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遊思
1．關於“紅色”
我參加“走進紅色歲月”活動，至少懷有一種好奇：逝去的歲月真的還能“走進”嗎？那豈不等於時光可以倒轉？簡單地回憶和重複容易，從心靈到情感真能走進去，恐怕不易。我猜組織者發起此次活動的本意，不在於參加者是否真能夠“走進”，而是讓“紅色歲月”“走進”參加者。並通過他們“走進”或感染更多的人。
要“走進”或被“走進”，應該需要些基本條件。比如現在還有多少人從心裏真正尊敬和懷念“紅色歲月”？“走進”需要渴望，需要理解，需要對曆史謎團的癡迷……
紅為色彩之首，源自生命的本色。所以被革命尊為象征性的顏色，甚至直接將其視為目的，革命的軍隊叫“紅軍”，革命的小將叫“紅衛兵”，俗稱“十年浩劫”的“**”搞的是“紅海洋”……崇尚紅色幾近登峰造極。繼續革命叫“不變色”，想永遠不變的自然還是紅色。革命取得成功叫做建立“紅色政權”，革命的策源地瑞金，被稱作“紅都”。但如今“紅都”又被企業注冊為商標。在商品社會，“紅都”仍然還有很大商業價值，這足以說明時代的變遷，並未影響紅色的魅力。
紅——也是最複雜的顏色。紅色太濃太豔太重太深，包含了太多的曆史遺傳密碼。至今仍有許多未解之“謎”，令人欲說還休，欲理還亂。
比如延安“肅反”。周恩來曾說過：“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誌丹同誌也不至於犧牲。”“肅反”以“紅”反紅，“紅”裏藏奸，內鬥不止。
“肅反”甚至變成一種思維方式，成了我黨政治活動中的一種“病毒”，經常會發作，一直影響了中國政壇幾十年。“鎮反”、“反右”、“造反”、“清理階級隊伍”、“打倒當權派”……“**”是“肅反”的擴大和深入……說不清的事，若要硬說，一說便錯。
俗雲：“越描越黑。”本是“紅”，反被描黑。有兩個原因：一是“描”者不能坦坦****地自圓其說、以事實服人；二是看客對“描”者失去了基本信任。
然而，“這個世界上唯一新鮮的東西，就是你所不了解的曆史”。這也正是紅色作為歲月，還能被不斷“走進”的一個原因。
2．關於“聖地”
大半個世紀以來，人們習慣於稱延安為“革命聖地”。一提“聖地”，便令人肅然起敬，從心裏湧起一股神聖感，還不免要產生這樣的聯想：如潮水般湧動著朝覲的人群，他們的靈魂向“聖地”飛翔，在“聖地”凝聚，並由此得到純潔、得到提煉、得到升華。
“聖地”凝結著巨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聖地”放射著光華，澄淨圓融，至高至尊，藹藹撫四方，赫赫出塵冥，給所有朝聖者注入強大的虔誠和忠貞。
“革命聖地”更應該是獨一無二的。它是革命的搖籃，也是信仰的中心。當人們革命意誌衰頹，發生了道德乃至信仰危機，到“革命聖地”接受一番洗禮，便會重新恢複信仰和理想，燃起生活的熱情和勇氣。
但是，對“聖地”的向往，隻能存留於精神的層麵。“聖地”不屬於現實。
當我踏上延安的土地，不是覺得走進了“聖地”，反而感到離心目中的“聖地”更遠了。此後在延安的幾天裏，我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是我對“聖地”的理解出了偏差，還是“聖地”不聖了？
延安是真實的存在，無論現在是什麽樣子，它始終都是“革命聖地”。至於它像不像我心目中的“聖地”，不在它而取決於我的感覺。我從藝術作品中和曆史資料裏，了解的是過去的延安。曾經越看它，越想它，它就越像“聖地”。
延安先天就具備“聖地”的光環。從地理上說，三山（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鼎峙，它居其中；兩河交匯，風水通達，它被擁戴。延安從來都是“三秦鎖鑰，五路襟喉”，從曆史上說，被尊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的陵寢，就安臥於延安境內的橋山之巔。誰敢不拜？誰敢說這兒不是“聖地”？還有吳起、蒙恬、範仲淹、沈括等古代名將、名臣，在此展示文韜武略，居功至偉，留下無盡的傳說和佳話。令人歎服，令人敬仰！
此後盡人皆知，革命在此臥薪嚐膽，發展壯大，最終一舉成功，執掌大政。延安被賦予“革命聖地”的桂冠，自然而然，合情合理。那麽，是什麽誤導了我現在的感覺呢？
