有點點白帆，景色宜人。波士頓大學就在河對岸，著名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則坐落在坎布裏奇地區。

我們住在花園廣場飯店，一位當地的劉姓華裔女士告訴我們：右麵是豪華地區，是波士頓文化、經濟的中心，各種企業的辦公大樓及高級住宅也多在這一帶。左麵是貧窮區，多小商小販和低級下流的場所。

想不到我在紐約時說過的一句戲言，竟在今天為我們贏得了半天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時間。在紐約時，我對陪同我們的Z說：“美國號稱‘自由世界’，到了晚上普通人卻不敢隨便出門，更不許我們這些外國人自由活動，談何自由？！”

今天早晨，Z陪我們在旅館的餐廳裏吃過早飯，然後宣布：整個上午讓我們自由活動。他一邊說，一邊衝我擠眉弄眼，似笑非笑。那意思分明是告訴我，他是聽了我的牢騷話才決定這麽做的，看我以後還能再說美國缺少自由嗎！這位Z先生能說漢語，隻有四十歲，精明幹練，有點油滑，用中國話說是個“嘎小子”！工作上能踢能打，獨當一麵。中國作協的外事部門正缺少這樣的工作人員。

但是，天不作美，一會兒飄灑一陣小雨，一會兒又露出幾絲半陰半陽的光線，氣候反複無常，變化多端。“新英格蘭地區”的人，常喜歡用“波士頓的氣候”來比喻陰陽怪氣、生性多疑的人。我披上國產的“大地”牌風雨衣，走出旅館。沒有目的，也沒有目標，信步閑遊。

色情的下流書刊，多擺在書架的上麵，盡量不叫小學生伸手就能夠拿到。如果小孩子托一個大人拿下來遞給自己，售貨員也不加幹涉。文藝書分兩類，一類是裝幀十分考究，價錢也很貴，這都是一些有文學價值的書，但買的人不多。另一類是簡裝的通俗文藝讀物，紙發黑，印刷也不講究，隻有一個彩色的封麵，這個封麵也就是這本書的廣告。多數是畫著妖冶的女人做出各樣**的神態，或一男一女做出各種調情的姿勢。這些書的封麵有些是和書的內容有關，也有的誇大了書中所宣揚的關於色情的那一部分，用來吸引買主。這種書在書店裏占很大一塊地方，看上去就像一幅幅黃色招貼畫，賣的也較多。美國人出差或旅行，就在車站、碼頭、機場買上一本這樣的小書，裝在口袋裏，有空就翻翻，打發寂寞。看完可以隨便一丟，不用心疼。

超級市場裏也賣書，文具店裏也賣書，旅館、飯店裏也都有售書亭。為了招徠顧客，一般的書店都希望有更多的人進店去翻閱書刊，因此，有的書店竟公然掛出牌子：“歡迎隻看不買”。

有七十五萬冊藏書的波士頓圖書館，門口則掛著這樣的牌子：“以讀書為樂，以靜修為貴”。推崇借閱者是至高無上的。這也算是波士頓這座文化城市的特點和標誌吧。

保險公司大樓——是波士頓的又一個標誌。它不僅是全市最高的建築（六十多層），也是最奇特的一座摩天樓。波士頓的景色都可以映在這座大樓上，它像一個直立著的巨大魔鏡，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望它，就可以看見與其相對的波士頓一角的景物。雖然這種反射出來的景色隻是一個模模糊糊的影子，也足以能引起人們的驚奇，像傳播神話一樣到處議論。

它外表近似黑色，像鏡子麵一樣發著幽幽的亮光。從外麵往樓裏望，什麽也看不見。到樓裏向外看，通明透亮，采光很好，一切都盡收眼底，清清楚楚。樓內有市場、餐廳和保險公司的職員們辦公的地方。還可以花錢乘電梯直達樓頂，鳥瞰波士頓全城。

保險公司大樓所以出名，還由於圍繞它打了一場轟動全美的官司。它的設計者是著名建築師——貝聿銘。大樓蓋好後不久，有三塊玻璃掉了下來。保險公司告了貝聿銘，貝聿銘經過檢查，認為自己的設計沒有問題，掉玻璃是施工的原因，他又告了施工單位。施工單位也認為自己沒有問題，又告了製造玻璃的工廠。玻璃工廠當然也不能認賬，又告了提供原料的單位……這是一起羅圈官司，已耗資四百萬美元，聽說還沒有結案。

大學的校舍多是中古時代的歐式紅磚建築，每棟樓僅三四層，樓牆上爬滿常春藤。校園不漂亮，也不及其他大學的校園整潔。但處處是草地和無數粗大的樹木，籠罩著一種老學府的沉重氣息。它已有三百多年的曆史，哈佛是在一六三八年獻出了自己的財產，辦了這所大學，遂以他的名字命名。哈佛園裏有他的塑像。

