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旅外遊記
小引
午夜，一場黑沉沉的濃霧，悄悄地襲擊了貝爾格萊德機場。候機大廳像被一個無邊無沿的幔帳罩住了，八千瓦的光束在大霧麵前顯得昏黃而又微弱無力。擴音器裏傳出了服務員懊喪的聲音：我們即將乘坐的中國民航班機因大霧不能降落，又返回了蘇黎世，請旅客返回旅館，明天早晨再等候機場的通知。
下午和主人告辭的時候別情依依難舍難分，現在卻走不了了，甚感悶悶不樂，心情沮喪。為我們送行的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同誌，首先從沙發上站起來愉快地說：“好嘛，下霧天，留客天，人留天也留。你們就再多住上一兩天嘛！走，我送你們回旅館。”
我們沒有回老貝爾格萊德，在新貝爾格萊德找了一座據說是最“高級”的“旅館”住了下來。已經是夜裏一點多鍾了，主人請我們到餐廳用飯，餐廳裏還響著音樂，響著歌女的歌聲。在國內我的胃口還不錯，但深更半夜實在享受不了西方的那種真材實料的牛油牛肉，便回到房間休息。
先舒舒服服地燙了一個澡，這一燙不要緊，把疲乏燙沒了，把睡意燙跑了。我披上衣服來到平台上。眼前濃霧如布，新貝爾格萊德的燈火像星星一樣，千點萬點，閃爍迷離。薩瓦河緊貼著旅館大樓流過，在我腳下激起了一陣陣濤聲。這濤聲猛然喚起了我一陣思鄉之情。我想起了祖國的江河。這也許是我在南斯拉夫的最後一個夜晚了，半個多月來參觀訪問活動安排得很緊張。我看了很多，也聽了很多，還沒有來得及消化和總結，回國後該怎樣向同誌們介紹自己的感受呢？
於是一邊翻看筆記，一邊整理自己的思路。
1979年10月28日
古城堡尋古
飛呀飛！飛向太陽或者飛進狂風暴雨！發出無情的轟鳴，驚醒世界！
——〔南〕塞多米爾·敏笛羅維奇
在南斯拉夫的教堂裏和古代壁畫上，都可以看到一些背上長出兩隻翅膀的人，從陸地到天空，跳躍飛騰，來去自如。他們身姿強健，神采俊逸，令人馳魂奪魄，浮想聯翩。陪同我們的南斯拉夫作家介紹了許多關於古代飛人的神奇傳說，但我總覺得並未真正領會長在人身上的這兩隻翅膀的含義。
參觀澤蒙教堂的時候就更令我驚奇了，一對翅膀居然也長在了卡拉喬耶維奇的背上。在塞爾維亞共和國，他是位家喻戶曉的人物，十四世紀抗擊土耳其侵略的民族英雄。許多城市都矗立著他的塑像，商店和咖啡館裏也掛著他的畫像。但那些雕塑和繪畫都和他真人差不多，背上並沒有翅膀。澤蒙教堂裏的卡拉喬耶維奇像不是雕塑，也不是畫成的，而是采用“集錦”的方式，用一厘米見方的二十五色琉璃瓦拚成的。甲胄上的黃色以及頭上黃燦燦的金盔，全是赤金鑄成。光是他的鼻子就有一米半長，兩隻張開的翅膀至少有十幾米，表情神秘莫測，雄偉絕倫。他手掌裏托著一隻象征勇敢的雙頭鷹，頭上罩著威猛的神光，身邊是一隊披甲執銳的勇士，雄姿勃勃，英氣浩浩。這一生動的形象深刻地印進我的腦際，一直伴隨著我在南斯拉夫各地進行參觀訪問，甚至還在夢境裏糾纏過我的睡眠：翅膀，是誰給民族英雄的脊背上加了一對翅膀？這翅膀豈不等於加在了南斯拉夫民族的身上！是畫師，是人民，還是曆史？它到底意味著什麽？是吉祥，是勇敢，還是象征著鵬程萬裏？
“折不斷的翅膀”——這是個很值得一做的散文題目，可惜我還沒有全部弄懂它的意義。
不久，我到伏伊伏丁那省參觀歐洲最大的古城堡——諾維薩德古城堡。忽然，對卡拉喬耶維奇背上的翅膀有了新的理解。
這一天天公不作美，天空陰沉沉，遠山近水一片灰蒙蒙，是雲是雨，是煙是霧，一概分不清楚。多瑙河像一條長長的綠色綢帶，從侏羅山飄下來，經過奧地利和匈牙利，進入南斯拉夫的東北角便綰了一個活結。兩根穗頭圍住了諾維薩德市，圓圓的活疙瘩便是古城堡。它高風峻骨，虎踞龍盤，不僅是諾維薩德城的堡壘，也是南斯拉夫北大門的護衛神，地勢險要，難怪在曆史上會成為屯兵的重地。
走過多瑙河大鐵橋就是古城堡的腳下。但是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它都絕不像城，更不像堡，而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大山。古樹野花，綠蔭森森，秋風掀動，嘯嘯如吼。山頭山腰，雲海翻滾，紫霧繽紛，朦朦朧朧中古城堡更顯得崔巍崢嶸，威勢壓人。
城堡四周布滿了鱗次櫛比的土丘，黑壓壓地護住了山腳，很像古代重兵結營紮寨的沉沉萬帳，使人還可以想見得出當年大軍雲集、氣壯九天的聲勢。城堡頂部還馱著幾十個丹紅色的石樓，高低參差，雄視四周，這是古代的觀望台。雲在樓頂飄來飄去，霧在樓間撲朔迷離，這些威武的“哨兵”仿佛至今還在執行著瞭望任務。
我們又坐進汽車，沿著險峻的螺旋形山道，盤繞迂回，一直開到古城堡的頂端。古城堡博物館館長費海曼已站在平台上迎接，他是位身材瘦長、精神矍鑠的老人，一派學者風度。握手時我感到他的手勁很大，一對藍色的眸子灼灼閃光，友好地盯住我的眼睛。一上來就用好聽的塞爾維亞語向我們講了一大通開場白：“歡迎你們，中國朋友。中國是個偉大的民族，勤勞、勇敢、智慧，有悠久的曆史、燦爛的文化、精美的烹調、雄偉的長城。美國的衛星從宇宙間拍攝地球的照片，地球上一片白茫茫，別的東西全沒照上，隻有中國的長城清清楚楚地留在底片上。偉大，了不起！”
我不止一次聽到南斯拉夫朋友談起這件事，每聽一遍都和第一次知道這件事一樣感到自豪和激動。我摘下自己胸前的長城紀念章送給費海曼，說：“館長先生，感謝你這番美好的語言，我願把‘長城’掛在你的胸前。”
他非常高興，立刻把一枚古城堡紀念章贈給我，並說：“願這座古城堡保衛我們的友誼，連接我們的曆史和文化。一九一〇年，中國藝術家小組來參觀過這座古城堡；一九三〇年，中國醫學工作者代表團也來過這裏；你們是第三次來訪的中國朋友。我對中國人非常敬佩，你們和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這就是不依仗別人的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鮮血，贏得了革命的勝利，獲得了國家的獨立和自由。”
費海曼一邊引導我們參觀城堡的平台，一邊講解古城堡的曆史。全歐洲有三十座比較大的古城堡，南斯拉夫占六座，諾維薩德古城堡是最大的一座，占地一百二十公頃，堆山三百米高，從一六九二年動工，到一七八六年建成，改朝換代，時斷時續，整整修建了九十四個年頭，經曆了漫長的歲月。原設計者是法國人，由南斯拉夫人自己建造，主要目的是為了對抗土耳其和奧匈帝國的侵犯。城堡的上部呈多角形，每個角落都擺著一尊鐵鑄的大炮，還有一些刀槍和盾牌之類的古代兵械，不加修飾，自然天成，仿佛這些東西在古代就是這樣擺法。代替戰士操縱這些兵器的是用銅和鐵澆鑄成的一個個巨大的野獸，有銅獅銅鹿，鐵虎鐵豹。中間是一匹青銅奔馬，馬上坐著卡拉喬耶維奇，飛起的飄帶和翎毛像從背上長出的兩隻翅膀，左手持盾，右手提槍，雙頭鷹在馬前飛旋。又是他，又是這翅膀，這雙頭鷹，強健有力，雄風赫赫。我在這座青銅雕像前停了下來。
