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一
極度饑餓中的親人是不能聚在一起的，因為麵對一點兒食物必定會你推我讓，誰也不肯下口。
媽媽說，吃過了。祖母說，胃疼。當然全是謊話，連八歲的小弟弟也看出來了，眼巴巴地放下了筷子。
想來想去，不如爭取主動，我和弟弟、表妹們一起到爸爸單位走一趟，讓那裏的造反派看一看，一個被打倒對象的身後，還有那麽多人要吃飯。
接待我們的是一個瘦個子青年。他表情上的最大特點是笑容燦爛，但轉瞬即逝，眼神不定，眼珠快速轉動，你盯著他看一會兒就會頭暈。
他故意把披在身上的軍大衣袖口一晃**，那隻戴著“工總司”袖章的空衣袖就甩到了我們眼前。“工總司”的全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司令是就後來很快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最後又被判為無期徒刑的王洪文。
“好，既然來了，就坐下談談。”說著他清了一下喉嚨，提高了聲調：“說到——”他要說出我爸爸的名字了。我估計他會給我爸爸加一個頭銜，放在名字前麵，譬如“階級異己分子”、“走資派”之類，這樣能立即顯示出他的嚴肅性、權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許在一個個頭銜中掂量吧？
“說到——老餘，”沒想到等來的居然是這麽一個親切的稱呼，我的耳朵很不適應，而他卻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動起來了。
他故意又重複一句：“說到老餘，”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說了下去：“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難免會有一些曆史問題，隻要正視曆史，坦白交待，痛切檢討，革命群眾是會原諒的。我們連末代皇帝、國民黨戰犯都放了嘛，啊？”
“你們已經看到，我們這裏房子並不寬餘。造反隊幾個常委都擠在一間屋子裏辦公，要騰出一間房子給老餘住，還要再騰出一間給看守人員住，一下子就要兩間，多不容易！但我們為了幫助他，沒辦法。”
這話我有點聽不下去，便用問題來打斷：“我爸爸到底有什麽問題？”
他嘴角一牽，說：“那就不便對你們子女說了，這是審查紀律。”他顯然不希望我們糾纏在具體問題上，因此繼續往大裏說：“關鍵是要充分認識舊社會的罪惡。他身在其中，那麽多年，能不傳染嗎？要知道，在舊社會，老百姓有冤無處申，有理無處講，連飯也吃不飽！”
——他萬萬不能提到“連飯也吃不飽”，我們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來，看了他幾秒鍾，想說什麽，還是沒有說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來，看著我們。
我終於開口問那個人：“能不能讓我們見見爸爸？”
那人滿口答應，但他一直緊跟在一邊。我們見到爸爸時，身邊又多了兩個看守人員。
爸爸萎黃憔悴，眯著眼睛看了我們一會兒，然後叫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讓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絲笑意，說：“我不要緊，家裏的事，安徽的叔叔會來幫助，你們要孝順祖母、媽媽。”
說完又是一絲笑意。
最後，他關照我們：“過兩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製服帶來，我要穿。”
二
祖母和媽媽在我這裏聽到爸爸可能有自殺的企圖，急了，當天晚上就趕到了爸爸的單位。
媽媽扶著祖母。祖母的“半大腳”一拐一拐地從海防路彎到江寧路，然後向南，走過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閘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終於到了。那一路沒有公共汽車能完全乘到，能乘到也不能乘，因為已經完全付不起車錢。老太太這是急急風地去救自己的兒子，昔日繁華的南京路，今夜隻剩下了她的腳步。
問了幾個人，推了幾個門，最後看到的，恰恰是一個批鬥會的會場。爸爸已經低頭站在台上，今天批鬥的話題是：“挑唆子女對革命造反派領導施加壓力”。