哈佛大學的學生分男校和女校，有學生兩萬人。還有六個研究生院。哈佛最著名的是商學院和法學院。

目前在美國沒有人否認哈佛是名牌大學，卻有許多青年人，尤其是西部的大學生，認為哈佛是一所正統的、守舊的大學。哈佛的確對學生們管理很嚴格，一年級的大學生必須住在學校裏，由研究生院的研究生當舍監，幫助大學生製定選修課，輔導他們學習。

座談的時候，有一兩位教授麵露狂色，仿佛名牌大學裏的教授，也一律都是名牌一樣，頗為自得。既然如此，何必還要請我們來呢？而且不管我們疲勞與否，連著安排了兩個座談會。我的幾位同行也有點不買賬，講話的時候都很簡短。害得團長不得不在他們講話之後為他們做長篇補充。這樣一來團長尷尬，大家也覺得尷尬。

哈佛的圖書館裏擺著我們的小說，完全用不著再進行自我介紹。輪到我發言時，我說：“我寫過幾本小說，但喜歡和讀者交往，不大情願和學院派的研究人員接近。作家是把死的東西寫活，而某些研究者卻喜歡把活的東西搞死。我慶幸今天以一個陌生人的麵孔走進哈佛大學，但願我對哈佛永遠是陌生的。我還懇請我的團長不要再對我的介紹做任何補充。”

這就給馮牧鋪了個台階。不然他介紹了張三，不介紹王五，容易造成誤解。如果逐一由他做詳細介紹，也夠他受的。我這樣公開一講，從我開始，後邊的人就不用他再做補充介紹了。

我發言以後，Z作為同樣是被哈佛請來的客人，出人意外地到外麵為我拿來水果和飲料……

散會後，編輯《秋水》雜誌的劉女士主動對我說：“你講得好，表現出了作家的個性與辯才，對哈佛的這些人就得這樣……”

我也不知道“哈佛的這些人”到底怎麽樣，我說這番話沒有其他意思，隻是不願意用誰也不願意聽的客套話浪費大家的時間。

應該說劉女士是了解哈佛人的，她的丈夫也是這所名牌大學的教授。直到她送我們上飛機的時候，還在對張潔稱讚我那即興說出來的幾句話，這倒使我頗感不安了。

現在我想通了，《洛杉磯時報》在報道中美作家開會的情況時，除團長馮牧之外，團員中還發表了我的照片，也許跟我發言時放得開，能夠自由自在地保持自己的鋒芒、敢於嬉笑嘲諷有些關係。“美國人就吃這一套”——劉女士的話也許不無道理。

10月15日

鹽湖城風光

紅棉花樹旅館——多美的名字。

我們是昨天夜裏十二點半走下飛機，又坐了一個小時的汽車才來到這裏，看不清“紅棉花樹”周圍的景色，隻覺得這家旅館的規模不是很大，卻很舒適。夜裏極其安靜，睡了一個好覺。

清晨，我洗漱完畢，匆匆走出旅館。這裏氣溫稍涼，我在秋衣外麵又加了一件毛背心，下身多穿了一條秋褲。

“紅棉花樹”——果然不假，旅館兩側開滿鮮花，紅火火，一片燦爛嬌豔。這種花很像中國北方的洋繡球，但枝幹高大，有半人多高，綠油油的圓葉通紅的花，確有點像棉花。也許“紅棉花樹旅館”就是因它而得名。

令我驚奇的是路旁還堆著沒有融化的積雪，幾天前這兒下了一場雪，就在雪堆的旁邊，野花依然青枝綠葉，花朵正開得耀眼。旅館的後麵是一大片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地，綠油油含珠滴翠。如果說這片草地是由於管理好才未見枯萎，那麽道旁和山坡上的野草野花該無人管理了吧？照樣是翠青青，一片油綠，還看不出有枯黃的跡象。

雖然是積雪不化，氣候並不寒冷。既然氣候不冷，積雪為什麽又不融化呢？這真是鹽湖城獨有的奇景。

鹽湖城的西北方是著名的大鹽湖，生產湖鹽。周圍是天普山，山頭積雪終年不化，在陽光下閃著刺眼的白光，使人不敢仰視。鹽湖城就坐落在這個群山環抱的盆地中央，因而有其獨特的氣候條件。整個美國又被太平洋和大西洋環抱。太平洋是“風雨的故鄉，太陽的世界”，美國為此也沾光不少。說風就風，說雨就雨，冬天雪多，很少幹燥，再加上肥沃的土質，這就成全了美國的花草樹木。