在前麵引路的費海曼發現我掉隊，又折轉回來，拍拍我的肩說：“他是塞爾維亞人的驕傲，古代兵士的靈魂，你是不是對他發生了興趣？”
我說：“我對他本人以及他背上的翅膀同樣感興趣。”
費海曼笑了：“翅膀是後人給他加上的，是驍勇善戰的標誌。”
“加得好！正因為有了這雙翅膀，他驍勇善戰的精神才飛到了今天，飛到了南斯拉夫的每一個角落。”
費海曼親熱而又豪爽地抱住了我的肩頭：“蔣，你是作家，靠想象工作，真羨慕你們。我是博物館長，隻懂得呆板的曆史。”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曆史是有生命的，並不呆板。”
我們兩人隻顧說話，掉隊太遠了，隻好大步趕上去。
費海曼領我們來到一個洞口前，說：“是下去，還是上去？”
我問：“下去是什麽地方，上去又是什麽地方？”
“下去是地道，通向過去，等於一步步從今天走向古代，倒翻曆史的稿本，可以了解我們民族悲壯的創業史。上去是觀望台，不僅可以俯瞰伏伊伏丁那省和諾維薩德市，還可以看到全國，展望未來。”
我回答說：“先尋古，然後再望遠。”
費海曼在前邊帶路，我們沿著陡直的階梯一步步走進了地道。除去主人，我們這些參觀者都情不自禁地發出了一陣陣驚歎，這是一座地下迷網式的宮殿！地道分三層，兩層之間有樓梯般的台階相連，遇到緊急情況還可以從通井裏直上直下的吊杆和吊繩上墜下。每一層地道都像一片蜘蛛網，上百條通道縱橫交錯，盤繞迂回。我走進去立刻就像陷入了迷魂陣，不知自己是從哪兒進來的，更找不到出口，倘若沒有費海曼，我們就是轉上三天也不會走出這座迷宮。小的時候我讀過不少武俠小說，欽佩古代的那些軍師們善於擺出八卦陣、天門陣等各式各樣的陣法，想不到成年後在歐洲倒領略了其中的奧妙。在這樣的城堡裏作戰，也可以稱作是“地道戰”。西方人在十七世紀就發明了“地道戰”，這更引起了我對古城堡的興趣。每層地道總長十六公裏，地道裏並不狹窄，並排可以站開三個人，高兩米，還有供兵士們睡覺、吃飯和開會的地方。每隔兩米有一個槍眼，可以觀察外麵，進行瞄準和射擊，也可以從洞眼中伸出長矛突然襲擊敵人。地道的建造有著濃厚的巴爾幹風格，特別是那地道內部的水井和蓄水池，式樣別致而又堅固。城堡內每一處都還保留著曆史上各個著名戰役的遺跡。費海曼博古通今，繪聲繪色地向我們描述每一次戰役的拚殺過程。我們仿佛是沿著曆史的台階，一步步走回到了中世紀。
現在，南斯拉夫所在的這片領土，地形極為複雜，山脈盤結，巒險峰奇，若幹世紀以來，這塊地方既是扼守東南歐的要塞，又是進入東南歐的大門，因而便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同時，多瑙河與薩瓦河橫穿國土，河穀縱橫，土地肥沃，把南斯拉夫和中歐連為一體。自遠古以來，民族遷移和異邦入侵，都是沿著這些河穀前進。南斯拉夫的曆史便是一部入侵和反入侵的戰爭史。諾維薩德古城堡正是揳在這天然通道上的一個大釘子，因此它就成了南斯拉夫曆史的活的見證。
費海曼從槍洞上拿起一把原始的火槍，遞給我看，講起了另一個塞爾維亞人的起義首領喬治·彼得羅維奇，因為他像東方人那樣長著一頭黑發，人稱“黑色的喬治”。費海曼說：“他具有巴爾幹半島的野蠻農民中常見的那種粗獷原始的性格，殘酷暴烈而英勇果敢，野性難馴而慷慨豪俠。他很像你們東方的一位知名人物——成吉思汗。作家是這樣描寫他的：‘他高個子，非常強壯，以他的步伐穩重、舉止笨拙來說活像一隻狗熊，狡猾像狐狸，狠毒像毒蛇，矯捷像豹子，孜孜不倦像駱駝；而對於他要獎賞的人的慷慨像一隻凶暴的母老虎對待自己的虎子一樣。他高額，長而窄的胡須，黃色而不眨眼的貓樣的眼珠，所有的頭領和戰士都怕他，比怕烈火和雷霆還厲害。’然而正是這個像成吉思汗的黑色的喬治，用兩年多的時間，打敗了土耳其人。”
我聽著費海曼生動有趣的介紹，也真想送給他一個雅號——“博物君子”。
“一八一三年拿破侖曾派人帶著珍貴的禮品到這個城堡來學習。美國將軍馬卡爾杜爾，在這個城堡裏學會了塞爾維亞文，成了世界著名的人物。”費海曼口氣一轉，“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鐵托元帥也曾被關押在這個地道裏。”
我心裏猛然一動：鐵托在這個古城堡被關押的時候，是不是受了自己民族曆史的滋補，汲取了人民的智慧和勇敢？
鐵托，這位克羅地亞農民的兒子、高莎機械車輛工廠的鍛工，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信仰了共產主義，一九三八年開始領導南斯拉夫共產黨。古城堡有趣地把鐵托和南斯拉夫的曆史連在了一起。他把南斯拉夫各民族團結在一起，建立了空前統一的聯邦共和國。當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被排擠出“共產黨情報局”以後，政治上和經濟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鐵托挺住了，南斯拉夫人的翅膀沒有折斷，反而闖出了一條自己的路子，總結出一套自己的理論。“鐵托在歐洲的共產黨領導人中是獨一無二的”，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斯蒂芬·克利索德說過的這句話並不過分。
我走出地道，在登觀望台的時候經過卡拉喬耶維奇雕像，我又停下腳步凝視：背上雙翅，象征著勇敢。對，勇敢是曆史的催化劑。它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東西，伴隨著曆史一塊生長，一起發展。南斯拉夫的曆史會因南斯拉夫人的勇敢而自豪。
我興致勃勃地登上觀望台，按照費海曼的願望展望一下他們的未來。濃霧漸散，天已放晴，“**胸生層雲”。遠處是一望無際的翠綠的平原，腳下是古老而又整潔的諾維薩德城，天光雲影，影中突然有兩隻孔雀拍動翅膀，扶搖直上，在長空裏翱翔。我在鐵托墓前的草地上曾見過十幾隻這種野生的孔雀，它們是不是從那兒飛來的呢？
勇敢和智慧是南斯拉夫民族的兩隻翅膀，一個民族有一雙鐵硬的翅膀是值得驕傲的。
貝爾格萊德的早晨