是延河缺水，失去了昔日的風光？是地產商密集的高樓，如尖刺般破壞了“三山鼎峙”的格局，遮擋了延安四周的天際線？抑或是我讀了太多的關於“聖地”的文藝作品，與現實脫節？藝術的失真是最大的欺騙，是對心靈的欺騙。卻也不要忘了，現實也可以欺騙藝術，讓原本真實的藝術表達變得失真。即所謂“經不住時間的考驗”。
所以，經典一定要在高處，高到現實或真實傷害不到的地方。
帶有宗教信仰的“聖地”，因其宗教不變，“聖地”的光環也不變。而“革命聖地”不同，革命在不斷變化，“與時俱進”，其“聖地”也必然是現實的、變化的。
革命成功後，革命本身也並未刻意把延安打造成自己的“聖地”。因此它是自然的，是平實的，至今引以為榮的仍然是兩個“點”：“長征的落腳點，抗戰的出發點”。
若沒有這兩個“點”，長征不知道還要征多長、征多久？抗戰的勝利和全國的解放，自然也要往後推……凡世界上被稱作“聖地”的地方，都不是因為現實，而是因為它的過去。
延安是“革命聖地”，是曆史賦予的，是革命的命運決定的，不是現實形成的。無論社會如何發展，它都是“革命聖地”。革命者及其後人，要“朝聖”就得到延安來。
3．延安的心結
許多年來，延安人心裏有個疙瘩沒有解開。中國革命無疑將會永遠感激延安，但革命領袖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後卻不再回延安。特別是他曾多次回過韶山，也重上過井岡山……這是為什麽？
據說一九七三年六月，周恩來總理陪同外國友人去過延安，蕎麥餄鉻還沒吃上幾口，眼淚就下來了，嗚咽著說道：“我們對不起養育了中國革命的延安人民啊！”後來的另一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也到過延安，說了大致相同的話：“我們欠了老區人民的情，我來還賬來了！”
對“革命聖地”的委屈，這無疑是一種慰藉，卻也更加重了人們的不解：處於不同時期的國家領導人，都遵循人之常情，承認對不起延安，欠了老區人的情，為什麽單單是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反而不提這個茬兒？
當初延安不足萬人，竟養育並強壯了數萬乃至數十萬的革命隊伍，那是付出了何等巨大的代價呀！更何況在延安的歲月，是毛澤東生命中的黃金時期，他的政治、軍事才華得到淋漓盡致地發揮。《毛澤東選集》前四卷中絕大多數文章都完成於延安，毛澤東思想也是在延安形成並發展起來，得以顯示出毛澤東身上的那種“天命的力量”。
誰都可以不提延安，他怎麽會忘了延安？沒有回延安，不等於忘了延安。忘不掉的過去，也並不等於還非要再回去。就這樣，這個延安人的心結，漸漸變成全國的疑問，乃至世界上關心中國問題的懸念……隨之便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和猜測，眾說紛紜，至今不斷。
——這構成了一種有趣的文化景觀。其實，“**”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從革命的本義上考慮，毛澤東離開延安後就不再回去，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禮尚往來，不能溫良恭儉讓。革命也不能吃老本，當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時候，革命第一……如果毛澤東對延安也懷有“對不起”和“欠情”的情結，還會有困難時期餓死人的事情發生嗎？還會發動“**”嗎？
設若毛澤東在革命勝利後又回過延安，那又如何？韶山和井岡山在度荒時還不是照樣挨餓、照樣經曆了“**”的劫難？延安有慘烈的“肅反”和“整風”，“文革”是“肅反”和“整風”的“升級版”，當時將全國變成了三四十年代的延安。這不也是一種對“延安精神”的發揚嗎？
不可以常人常情，揣度革命領袖的心思。群眾表達對領袖的愛戴和領袖關心群眾的方式，是不能類比的。
4．從“大生產”到“大躍進”
在棗園毛澤東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塊粗糙的鐵條，長約二十公分，寬不足三公分，磨得有些發亮。講解員說，一九四二年陝北革命根據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從煉出的第一爐鐵中，裁選了這麽一塊，送給毛主席留做紀念。
毛主席果然喜歡，當做鎮紙一直用到離開延安。我忽然聯想到，十六年後毛澤東發動“大躍進”，舉國上下大煉鋼鐵，其創意很有可能就來自這根鐵條。