會場已經坐滿人，門口一個老頭不知道祖母和媽媽是誰，沒讓她們進入。她們兩個就站在會場外麵，從一道門縫裏觀看。這是一個側門，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觀眾。
這天晚上還好，隻有兩個發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問一些問題的時候推搡了四、五下。還有一次，爸爸的腳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腳的腳背去搓右腳的腳肚，被邊上一個造反派看見，說聲“嚴肅點！”踢了爸爸一腳，但踢得並不重。爸爸被踢後向前一個踉蹌，隻是因為毫無思想準備，而且當時隻有右腳站地，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蹌，引來全場的笑聲。
這笑聲使祖母和媽媽深感訝異，立即轉身去看台下的觀眾。這一看不要緊，她們看到了阿堅、趙庸、張茂宏，這些“情同手足”的“當年同事”，他們也笑得很愉快。還有不少以前到家裏來過的朋友，也在笑。
媽媽這才歎了一口氣，說：“這些人心腸也太狠了。他們都知道我家有那麽多人……”
“全是奸臣！”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貶義詞，卻也不小心把他們抬高了。
但是就在這時，媽媽發覺阿堅和趙庸向這道已經展開不小的門縫投來疑惑的目光。他們應該能夠從祖母的一束白發、半個側臉認出點什麽。
媽媽怕再生出點事來，拉著祖母要走。祖母說，她還要與造反派頭頭論理。媽媽說：“秋雨他們去了一次就這麽批，您我再一出場，他更麻煩了。”
祖母一想也對，就氣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從爸爸在批鬥會上的神情來看，祖母和媽媽估計他最近還不會自殺。他們覺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殺，就不會對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麽認真地抗辯。
這是祖母和媽媽的一次判斷錯誤。
爸爸這人，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樣被踢了，而且踢得一個踉蹌，也可能無所感覺，他正豎著耳朵在聽今天的批鬥又有了什麽新的“提法”——請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實，他後來告訴我，他當時正以同樣認真的勁頭在策劃著自殺。他對自己的“提法”早已無所謂，在意的是這些“提法”將會給我們這些子女帶來多大的災難。
他已經看到，這樣的批鬥，時間越長問題越多，而縮短時間的唯一方法就是自殺。自殺之後必定會有一場陳屍大批判，那畢竟是暫時的，當新的批判對象一批批地挖掘出來，他也就會被人們淡忘。他希望我們這些子女能在人們對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他算過，自己已經四十五歲，實在已經活得太長了，因為他的八個兄弟姐妹都沒有活過三十歲，而在安徽的弟弟又比他小得多。他現在唯一等待的，是安徽弟弟的信息。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來信，不知情況可好。
他自己不敢寫信去報告上海的不好消息，因為如果安徽情況很好，去信會是一種破壞；如果那邊情況也不好，去信成了雪上加霜。
他希望那邊一切都好，那麽，家庭有了依靠，他就可以走了，快一點走向人們對他的淡忘。
因此，當媽媽幾天後去看他的時候，他又要求把那套肩上有漆漬的卡其布製服送去。
三
當爸爸在關押室裏期待著叔叔的時候，祖母和媽媽也在家裏期待。她們商量幾次，也不知如何去信。那天祖母下了決心：“再不去信，全家快餓死了，叫秋雨寫，趕快寄！”
根據這個決定，媽媽親自摸到學院來找我。
媽媽認識我小學的全部同班同學和中學的部分同班同學，卻不認識我大學裏的任何一位同學。她來到我們學院後到處打聽，最後終於經一位外係同學指點，找到了我的同班同學唐乃祥。
唐乃祥安排她在我們宿舍邊的一處樹陰下等著，自己則與另一位同班同學王建華分頭在校園裏找我。
當時的校園，更混亂了。
“革命”沒有帶來一絲一毫期待中的昂揚氣氛。此刻整個學校由誰在掌權已經全是表麵文章，角角落落彌漫著一種既殘酷又低劣的嬉鬧。
前些天傳來一個真實的笑話，說表演係一個姓彭的學生拿著玩具槍去恐嚇古典文學教師陳汝衡老先生，聲言革委會已作出槍斃判決，由他來執行。陳汝衡先生哪裏能夠辨別槍的真假，被那個學生逼到牆角後，突然轉身跪下祈求道：