幾天來，晚上我從未在十二點鍾之前睡過覺，但早晨一到三點鍾必醒，這是時差造成的影響尚未消除的緣故。五點多鍾，我走出斯洛維亞旅館，想呼吸一下貝爾格萊德的新鮮空氣，便信步來到旅館附近的一個街心公園。不想，偌大一個公園裏卻是空****，沒有一個人，隻有一群群的鴿子在草地上覓食。這樣一個好地方竟沒有人跑步，沒有人練拳，以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未免太可惜了。
一位強健的農村老太太，挑著兩筐辣椒、圓白菜之類的農產品走進了公園。她放下肩上的擔子，坐在椅子上，從懷裏掏出一塊夾著香腸的麵包，大口嚼起來。這可不得了，立刻有幾百隻鴿子，飛到老太太麵前，有的落在她的腳上和膝蓋上，等著分食她的麵包。老太太十分高興，把手裏的麵包撕成碎塊拋到地上，然後又把膝頭肩頭的鴿子趕開。有兩隻小鬆鼠也來湊熱鬧，它們從樹上跳到椅子上，又從椅子上爬到老太太身上，跳上跳下，與鴿子爭著麵包屑……
貝爾格萊德的大街上到處都是一群群的鴿子，它們不但不怕人，也不怕汽車，有時汽車都不得不給鴿子讓路。鴿子受到法律的保護，不準捕殺，它們給這個現代化的工業和消費的城市增添了許多生氣。一麵是超級市場一個接一個，摩天大樓一幢連一幢，高度的消費，現代的文化；一麵是：不加修飾的參天大樹，各種各樣的花草，膽大妄為的小動物。看似不協調，實則很協調，生態的平衡——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它能使人的心靈得到一種新奇的慰藉。
老太太趕走身上的鴿子和鬆鼠，挑起擔子走出了公園。莫非南斯拉夫也有自由市場？反正時間還早，我便尾隨而去。穿過兩條街，果然看見了一個十分繁華的鬧市，買和賣的多半都是農副產品，和我們北京、天津的自由市場差不多。然而，最使我感興趣的是“勞動力自由市場”。勞動力自由市場設在農副產品市場附近的另一條街上，我去的時候，已有一些男女中、青年吸著煙在等待雇主。後來，問了一下，這些人有的是沒有工作；有的是工作比較清閑，上中班或上夜班，用上午的時間做做短工；也有的對自己的職業不滿意，出來自找工作。有的單位或個人，臨時有什麽工作需要找人幫忙，就到這個市場上來找，需要幾個人，雙方談妥條件，簽訂合同，就高高興興地走了。
我想起塞爾維亞作協組織這次國際作家會議，就雇了兩個女青年：一個是貝爾格萊德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一個是大學畢業後沒有固定職業的婦女，她們既是導遊，又是服務員，還可以到講台上替其他國家的作家宣讀講稿。她們是不是也從勞動力自由市場上雇請來的呢？
工廠和農村的見聞
高莎機械車輛工廠似乎同貝爾格萊德的農工聯合企業一樣，是南斯拉夫的驕傲。我在高莎廠的“來賓簽名簿”上看到許多國家各種代表團的簽名。工廠的主人要求我們不僅簽名，還要留下幾句話作紀念。
高莎廠引以為榮的不隻是向聯邦德國、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土耳其、伊拉克等國出口自己的產品，還培養出了英雄。鐵托總統曾在這個廠當過鍛工。還有兩位南斯拉夫的國家領導人，也在這個廠勞動過。在戰爭年代中，這個廠有許多全國知名的戰鬥英雄和革命烈士，他們的大幅照片懸掛在工廠的博物館裏。
高莎廠是一九二三年由法國資本家建立的。從工廠建立的那天起，工人的革命鬥爭便開始了，因而成了一座培養英雄的搖籃、向國家輸送幹部的學校。
高莎廠有職工七千五百人，十一個分廠和車間，有三十多年工人自治管理的經驗。早在一九四九年，這個廠就進行了工人自治的試驗。南斯拉夫的同誌認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不能通過別的道路，隻能通過不斷加強人民民主，即勞動群眾享有更廣泛的自治，更廣泛地參加從最低一級到最高一級的國家機器的活動，以及越來越多地參加每個企業、機關等等的管理的道路來實現。
高莎工廠中的南共黨員占職工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工人的工資每月隨著工廠經營的好壞和本人的勞動成果多少而變動。今年一到十月，工人平均工資為一萬第納爾。
南斯拉夫的農民，比工人還富足。在巴蘭卡區，我們訪問了四戶農民，其中有專種水果的，有專種糧食的，有專門飼養豬、牛、雞、羊等禽畜的。最低的一戶每年純收入五十萬第納爾（折合人民幣二萬五千元），其餘三戶每年純收入都達到一百萬第納爾，而人口最多的一戶也不過六口人。每戶農民都在自己的“領地”上有一座式樣新穎的小別墅，或為三層小樓，或是兩層小樓，或者一片平房。建築結構奇特，各不相同。院子像個小花園，養著各式各樣的奇花異木，很優美。
在參觀葡萄園的時候，我看見在葡萄架裏麵還掛著一嘟嚕一串的葡萄。主人解釋說，這是機械收割的時候漏掉的。因為勞力少，也就沒有工夫去摘這些剩葡萄了。我們一走進門，主婦就端出一大盤蜜製葡萄，給每人盛了一小碗。按南斯拉夫的規矩，客人進門先吃甜食。然後又端上自己釀製的葡萄酒和各樣品種的水果。巴蘭卡市作協負責人米路丁幽默地說：“農民把次酒、品種差的水果賣出去，自己留下的都是好的。”但他示意我不要多吃，每樣嚐一點就行，要留著肚子應付後麵的“大戰”。好在不大工夫，米路丁就拉我們來到專種糧食的農民沙維奇家裏做客。塞爾維亞共和國農業部副部長和當地農工聯合企業總經理已在沙維奇家裏等候——他們是主人請來陪客的，宴席已經擺好了……
狂歡大街
南斯拉夫的工人每天工作六小時，每周工作五天。星期五的晚上便是他們的周末，比較有錢的幹部和工人，開著汽車，帶著食品，到郊區的別墅去休息兩天，星期一的早晨再回城上班。也有的工人帶著妻子兒女，坐上自己的電動遊艇，在多瑙河和薩瓦河上兜風，然後打獵或躲進蘆葦叢中吃上一頓別具風味的野餐。但是更多的工人還是在城市裏度過這每周的兩天假日。
一個周末的晚上，我來到了貝爾格萊德被稱作“狂歡街”的斯卡達爾裏查街。這是貝爾格萊德最典型、最古老的一條街道。鋪著石子的街道兩邊排滿咖啡館、小吃店和酒吧間。每到星期五、六、日的晚上，從兩旁各式各樣古老的房子裏傳出塞爾維亞民族的音樂和西方流行的歌曲。有名的一家啤酒廠也坐落在這條街上。一股人流把我擁進一間木板結構的大廳。裏麵擠滿了人，一陣陣的哄笑，一陣陣的叫喊，幾乎要把房頂挑起。一個肚子很大，隻穿一條短褲衩的中年男子，站在大廳的中間。他旁邊有兩個人，一個往他手裏遞啤酒，一個左手提一桶摻了牛奶的白粉水，右手握著一支濕淋淋的排筆。那個中年人喝一瓶啤酒，他就往那個人身上刷一道白粉。起初我能數得過來，後來數著數著，也記不清他喝了多少瓶啤酒，反正他是從頭到腳全被塗白了，渾身濕淋淋的，順著雙腿往下流白水。有人把他扶到裏邊的一間屋子裏，我跟過去一看，裏麵還躺著好幾個赤條條、白乎乎的大漢。這是在進行一場喝啤酒比賽，誰喝得最多誰就被推為冠軍，受到人們的歡呼和拋扔。我本想看比賽結果，忽然發現自己的衣服上和皮鞋上也濺了許多白粉子，隻得十分惋惜地擠出人群。