我們就在紅棉花樹旅館的餐廳裏吃早飯。餐廳不是一間輝煌的大廳，而是分成好幾個不很大的餐室，每間餐室都不在一個水平麵上。樓梯七彎八拐，兩側野花盛開，讓人感覺是在走一條山道花徑。每拐上一個山坡，就有一間設計得獨具一格的小餐廳。泉水淙淙，水池裏養著龍蝦、活蟹和鯉魚。餐桌是按英國古老的馬車樣式製作的，牆壁鑲砌著圓石子，每個餐廳的前麵也有一輛舊式馬車，車上裝滿各色各樣的現代食物。一切都使人想起這是在荒村野店進餐。

走進山裏就可以看到這樣一些牌子：“以上是私人財產，禁止上山！”

這確有點“此路是我開，此山是我買，要想過此路，須得留下買路財”的味道。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行車，的確要不斷地交納“買路錢”。

在鹽湖城裏，每個交岔路口都有電子報聲器。每當綠燈亮了，就會發出一種布穀鳥的叫聲，通知盲人和不懂交通信號的兒童，此時可以穿過馬路了。

但是，鹽湖城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草地。

鹽湖城是猶他州的首府，在美國卻隻能算個中等城市，沒有摩天樓，也沒有嚴重的工業汙染，空氣清新，地麵潔淨，幾乎看不到塵土。因為地麵蓋上了一層厚厚的植物被，把塵土封住了。高空有樹，中間有一叢叢灌木和鮮花，地麵上是青草。綠分三層，簡直是立體的綠！

中午，有一些老者在草地上休息，或靜坐或躺臥或慢跑。躺在草地上一動不動，安閑自在地承受秋天陽光的照射，也是一件樂事。茂密的草地潔淨柔軟，像被褥一樣牢靠而溫暖。我不覺也放慢了腳步，打量這些老者的神態，猜度這些臥草人的心境。他們有的歡悅，有的淒苦，有的安然，有的麻木。他們是退休了，還是生病了？是老而無靠，還是能夠頤養天年？他們到草地上來健身養性，還是排遣愁煩？

不管人們懷有什麽樣的心境，躺在草地上如同倒進了大自然的懷抱，身體接受大自然的親吻和撫摸，感情接受自然界的調理和慰藉，這未嚐不是一種享受。當人生進入晚年，漸漸失掉了其他的享受，這種由自然界賜予的快樂就更加可貴。

綠草像一把梳子，梳理著人世間各種各樣的喜怒哀怨。從這個意義上講，草地真幫了美國社會很大的忙。這個花花世界裏，一天到晚將發生多少奇奇怪怪的“感情案件”呀！當人們被現代生活折磨得筋疲力盡的時候，躺在草地上接受一番青草的撫慰，至少會消除疲勞，放鬆神經。

喜歡草地的不隻是老年人。兒童喜歡在草地上踢球、打滾、做遊戲。學生喜歡在草地上讀書。

我參觀過好幾所美國的大學，每一所大學的校園裏都鋪滿了青青的草氈。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過這樣一幅美妙動人的晨讀圖：一些長得白嫩可愛、俊俏嫵媚的女學生，跪在草地上專心攻讀。鴿子在她們身邊走來走去，鬆鼠甚至拱翻了鉛筆盒，也不能讓她們分神。

青草把校園打扮得優美寧靜，在嫩綠的草氈上看書，一定是懂得快，記得牢，仿佛有一種奇特的智慧，浸入她們的心靈。

青草柔撫大腦，把自然界的精華和血液，輸送給人們的靈魂。

城市裏有草地，農村也有草地——不是指那種雜生的野草。在愛荷華州我訪問過一戶農民，他的房前屋後、樹下道旁，就開出了一片片的草地。仿佛是地毯從屋裏鋪到屋外，鋪滿自己的小村莊。

可見美國人多麽愛草！在這一點上各地的美國人都是一樣的。由此想開去，我甚至認為紐約為什麽那樣髒亂？紐約人為什麽粗俗少禮教？恐怕和紐約隻有摩天樓群而缺少草地不無關係。

草地，給美國的城市增添了一股生氣，在擠滿了建築群的城市空隙，有一塊塊的綠洲，不僅調節了城市的色彩，增添了盎然的生趣，也使擁擠的人們有一塊呼吸新鮮空氣的地方。市民們抽空到草地上散心、休息，帶孩子玩耍，增加許多歡樂。

在首都華盛頓，也正是草地，把三個著名建築物連成一氣。它們是：華盛頓紀念塔、傑斐遜紀念堂、林肯紀念堂。因為有了草地，連這三位已經作古的總統，也不再感到寂寡和冷清。眼前一片綠蔥蔥，遊人們或躺或坐，三三兩兩，談天說笑，嬉鬧奔跑，平添了多少風水和靈氣！