小將，小將，
不要開槍！
我下有妻兒，
上有老娘……
講述這件事情的是戲劇文學係的一個青年教師，他笑罵道：“這個老家夥，臨死求告還押韻！”
隻記得唐乃祥同學終於找到我時，第一句話就是“你老娘來了”，說完一笑，大家都想起了那段說詞。
我趕緊向宿舍飛奔。走過學院被稱為“南京路”的一個熱鬧路口，看到一位瘦瘦的老年教師站在那裏示眾，口裏不斷說著“我諷刺，我諷刺……”已經第二天了。我希望媽媽不要為了迎我朝這兒走，看到這個景象。
這位瘦瘦的老年教師已經作古，我也不便提他的名字了，姑且稱他“艾克斯先生”吧。這位先生早年是美國耶魯大學的留學生，“文革”一來也很自然地成了“被打倒對象”，每月領取二十六元生活費。那天他突然貼出一張驚世駭俗的大字報，說對於自己這樣需要改造思想的人，一個月發二十六元的生活費實在太高了，根本用不掉，所以不利於改造。更要命的是他詳細列出了前幾個月他的每一項生活開銷，一算，每月平均隻要十八元。
這張大字報如果不是嘲諷，那就是十足的醜惡。但了解這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是嘲諷，而是期望受到特殊的表揚。
這事使當權的造反派們非常尷尬：“怎麽，他比我們還革命？他比中央還革命？”於是隻有一個辦法，讓他站在大字報前麵，不斷說自己是諷刺。
我反對造反派的一切示眾行為，但對這件事，心情有一點複雜。因為萬一這位先生近乎瘋狂的投機心理得逞，我們全家隻有死路一條了。
媽媽總算沒有迎過來，靜靜地站在我們宿舍對門已故熊佛西院長住宅的竹籬下。她不僅看不懂“艾克斯先生”，就連頭頂的高音喇叭也受不了。我們學院的這個高音喇叭是有名的，何況它現在正懸在我媽媽的頭頂。
畏縮在竹籬前的媽媽滿臉愁苦。竹籬上纏著花藤，與媽媽出嫁那天花轎路邊的景致相同。花藤的顏色和竹籬的顏色都很黝黯，像是用鐵杆鐵絲紮的，而且都生了鏽。但一到開春季節，就會奇色噴湧，一路是花。
此刻媽媽不會有這種回憶，她隻覺得嗡嗡喤喤的世界那麽陌生，唯有纏滿花藤的竹籬有點眼熟，可以供她短暫躲避，躲避在這裏等待她的兒子。
她見到我後的第一句話是：“阿雨沒東西吃了，我知道。”說著把一張早就捏在她手裏的兩元紙幣按在我手上。
我不敢問這錢是哪兒來的，隻把它擋在媽媽手裏。媽媽沒再推，也沒把手縮回，兩隻手就這樣隔著一張紙幣握在一起了。
她很快說明了今天來找我的原因：祖母叫我給叔叔寫信，寫明家裏的困境。“本來我也可以寫，但你叔叔太重人情禮儀，不習慣哥哥嫂嫂向他求告什麽。你是小輩，說得不合適也不要緊。”
我說：“媽，相信我能寫好。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他。”
第二天，我就把信寄出了。
過了一星期，我計算叔叔的回信應該到了，便趕回家去。
四
上樓梯時就覺得不對，隻聽得兩個人的腳步聲慌慌亂亂，原來祖母和媽媽都搶著來迎我。
媽媽搶先講了那句話：“你叔叔沒了！”
“啊？”我刹時呆住，腦中一片空白。
“是胃病。”這是祖母的聲音，像來自曠遠的亂山。
我立即把臉轉向祖母，突然清醒，這是這位曾經是十個孩子的母親的最小一個兒子的失去！但我還說不出話。
祖母又講了一句：“我已和你媽媽一起去過蚌埠，把骨灰盒——拿回來了。”我以為她會大哭失聲，卻沒有。
當然不是胃病。祖母和媽媽從來不會撒謊，講半句假話就暴露無遺。我必須立即猜出是怎麽回事，便扶祖母坐在椅子上，然後捂著媽媽的手到門背後，說：“告訴我！”
媽媽直接地說，叔叔是自殺。祖母知道當時自殺就算犯罪，決心把我們瞞住。
七十五歲的老太太，親自坐夜班火車趕到蚌埠。那個單位裏，到處都是打倒叔叔的大標語。
祖母蓬亂的白發，飄拂在她最小的兒子被倒寫的名字上。
叔叔隻是一個一般的技術人員，不是當權人物，憑什麽打倒他？
媽媽說，**一開始，到處要抓“牛鬼神蛇”、“反動學術權威”，那裏地方小，找不到什麽權威，就把叔叔算上了，主要是有人揭發他吹捧《紅樓夢》，是放毒。
媽媽還在說：“把他押在垃圾車上全城遊街，他哪裏受得了這等屈辱，回來大聲與造反派辯論，說《紅樓夢》是一部優秀古典名著，結果被說成態度惡劣，再一次遊街。”
“他打倒後一再抗議，但每一次都換來一群他平常看不起的小人來審問他。他的心氣多高，最後隻能……”媽媽頓了頓，又說了下去：“是用剃刀割動脈，搶救過兩次，但你叔叔是何等剛烈的人……”
對於餘家，這是山崩地裂般的一件大事。
沒有時間體味其中的強烈悲情了，隻有快速采取一係列應變措施——
表妹以女兒之孝，抱著叔叔的骨灰盒到西郊的古北公墓安葬，全家護送。那天爸爸也請假從關押地出來半天；
