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一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讓我集中一段時間溫課備考。他在江寧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準備今後全家住，當時正由幾個木匠師傅在裝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鄉下天天給鄉親們記工、寫信，根本沒有溫習功課的習慣。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他，他聽了，簡直是五雷轟頂。從前他回鄉探親，隻見媽媽在做那些事。
他突然預感，我這次要考上海的中學有點危險了。
“你媽也真是！”他有點發火。
這小樓有一個陽台，我趴在那裏看著上海的街道景象。後來，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裏看木匠師傅幹活。隻有聽到爸爸上樓的腳步聲，才把目光回到書本。
這天腳步聲很雜，一看，是姨媽和益勝哥來了，爸爸陪著。
姨媽還是那麽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滿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後打開手提包，取出兩支用厚毛巾包著的雪糕，給我一支，給益勝哥一支。
按照農村的眼光，蓋被子是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裏不是更容易溶化了嗎？後來才知，厚毛巾本身不產生熱量，它的作用隻是隔離，把炎熱和雪糕隔開。但在當時，我隻覺得姨媽像魔術師一般不可理解。
還有一點不可理解的是，益勝哥跟在她身邊，她買了雪糕為什麽不立即讓他吃，卻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裏帶到這裏來呢？
後來才知，這是上海規矩。出於對我這個小孩子的禮貌，應該讓益勝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但我又抬起頭來看姨媽和爸爸：他們為什麽沒有？我該不該推讓給大人？這好像是祖母和媽媽對我的教育。
姨媽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著抬了抬下巴，鼓勵我吃，也不說什麽。原來，在上海的高層社會看來，雪糕、棒冰之類不屬於正式冷飲，而屬於“零食”範疇，大人一般不與小孩一起吃，更不會兩個大人與小孩一起吃。什麽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飲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開來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開來的冰鎮綠豆湯。
更麻煩的是，這些道理不能講，隻能彼此領會。講破就俗了，因此姨媽也隻是向我笑著抬了抬下巴而已。
這便是一個農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麵對的一切。
在我吃雪糕的當兒，姨媽在查看我這個小小的溫課環境，爸爸跟在她後麵。
終於，姨媽轉身作出了一個總體判斷：“不行！這是讓孩子住監獄！搬到我家去住。為什麽一定要趕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嗎？溫課一年，兩年也行，後年與益勝一起考。”益勝哥雖然比我大一歲，但比我低兩級。這是因為我在鄉下四歲上學，不符合正常的小學入學年齡。
要我在家溫課一年到兩年再考中學？這是我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即說明，住在這裏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勢阻止我，怕我講過分了，讓姨媽難堪。
姨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換了一種非常溫和的語氣說：“你要有思想準備。雖然都一樣叫小學、中學，上海與農村的距離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個地區與一個地區，一所學校與一所學校，差別也非常大。你看益勝，天天那麽用功，就想轉一所區裏的重點小學，幾年都沒成功。你今年先考著試試也可以，我先幫你打聽打聽，找一所錄取線最低的中學……”
我知道姨媽為我好，但我從小聽不得窩囊話。聽到“錄取線最低”之類就受不住了，抬頭看爸爸。
爸爸顯然也有點不高興，特別是姨媽說“我先幫你打聽打聽”這樣的話，好像他做父親的在這件事上什麽也沒做過。他便對姨媽說：“已經找了一所中學。”