出了大廳，用手絹擦擦衣服，看看無傷大雅，便順著“狂歡街”信步往前行。沒走多遠，突然樂聲大作，旋律歡快而熱烈，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大街上跳迪斯科。我在國內一聽到迪斯科總以為是一種青年男女間不大健康的舞蹈，其實這是我的偏見。因為在這裏我看到的迪斯科，毫無庸俗下流的動作，有人甚至跳得很美。自然也有的人跳得不大好，但他們認為動動腳，扭扭屁股，對身心也有好處。南斯拉夫人本來樂觀、爽快、熱情，心裏高興就要唱要跳。而音樂一響，更使他們不想掩飾，不想作假，身子自然而然地就扭動起來。
在貝爾格萊德，公共汽車上隻有一個司機，兼管售票。他一邊開車，一邊聽著錄音機裏播放的流行歌曲，高興時還要哼上幾句，或咬上一口夾香腸的麵包。我參觀一個印刷廠，工人們也是一邊工作，一邊聽著音樂。據說南斯拉夫也欠有近二百億美元的外債，國家的經濟並不是沒有困難，但我在下邊訪問的時候，很少聽到有人議論這些事，人民過得富足而樂觀，音樂也一直伴隨著他們……
生的藝術
我曾以“赤橙黃綠青藍紫”為題寫過一篇中篇小說，現在重提這幾個字不是為它寫續篇，而是想以這個“色譜”比喻人的美和生活的美應該是豐富多彩的。“萬紫千紅才是春”，五顏六色才是大千世界。真實的世界要比門捷列夫圖表上的元素還要複雜，主宰世界的人，難道不更應該五顏六色一些嗎？什麽都是標準件，統一規格，全國通行，成龍配套，便於組織，便於領導，好處無窮。這是工業生產，係列化和標準化的確行之有效。然而人們的生活呢，也應該係列化和標準化嗎？也應該隨大流一窩蜂整齊劃一嗎？
旅遊者每到一地，總喜歡找出那個地方獨特的風格。我一到貝爾格萊德，也就想找出這個城市規律性的特征，經過了解得出的結論卻是：沒有規律就是它的規律；人人都有自己的特征，就是貝爾格萊德人，的特征。
樓房林立，卻一座一個樣式，很少能找到兩座一模一樣的房子。他們為什麽不嫌麻煩？像我們北京前三門的大板樓，整齊一致，如排隊一樣好看。設計出一個圖樣，大家都可以照著樣子蓋，這要省多少事！就連貝爾格萊德城郊的私人別墅的柵欄也是一家一個樣兒：你搞鐵的，我就搞木頭的；你出這種花樣，我變那種圖案，實在不行還種上一圈花木當圍牆，反正不跟別人重複。屋裏的裝飾更是花樣翻新，有的掛畫兒，有的擺工藝品。我在農村的一個私人飯店裏看到牆上掛滿了玉米、辣椒和各種動物標本，有山雞、鬆鼠，還有老鷹嘴裏叼著一條眼鏡蛇，栩栩如生，倒也別有情趣。我到一位作家的家裏去做客，一走進客廳看見迎麵牆上掛著一隻足有半米長的巨型皮鞋，鞋的前麵有一個向上翹起的鉤子，鞋窩裏放著瓷器和工藝品。這是按照十四世紀塞爾維亞反抗土耳其入侵的民族英雄卡拉喬耶維奇穿的鞋樣式仿製的。
人們的生活情趣很濃，想盡辦法用各種各樣的形式來點綴生活。一方麵享受現代化的物質文明，一方麵又想把大自然的美抱在懷裏。孔雀、鴿子、鬆鼠等可以成群結隊在大街上逛來逛去，汽車都要給它們讓路，和人享受平等的權利。保護它們當然是為了人類自己，至少可以調劑人們的情緒。當你心情煩悶、鬱鬱寡歡的時候，那些野生的飛禽小獸飛到你的腳邊，爬上你的膝頭，你的心胸不知不覺會開朗起來。在貝爾格萊德大大小小的商店裏和各種各樣的家庭裏，都養著很多鮮花，種類繁多，各家也都有自己所愛，多數不重複。鮮花是美的，它可以寄托和表達各種美好的感情。送朋友和獻給烈士碑都用鮮花，我沒有看見塑料做成的假花。好像美必須真，美而不真，不是真美。
南斯拉夫人的衣服更是多種多樣，可以說樸素而不雷同。在大街上很少看到有兩個婦女是穿一樣的衣服，就連她們腳上穿的鞋、手裏提的包，也是一人一個樣兒。服裝店裏的衣服全用衣裳架掛出來，任顧客挑選。你若是想買一百件不同顏色、不同樣式的服裝很容易；若是想買十件同種顏色、同種樣式的服裝，就會難壞了商店的服務員，隻好往別的商店打電話求援，能否給您湊足也很難說。“虎美在背，人美在內。”我曾和南斯拉夫朋友談論過他們的服裝和種種關於美化生活的話題，開始他們感到驚異，因為他們並沒有留意這些現象。
熱愛中國曆史和文學、極為崇拜李白的文藝批評家米路丁說過一段話，給我的印象很深。他說：“你們中國作家觀察得真細，真是旁觀者清。我們認為設計房屋是一種創造，既然是創造，別人已經有的，你就應該避開，拿出你認為是最新的樣式。人的個性五花八門，審美觀不一樣，智力也不等，他（她）們的服裝怎麽能千篇一律呢？”
有一次我路過一家很大的皮鞋店，本不想進去，隻掃了一眼它的櫥窗，就不得不停下了腳步。在幹淨漂亮的大櫥窗裏擺著好像是剛從森林裏鋸下來的半截樺木樹身，那一雙雙樣式新穎的高跟皮鞋，就擺在粗糙的樹幹上，那樹皮上仿佛還掛著泥土，長著青苔。那時髦的皮鞋和土裏土氣的木頭擺在一起。店裏的布置就更新奇了，僅屋頂的設計就可以看出鞋店經理的創造風格。他沒有糊塑料紙，沒有刷油漆，沒有畫出任何圖案和花紋，而是把粗細不等的樹截成了一片片，不加任何修飾，鑲嵌在屋頂。樹木本身疏密不等的年輪，組成了一組組美妙的圖案，有一種特殊的大自然的風韻和從原始森林裏吹來的野味。
你可以不讚成這種設計，但不能不欽佩這種創造精神。不是心安理得地享受生活的美，而是千方百計地為生活增添美。每個人的才能都可以施展，每個人性格中美好的部分都可以充分發揮，心裏怎樣想，嘴就怎樣說，身體就應怎樣去行動。美的生命是真誠的，而不必虛偽和矯飾。
努力創造吧，創造物質美的同時，不要丟掉精神美，提高生活的藝術。讓生命永遠充滿活力！
死的藝術
一個秋高氣爽的星期天，我參觀了有名的克索瓦教堂。出來後，陪同的人提議要看看教堂對麵的墓地。我不以為然，心想，墳地有什麽好看的！我從小害怕走墳地，種種叫人毛骨悚然的傳說總是和墳墓有關聯；“鬼打牆”、“鬼吹燈”大都發生在有墳頭的地方；就連墳地裏的老鬆樹上，也常有巨蛇怪蟒棲身，一口能吞下從墳地邊走過的小孩子。這都是幼時留在我心裏的印象。“人死如虎”，墳場就是凶地。但是，出於禮貌我還是跟了過去。來到墓地的門前，我卻一下子驚呆了，禁不住在心裏讚歎：“哎呀，墳地原來還可以搞得這樣美！”