爸爸立即明白自己已經完全沒有自殺的權利。在叔叔的幫助也失去之後，他不能聽任全家衣食無著而獨自離去，更不能聽任祖母在失去了最小的兒子後再失去最後一個兒子。他決心重新在關押地思考，今後怎麽辦；
我和表妹決定立即向所在學校申請，爭取第一批下鄉勞動，自食其力；
大弟弟已經十八歲，托人介紹到漁業公司出海捕魚，可以補貼家用；
媽媽操持家務，撫養著兩個未成年的小弟弟。但後來知道，她背著我們悄悄地去從事無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替附近一家電機小廠洗鐵皮，成天赤著腳，渾身水淋淋；
祖母雙目發怔，看著雲天，手上又拿起了佛珠。念的依然是《波羅蜜多心經》，我們從小聽熟了的……
當一切安排停當，我便日日陷入沉思，在沉思中變了一個人。
五
我的沉思，主要是想重新理解叔叔。
他一生摯愛《紅樓夢》，最終也為這本書死去。他像賈寶玉一樣為逃離肮髒、尋求幹淨而遠行，但最後卻坐上了最肮髒的垃圾車。
為此他寧肯以鮮血來洗滌，洗出一個幹淨的“太虛幻境”來駐足。正是在這裏，出現了賈寶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敢和剛烈。
很長時間，我一直覺得自己還沒有充分理解他。有一次，隨手翻閱顏真卿的字帖，突然渾身一震，趕快回家問媽媽，那次收拾叔叔遺物，有沒有見到一本字帖？
媽媽又回到了那可怕的時日，說，那時叔叔的宿舍已被多次翻抄，我們去時連一個日記本也沒有找到，哪裏還會有什麽字帖？
我不知那本顏真卿的《祭侄帖》到哪兒去了，腦中又浮現出叔叔當年在福州路舊書店櫃台前微微顫抖、小心輕問、隆重捧持的動作。
當時叔叔並不知道顏真卿祭侄的史實，但我相信初次接觸的神秘感應。帖子剛剛打開，一種千年難逢的氣韻在向他召喚。後來，他持帖而問、伴帖而行、傍帖而眠，當然早已懂得帖裏的一切。
今天，我這個侄兒捧著《祭侄帖》反祭於他，似乎覺得其間有一種故意倒置的天意。我也因此在遊動的墨跡間找到了一種能夠闡述他生死選擇的精神圖譜，聽到他在三次割脈後對我的最後囑咐。
麵對毀壞盛唐氣象的罪惡權力，文化大師顏真卿全家都舉起了刀戟。他親自率兵抗惡，堂弟顏杲卿被逆賊臠割，連遺體殘骸都無法完整。侄子顏季明也被殺害，留下的隻是一顆頭顱。但朝廷對這樣的烈士卻不聞不問，隻得由顏真卿自己來祭。這樣的祭文，怎能不大氣磅礴、感天動地？
顏真卿撰寫這篇祭文時四十九歲。二十七年後，七十六歲的他還在另一場災難前不屈不撓，壯烈捐軀。
在一個混亂而血腥的時代，一代文宗成了一代英雄，而且還擁有一個英雄的家庭，這實在是中華文化史上最珍罕又最響亮的一頁。我相信叔叔對於這篇祭文的很多詞句，都會晨昏吟誦。那麽，此刻也讓我來複誦一段：
……
土門即開，
凶威大蹙。
賊臣不救，
孤城圍逼。
父陷子死，
巢傾卵覆。
天不悔禍，
誰為荼毒？
念爾遘殘，
百身何贖？
嗚呼哀哉！
……
攜耳首櫬，
及茲同還。
撫念摧切，
震悼心顏。
方俟遠日，
卜爾幽宅。
魂而有知，
無嗟久客。
嗚呼哀哉，
尚饗！
我幾次想把這篇祭文翻譯成現代散文，但實在無法放棄這種一頓一泣、一步一哭的慟人節奏。裏邊有些句子，例如“天不悔禍，誰為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如能借來悼念叔叔，我想不出還有什麽更好的選擇。
六
然而，完全出乎意料，上天還為我的叔叔安排了一個更隆重的悼念儀式。
雖然隆重，卻很少有人知道。我們默默地隆重在心裏。
事情還須回到安徽。
正當叔叔剛烈地在蚌埠三度割脈而死的時候，在同是安徽的太湖縣，也有一個與我叔叔同齡的男子陷於滅頂之災。但他不能像我叔叔那樣處置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已結婚，而且有了三個孩子，一家老小都靠著他。
他的學曆比我叔叔高，是老牌大學生，整個縣城學曆最高的人。他遭難的時間也比我叔叔早，是“右派分子”，也就是在我家從鄉下搬到上海後不久他就抬不起頭來了，到**，更是變本加厲，天天挨批。
平時，他總是向三個孩子封鎖自己挨批的信息。但有一天他突然得知，一個聲勢浩大的“對敵鬥爭**”又要掀起，他和他的妻子，必然要在縣城裏不斷地當街批鬥。這還能瞞得住孩子們嗎？
三個年幼的孩子，看到自己的父母掛著牌子、渾身捆綁著在被人毆打，會怎麽樣？
對此他毫無辦法。很想先找孩子們談談，但每次都開不了口，最後終於下決心：要盡最大的努力，把孩子們支出城去。
他想起了自己一九五四年曾以一個抗洪幹部的身份進駐過一個叫葉家灣的小村莊，便決定把三個孩子藏到那裏去。這事通過一個正好上街來的農民，說妥了。三個孩子也就住到了舉目無親的葉家灣。