“在哪個地區？”姨媽問。中學數量太多，校名說不過來，隻能問地區。
“玉佛寺北邊。”爸爸說。
“哦，那是藥水弄了。”姨媽理解地點頭。藥水弄是當時上海生活層次最低的棚戶區，可以想象那個地區中學的質量。
“離藥水弄還遠，是重點中學。”老實的爸爸也開始話中有話。
“區重點？”姨媽非常驚訝。
“市重點。”爸爸平靜地說：“去年大學錄取率是全市前三名，與上海中學和淞江二中並列，但那兩個中學太遠。”
其實爸爸當時對我並沒有把握，但偏偏要在姨媽麵前表現出他這個平時訥訥寡言的妹夫也會做一些大事，而且做得不露聲色。
姨媽一聽，知道爸爸今天與她有點頂上了，便笑一笑，低頭問我：“敢去考嗎？”
我說：“敢。反正高的低的都沒有把握，一樣。”
姨媽抬頭對爸爸說：“這不是小事，等他媽來了再仔細商量吧。這兩天秋雨不去我們家啦？”
爸爸說：“等考過以後吧，怕去了你太客氣，他反而不專心了。”
姨媽說：“這倒也是。益勝天天在邊上，隻顧玩了。”
看得出來，姨媽開始變得有點氣餒，這是以前很少從她身上看到的。我後來想，這是爸爸和我一唱一和地高談重點中學的結果，而姨媽背後，又有一個益勝哥。
爸爸很快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姨媽和益勝哥走後，他一直在嘮叨，好像是說給我聽，又好像是自言自語：“以前總是你姨媽好勝，今天連我也好勝了，這實在不太好。……一個人有孩子在旁邊就會好勝，為孩子好勝……”
我問爸爸：“姨媽要我到她家裏去住，她家什麽樣？很大嗎？”
爸爸說：“姨媽完全是為你好，為我們家好。她很苦，再過幾年你就知道了。”
其實哪裏需要幾年？媽媽到上海後當然要去姨媽家，回來悄悄給祖母說了很多，祖母一直歎氣。幾個舅舅來我家也會輕聲與我爸爸媽媽說起姨媽的情況，然後一起作一些討論。這一切，當然瞞不住我們小孩的耳朵。
原來，姨媽在丈夫去世之後靠夫家的接濟過活，夫家富有，相安無事，但是新政府在“三反五反”運動中判定夫家有囤積居奇的嫌疑，遭到法辦，姨媽的經濟來源也就斷絕了。
她為兒子王益勝定了一個很高的培養標準，花費不菲，因此隻能把原來的房屋出租，自己搬到一個十分簡陋的房間裏。她還悄悄地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菜場做早班，賣菜。
照理，每月所得房租和菜場工資加在一起，也夠他們母子兩人生活了，但姨媽又特別講究排場，希望能在一些交際場所，尤其是原來富貴親戚間的姐妹圈裏保持形象，每月做頭發不是國際飯店就是南京理發店，標準降不下來。這樣，經濟就十分艱難了。人們無法想象這個在清晨的昏暗中包著頭巾、衣衫草草的勞動婦女，下午將會步履高傲地踏進南京路時裝公司或德大西菜館。
一切都像過去一樣，見過她的人都很難忘記她，順著我們孩子的稱呼笑歎一聲：“好一個漂亮的姨媽！”
有時，她在我家遇到舅舅，就會說：“上個星期天下午三時，我看到你在南京路上，手上拿了個灰包。”
舅舅驚訝：“是啊，我去了，你為什麽不叫我？”
“那天要與喬莎去紅房子，我先去國際飯店底樓燙發，頭頂罩著，怎麽叫你？”
聽到這種對話，祖母總會給我媽媽使一個眼色，卻又不說什麽。
但有一點心照不宣，隻要姨媽在，所有的人都不會提到菜場。等姨媽走後，祖母、爸爸、媽媽總會充滿同情地感歎很久。尤其是祖母，姨媽最崇拜的女性，總會在任何細節上袒護姨媽，說：“一個女人帶著兒子苦熬，太難了。”
二
爸爸那次雖然講了好勝的話，其實還是被姨媽的警告震動了一下。
他明白鄉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別，何況知道了我在家鄉從不溫課的習慣。但他正急著回鄉搬家，隻能挽請安徽的叔叔請假到上海來，監督我溫課。
叔叔知道，無論是搬家還是升學都是大事，正在思慮自己怎麽出力，一收到爸爸的信，第三天就到了上海。
叔叔倒是不太在乎我溫課，隻領著我在上海各處走走。他覺得這門課更重要一些。
到很多地方，我會說：“這兒外公領我來過。”叔叔聽到這話很警惕，立即問：“他給你說什麽了？”我立即知道我錯了，不應該在叔叔麵前提外公。
叔叔其實並不了解外公，他隻記得在我爸爸和媽媽結婚時，餘、朱兩家的巨大差異，這種差異對他這麽一個青年學生來說非常敏感，直接聯係到了他已經偷偷接觸過的階級鬥爭學說。土改時，叔叔是工作隊員，而外公成了地主，這條界限一直橫亙在兩人中間，嚴格說來是橫亙在叔叔心間。
去年暑假我跟著外公來上海玩時，叔叔也來過幾天，有過一次見麵。外公為躲過叔叔的冷臉，便說：“下午我帶秋雨到跑馬廳去看看。”
叔叔立即接口，眼睛卻沒有看著外公：“不是跑馬廳了，是人民廣場。”
我連忙問：“為什麽過去叫跑馬廳？”在小孩聽來，“跑馬廳”比“人民廣場”來勁多了。
外公正要解釋，叔叔正色道：“那是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名堂！”外公也就噎住了。
一來二去，叔叔和外公似乎見不得麵。一見，剛剛還在說笑的叔叔就會嚴肅起來，就像披上了盔甲，而什麽都不在乎的外公，也會一臉沮喪，似笑非笑，真像過去確實罪大惡極一樣。