美國人愛草可以理解。為什麽又能把草地養得那麽好呢？當然與管理得當，多施肥料有關。我以為最重要的還是上麵說過的，特殊的土質和氣候條件。

有人一提起美國，也許腦子裏就會出現——一幢幢摩天大樓、一個個財閥、航天飛機、巡航導彈、自由神、中子彈、白宮、五角大樓、百老匯、好萊塢等等。

許多美國人也喜歡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對美國印象最深的是什麽？美國的哪些東西使你喜歡，哪些東西使你討厭？”

他們當然希望聽到是上麵提到的那些東西給我的印象最深。因為他們認為那些東西是美國的特色，是可以使美國引為驕傲的。美國正是靠了這些東西，才能在世界上居於一種特殊的地位。

然而，我隻能說真話。回答他們說：“我喜歡美國的草地，不喜歡紐約的街道。”

很多美國人聽了這樣的回答感到驚訝，也許還包含著失望。

到美國後感受最強烈的一點就是美國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樣子。我以前在腦子裏形成了一個關於美國的概念。這個概念同真實的美國有許多地方對不上號，它的先進不像所宣傳的，它的落後也不像所宣傳的。耳聽是虛，眼見為實，經過一個月的參觀訪問，美國在我的腦子裏終於變成了一塊真實可信的土地。

去年，我乘飛機在卡拉奇做過短暫的停留，季節和今年訪問美國的時候是差不多的。當飛機貼近巴基斯坦地麵時，給我刺激最強烈的是看不見一點綠色，土地幹燥，光溜溜，灰禿禿。今年路過香港時，從飛機上看，香港城也多是黑色和灰色，一片擠得很緊的像積木一樣奇形怪狀的建築，樓挨樓，房接房。我想：美國不同於巴基斯坦，很可能和香港的色調差不多。當飛機穿過太平洋，接近洛杉磯時，我十分驚奇，看到的第一眼美國的土地是一片綠。對美國的第一個印象，無論如何不應該是——綠！

人類不應該把科學技術的發展同種樹養草割裂開來。認為草地和航天飛機之間沒有任何聯係，前者是一種自然的原始的代表物，後者是人類進步的標誌，這是一種誤解。

植物是大地的羽毛。羽毛豐滿，大地才強壯有力；羽毛柔順有光澤，大地才風調雨順，正常而健康。所以，美國的草地比它的科學技術更能引起我的興趣。我想如果把美國稱為“草的國家”，是很合適的。

10月16日

摩門教

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過：“摩門教是真正的宗教。”

“主啊，感謝你賜給我們這頓精美的早餐，並讓我們有機會和中國作家聚會在一塊兒……”我們也跟主人一起低下頭，正襟危坐，等主人禱告完畢才能動筷子或刀叉。

好一個繁瑣的謝餐儀式！一日三餐，頓頓如此。口問心，心問口，主人盛情，饑餓與否，於“神”何幹？

從一踏上猶他州的土地，便不能喝酒，不能吸煙，不能喝咖啡。這是摩門教的規矩。入鄉隨俗，隻得如此。煙鬼們隻有回到自己的宿舍裏才能開戒。

猶他州的人百分之七十是摩門教徒。鹽湖城又稱“摩門城”，幾乎是清一色的摩門信徒，鹽湖城裏最高、最漂亮的建築是摩門教總部大樓。最富麗堂皇的建築是摩門教聖殿。

全世界的摩門教徒有四百萬人，在二十多個國家裏設有分部。

鹽湖城的女人不大化妝，濃妝豔抹的更少見。青年男女在婚前不得有性關係。城市的秩序比較安定。摩門教徒的離婚率比其他美國人略低一點。摩門信徒的家庭，早晚要做家庭禱告，每星期一全家聚會一次。這不是一般的骨肉團圓，純屬是宗教性的聚會……

摩門教把家庭放在最高的位置上，認為“家庭是幸福的中心，世間最大的快樂在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之中”。

我們在和信仰摩門教的作家、詩人、教授座談的時候，聽到他們直言不諱地提出：“摩門文學雖然對美國文學和世界文學尚未做出什麽傑出的貢獻。但是我們主張文學應該為宗教服務！”

美國人的口號還真不少。在洛杉磯的會議上，卡曾斯提出文學為禁止核武器服務，資本家要求文學為商業服務，出版商要文學為賺錢服務，這兒又出來個“文學為宗教服務”。其實，他們無非是要文學各為自己的政治和金錢利益服務。

摩門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主人送給我們每人一本譯成中文的《摩門經》，共有七百一十八頁。回到旅館連夜突擊，一目十行地翻了一遍。第二天又參觀了摩門教總部大樓和摩門大教堂，晚上看了摩門唱詩班的演出，總算多少摸到了一點摩門教的來龍去脈。

摩門教的正式名稱叫“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摩門信徒們把創建他們這個教會的人稱為“先知——斯密約瑟”。