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是女孩，才五歲，有一天在村口遇到一個不懂事的農民慌張地對她說，好像看到她爸爸、媽媽在縣城街上批鬥。小女孩一聽便不顧一切地一頭撞向那個農民，哭著喊著說是造謠，其實她小小的心裏早有疑惑：爸爸媽媽為什麽把我們放到這個荒村中來呢？我們來了之後為什麽不來看我們呢？現在一聽，便知真相，但她不願承認，隻能向著那個農民哭喊。
過了很久，傳來消息，爸爸媽媽可以接孩子回城了。她連續表演了幾夜的歌舞，感謝鄉親們的收留。
多少年後，這個村的鄉親凡有喜事，例如誰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學，必然要放映她主演的電影表示慶祝。
她，就是我的妻子馬蘭。
葉家灣的鄉親都說：“我家馬蘭。”
當我知道這段往事之後，曾經問過嶽父馬子林先生：“這麽小的三個孩子，要送走，為什麽不送到親戚朋友家裏去？”
“怕給親戚朋友帶來麻煩。這種麻煩，對於農民，對於村莊，就不太在乎了。”嶽父回答。
“葉家灣連一個遠房親戚也沒有？”我問。
“沒有。”
“把三個孩子送到這樣的小村子裏，心裏有沒有一點害怕？”我又問。
“不送更害怕。”嶽父說：“馬蘭的性格你知道，多麽強硬。記得她才一歲多一點，剛會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滿臉不高興，她要為我點煙解悶。當時我抽長長的旱煙杆，用一根長香點燃，小馬蘭舉著長香正要為我點，手卻被長香燙痛了。她不哭不吵，隻是要把那支傷害了她的長香從香堆裏找出來。我們大人不知她找到後會幹什麽，已經把那支長香藏了起來，小馬蘭爬上爬下非找到不可，最後終於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麽著？居然把那支長香用小腳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連一點兒也不留下。才一歲多一點已經是這個樣子，如果到了五歲看到爸爸媽媽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會放過，她一定拚命。”
“那一定。”我讚成嶽父的判斷。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親被鬥被打，很容易產生對社會、對人類的抵觸。我不希望馬蘭他們有這樣的抵觸。”
這話使我非常感動。
這一對在安徽太湖縣城的街道上被口號聲、辱罵聲包圍著的年輕夫婦，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裏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鬥者們的意料之外。他們想的是：“鬥吧，我們的子女不在。他們不會來報複你們。”
馬蘭多年來一直向我打聽叔叔因《紅樓夢》而死在她家鄉安徽的種種情況。她找來叔叔的照片細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經主演過十五集的電視連續劇《嚴風英》，並把它當作一個曆史悼念儀式。這部電視劇在中央電視台播出時，全國觀眾投入的程度至今還記憶猶新，說“萬人空巷”，並不為過。這就是說，她把這個曆史悼念儀式推向了全國，從而確立了自己所在劇種的道義尊嚴和藝術尊嚴。
她本是一個舞台劇的演員，由於這部電視劇，她同時獲得了全國電視“飛天獎”和“金鷹獎”的最佳女主角。觀眾對她所做的一切，非常理解。
我叔叔與嚴鳳英隻有一歲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時間自殺於同一個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卻同樣為藝術而死，為《紅樓夢》而死。
馬蘭還要為叔叔做點事。
七
終於，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裏，黃梅戲《紅樓夢》在安徽首演，轟動全國。
全劇最後一場，馬蘭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寫的那一長段唱詞時，膝蓋磨破，鮮血淋漓，手指拍擊得節節紅腫，場場如此。
所有的觀眾都在流淚、鼓掌，但隻有我聽得懂她的潛台詞：剛烈的長輩，您聽到了嗎？這兒在演《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