今天外公不在，叔叔也就沒有警惕下去。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站在外公一邊的，覺得外公是一個最簡單的人，根本不像叔叔想的那麽複雜。
正說著，我們已經到了福州路一家舊書店的門口。叔叔說：“這個地方最有意思，我每次到上海把一半時間耗在這裏。”
這時我已經跟著他走進了店堂，他還在解釋：“全是舊書，比新華書店更有價值……”他見我不聲不響，便低下頭來看著我，而我完全是一副被什麽震傻了的模樣，隻是兩眼發直地叫一聲——
啊，書！
這麽多書，一排排地壘成了高牆，高牆又層層疊疊。一種巨大的敬畏推拒著我，又有一種巨大的吸力拉拽著我。
叔叔覺得我的發傻一定出自一個鄉下孩子的大驚小怪，便說：“聽說你正在練毛筆字，這好，我給你買一本字帖吧。”
他引我到碑帖櫃台，請營業員找一本好一點的字帖。那位上了年歲的營業員打量了他一下，說：“我們最近收到了顏真卿的一部帖子，珂羅版影印的，可能有點貴。”
“多少？”叔叔問。
“九元，這是葉家的藏品。”營業員說著已把那個帖子拿了出來。
葉家？我長大後還曾經回憶到這個細節，是葉楚傖家，還是葉恭綽家？營業員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當作常識隨口吐出，可見上海是有一些驚人的家族的，能把一座城市比小了。
老年營業員這種輕描淡寫的口氣，真不知要比那些大聲嚷嚷的推銷者高過多少氣勢。上海給人的壓力，就在這裏。至少在當時，即便在上海長大的叔叔也失去了追問哪個葉家的勇氣。
那個營業員遞過帖子後就走開了，在櫃台另一角翻動著一些書籍，隻以眼睛的餘光注意著這邊。我猜，他這樣做，是要表現出一家大店對顧客隨意翻閱的尊重，仍然是一種若即若離的上海氣度，既讓人佩服又讓人生氣。
叔叔恭敬地把帖子移到櫃台外沿，讓我一起看。封麵上直書一排字：“顏真卿書祭姪帖”。
叔叔按了一下我的手說：“你每次給我寫信，署名前的姪字都像這個，用女字邊，現在報上說，北京的語言學家有了新規定，寫豎人邊。”
“那我下次一定改寫豎人邊。”我立即響應，卻又提了一個問題：“顏真卿祭侄，他侄兒比他先死嗎？”
叔叔說：“這事我倒不知道。也可能是別人的祭侄文稿，請他書寫。”他看了我一眼，似乎覺得一對當代叔侄在這樣猜測著一對唐代叔侄，有點好玩。
他捫了一下嘴，雙手已經打開了帖子。
分明他驚慌失措地屏住了氣，沒有了聲音，我能見到他捧帖的手在微微顫動。
我連忙伸頭去看，也大驚失色。眼前出現的完全不是我平日見過的那種字帖，而是滿篇煙雲，黑霧森森，潦草恣肆，時斷時續，塗塗抹抹，極不規整。我疑惑地轉臉看叔叔，滿眼是疑問：這也算好字麽？
叔叔根本沒有理我，隻是伸手招呼那位老年營業員過來，再問一次：“多少？”
“九元。”
“我買下了，包一下。”
九元區區之數，在當時，無論對叔叔而言還是對這家舊書店而言，都是一筆不小的交易。叔叔步出店門時神色凝重。我知道，那本字帖他將自己收藏，不會給我。
三
出門後看到舊書店西邊還有一個小門麵，寫著“舊書收購處”。我立即想起，去年外公帶我來上海時，曾到這裏賣過書。
四函《蘇東坡集》，用一塊包袱布包著，從鄉下帶到上海，據他自己估計，能賣一個好價錢。
那天他在這兒小心翼翼地解開包袱，把這一大疊線裝書捧上去。一位中年營業員將手上握著的圓珠筆夾在耳朵上，取出一函的好多薄本，極為熟練地把書頓齊，橫過來，讓線裝的書脊朝上，用大拇指斜批一下，就像隻是在絲線訂紮處摸了一遍。
做完，再頓齊，放過一邊，再做第二函。
四函很快都做完了，這時營業員才抬起頭來看外公，說：“缺了兩本，九元。”
也是九元。今天叔叔用這個數字買了一本，去年外公用這個數字賣了一堆。
外公當時覺得開價實在太賤，便茫然地看著營業員，嘴裏隻吐出含糊的三個字：“能不能……”
那位中年營業員的回答也很簡單：“我們是國營單位。”
當時連“國營企業”也不習慣說，隻說“單位”。
外公最怕有人提及政治歸屬，覺得如果再囉嗦下去就是在與國家討價還價，而他是個地主。他立即點了點頭。
外公拿到錢後說要請我吃飯，其實是他自己想喝酒。
“東頭的杏花樓太貴，還是對麵的鴻運樓吧。”他把我帶過了馬路。
當時像我們這樣一老一小在外麵吃一頓飯，全部費用也就是七、八角錢，可那是我第一次進上海館子，覺得處處新奇。
外公還在生剛才那個營業員的氣，對我說：“這一帶以前叫四馬路，也不是一個正經地方！”
他的言下之意是：“神氣什麽呢？”但他沒說。
怎麽不正經，我是長大後才聽說的。這裏曾是紅燈區，而且等級不高。
幾杯酒下肚，外公已經在生自己的氣了：“秋雨，你想想，我這一杯下去，喝掉了蘇東坡幾首詩！”
這是一年前的往事，都不能告訴叔叔，我現在隻老實地跟在他後邊走。
叔叔一手把我攬在他身邊，要我與他並排，他走在外邊，保護著我。
這樣一來，我就貼近了花圃邊的鐵欄杆。我邊走邊把手捋在上麵，滑滑涼涼的，很舒服。
叔叔一見，立即阻止，說那欄杆髒。
我說：“很幹淨啊，連灰塵都沒有。”
叔叔停步，好像要正式批評我，或要給我講一段他自認為很重要的話。果然——