“我剛一這樣做，立刻就被一種力量捉住，那種力量完全把我征服，好像捆住我的舌頭，使我不能講話。濃厚的黑暗向我圍攏，一時我覺得自己就要毀滅了。

“我用盡所有力量呼求神把我解救出來，就在我墜入絕望的一瞬間……在這非常驚恐的一刹那，我看見一個光柱，出現在我的頭頂上，比太陽光還要輝煌，徐徐下降，直到落在我身上。

“當光停留在我身上時，我看見兩位人物，站在我上麵的空中，其光輝和榮耀難以形容。其中一位對我講話，叫著我的名字……”

於是斯密約瑟向兩位神求問，他該加入哪一個教會好？神告訴他哪一個都不好，不許他加入，神有更重大的使命交付於他。

以後又有個叫摩羅乃的神到斯密約瑟的房間裏顯靈，告訴他有一部被貯藏起來的寫在金葉片上的書，那上麵記載著昔日大陸居民的事跡和他們的來源。救世主準備交給人間的永恒福音全部包含在這本書裏。斯密約瑟按照摩羅乃神的指點，在他所居住的曼徹斯特林附近，挖出了金葉片。隨後他把這部“天書”翻譯成人們能看懂的文字，這就是《摩門經》。

可能斯密約瑟自己也覺得這個故事杜撰得太荒誕了，難以叫人相信。因此他把金葉片拿給八個人看（這金葉片恐怕是不難製作的），並讓這些人寫出證詞，簽字畫押，供旁人來內查外調。

此招果然有效，相信的人不少。這些響應者聚集在斯密約瑟腳下，誕生了“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但是，在紐約州卻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隻好遷移到俄亥俄州的嘉德蘭，在那裏傳道布教，招兵買馬。不久，反對者又群起而攻之，殺害了許多摩門教友。斯密約瑟隻好率領自己的信徒繼續西逃，在荒涼的密西西比河邊買下了一片沼澤窪地，排除積水，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在這裏安定了幾年，信徒大增，摩門教開始興旺起來。誰知好景不長，摩門教又受到其他教會的排斥和迫害，斯密約瑟和他的兄弟被抓進監獄，於一八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被一群塗麵的暴徒所槍殺。楊百翰接任領導摩門教，率領末世聖徒們離開伊利諾伊州，來到美國西部的落基山脈。以後在猶他州一帶站住了腳跟。

由於摩門教徒被殺害的較多，他們“在神的認可下”，一度曾實行一夫多妻製。這就更激起了反對者的憤怒。一八九〇年，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律，禁止一夫多妻製。摩門教隻好遵行，他們老老實實地承認：“除此之外別無其他辦法。因為摩門教會的基本教訓是必須服從國家的法律。”

許多有理智、有教養的人，用嚴肅的表情說著一些可笑的話，用懂得科學的頭腦去思索一些荒誕不經的事情。看來地球上有一部分人類，非得信點什麽不可。借以自欺，也用來欺人！

最後講一個小笑話。我們在參觀摩門教堂的時候，一位虔誠的摩門聖徒做導遊，詳細地講解了教堂的陳設和繪畫，活靈活現地敘述了他們的先知怎樣和神見麵，怎樣和主交談，耶穌如何，基督如何……並深深地為我們不是摩門教徒而感到惋惜。不然他可以帶我們到摩門聖殿裏麵去。隻有摩門教友才能進聖殿，那是教友和上帝見麵的地方。然後他又介紹了聖殿的構造以及怎樣的金碧輝煌，最精彩的是他的結束語——

“先生們請看，聖殿的頂部有一個用銅鑄成的天使，它就是指引斯密約瑟找到金葉片的摩羅乃神。它的重量恰好相當於一輛豐田牌小汽車。”

連神也躲不開日本的汽車！

10月18日

舊金山

“美國**之都”這個封號，不是我加給舊金山的，而是它的市長範因斯坦夫人十年前說的。

當然，舊金山還有其他的綽號，比如有人說它是“女性的城市”。我看不出這個城市有什麽女性的特點，也許是指它像那種扭捏作態的女性？舊金山的街道彎曲而起伏，像這種女人的情緒一樣善於波動？特別是有一條街叫“九道彎”，幾乎成四十五度坡，有九個“S”形大彎，蛇形道兩旁栽滿鮮花，這兒難道像那種女性的線條？還是指TURK和TAYLOR街上那些**女人的廣告？

