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性格

或許可以用四個字來概括：平實，自謙。

這是天津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城市的靈魂是由當地的曆史風俗和地域文化所創造的，城市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文化現象，諸如地理風貌，建築特色，曆史遺跡，文化景觀，眾生心態，市井沉浮，生產和交換，揚棄和**，生機勃發的繁衍發展，博大恢弘的無窮蘊藉，構成了一個城市的強勢生命。養育城市文化的則是人的心靈。人的心靈會不斷地對城市加工翻新，心靈是印章，城市不過是印跡。同時，現代人的心靈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感染，也首先來自城市。因此古希臘的哲學家說，幸福的第一要素就是出生在有名的城市。

由此可以說，作為名城的人是幸運的。所以現在許多名城的人，都不想辜負這種幸運，格外地自信和自豪。在以發牢騷和說怪話為時尚的社會風氣下，這些城市的人對自己城市的深刻理解和從心裏生發出來的讚賞、感激和驕傲，讓其他不如他們的人感動和羨慕。而千百年來，天津都以北京的門戶自居。門戶者，看門守戶，即現在的傳達室。守傳達室，自然就要忠於職守，安貧樂道。身為傳達室，也自然就不像門裏邊那麽神秘、那麽森嚴、那麽高貴。

因此，天津老是比北京差一塊。馬路比北京窄，樓房比北京矮，工資比北京低，連物價都不如北京漲得高、漲得快！北京人曾不無自得地傳說，他們結婚喜歡順著高速公路跑到天津來舉行婚宴，連吃帶喝再加上來回的路費，還比在北京結婚便宜。這不知是恭維天津，還是挖苦天津？更鬧不清占便宜的是北京，還是天津？

一個很大的城市怎麽會成了另一個很大的城市的“門戶”呢？沒有聽說美國的首都華盛頓，把離它很近的紐約當成自己的門戶。也未見日本的首都東京，把近在咫尺的橫濱和橫須賀視為自己的傳達室。這就需要說說曆史了。過去外省人上天津叫“下衛”。明明是“上”，偏偏稱“下”，明明是城，偏說是“衛”。就像從關內去關外叫“闖關東”一樣。而無論是哪裏的人進北京，則一律叫做“上京”、“晉京”。這一“下”一“闖”一“上”，分量可就有了區別。天津建城在明代，稱“衛”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以後，封他的兒子朱棣為燕王，鎮守北京，屯兵於海河兩岸。朱棣要擴大自己的勢力，便向四周開辟村莊，從江南和中原遷來了大批移民……

於是，大運河、大清河和子牙河交匯的三岔河口一帶開始繁華起來，船舶集結，漕運發達，客商會聚，店鋪林立。當時三岔河口一帶最熱鬧的地方叫“三漢口”和“小直沽”。當時三河下梢及海河兩岸的沽很多，曾有七十二沽之稱。按明朝弘治時期的戶部尚書、大學士李東陽的解釋：沽者，即小水入海之地。一千四百年，燕王起兵和建文帝爭天下，認為小直沽並不小，是南北水陸交通要道，能大有可為，應取個好名字。有位大臣拍朱棣的馬屁，說燕王奉天子旨意平定北方，應將“小直沽”改為“天平”。老臣劉伯溫反對，建議叫“天津”。他自然也有說辭：燕王千歲承聖上之命，吊民伐罪，順乎天意，所以叫“天”；車駕又是在這裏渡過河津，所以“天”字後麵再加一個“津”。古時洛陽曾有過“天津橋”，天河之中有九星，能占據天河都叫“天津”。“天津”二字很有氣派，也很典雅，燕王當即應允，並傳諭地方，將三汊口、小直沽合並成為“天津”。

朱棣稱帝後，於永樂二年，設“天津衛”。修築城牆，駐兵屯守。“衛”——即明朝駐地方的軍事編製單位，如同今日的警備區、軍、師、團一樣。到一七一五年，即清雍正三年，撤銷“衛”，改為“天津州”，隸屬河間府管轄。一九二九年，又更名為“天津市”。由此可見，天津設“衛”不過三百一十一年，卻讓天津莫名其妙地驕傲或者說困惑了近六百年。“衛”的意識，就是“門衛”意識。以把門的自居，缺少進取意識和大城市意識，當然就更缺少跟北京的平等意識了。大城市意識，不是狂傲、霸道，而是與承擔的責任相匹配的自尊、自信。《聖經》上說，神創造自然，人創造了城市。城市最集中地代表了人的欲望，體現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品質：激烈地競爭，瘋狂地追逐，冒險的機會和偷懶的機會一樣多，成功的可能性和失敗的可能性一樣大。於是，人們又隱隱地感覺到，城市對人的限製和擠壓越來越嚴重，空間在壓縮，建築像攤煎餅一樣向四外蔓延，交通阻塞，熱島效應，能源緊張，城市變得大同小異，個性消失……就在人們認識了城市建設的弊端之後，開始反省自己的城市。城市的魅力取決於城市的個性，她應該體現本地人的意識和性格，天津的個性正是天津人的寫照。