他說：“我說髒，是指細菌、病毒，不是鄉下的泥巴、灰塵。鄉下的那種髒不叫髒，上海這種髒，才真正叫髒。那麽多人，你摸一把，我摸一把，看上去光光滑滑，實際上什麽都留下了，才叫髒。”
四
我們剛住下三個月，叔叔又到上海來了。三個月前他與爸爸商量，這麽多人到上海過日子，開銷大得多，能不能讓他每個月補貼一部分。爸爸說：“算過了，大致平衡，不夠時再問你要。”
叔叔說：“哥哥你這就不對了。媽在，我也是兒子。再說，我還獨身，經濟寬裕。”
爸爸笑了：“正因為你獨身，要多存一點錢準備結婚。”
這次他來，是要看看三個月來的家庭生計，尋找他可以補貼的理由。
我放學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媽媽在準備飯菜。我高興地叫他一聲，他立即異樣地看著我，問我一些問題，我一一回答，卻不明白他為什麽這樣看我。
吃飯了，他終於說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來三個月，秋雨的上海話已經講得非常標準，我從他進門叫我一聲就聽出來了。”他說。
同文學界好友賈平凹、龍應台在一起
與妻子同餘光中在一起
我當時，對祖母和媽媽還是講餘姚話，但一見不會講餘姚話的爸爸和叔叔，已經不由自主地講上海話了。
“真可惜，一轉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見了。”他說。
“但他的上海話還是有點生。”爸爸說。
“倒是生一點好，”叔叔說，“千萬不能太熟。”
他這句話有點奇怪，大家都等他說下去。
叔叔說：“北京話熟了就油，蚌埠話熟了就土，上海話熟了就俗。”
“怎麽叫熟？是說得快嗎？”我好奇地問。
“不是快，是模糊。”叔叔說，“生的時候，口齒清楚，一熟，嗚裏嗚嚕。就像煮麵條，熟透了，變成了爛糊麵。”
大家都笑了。上海裏弄裏聽到的上海話，很多確實是爛糊麵。
爸爸問我：“聽阿堅說，你不大和同學們一起玩？”
“阿堅是誰？”叔叔問爸爸。
“是我單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兒子與秋雨在一個年級。”爸爸說。
“同一個班嗎？”叔叔問。
“同級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們學校大，同一個年級有十二個班。”我說。
“為什麽不和同學們一起玩？”叔叔又問。
我說：“圈子不一樣。我參加了美術小組，一有空就到外麵寫生。”
我不僅到外麵寫生，還做了美術課的“課代表”。美術課的陸老師想鬧出一點名堂來，決定開始人體寫生，由我這個課代表作模特兒，隻穿內衣站在講台上，讓大家畫。畫下來的結果讓我大吃一驚，男同學畫的我，多數是**，女同學畫的我，幾乎都塗了口紅，而且都用很大的字體寫著我的名字。滿嘴大蒜味的陸老師笑著對我講了一段很哲理的話：“美術不同於照相，畫你，其實是畫他們每個人自己。我會給這些畫打分，那分數不屬於你，隻屬於他們。”
這段話，幾十年以後我還拿來送給那些把文化考察說成是“文化口紅”的評論者，笑他們怎麽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學們早就做過的事。
繪畫上的著迷，使我沒有時間來對付其他功課，初中二年級的數學考試，竟然沒有及格。成績單上出現了用紅筆填寫的一格。我不敢拿給爸爸、媽媽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過年來了，姨媽也帶著益勝哥來“拜早年”，我上樓時，家裏非常熱鬧。我沒有來得及向長輩們一一稱呼，爸爸嚴肅地叫了我一聲，整個屋子都靜了下來。
“為什麽不把成績單拿出來？”爸爸說：“不及格，還想不讓家長知道！”
這是爸爸對我第一次發火，當著祖母、媽媽、叔叔、姨媽、益勝哥和自己家幾個弟妹的麵，我簡直無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衝著爸爸說：“剛進門還沒有坐下呢，慢慢說不行嗎？”
姨媽是客人，也立即滿臉笑容地打圓場：“一次不及格不要緊，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這次益勝的成績也不好，秋雨又剛從鄉下出來……”
叔叔則一直看著爸爸，問：“你是怎麽知道的？”
“阿堅告訴我的，”爸爸說：“他兒子全部及格。”
“不懷好意。拿著兒子的成績單比高低，哪有這種朋友！”叔叔說得很幹脆，然後轉頭問我：“不及格的同學多嗎？”
“超過一半。”我說：“這兩個學期老師和高中同學都在校園裏壘爐子煉鋼，我們天天要到外麵去撿廢銅爛鐵，還要參加消滅麻雀的運動，沒多少時間做功課，而我還要畫畫。”
叔叔一聽更有把握了，對爸爸說：“超過一半的學生不及格，那麽誰的不及格也不會成為新聞，他兒子又不與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兒子專門去打聽的。”
“但他兒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驕傲。”爸爸說。他被叔叔一攪，已經不對我生氣了。