這裏沒有墳頭，隻有一塊挨一塊的墓碑，大小不等，形狀不同，顏色不一。有的高如門樓，雄偉莊嚴；有的小如算盤，玲瓏剔透。有的華麗，有的樸素，有的熱烈，有的安詳。有的用大理石雕成，有的用水磨石砌成，有的用天然石刻成。每塊墓碑上都鑲有死者的照片，那照片也選擇得很講究，富有生活氣息，栩栩如生。墓碑的前麵，有的開出一塊長方形的土地，上麵種上花草；有的鋪上一塊長方形的大理石板，石板上擺了一盆花；有的碑前堆放著親人送來的鮮花和食品。
墓地像一個建築和雕刻藝術的展覽會，千姿百態，奇花異草。這裏把死和恐怖分開了。用藝術使死者長留人間，用藝術寄托了生者對死者的悼念和哀思。活著的人什麽時候想念死去的親人和朋友，來到墓地，站到他們的墓碑前，看著死者生動的照片，為他們碑前的鮮花澆上一點水。就會覺得死者如生，就在眼前。
我想，這比那些勢不可擋的深埋隊，將墳頭一律削平，將逝者埋到地心深處要好得多。那樣，生者找不到親人安息的地方。墓碑隻好豎在自己的心頭，千種哀思，萬般懷念全壓在心裏，人怎能經受得起，感情越積越沉，會形成一種無法排遣的心病。
不要小看這死的藝術，它表達了人的價值，撫慰著活人的靈魂。
我抬頭再望望對麵雄偉的克索瓦教堂，忽然有了新的感受，心裏湧出一股莫名其妙的肅穆的情緒。嚴峻挺拔的教堂主樓，顯得脫俗超塵，傲視著蒼穹，震懾著四方八界。它周圍那幾十個氣勢森嚴的塔樓，則像守衛天涯宇環廳的金剛衛士。特別是在它腳下還有這樣一片變死為生、令人眼花繚亂的墓地，用藝術的光彩戰勝了死神的恐怖，造成了一種人能永生、精神常在的氣氛，更增加了教堂的赫赫威勢，給教堂罩上了一種神聖的、莊嚴肅穆的光圈。
奇怪的是剛才參觀教堂的時候並無這種感覺。克索瓦教堂每到星期天才接納來祈禱的人，舉行祈禱的儀式。到了這一天神父才開著小汽車來上班，真像神一樣飄然而至。我們見到來祈禱的人不過十幾位，還不如參觀看熱鬧的人多，多數是婦女，其中有一位很漂亮的年輕婦女，體態端莊，穿著考究，懷裏還抱著個小孩。我猜想很多參觀的人都想知道她祈禱的內容。陪著這些祈禱者的是十幾個四十歲以上的修女。她們的祈禱聲和中國和尚念經的聲音差不多，那突然放出高調的神父，則像領誦的大和尚。她們的神色是虔誠的，隻有小孩子東張西望，不大認真。神父在正麵最莊嚴的小廳堂裏，進進出出，一邊口中念念有詞，一邊還做著各種動作，忙忙碌碌，有一點應付差事的樣子。教堂裏攏音，祈禱聲嗡嗡地撞擊著牆壁，發出低沉的共鳴，使這合唱聲傳出教堂，在墓地的上空回**。死去的人們可以朝朝暮暮在這祈禱聲中安眠。
修女引我們參觀了她們的宿舍，現代化的小樓，現代化的設備，幹淨而漂亮。當然，不光有電視機和電冰箱，牆上還掛有聖母和聖徒的畫像。神父雖然一個星期隻上一天班，但也夠他忙的。主持祈禱儀式，為生者洗禮，為死者超度，為新婚者祝福。喜事和喪事一塊來，生和死輪流表演，仿佛人間的悲喜劇都集中到這個教堂裏來了！上帝是人類創造的典型，圍繞著這個典型的藝術形象，人們又編排了一係列的戲劇和故事。然而，我為今天的世界慶幸，多虧上帝是假的。若是真有一個活生生的上帝，世界該是多麽可悲！
“到歐洲而不看教堂，等於沒去。”這話不無道理。我們是偉大的文明古國，有燦爛的文化、悠久的曆史，各地都有自己的名勝古跡。而西方的古代傳統文化集中在教堂和墓地上，各地的名勝古跡就是一座座令人眼花繚亂的教堂和墓地。恩格斯對這些建築藝術和雕刻藝術曾讚譽過：“希臘建築表現了明朗和愉快的情緒，回教建築——憂鬱，高直建築——神聖得忘我；希臘建築如燦爛的、陽光照耀的白晝，回教建築如星光閃爍的黃昏，高直建築則像是朝霞。”克索瓦教堂就屬於高直建築。
南斯拉夫解放以後，隨著文化藝術的發展，死的藝術不僅沒有衰退，反而更引人注目了。全國各地都有不同的烈士碑，甚至每個村、每個廠，有烈士就有紀念碑。美術雕塑界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流派，墓碑和紀念碑的建造就更花樣翻新了。克魯涅瓦茨市為了紀念被法西斯殺害的一班五年級的小學生，在郊外的山坡下建造了幾十米高的巨型“V”字碑（“V”在羅馬字母裏代表五），碑上雕刻出一些少年兒童的頭像。每年十月二十一日，有五六萬人在碑下集會，悼念受難的小學生。阿瓦拉山上的無名烈士紀念碑，則是八個身穿民族服裝的婦女共同肩扛著一座大廈，一個個石像如頂天立地的大柱，大廈堅如磐石。這也許是意味著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大廈的基礎，是各族人民牢固的團結。
比較起來，倒是鐵托總統的墓顯得更簡單、更樸素一些。他的私人別墅有兩排平房，兩排房子中間是個小草坪，他的墓就建在這個小草坪上。墓是個高出地麵半米的長方形白色大理石，沒有碑，沒有題字和照片。前麵是草地和樹林，常有三五隻野孔雀和一群群鴿子在草地上覓食、嬉戲。鐵托墓後麵穿過一片草地，便是“鐵托紀念館”。這裏的氣氛安靜、和諧。是自然的和諧，如同這山，這樹，這草，這野禽一樣地樸實無華。鐵托離開了人間，卻又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這不同樣也是一種匠心、一種藝術效果嗎？
棄華求樸，返樸為真。這是另外一種風格和藝術，是這位聰明的政治家的風度。
生命本身就是偉大的創造。讓死和生一樣進入藝術的殿堂吧。
京劇有國界嗎？
巴蘭卡市文化局長杜申卡對我說過：“京劇是中國的國劇，這種美好的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隻能屬於中國。”
前不久，杜申卡看過武漢京劇團的演出，這位熱愛戲劇，雖已四十多歲仍被同事們稱作“巴蘭卡市最漂亮的女人”，看得如醉如癡。她極為稱道《拾玉鐲》，演員表演細膩，做和逗都很出戲，雖然聽不懂台詞，可是劇情看得很明白，通過這個戲使歐洲人了解了東方姑娘的戀愛程序。京劇帶有強烈的東方色彩，是中國的特產。
忽然，我耳邊似乎聽到了一種輕輕的、若有若無的京胡拉出的樂聲。我集中了全部神經去捕捉這京胡的聲音，大街上的喧鬧聲似乎一下子全停止了，我什麽也聽不到了，隻聽見了熟悉的京劇過門，是《霸王別姬》，也許還是梅蘭芳先生的唱片。我仿佛在沙漠中發現了綠洲，看見了清泉，循著樂聲追了過去。越走聲音越清晰，是樂隊在演奏《夜深沉》的曲牌。這支曲子我也許聽過不下幾百遍了，從來沒有像現在覺得這樣親切，這樣好聽。是誰有如此雅興，在這現代文化盛行的西方城市裏，不聽現代樂，排斥了電子琴，卻播放中國的京劇曲牌。追著樂聲我來到一座漂亮的小紅樓跟前，門口豎著一個用中國字寫成的大牌子：北京飯館。
以後的事就不用說了，北京飯館的中國專家請我吃了一頓家鄉飯，然後又送我回到開會的旅館。我從上初中就迷京劇，為此花了不少冤枉錢，挨了不少冤枉罵，有今天這一件事，就全補回來了。京劇姓“中”，中國人到國外才更檢驗出了對京劇的感情。