一九四一年，中國革命麵臨雙重壓力：一是日本侵略軍瘋狂推行“殺光、燒光、搶光”政策；二是國民黨對陝北根據地實行鐵桶般的軍事剿殺和經濟封鎖。在“要麽餓死，要麽解散”的嚴峻情勢下，陝北革命根據地展開了以自救為目的的“大生產運動”。當時喊出的口號也很單純：“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自己動手的目的，就是為了吃飽穿暖。生存的需求，加上背水一戰，同仇敵愾，“大生產”有了大回報，革命隊伍不僅沒有“餓死”，沒有“解散”，反而強壯了筋骨，獲取了“東征”的資本和時機。因此可以說，陝北的“大生產運動”，取得了振奮人心的成功。
新中國成立後，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強權世界的孤立和封鎖。後來在跟蘇聯的關係交惡之後，毛澤東有延安“大生產運動”所提供的膽氣和經驗，借助朝鮮戰爭和反右派的勢頭，一鼓作氣發動了“大躍進”。由於時代變了，條件和環境變了，目標也變得複雜而宏大，“大躍進”不僅沒有真正地推動經濟躍進，反而變成“大浮誇”，致使國家的經濟“大倒退”……
人禍加上天災，造成了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三年困難時期”！此後左左右右、右右左左，給毛澤東心理上造成的陰影越來越重，最終引爆了“**”，將中國社會再一次推入更深重的災難之中。
“大生產”煉出的鐵條，還可以給毛澤東當鎮紙用。“大躍進”煉出來的成千上萬噸廢鋼渣，卻嚴重地汙染了中國人的精神，敗壞了國家經濟的胃口，並留下後遺症至今還經常會泛起“泡沫經濟”。
曆史就是這樣曾反複地向人類證明：經驗是不能重複的。
5．周恩來的右臂
關於周恩來的右臂是如何受傷的，至少有三個版本。
有不同的版本，就給民眾和曆史留下了可以想象和創造的空間，更便於流傳，形成佳話。古今中外的許多神話，就有兩個或多個版本。
但，我還是相信另外一種說法：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天，江青沒跟任何人打招呼，也沒有遵守規定向有關部門報告，就私自帶人出去了。這在當時很不安全，有人報告了周恩來，他立刻帶人騎馬去找。不想中途遇險，坐騎受驚，將他摔於馬下，右臂受傷。
——這合情合理，也符合周公的性格。他向來以“主席的管家”自謙，不管江青是出於任性，抑或是負氣出走，既然周恩來得到了報告，就一定會去找的。
無論是哪一種說法，周恩來右臂受傷都跟江青有關，這成了他們關係的一種標誌。
周恩來的右臂摔得很重，小臂的骨頭從肘關節處支了出來。先由中央衛生隊的醫生做了治療，後又經三名印度醫生做了手術，卻總是不能複原。他是僅次於毛澤東的風頭人物，到處奔波，東跑西顛，常常比毛澤東還要活躍，卻挎著一條傷臂……毛澤東還曾叫他去蘇聯重新做了手術，結果依舊不理想，那條傷臂再也無法伸直了。
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出任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風度優雅，謙和睿智，很快成為國際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那條彎曲的右臂不僅沒有給人以殘疾感，反而成為一種風度、一種魅力和個性。
然而，這條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曲臂，又成了某種政治關係象征，老是理不順，總有點擰巴著。所以才有了“文革”中“評《水滸》”、“批投降派”等公開指向周恩來的一次次政治運動。即便在他處境艱難的時候，那條能彎能曲的右臂，仍舊醒示著一種韌力，激發人們聯想。
——就這樣，周恩來這條驚世駭俗的“曲臂”，凝聚了一段曆史，形象地代表了一代政治偉人間極其錯綜複雜的微妙關係。
這種關係又遠遠地超出了個人間的恩怨。個人恩怨會影響政治選擇，但政治利害永遠大於個人恩怨。為了政治利益，生活中恩將仇報的事情太多了，過去有，現在也還時有發生……
6．毛澤東的灑脫
中央的領導集體，是在延安形成並成熟的。甚至可以說，在延安時期的中央領導集體，是曆史上最好的一個階段。團結一致，富有成效。否則就不會有後來的全國解放和共和國的建立。這自然取決於領導集體的靈魂——毛澤東。