“這就是我不喜歡上海的地方，你來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說。
這個年過得很窩囊。
五
我初中進的是陝北中學，原來叫晉元中學，是紀念抗日名將謝晉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後可能考慮到謝晉元是國民黨部隊的將領，就改以共產黨的聖地陝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條陝西北路。其實，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會路，玉佛寺北麵的一條小路，離我家很近，步行時間六分鍾。
正在我數學不及格的關口上，陝北中學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個初中部，叫新會中學。這事使爸爸有點沮喪，他原來千方百計是想讓我上一所重點名校的，怎麽轉眼變成了一所毫無曆史的初級中學？但很快他也就認命了，我的數學不及格，也許隻配進一所差一點的小學校。姨媽一直說的上海與鄉下的教育差距，確實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們忘記了的是，中小學生對一門課程的好惡親疏，主要決定於任課老師。過完寒假開學第一課正是數學，年輕而靦腆的徐新榮老師走進教室才講了十分鍾，我就知道，自己要與數學這個冤家結親了。果然兩個星期就完全“開竅”了，隻抱怨課本上的題目太少，每天放學鑽到新會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區圖書館去借數學書，逮住題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對繪畫的著迷。
不久上海舉辦全市分片數學競賽，我獲北片第七名。失分在第一題，不是因為運算，而是不知道試題中所說的“燕尾槽”是什麽。否則，穩進前三名。
我沒有把自己在數學上快速翻身的事，告訴爸爸。
一天吃中飯時，爸爸的態度又有點嚴肅，問我：“學校裏發生了什麽事情？阿堅好幾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說：“可能是學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門口見到他兒子，他也愛理不理。”
“什麽叫重新分班？”爸爸問。
“一個年級的十二個班級，全部按照成績重新分班。”我說。
“你分在幾班？”爸爸問。
“一班。”我說。
“他呢？”
“九班。”
“你怎麽還有那麽大的差距？困難到底在哪裏？”爸爸有點急躁。
我告訴爸爸，這次分班，不是數字越大越好。
爸爸聽完我的說明，有點驚訝，很快又嚴肅了。他說：“這樣分班是錯誤的，傷害多數學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對立。我這就去學校找老師說。”說著他就轉身下樓，傳來推腳踏車的聲音。
一個小時後他就回來了，樂嗬嗬的。原來學校的教導主任接待了他，說他的意見是對的，下次不再這麽分班了。但這次離畢業考試已經不到半個月，隻是為了應試輔導時對症下藥才這麽分的，再分回原來的班級就來不及了。教導主任還大力誇獎了我，說我在數學和語文的綜合成績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讓爸爸做一個選擇。
爸爸充滿了成功感，與我商量，問我是考格致中學，還是育才中學？
“我想好了，考離家最近的培進中學，步行不到五分鍾。普通的學校也有優秀老師，而最重要的是學生本人。”這是我這一年來的切身體會，對爸爸有說服力。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進中學頃刻之間就把我帶進了人文學科的“狂歡節”。
高雅而美麗的刁攀桂老師每次一上作文課就興高采烈地問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誦誰的作文了？”
當時的男女同學還不會齊聲叫一個人的名字，他們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紅著臉低下了頭。
刁攀桂老師的朗誦，是一種最神奇的語文教學法。乍一看，她似乎沒有怎麽教我，卻用聲調告訴我，哪一段寫得不錯，哪一段寫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頓挫，似又微微皺眉，但這隻是一瞬間，很快她又眉飛色舞了。她給了我一種有關寫作這件事的無限喜悅，這比表揚和糾錯都重要得多。這種喜悅自她植入之後，一直浸潤於我的生命深處，直到今天。