可是幾天以後，我們到巴蘭卡市去訪問，在杜申卡為我們組織的氣氛極其熱烈的聯歡會上，對這個問題我卻又有了新的認識。晚會是在文學俱樂部的大廳裏舉行的，大家圍坐成一圈，舞台在中間。一開始，由巴蘭卡市藝術小組的青年演員先為我們演唱了塞爾維亞民歌，跳起了民間舞，音樂歡快，舞姿優美，尤其是演員腳尖上的功夫，快似旋風，急如閃電，令人目不暇接。演員在中間跳，四周的觀眾情不自禁地輕聲伴唱。塞爾維亞人特有的民族藝術細胞，在每個人身上膨脹、跳躍。五十歲的老詩人胡可馬諾維奇終於忍不住，跑到前麵拉起姑娘的手跳起來，杜申卡也晃動身姿大聲為他伴唱。歡樂友好的氣氛溢滿大廳。忽然，廳裏的電燈全部熄滅了，姑娘們點起了一根根細長的蠟燭。按照塞爾維亞族的傳統習慣，隻有在最隆重最歡樂的節日、招待最親近的客人才這樣做。手擎蠟燭，唱著歌，跳起舞，用各種美味的食品和飲料招待客人，每個人的情緒都到了沸點。我不懂塞語，可是突然覺得語言的障礙不存在了，自己的感情和他們的感情完全融在了一起，似乎聽懂了他們的歌詞，跟上了他們的旋律，我全身心都感受到了塞爾維亞民間藝術的魅力。它是那樣動人、那樣美，把我征服了。在這一刹那我仿佛被這藝術的魔杖點化成了塞爾維亞人。
稍事休息之後，該我們出節目了。聯歡嘛，這樣的場合任何人都不能不唱，不能不跳。細心周到的杜申卡擔心我們這些搖筆杆子的人不會唱也不會跳，使我們感到難堪，就叫我們朗誦自己即興寫的詩。不知她從哪兒找來我的小說《今年第七號台風》的塞文譯本，特意請電台的女播音員朗讀。我剛才十分歡樂的心情一下子緊張起來，塞族姑娘和小夥子的精彩的歌舞演出把大家的情緒燒得十分熱烈，一改為幹巴巴的小說朗誦豈不要使大廳的氣氛冷下來嗎？而且《今年第七號台風》寫得倉促而幼稚，朗誦這樣的作品能收到什麽效果呢？即使在國內我也沒有經受過這樣的考驗，電台廣播過我的一些小說，那是通過收音機，人家不願意聽可以關掉，像這樣在大庭廣眾之下，當著作者的麵，倘若大家都睡著了，豈不難堪！杜申卡好像十分有把握。果然，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聽眾爆發出一陣陣笑聲，然後根據人物的命運，聽眾時而歡笑，時而歎息。小說不長，朗誦效果大出我的意料。我低著的頭抬起來，感激地看著這些熱心的聽眾。心裏忽然明白了，今天參加聯歡會的人，除去作家和詩人，大部分是青年，是大學生和中學生，他們喜歡文學，更有一腔對中國的友好和熱情。
胡可馬諾維奇小聲對我說：“我喜歡讀描寫你們真實生活的小說，我們可以在小說裏看到活生生的中國社會，了解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
這話我在什麽地方聽到過？對了，在貝爾格萊德的國際作家會議上，在同三十多個國家的作家交談中聽到過同樣的談話。越是強烈而又深刻的具有民族色彩的作品，越具有國際性。“洋人”不喜歡模仿他們的“洋”，而喜歡別的國家裏的“土”，正是各民族的“土”，聚成了世界的“洋”。
掌聲打斷了我對文學的思考，思緒又回到了聯歡的現場。小說讀完了，我站起來同朗誦者握手，向聽眾鞠躬，但掌聲一陣接一陣還是不停。我心裏慌了，讀小說哪有返場的呢？難道讓我再讀上一個中篇，把你們讀困了不可？
有人在後邊大聲喊：“唱京劇，唱一段京劇！”
杜申卡笑著衝我聳聳肩，攤開了雙手，那意思是說：“這不怪我，你逃不過了，還是唱吧！”
唱京劇我倒不怵頭，早知如此開頭就唱，省得讀《今年第七號台風》了。況且湖南老作家康濯對我的演唱藝術已有過定評。他說：“蔣子龍唱《盜禦馬》像馬（連良）派，唱《借東風》像裘（盛榮）派。”現在我顧不了那許多，就唱了幾句《盜禦馬》：“將酒筵擺置在聚義廳上，我且與眾賢弟敘敘衷腸……”
南斯拉夫朋友一再鼓勵，我隻好又唱了一段《借東風》。我的唱腔是“四不像”的。正式的京劇演員聽到後也許會氣歪鼻子，甚至可能會說我糟蹋藝術。但我真誠地想唱好，朋友們聽得也很認真。他們欣賞的不是我這個蹩腳演員，而是為中國京劇鼓掌。
沒有想到我那兩口京劇清唱把晚會推向了另一個**。杜申卡代表巴蘭卡市委贈送給我們一人一大堆紀念品，其中有記錄鐵托總統生平的珍貴的畫冊，還有古代塞爾維亞民族英雄穿的皮鞋的仿製品。我掏出去年在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發獎大會上得到的英雄金筆，送給杜申卡作為回贈。杜申卡當場又把這支鋼筆交給巴蘭卡市藝術博物館館長，叫他把這支筆存放在藝術博物館裏，並遞給我一張紙，要我寫上幾句話和筆擺在一起。我寫道：這支筆是文學的獎品，我把它轉贈給熱愛藝術的巴蘭卡人民。藝術架起了中南人民感情的橋梁，文學連通了兩國作家的心。”
塞爾維亞族的婚禮
一個秋高氣爽的星期日，我們驅車從外市返回貝爾格萊德。走到半路的一個岔道口，猛然從右麵的公路上飛出一隊汽車，洋洋得意地搶了我們的道路。幸虧我們的司機反應快，立即踩了急刹車，才避免了一場車禍。外國人開車總是吊兒郎當，好像拿人和車都不當一回事，高速公路上開車真有點玩懸！奇怪的是我們那位性情粗爽的司機不但沒有發火，反而打開車門探出身子，向搶道的車隊招手致意。坐在我旁邊的南斯拉夫朋友狄姆也一邊擺手，一邊用塞爾維亞語高喊：“恭喜！恭喜！”
我感到驚奇，前麵的汽車裏坐著什麽人，值得我們的司機這樣禮讓和尊敬，就連古板的批評家狄姆也這樣眉飛色舞？我透過玻璃窗仔細觀察這個霸道的車隊：第一輛小汽車上插著南斯拉夫國旗——藍、白、紅三色綢條的中間繡著一個紅五星，在車頭獵獵作響，威風十足地為車隊開道。後麵的十幾輛小汽車沒有什麽明顯的特征，偶爾有一兩輛車上紮著紅綢綠彩。我心裏猜測這很可能是國家領導人的車隊，剛從機場迎接一位外國要人歸來。狄姆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釋說：“這是結婚的車隊。”
“民間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一切行人和車輛都要給婚車讓路，並向他們祝賀。”
“裏麵坐著新娘子嗎？”
“對，所有去接新娘的人也都開著自己的汽車。”
讓過了結婚的車隊，我們繼續前進。沒走多遠又碰上一隊婚車。我們就這樣走走停停，一路上竟遇到四起結婚的車隊。我問狄姆：“為什麽今天結婚的這樣多？”
“怎麽，開著現代時髦的小汽車接來的新娘子還要到教堂裏去舉行結婚儀式嗎？這聽來似乎有點滑稽。”