還有人把舊金山稱作“美國的功夫首都”。這裏有十二家著名的武術學校，再次興起一股中國武術熱。不僅舉辦武林群英會，進行大規模的中國武術表演，而且在一年內就組織了二十二個太極拳學習團，總人數達六百餘人，遠涉重洋去中國求教。在洛杉磯中美作家會議上擔任同聲翻譯的曾憲斌教授（在舊金山大學任教），就曾帶著三十個大學生，利用暑假自費到北京體育學院學習太極拳。美國人為什麽這樣熱心學習中國功夫呢？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社會秩序混亂，搶劫、凶殺、強奸等案件時有發生。很多人，尤其是婦女，希望練就一身功夫，以便遇到緊急情況時能自衛。此外，表現中國武術的功夫電影在美國廣泛放映，也為中國武術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些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連美國人自己也把舊金山稱作“**之都”，倒使我感到驚奇，可見其“**”的程度已相當嚴重了！

這是群眾的創造，未嚐不是舊金山的一個縮影。

一位女**演員，胸部平平，生意一般，眼看成名無望了。她請醫生打針刺激胸部皮肉，竟僥幸增高了十公分，於是名聲大噪，轟動舊金山。那個夜總會就以她的名字命名，慕名者、瞧新鮮者蜂擁而至，遂大賺其錢。也有些婦女仿效這位演員，不但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而且毀壞了身體。

這隻是“**之都”的一件小小的可以公之於眾的新聞。正當美國的經濟一片蕭條的時候，舊金山的“黃色工業”卻呈現出興旺發達的景象。“色情”的東西而被稱之為是一種“工業”，可見它是一筆賺錢的大買賣。

舊金山有各種各樣的黃色娛樂場所：成人書店、成人電影院、按摩院、浴室、性俱樂部、陪同服務所之類的變相妓院等，比比皆是，大大超過了教堂和學校的數目。在這些場所集中的街道，隨便走進一家商店，放上兩毛五分錢，便可以觀看四十五秒鍾的**女人或一小段色情電影。通常情況下，一個店裏有五十台這樣的收錢機器，每台機器一天就吞食四百個兩毛五分錢。目前，舊金山在警察局注冊的就有一百六十五家黃色娛樂場所，沒有執照的更是數不勝數。連警察和地下黑社會都無法控製“黃色工業”的市場，他們隻滿足於敲詐勒索，吃一些殘羹剩飯。而那些狡猾的黃色企業家和商人，則牢牢地掌握著自己的地盤，大發其財，他們年收入總和約達一億美元。

據《舊金山觀察家報》公布的材料，“黃色工業”已經逐漸地深入美國家庭。美國八千二百萬家庭中，有四分之一擁有錄像設備，每年美國市場出售將近一億美元的錄像帶，其中百分之五十是X級電影（美國電影分四級：G、P、Y、X，X級是專供成人看的色情電影），每一盤的價格從三十九美元到九十九美元不等，每一盤的租費是五美元。另外，美國家庭每月花七十九美元，就可以在電視上收看X級影片。

一位黃色雜誌的發行人告訴這家報紙的記者，“黃色工業”能迅速成功的原因是：低成本、高利潤。舊金山最著名的色情電影製片人米切爾兄弟拍了一部色情片，成本不到五萬美元，而獲純利三千萬美元。這部影片的錄像帶四年來的生產成本是六萬美元，收入則是三百萬美元。

這位發行人估計，美國全國“黃色工業”的年收入是五億美元。而且這項工業目前還處於幼兒時期，今後它會像快速食品工業一樣迅速發展起來。

根據舊金山民意研究公司的調查，一九八〇年舊金山全市人口為六十七萬九千人，其中有八至十萬是同性戀者，約占七分之一。同性戀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六十年代激增，一九七九年達到**。

同性戀者百分之八十八是男性，其他為女性。一半以上是白人，其次是黑人和亞洲人及西班牙人的後裔。百分之三十二的年齡在三十二歲以下。

同性戀者住在一起，兩人都工作，因無小孩，盡管每個人的工資不一定高，兩人合在一起要比同類情況的家庭稍富裕。如果是兩個男性相戀，時間一長想要個小孩，就花錢租一個能生孩子的女人，到生下小孩為止。倘若是兩個女性相戀，想要孩子的話就到醫院用打針的辦法，注入**懷孕。同性戀者爭起風吃起醋來，比正常的男女還要厲害，時有因此而發生凶殺案件。

舊金山的報紙上還較詳細地描述了第十三屆同性戀人權運動大遊行的情況。當天參加遊行的男女同性戀者、同情者和好奇看熱鬧者有數十萬人之多。同性戀男女中有樂手、醫師、會計師、房地產經紀人等各行各業的人士。有些男子脂粉豔裝，全身佩戴首飾，使正常人看了會酸掉大牙或嘔吐三天。有些女子粗壯男裝，騎摩托車。

遊行隊伍由女同性戀摩托車俱樂部的一百一十八輛摩托車隊開道，遊行者一路喝啤酒，聊天，跟著樂隊演奏的迪斯科節拍跳舞。同性戀人的父母也組成一支遊行隊伍，對同性戀運動表示支持和讚助。人們滿不在乎，**不羈，盡情歡樂，同性戀者相互擁抱並接吻。