緊接著她，端然肅然的汪穆尼老師又把我們帶入了古典文學天地。當時正好育才中學的老校長段力佩先生出任靜安區教育局副局長，下令“每個中學生肚子裏必須爛掉五十篇古文。”這是一個帶有競賽性質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師除了課本中的古文外還補充印發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讀通了《論語》，背熟了《離騷》和大量詩詞。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賽中獲得大獎，獲獎作文立即被收入語文補充教材，於是又要紅著臉，低著頭聽汪穆尼老師逐字逐句地分析這篇課文了。
他問：“請同學們回答，在這一段裏，作者描寫了哪兩種情景？”他把眼睛掃向全班同學，隻是不看我。
比語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孫鈺老師抗日戰爭期間畢業於複旦大學外文係，隨即進入了美軍翻譯訓練團，後來在履曆表上要填寫這段曆史的證明人，他覺得應該揀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蔣中正”。這件事讓他後來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頭，但已經足可證明，這是一個多麽不諳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現在還想不出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他如何通過非法途徑弄到了英國剛出版的教材和練習冊，印發給我們當課本的。他把英語教學當作了一場近乎瘋狂的遊戲，不斷出英語牆報，演英語劇，唱英語歌，還在幾個公園裏設下了一個個十分恐怖的英語路標，叫我們去尋找。現在想來，沒把他當作美國間諜抓起來真是萬幸。
對語文和英文如此投入，使我高中時的數、理、化成績一敗塗地。想到初中時能夠讓數學在幾星期之內徹底翻身的奇跡，因此沒太當一回事，但越來越發現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難為情的是，刁攀桂老師的丈夫劉啟鈞老師正好在教我們物理，我醜陋的物理成績怎麽對得起刁攀桂老師的優美朗誦？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過幾天功，換來劉啟鈞老師在試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見。”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閉目搖頭了。
然而，盡管如此，我還是堅信自己能輕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學，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隻在乎“最難考”。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等院校就是上海戲劇學院，而且，恰恰又是離我家最近的高等院校。
當時的大學，還嚴格地實行班級製。我的鄰座是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兒。於是，我也就很快見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鄉間那個黃鼠狼出沒的小書房，我就讀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們的帶班輔導員，是複旦大學畢業的古典文學教師盛鍾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學。但在整個上海戲劇學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
六
叔叔最高興的，是我的作文獲得全市大獎。他要我多買幾本獲獎作文集寄去，好送給單位同事。不久，他又來上海了。
爸爸也高興，但讀完我的那篇作文他沉默了。為什麽來了上海好幾年，寫來寫去還是鄉下的事呢？
他倒不完全是怪我。連評審委員們也這麽喜歡鄉下，這是什麽緣故？
他把這個想法說給叔叔聽，叔叔隻是淡淡地說：“來一下上海也可以，以後不知會到哪裏去。”
爸爸對叔叔的這種口氣，總是不太理解。
我到後來才明白，他們之間的這類差異，問題主要出在叔叔身上。
叔叔由於自己對上海的脫離，總是有意無意地看淡我們全家對上海的進入。這種心態，已經明顯地有失公正。對此，他自己其實也感覺到了，卻一時無法點破，成了隱隱的一塊心病。
以我為例，他已看到，上海這座城市以一種多年沉積的文教力量，把一個鄉下孩子進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如果說他覺得那些功課在小城市裏也能完成，那麽在一個人的整體文化素養上就不是這樣了。例如他每次來上海，總會很饑渴地先看一些外國電影，卻發現我幾乎已經和同學們一起看過全部當時被允許放映的蘇聯電影、意大利電影、美國電影和法國電影，可以很知心地與他討論了。這使他不得不用早就熟悉淮北大地的目光，重新打量上海街道間的落葉梧桐、斑駁洋樓。