“的確是很滑稽。青年人把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強加在塞爾維亞族的傳統習慣上，把婚禮辦成了今古奇觀：禮品是現代化的，儀式是古老的，不今不古，又今又古。隻有到晚上客人陪著新郎新娘跳舞的時候，才可以看出塞爾維亞人的民族老傳統。如果你有興趣，今天晚上我可以帶你去參加我那個表弟的婚禮。”
“我非常想去看一看塞爾維亞族的婚禮，可是要帶什麽禮物呢？”
“你是中國客人，不用帶任何禮物，新郎和新娘也會感到非常榮幸。”
我搖搖頭。那怎麽可以，一點禮物不送豈不太煞風景！多少總是應該帶一點。於是就請狄姆替我想一想看送什麽東西好。
狄姆略一思索：“對，送一本你的著作，再沒有比這更妙的禮物了。作家最寶貴的就是他的著作，把你的書送給新人，又珍貴又有紀念意義。”
我笑了，這位老兄真不愧是個書呆子。他自己是做學問的，愛書，就以為別人也喜歡書。人家辦喜事，我去送一本自己的小說集，這豈不也有點“不倫不類”、“不今不古”嗎？就說：“我的書裝幀印刷太糟糕，送給像你這樣同行的朋友，請你們批評指正還可以，但作為禮物在婚禮上拿出來就太難看了，不要讓人家笑話！我是你的朋友，是你領我去的，不要使你的臉上不光彩。”
“書的質量不在於裝幀和印刷。就這樣決定了，你寫出祝詞，我用塞文抄在書的扉頁上，並寫上新郎新娘的名字。這件禮物不僅會給婚禮增加光彩，我也會跟著你沾光。”狄姆的興致突然變得很高了。
下午，我們參加完早就安排好的活動，天已經很晚了，匆匆忙忙趕到薩瓦河西岸的新貝爾格萊德。在接近市郊的一座別墅前麵狄姆引我下了汽車，立刻有一股強大的歡騰笑鬧的聲浪把我們吞沒了。小樓裏燈火通亮，樂聲、笑聲、喊叫聲不斷從窗口飛出來。小樓的前麵是個花園，欄杆上、樹杈上掛滿五顏六色的燈泡，台階上、草地上點起了長長的蠟燭。一對對男女青年在草地上旋轉，跳著塞爾維亞的民間舞蹈。音樂急促而歡快，樂手們一邊演奏，一邊扭動腰身。小夥子的舞姿矯健，姑娘的舞姿清秀舒展。不光草地上有人在跳，廊下的台階上和客廳裏也有人在跳、在扭、在拍手跺腳。裙帶飄飄，五彩繽紛，令人眼花繚亂，我一時竟分不出誰是新郎和新娘。看來主要儀式已進行完畢，隻剩下吃和鬧了。我心裏暗暗覺得有點遺憾，也許新郎和新娘已經入洞房了，我們豈不空跑一趟，什麽也沒看到。狄姆把我領進客廳，客廳裏擺著好幾張長形的餐桌，每張桌子上都擺滿了菜和酒，有幾個胸前戴紅花的老年人，已經喝得醉眼蒙矓了，可還在一杯杯不停地往嘴裏灌。狄姆把我介紹給他們，大家一聽說來了個賀喜的中國客人，十分高興，都站起身來和我握手。身著盛裝的新郎和新娘聞風從裏邊的一間屋子裏跑出來，狄姆把我的禮物送給他們，並當眾宣讀了我的祝詞：“願安東尼和米蘭的愛情天長地久，白頭偕老。”
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在南斯拉夫舉行了第三十六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中國獲得了全部七個項目的冠軍，當時在南斯拉夫掀起了一股“乒乓球熱”和“中國熱”。在比賽進行的那些日子裏，南斯拉夫的姑娘和小夥子們穿上中國的高級襯衣，中國生產的“紅雙喜牌”乒乓球和印有中國運動員全身像的明信片，成了青年人搶不到的熱門貨。在諾維薩德體育館的比賽大廳裏，他們揮動著中國國旗，為中國乒乓健兒不斷地鼓掌加油。團體賽的時候，謝賽克一個人為中國隊贏得三分，他征服了對手，也征服了觀眾。年輕人為之傾倒，大廳裏響起一陣又一陣如醉如癡的歡呼聲：“謝賽克，科奈芝，阿斯！”（即塞爾維亞語：謝賽克，中國人，高超極了！）這聲浪中就有眼前這個姑娘的狂喜的呼叫聲（狄姆講到這兒特意囑咐：如果我回國寫文章，不要公布姑娘的姓名）。當比賽結束後，中國隊的總教練李富榮把謝賽克推到大廳中央，把他介紹給熱情的觀眾。謝賽克雖然立了功，卻還是一副靦腆的樣子，很不好意思地向觀眾鞠完躬就又跑回了後台。他這樣謙虛，更引起了一陣強烈的讚美聲。也許就在那個時刻，這個姑娘愛上了謝賽克。也許姑娘早就注意了他，但在中國隊獲得冠軍的那個時刻才爆發了愛情，才意識到了自己強烈的感情。她幾乎不能克製自己！她是學音樂的，隻有十七歲，第一次萌發了對一個小夥子的愛，是這般純潔，又這般熱烈。當天晚上她跟到了中國隊下榻的花園旅館，先是求見總教練李富榮，要求成全她的愛情。李富榮可以教謝賽克打球，卻不能強製他的感情，就耐心地勸解姑娘：他們兩個都很年輕，謝賽克還要打球，不能過早結婚，為了姑娘將來的幸福，李富榮勸她還是找個南斯拉夫的小夥子好。總教練不肯幫忙，姑娘提出要親自見一見謝賽克。這個要求不能拒絕，李富榮派人叫來了謝賽克。這位十九歲的小夥子還從未談過戀愛，一時被弄得麵紅耳赤，手足無措。當時他的感情全部傾注在乒乓球上，暫時不可能再找別的愛人。姑娘一片火樣的戀情遭到了挫折。今天在她朋友的婚禮上意外地碰上了一個中國人，也許又勾起了她的心事。
狄姆立刻告訴我，她唱的是一首塞爾維亞族的情歌：“在那個難忘的晚上，你我第一次相會……”
很快所有的人都隨著她唱了起來。狄姆也情不自禁地拉著我加入了狂歡的人群。結果一直熱鬧到夜裏兩點鍾，送一對新人進了洞房，我們才有機會告辭。
至今那個別有風趣的婚禮、那個姑娘的憂鬱的目光還留在我的心頭，禁不住寫下了這篇沒有主題的散記。
巴巴維奇的性格
我是帶著許多問題出訪南斯拉夫的，這些問題有領導出的，有朋友出的，有自己出的。我的車間裏的工人則讓我帶上了這樣幾個問題：南斯拉夫的工人是怎樣生活的？怎樣工作的？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麽？
我結識了好幾位南斯拉夫工人，在這裏想主要介紹一下德拉幹·巴巴維奇。
他是著名的高莎機械車輛工廠（鐵托年輕的時候曾在這個廠當過鍛工，也是南斯拉夫最早實行工人自治的一批工廠之一）的汽車司機，今年五十二歲，身體強健，動作敏捷，完全像個小夥子。我們從貝爾格萊德到巴蘭卡市去訪問就坐他的車。事後我們知道，他是費了好多周折才爭取到這個任務的。而且為了表示對中國朋友的情誼，堅持要開著自己的奔馳汽車從巴蘭卡來接我們。我們一共是四個人（我和延澤民同誌加上兩位翻譯），這樣一來巴蘭卡市準備隨車來接我們的人就不能前來，一切都委托給巴巴維奇。巴蘭卡作家協會主席米路丁在早晨出車的時候還再三叮囑他，路上往返隻需要一個半小時，九點三十分巴蘭卡市要為中國作家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市長和委員們、文化局長、農工聯合企業經理、高莎廠副廠長、電台台長等巴蘭卡市的頭麵人物們準時都在市政府門前迎候，還有獻花的兒童和作家以及要為中國作家進行專場歌舞演出的演員們。要他在路上不要耽擱，必須準時趕回來。