隊伍中還有彩車五十五輛，用五彩繽紛的花卉結紮，由十二個人組成一個評判委員會，對彩車進行評獎。參加遊行的以舊金山同性戀男女為主體，還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同性戀者，包括一些仍把同性戀視為非法的國家的同性戀者，他們怕回國後遭歧視而不願公開身份。

遊行進行了四個小時，然後隊伍在市中心集會，宣讀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布朗的祝賀信，許多人上台講演，表演節目，大會曆時近六個小時。

舊金山市唯一的同性戀議員布瑞特也參加了遊行和集會。

舊金山以自由開放著稱，各種新潮流都很活躍。同性戀男女不但人數眾多，並且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前年，舊金山的市長競選時，第一輪投票中民主黨候選人範因斯坦夫人同共和黨候選人卡普票數相當。在第二輪投票時，範因斯坦爭取到了同性戀者的支持，因而當選。

在今年的同性戀大遊行中，也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口號。如反對核戰爭、反對美國插手厄瓜多爾、反對裏根增加稅收、支持婦女平等權利法案等等。美國人普遍認為同性戀者在政治上支持自由主義和進步運動。

當了解到這些情況之後，再來體味範因斯坦的話，就不覺得奇怪了。她雖然是借助同性戀者的力量當上了市長，仍然對自己治理下的舊金山市有個較公正的看法，這就是——“美國**之都”。

當然這隻是美國社會的一個側麵。我曾猶豫，要不要把《過海日記》裏有關這方麵的記載全部刪去，免得因它而掃了一些讀者的雅興。最後還是決定保留下來。既然想盡可能全麵地了解美國的真實社會，又何必裝模作樣地用手指捂住臉呢？

10月20日

在飛機上的回憶

下午兩點半鍾，我們登上了泛美航空公司飛往香港的班機。

我幾乎來不及向美國的土地告別，飛機像彈頭一樣在空中畫個半圓，便進入太平洋的上空。舊金山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麵，機身下奔湧翻卷的雲層遮住了我的視線……

一個多月奔命式的訪問結束了，我有什麽收獲呢？想把對美國的印象歸納成幾條，可是辦不到，腦子裏很亂又很空。仿佛帶著謎而來，又帶著謎而返了！

用一個多月的時間要想把一個社會看透，顯然是不可能的。我的《日記》不過是參觀訪問某一地某一時的感想而已，不可能沒有偏頗。花花世界，各有所見，眼光不同，也會給世界塗上不同的色彩。讀者在翻閱旅外遊記之類的文章時，透過紙背，看到了作者的思想、才情和個性，不是很有趣味的嗎？

我恪守寫日記的規矩：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信筆遊思，不必苦心結構，不用渲染。也可能會以偏概全，但絕不虛偽。

我盡力把自己對美國的印象全都記錄下來，那麽還有沒有遺漏呢？《日記》之外還有沒有可值得補記的東西呢？何不利用在飛機上的這十幾個小時，寫一點《過海日記》的拾遺呢？既是訪美的最後一篇日記，又可作為這本小書的結尾。

到中國去的西方人，大都喜歡挑落後的東西拍照或著文；而有些到西方來的中國人，又專門介紹人家最先進的東西，以人之長比己之短，這就越發顯得外國無比先進，中國非常落後。造成了宣傳上的“逆差”。差距是有，但不像宣傳的那樣。

一般白人的“傲慢與偏見”用事實可以醫治，某些僑居國外的華人，有意裝出一種“傲慢與偏見”，縱然你把鐵的事實擺在他麵前也無濟於事。去年，中國花錢，請斯坦福大學的莊因等七個所謂中國血統的學者回國觀光，他們在國內兜了一大圈兒，回到美國後寫了幾本小冊子。我隻見過莊因寫的《八千裏路雲和月》，文字粗俗，格調低劣，隻顧一味地咒罵，連秦皇墓、秦代兵馬俑也不放過。不顧基本事實，是一種低廉的政治宣傳品。

他坐在大學生中間。會議的主持者叫我們先做一番自我介紹，輪到我時說：“作家應該以文會友，如果大家對我的作品一無所知，我縱然在這裏自報一番家門，又有什麽用處？！到大學裏來畢竟不同於過海關，我看還是省掉填寫履曆卡的這道手續吧！有話即長，無話即短，誰有什麽問題就請提。不過，最好問他們，別問我。”

教室的後麵立刻有人喊了一聲：“我向蔣子龍先生提個問題。”

嘿！偏偏找到我頭上，隻得答腔：“蔣子龍在洗耳恭聽。”

“你自己認為是喬廠長好，還是金廠長好？你為什麽要寫個金廠長？中國社會對這個人物有什麽反映？”