本來，安徽的一切是他的彼岸，但這麽多年下來，他對彼岸已漸漸失望。結果，反而是上海成了他的彼岸。他不想承認自己當初“從舊世界突圍”的青春**已經蛻變，隻歎息自己落腳的環境不太幹淨。
好幾次來上海，他都要我為他抄寫幾封寄給北京領導機關的投訴信。不是為自己的事，而是為安徽隱瞞下來的巨大災情。他說，老百姓太苦了，死的人太多了，北京卻不知道，凡是安徽寫給中央辦公廳的信都被截留和偵察，因此他隻得到上海投寄，又隻得讓我抄寫。我在抄寫中看到了另一個叔叔，與平日溫和談吐的叔叔完全不同。
祖母知道我在為叔叔抄信，會問起信中的內容。我說了一些，祖母就歎氣了。歎完天災之重、人禍之深，便再歎一聲：“他不會在安徽成家了！”
當時爸爸、媽媽也在一旁，爸爸就對媽媽說：“他成家的事，你明天隨意地問問他，我和媽不方便。”
那幾天叔叔在上海，住在福州路、浙江路口的吳宮旅館，他單位駐上海辦事處的所在地。第二天下午他回家，祖母到廚房做菜去了，媽媽就當著我的麵與他開起了玩笑：“你給單位領導說說，以後就在駐上海辦事處工作吧，也好在上海成了家。上海人多，選對象方便。”
叔叔說：“嫂嫂，我比過，我們那裏，環境不好，人倒賢惠；上海相反，環境不錯，人吃不消。”他說的“人”，當然是指女性。
媽媽說：“那裏有看上的嗎？”
叔叔看了我一眼說：“反正侄子也大了，我做叔叔的不用避他。是她們看上我。隻要我的布鞋放在門外，我的工作服掛在門外，總有人搶著洗幹淨了……”
媽媽問：“猜到誰了嗎？”
叔叔說：“我叫幾個助手去打探過，是兩個本單位的女職工。這兩個女職工都已經有人在追求，我如果挨一下邊，會被那些追求者恨死。也有不少人給我介紹社會上的，其中有一個演員特別主動，但我想過，不合適……”
“其實上海有很多好女人，好像更適合你。”媽媽說。
“再說吧。”叔叔一笑，輕輕搖了搖頭。
他站起身，朝我揮一下手，要我跟著他到吳宮旅館，去認識他們單位的兩個人。
我到吳宮旅館門口就笑了，上海舊書店就在邊上。當年叔叔在這裏買過《祭侄帖》，外公在這裏賣過《蘇東坡集》。斜對麵，正是外公第一次請我吃飯的鴻運樓。
叔叔先把我帶進一個房間，是他這幾天的住所。他讓我坐下，然後很認真地與我商談一件事。
他說：“從下個月開始，你不要問家裏要錢了，我給，但要對爸爸、媽媽說是助學金增加了。你每月初都到這裏找我的同事領錢，我已關照過他們。另外，你還要留心家裏在什麽地方缺了錢，算一算數字，一起領，交給爸爸、媽媽時隻說是你的稿費。全家已經那麽拮據，他們還是不讓我補貼，真沒有辦法。”
我知道家裏的困難，同意找個借口，不拿家裏的錢了，但覺得“稿費”的說法太離譜。
叔叔說：“反正你得過獎，有理由說稿費，他們也不會去查。”
於是，我在隔壁房間認識了叔叔的兩個同事。下個月，我從他們那裏領了十元錢，五元留給自己，五元試著冒充稿費，交給爸爸、媽媽。
爸爸沒有懷疑，隻是說：“稿費買書，這要成為規矩。”立即把錢還給了我。
我隻得把這五元錢送回吳宮旅館。叔叔的那兩位同事說：“留著吧，當下個月的零用錢。”
其實，我當時所謂零用，也就是買書，好在書店就在隔壁。
叔叔的那兩位同事還與我聊了一會兒天。他們很羨慕叔叔，說他技術出眾又一表人才，永遠是女孩和媒人關注的焦點，但他總是推托說，在上海已有對象。有幾個媒人還托他們，在上海查訪一下他的女朋友，如果不怎麽樣，她們要想法換下來。
他們問我：“你叔叔在上海有沒有對象？”
我想說沒有，但又覺得叔叔這樣推托可能有什麽考慮，便改口說：“不知道。”
七
風風火火要給叔叔做媒的，是姨媽。
“再好不過的了，”她對祖母說：“當年要排法租界裏最體麵的人家，十個指頭伸出來，這家一定在裏麵。全家會英文，基督徒，這最小的女兒比誌士小六歲，正好，人也本分……”
祖母說：“這樣的好人家，看得上我家誌士嗎？”
姨媽說：“看上了！那天誌士帶我們那麽多人坐輪船夜遊浦江，我放了消息過去，她媽、她姐和她本人也都買票上了船，一來一回看了三個鍾頭，結論是可以交往！”
祖母要我寫一封信到蚌埠，提幾句姨媽所說的事，希望他什麽時候有空來見個麵。
給叔叔寫這樣的信我下筆有點為難，好在算是轉述祖母的旨意。
叔叔沒有很快回上海。姨媽來催問過好幾次，每次都抱怨：皇帝不急，急煞太監。
三個月後，叔叔回上海了。祖母通知姨媽過來，當麵談談。
叔叔感謝姨媽的一片好心，卻說：“我不能讓我媽去麵對一個滿口英語的老太太，而且，我們家信仰的是佛教。”
姨媽說：“這都不重要，關鍵是你們自己。現在我已經很少見到那麽有氣質的女人了。”
叔叔說，他相信那人很有氣質，但與自己不配。順便開了一句玩笑：“法租界，有點怕人。”
姨媽說：“其實法租界比英、美的公共租界講秩序，走出來的人也登樣。”她講起了老話。她自己，也住在原來的法租界。
叔叔笑著問我：“這你聽不懂了吧？”然後把臉轉向姨媽，說：“法租界確實不錯，不單講秩序，還講情調，這是英、美公共租界比不上的了。但是，我們中國人能夠學到一點西方的秩序已經不錯了，那情調哪能學得過來？硬學，就假了，有點裝腔作勢。所以法租界出來的中國人總有點奇怪，除了大姐你。”