延澤民同誌輕聲提醒我，少跟他說話，在中國的公共汽車上都掛著一個醒目的大牌子：“禁止和司機攀談！”何況南斯拉夫的高速公路上車輛往來如梭，早晨剛下過一場小雨，路麵又濕又滑。巴巴維奇不光是和他的乘客興高采烈地交談，從他一上車，沒有給汽車加油打火，先打開錄音機，他是一邊開車一邊講話（為了交流感情還時常回頭），還一邊欣賞著輕柔的音樂。這一點不能怪他，南斯拉夫人似乎是離不開音樂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上的司機是聽著音樂開車的。我參觀過幾個工廠，工人也是一邊聽著錄音機，一邊工作的。更使我們難以想象的是，有些做腦力勞動的人，比如出版社操縱計算機排字的工人、校對的工人和在照相製版上改正錯誤的編輯，也是聽著音樂工作。他們是不是因聽音樂而影響了工作效率，我沒有打問。但是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行車是出不得半點差錯的。我抬頭看看車速表，指針指向了一百五十邁。巴巴維奇笑了，詼諧地說：“誰受不了這個速度？”
我沒有要求他減速，可是談話也無法終止，表達感情的語言就像薩瓦河水，已經流淌開來，要想設一道閘板閘住是很困難的。但閘板還是有的，在高速公路上行車是要付錢的，當我們的車開進一個像龍門牌樓似的卡子口時，巴巴維奇交“買路錢”，我們的談話隻好暫時停止。我把目光轉向窗外，哦，一片絕美的好景。“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山巒起伏蜿蜒，綠色濃如滴，田野青蔥，高速公路筆直如帶，路旁繽紛的花卉格外耀眼。雖然這個時候在北京已是初冬季節，莊稼早已收完，田野光禿禿一片，但是南斯拉夫由於接近海洋性氣候，空氣濕潤，我們來了還不到十天，已經趕上了三場小雨。盡管貝爾格萊德在地球上的位置（北緯四十五度左右）比北京（北緯四十度）還要偏北一點，可是氣候卻比北京稍微暖和濕潤一些，花草樹木凋謝得就晚。我們一直住在貝爾格萊德開國際性的作家會議，一走出城市，進入大自然的懷抱，立刻覺得心胸開闊，神清氣爽；再加上有這樣一位熱情健談的主人，一路上更增加了愉快的氣氛。我無所不問，他也無所不談。
“三十三年，從一開始就是專業司機。”
“家裏還有什麽人？”
“父親在英國，已經退休了。弟弟結婚後自己成立了家庭，家裏隻有我和妻子。”
“你沒有小孩？”話一出口我似乎覺得有點失言，幹嗎要問人家不願意回答的問題呢！
巴巴維奇卻十分爽朗：“我沒有小孩，妻子年輕的時候得過婦女病，多虧她生了那場病，才使我們有錢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你出國旅遊都是偕夫人同往嗎？”“到英國和意大利是一同的。”“你的工資多少？”“每年平均收入十五萬第納爾。”
話還沒有談完，車已進了巴蘭卡市。巴巴維奇似乎也興猶未盡，他問我願不願意到他家去做客，我十分爽快地就答應了。因為我並不知道九點三十分巴蘭卡市的領導同誌還要為我們舉行歡迎儀式，巴巴維奇也一點沒有透露這方麵的消息。他也許認為這是主人的事情，沒有必要告訴客人。他也許還認為市長對我們的歡迎和他對我們的歡迎是一樣的，應該按先來後到的順序排隊。既然他先認識了我們，就理應由他先為我們舉行歡迎儀式，何況方向盤還在他的手裏，方向盤一打，汽車停在他家的門前。
這是一座很漂亮的小別墅，白木柵欄，房前一個小花園，奇花異卉，幽雅而別致。正巧他的妻子也在家，他又到另外一座房子裏喊來他的弟弟、弟媳婦和兩個侄子。巴巴維奇一家人在他的指揮下為我們舉行了歡迎儀式。按照他們的民族習慣，客人進門先吃甜食，讓我們每人吃了一碟蜜製櫻桃，然後拿出各種各樣的酒和菜，反正他們的菜都是現成的，就在冰箱裏存著，除去油就是肉，不管味道如何，都是真材實料。三杯酒下肚，巴巴維奇的話更多了，又大講起了他即將去旅遊的中國：“……美國的衛星在宇宙間為地球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上隻攝下了中國的長城，別的東西一概照不上。可見長城是地球上最突出、最偉大的東西。”
他對中國的友情使我感動，我摘下了自己胸襟上佩戴的“長城紀念章”贈給他。他非常高興，立刻引我來到他的臥室，牆上掛著一塊紅色絲絨布，布上別滿了世界各個國家的紀念章。他把“長城紀念章”別在上麵最中間的位置上。他的這塊綴滿紀念章的紅布使我想起了在“**”期間我也有一塊這樣的布，那上麵也別滿了各種規格的毛主席像章，以後不知道哪兒去了。
他又問我喜歡山還是喜歡水？我不知他的用意是什麽。按照中國的古訓，“仁厚者愛山，智慧者愛水”。就回答他說：“地球上三山六水一分田，人類生存離不開這三樣，所以這三種東西我都喜歡。”他笑了，告訴我如果我愛山，明天他陪我上山打獵；如果我愛水，他有遊艇，可以陪我到薩瓦河上去兜風。老實說，他講的這兩樣我都喜歡。但客隨主便，我們的活動要聽從巴蘭卡市作協的安排。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麽今天巴巴維奇一家人正巧都在家呢？今天是星期六，南斯拉夫是每天工作六小時，每周工作五天，星期六、星期日兩天放假。我們和巴巴維奇一家照相留念，臨走時參觀了他的家，兩間臥室、一間書房、一間客廳、廚房、洗澡間和儲藏室。年輕的翻譯小聲對我說：“他兩口人住這麽多房，也不怕鬧鬼。”儲藏室裏有一股強烈的水果香氣，裏麵堆放著半屋子水果。巴巴維奇一定要給我們每人裝上一捧核桃，還說作家要保護大腦，核桃正是補腦子的。他當場表演，用牙齒嘎嘣一下就把核桃咬碎了，在飯桌上吃肉的時候我就對這位五十二歲的小夥子的牙齒和胃口表示欽佩了。他像中國人吃老虎豆一樣輕而易舉地咬碎一個個的硬核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了。他的夫人便趁勢把一大捧核桃塞進我的書包。
他熱情、爽快、無拘無束。我很遺憾沒有跟他去打獵和到薩瓦河上兜風，因為我們在巴蘭卡隻能待三天，參觀和訪問安排得緊緊的。直到要離開巴蘭卡的時候，才又見到巴巴維奇。他為我們送行，緊緊抱住了我，胡楂子紮得我臉生疼。可是我心裏卻熱乎乎的，對他說：“明年我在天津迎接你和你的夫人，陪你參觀我們的工廠和到渤海灣上兜風，請你吃中國的螃蟹和對蝦，還有馳名東方的‘狗不理’包子。”
他笑著點點頭：“我一定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