他除去具有令人無法比肩的才華和定見之外，還相當地灑脫、隨和，富有浪漫的詩人氣質。這無疑增加了他的個人魅力與親和力。當時他欽敬和喜歡的人很多，喜歡誰就能夠由衷地稱讚誰。他讚朱德：“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詼諧而親切。
他讚彭德懷：“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誰都認為，被毛澤東表揚過的人，就等於過去拿到了“免死牌”，誰知幾十年後……還有他讚女作家丁玲：“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當時的毛澤東，既能夠接受鋪天蓋地的頌揚，也承受得起批評和咒罵。有一次參加群眾集會趕上了雷雨，聽到身邊一個農婦惡毒地詛咒：“咋不讓這雷把毛澤東給劈了！”他扭臉問道：“你認識毛澤東？”那農婦說：“不認識。”“你不認識他，為啥這麽恨他？”“自從他來了以後租子多了，稅也重了，俺們苦得沒法活了嘛！”
陝北是窮地方，人口也不多，紅軍的到來自然給當地百姓增加了很重的負擔。毛澤東沒有還嘴，沒有發怒，也沒有詢問那農婦的姓名，回到窯洞就召開會議，在根據地掀起了減租減息的土地革命。隨後不久又發動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大生產運動”。
在待人接物上，他的坦然隨意，常常變成佳話流傳開來。一九四〇年初夏，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帶著海外華人捐助的財物回國支援抗戰。先到重慶，受到國民黨一擲千金的“熱情款待”。卻讓他的心裏大不以為然，抗戰這麽艱苦，重慶竟然還這麽奢華。後來陳嘉庚又輾轉來到延安，毛澤東就在楊家嶺自己的窯洞前擺了小桌招待他。從坡下自己的小菜畦裏拔來新鮮青菜，主菜是鄰居大嫂送來的一隻雞，這頓飯卻讓見過大世麵的陳嘉庚大為感動。他正是通過這頓平時很難吃得上的飯菜，看到了革命的希望，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斯諾在《西行漫記》裏也記述了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的情景。當時陝北高原上的氣候還有點涼，但窯洞外麵的陽光倒很溫暖，毛澤東就和他對坐在小院的太陽地兒裏，開始了中國曆史上非同尋常的一次長談。
幾乎沒有什麽客套，毛澤東就進入正題，談話直截了當，又生動多智。隨著他的談興越來越旺，身上開始發熱，便不經意地解開了褲腰帶，一邊說著話，一邊將手伸進褲腰裏捉虱子。捉到吸滿了血的虱子，就用指甲擠破，啪啪作響。他在做這一切的時候極其自然，就像是交談中必不可少的動作，能給談話助興，還可以加強話裏的意味。
俗雲：“窮生虱子富長疥。”黃土高原本就幹旱缺水，又處於異常艱苦的戰爭環境，連毛澤東也沒有條件經常洗澡，身上不可能不生虱子。令對麵的美國人大為驚奇的是，在毛澤東生平第一次接見外國的記者的時候，竟能這麽無拘無束、坦坦****地處理自己身上的這些寄生蟲，格外灑脫自如，顯示出一種特殊的魅力。難怪會有那麽多人追隨他，紛紛從四麵八方投奔革命，投奔延安……
毛澤東身上有種東西能使人的靈魂著迷。也真難為這位美國記者，毛澤東不拘小節地當著他的麵捉虱子，反倒征服了他，令他著迷。看來人隻要放得開，“土”有土的魅力，“洋”也會有洋的味道。
毛澤東要去重慶跟蔣介石談判，卻沒有一身稍微能看得過眼的行頭，大家幫著跟一個剛從內地投奔到延安的人借了件中山裝，找蘇聯軍事代表借了皮鞋和帽子……臨上飛機前穿戴起來，“總導演”周恩來卻怎麽看怎麽不順眼，問他自己感覺如何，他也覺得不大自在。
周恩來靈機一動，回窯洞翻出自己在法國戴的博士帽，往毛澤東的腦袋上一扣，效果登時大變，這頂帽子竟然把整個人都給抬起來了。
眾人一說好，毛澤東自己感覺也自在了許多。他有一張著名的照片，站在飛機的舷梯上向送行和迎接的人揮動著白色博士帽。從此，那頂帽子便成了他鄭重其事時的一個標誌，那個揮動帽子的動作也一直延續到“**”，每當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最喜歡做的一個動作，就是向衝著他歡呼的革命群眾揮動帽子……
單從人文角度說，以毛澤東為靈魂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延安期間或許才是鼎盛時期。
2010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