這下姨媽笑了：“你是老上海，什麽也瞞不過你。但那個女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叔叔說：“不管怎麽說，要我每年來往於淮河災區和上海法租界之間，反差實在太大。”
叔叔說：“還沒有下這個決心。”
姨媽說：“等你下了決心，上海的好女人都嫁光了！”
姨媽給叔叔做媒的事沒有成功，但她為這事一趟趟來，倒讓祖母、爸爸、媽媽想起了她自己的婚事。
媽媽對爸爸說：“你弟弟的事我出麵談；我姐姐的事，要你出麵談了。”
祖母覺得對。
爸爸約來大舅和二舅，了解了姨媽的一些情況。
“三年自然災害”使姨媽不再端大戶人家的架子，甚至也不隱瞞自己在菜場做營業員的事實了。在那饑餓的年月，她經常會急急地通知各家親戚：“後天有一批小帶魚到貨，要一早就去排隊！”或者是：“明天菜場關門前有一些豆製品要處理，不要錯過！”但每次親戚們趕去，總是人山人海，她也毫無辦法。
心態鬆下來了，但她依然漂亮，因此下班後還是會對著鏡子打扮一下，與益勝哥一起到複興公園散步。她堅持叫那個公園的老名：法國公園。
益勝哥上學時，她一個人去。
往日法租界的全部豪華，都退縮到了複興公園鋪滿青苔的小徑間。小徑邊有精致的洗手座，安琪兒的雕塑斂著翅膀。姨媽這人堅強，並不多愁善感，她天天在那裏散步，隻是為了享受一種舒適的氣息。
當時，這樣的散步者實在不少，每人背後都藏著一部曆史。他們都是禮儀中人，在小徑間相逢，雖素昧平生也會點頭示意，卻不會有太多的詢問。怕自己背後的曆史嚇著別人，還是怕別人背後的曆史嚇著自己？都有可能。
所以，在當時的複興公園，多的是眼光，少的是聲音。這種安靜氣氛，引來了更多冀求安靜的人。
二舅告訴爸爸，在複興公園，姨媽遇到過好幾個尾隨者。都是體麵男人，在姨媽離開公園後還一直跟著。像是不良之徒，其實並不。
那些男人被姨媽的身姿和容貌所吸引，予以過分的注意，這很自然，卻為什麽要尾隨呢？原來，他們漸漸發現這個女人來散步時常常單身。有時身邊跟著一個男孩子在叫她“媽”，但從來沒有看見有丈夫陪伴。時間一長，其中有幾個男人越來越想弄清她究竟有沒有丈夫。這不是無聊者的好奇，而是一些在巨大社會變動中淪為單身的男人，在探尋再次婚姻的可能。
尾隨者有好幾個，彼此心照不宣。
姨媽是見過世麵的，對這種事情並不害怕，隻是想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麽人。她試過很多辦法，例如突然回身迎麵走去，或者停在街角一家小店前靜觀對方舉止，終於不得不承認，那都是一些懂禮貌、守分寸的正派男人，似乎就住在她家附近。
她出門更講究衣著和發式了，不是看上了誰，而是為了任何女人都會在意的那一點自尊。
有一天，她與益勝哥去公園，益勝哥被一群孩子的遊戲所吸引沒跟上，她東張西望地找了一會兒沒找著，後來發現益勝哥已經追上來，跟在她後麵了，便趁機大聲說了一句：“你怎麽隻會跟在後麵也不叫我一聲！”說完她又笑眯眯瞟了一眼後麵的草樹間，讓更多的耳朵聽出一點更多的聲音。
第二天，她剛進公園大門，就看見一個男子迎麵走來，大大方方地招呼一聲：“你今天來晚了。”
姨媽覺得應該鼓勵一下這種紳士風度，來嘲弄一下那些陳腐君子，就與他交談了一會兒。
兩天後，他們已經坐在長椅上聊天了。
這位先生姓楊，正好與姨媽住在同一條弄堂裏。
不久姨媽發現，身後再也沒有尾隨者。難道是因為與楊先生坐在長椅上交談了幾次嗎？在一次閑聊中，她隨口說起這件事。
楊先生說：“都被我處理了。”
“怎麽處理？”姨媽奇怪地問。
“我告訴他們，這個漂亮女人的丈夫是一個武裝警察，正好是我的朋友。”楊先生說。
——二舅詳細地敘述了這件事，是姨媽自己講給他聽的，但現在不知道姨媽和這位楊先生的關係怎樣了。
祖母聽了，對爸爸說：“有苗頭。你找她談，就說這個楊先生。我在邊上添柴。”
姨媽被叫來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麵一間與她談話，我和媽媽躲在裏邊一間偷聽。
爸爸開門見山，坐下就問：“大姐，那位楊先生的事，有希望嗎？”
姨媽說：“二弟告訴你們的吧？成不了。”
爸爸問：“為什麽？”
姨媽說：“他人很不錯，但隻對我好，對益勝很冷淡。”
爸爸說：“這倒很真實，總比婚前熱情，婚後冷淡好。你們年紀都不小了，不要太……”
姨媽打斷爸爸的話，說：“為了益勝，我已經那麽多年。所以，不管是偽裝的熱情，還是真實的冷淡，我都不要。”
一直沒有吭聲的祖母輕輕應和了一句：“對。對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話雖輕實重，因為她自己就是帶著一大群孩子守寡下來的。
媽媽知道今天的談話不可能再有其他發展，便在裏屋喊一聲“吃飯了”，隨手把門打開。
姨媽看見我非常高興，拉著我的手說：“你上大學後還沒有到我家去過。益勝沒上大學，你可不能看不起這個表哥啊！”
我說：“怎麽會！真是很久沒見益勝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