還是老問題，我目前的心思並不在喬光樸和金鳳池身上。眼睛望著莊因這些華人學者，心裏另有所想。我想起了契訶夫的一句話——大學培養各種才能，包括愚蠢在內。

罵娘是最容易的，也最容易激怒和傷害母親。這對兒子來說並不光彩。用一個逆子或喪家之子的名聲去討好某種政治需要，或賺取一點私人名利，豈不可悲！

這種動機卻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窮嘛，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人窮誌不短的。“你吃著人家，還能說人家不先進？！”不隻是端人家飯碗就說人家好，而且用咒罵自己的祖宗，來陪襯人家的先進。

其實，正因為中國“落後”，才養活了一批文人。他們罵落後，嘲笑落後，著書立說，迎合外人，吃的是祖宗飯，賺的是“中國落後”的錢。我們自己似乎也應該學靈一點，不要盡幹花錢買罵的事情！

我在參觀洛陽龍門石窟的時候，看到許多珍貴的石雕佛像被人偷走了腦袋，深感惋惜，也爆發出一股無可名狀的憤怒。這次在美國聖母大學的博物館裏卻看到了一個龍門的佛頭。

用別人的佛頭裝潢自己，這叫“雅興”，還是“雅賊”？當然，佛頭不一定準是洋人所偷，也可能是佛的子孫把老祖宗的腦袋偷去，然後又賣給了洋人。

摩門教義上規定人有兩重性：靈魂和肉體。肉體是外殼，靈魂是生命。靈魂就是個性，它的歸宿是在上帝生活的地方。那麽人的靈魂都是一樣的嗎？

美洲銀行大廈，是舊金山最高最漂亮的一所建築，在樓前有一塊巨大的黑色大理石雕塑，它是一件抽象派的藝術品，呈心狀。據說這是象征資本家的心是黑的。而資本家也不在乎，就花錢買下來擺在自己的門前。

看來西方世界有人並不把靈魂看得很重，死後也不想去上帝所在的地方。心的價值不在其顏色，而在它占有多少財富。那個資本家的胸襟還是值得稱道的。

政府控製著美國對內對外的政策，實行什麽樣的政策直接關係著資本家的利益。資本家們，比如大的財閥，又可以影響政府，甚至直接向製定政策的人施加壓力。資本家又不能完全置工人和顧客於不顧。比如一個商店的老板，實行計算機收賬，不再為每一件小商品標出價格。這對顧客是不方便的，人們不知道價格就無法決定購買還是不購買，於是大家都不買這個商店的東西。商店老板隻好再改回來，他寧願自己麻煩一點，也要為每件商品標出價格。

商人離不開顧客，又捉弄顧客。一件商品他想賣二十元，就標價十九元七角，買主一看還不到二十元，認為便宜，就買下來。想賣十元，就標價九元九角。所以美國商品的價格帶“九”字的特別多。

電視、報紙、廣播控製著社會。電視廣告上吹噓一種藥有奇效，大家一窩蜂都買這種藥。前不久，一個公司生產的感冒藥毒死了七個人，電視上一播放這條新聞，這個公司的藥再也甭想賣出去了。

美國是個開放的社會，美國人的靈魂卻是閉塞的。大家都很匆忙，誰也不管誰，上班玩命，下班玩樂，不開會，不串門。沒有時間，也沒有條件對生活中的一些事物做出選擇，隻好聽任電視和報紙出主意。

誰能控製電視和報紙呢？政府和資本家。

美國是重法製的，什麽事情都有法律管著。然而法律有好幾大本，五花八門，一般人很難吃透。有的教授填個表格也需要請律師幫忙。可是刺殺總統的凶手，因為他父親有錢，花六十萬美元雇請大律師，就把凶手判為精神失常，無罪開釋。倘若凶手的父親拿不出這六十萬美元，豈不要掉腦袋？

六十萬元不僅買了一顆人頭，也買走了美國的法律！法律和金錢共同調節著美國社會和人與人的關係。

身為一國之主的裏根總統，見刺殺他的凶手逍遙法外，並未怒火中燒或利用職權橫加幹涉。這是無可奈何，還是寬宏大量？

美國的高速公路網很發達，可是路不熟的人上了高速公路就下不來了，走錯一個岔道，一繞就是幾個小時，不是“高速”，而成了“慢”。

美國的社會就是這樣一環咬一環，連鎖運行。其中一個環節出了毛病，換上一節新的，整個鏈條照常運行。沒有一個環節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它一壞便使整個機器癱瘓。這樣的鏈條上不容易出“獨裁”，不至於因一時一地一人的錯誤而造成大的曆史性倒退。所以，美國這個社會盡管無奇不有，甚至很荒唐，卻仍舊能維持下去，原因就在於此。

任何旅行，最愉快的還是回家的這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