你老說自己是門衛，別人也就真的把你當成傳達室。像北京來了國外的芭蕾舞團、交響樂團，以及世界級的音樂大師，甚至包括世界級的政客。如尼克鬆、布什、卡特、撒切爾夫人、克林頓等等，路過天津就像經過北京的傳達室一樣，決不停留地昂頭而過，直抵上海或廣東、桂林等地。在天津人的記憶裏，似乎隻有可親可愛的金日成、西哈努克，曾讓天津認認真真地戒過嚴，好客的天津人推著自行車在大街上滿頭霧水地一站就是幾個小時。

傳達室也有傳達室的好處，像陳希同、成克傑、賴昌星之類的人物出得就少。有些事傳達室能擋得住，比如小偷小摸、要飯的、撿破爛的，以及阿貓阿狗之流。有些事傳達室就擋不住，如“八國聯軍”進北京。天津非常仗義地想拚死守衛京城，但傳達室畢竟是傳達室，“八國聯軍”最後還是打進了北京，作孽一番之後又撤出了北京，反倒在天津建立了租借地，把北京的門戶變成監視北京的崗樓，讓天津尷尬了許多年，並給城市文化增加了一道半殖民地的色彩。於是，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商業文化、封建文化以及殖民主義文化，構成了豐富多彩、光怪陸離的天津文化特點。至今，老天津衛的人，還清楚地記得當年八國列強是怎麽切割天津市的……但天津人引以為驕傲的還是大沽船塢、大沽炮台。中國的第一艘潛水艇是在天津建造的，北洋水師的鐵甲艦也出自大沽船塢，天津人畢竟是有血性的，出過不少愛國義士，當然也出過混混兒……

不管怎麽折騰，天津這個重要的水旱碼頭還是漸漸地成了北方第一大商埠，到日本侵華之前，天津已經發展為僅次於上海的中國第二大城市，有些經濟指標還超過了上海。隻因離北京太近，而北京是幾代封建王朝的國都，盡得風氣之先，老在天子腳下憋屈著，對天津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比如，天津出演員，卻隻有離開天津才能大紅大紫。中國京劇界泰鬥式的大腕餘三勝（餘叔岩的祖父）、楊小樓、程長庚等都是學戲在天津，卻紅在北京。過去在天津流傳著這樣一首詩：“做戲端推胡子生，餘三勝後是長庚；在津演唱無遺憾，一到京都便得名。”今天活躍在北京的大腕也有不少天津人：趙忠祥、馮鞏、陳道明等等不下數十位。

天津甚至連給自己的產品起名字都盡量往小裏叫，往下層靠，帶有強烈的平民色彩，甚或跟動物打成一片。如：狗不理包子、貓不聞餃子、猴不吃麻花，耳朵眼炸糕、飛鴿自行車……絕不敢稱王稱霸，諸如“彩霸”、“鞋王”等稱號，天津人是不敢叫的。這也就成全了天津人的質樸，重實際不重外表，重肚子不重衣著。大連人過去說自己愛窮講究，“苞米渣子的肚子，純毛料的褲子”。上海人過去說自己是，“不怕家裏被火燒，就怕上街摔一跤”，因為所有家當都穿在身上了。而天津人是，“當當吃海貨，不算不會過”，即把家裏僅有的一件可以換錢的東西送到當鋪裏去，也要混一肚子好雜碎。

既然是“門衛”，累不累的挺熬時候，不能不先顧肚子。天津人愛吃，卻又沒有形成一種公認的菜係。

天津叫得響的名牌食品，都是經濟實惠的，吃進肚裏格外搪時候，早晨填飽了可以到晚上不餓——絕對是為勞動大眾著想。不僅如此，“門戶意識”也容易形成門戶之見，隻盯著自己的家門口。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天津人外出闖天下的少，“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廣東、浙江、福建人遍布全世界，在國外卻極少能遇到天津人。天津人好賴都不願意離開家門口，把當門衛視為美差，還想一代代地傳輩兒。

其實，世界走到今天，任何門戶的意義都是非常有限的。美、英轟炸伊拉克是從哪個門進去的？整個天空都是門。今日的天津似也用不著張口閉口地把“門戶”掛在嘴邊了，如今時興下崗，天津這個“大門衛”也未必就是鐵飯碗，或許現在是該考慮弄個第二職業的時候了！

2000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