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一
同濟醫院的太平間離搶救室還有一些距離。放棄搶救的最後努力後，醫院的工人要來推爸爸。我們說不，我們來推，讓他領著。
太平間其實是一個冷庫，排列著很多整齊的大抽屜。爸爸被推進了一個抽屜，孤單單的，冷嗖嗖的，隻剩下了這麽一個小空間，而且這個小空間也就要關閉。
爸爸最怕冷。一陣秋風就要穿棉襖、戴帽子。他是這座城市裏每年最早發布寒冬警報的人之一。被子天天要曬，而且必須自己動手。他不太信任空調、火爐之類，隻相信太陽，要親眼看著太陽的光和熱確確實實地經由被子，抵達他的身體。從今天起，他不再有太陽了。我敢於肯定，爸爸並不怎麽害怕死亡，卻會非常懼怕這個冰庫抽屜裏的狹小空間。
嘭的一聲，悶悶的，抽屜關上了。我們像是做了天底下最不道德的事，連自己也不敢正視，趕快回家，籌辦追悼會，以忙碌來掩蓋無奈。
為了追悼會，需要尋找合適的遺像以便懸掛，還需要尋找朋友們的通訊錄以便通知。這些都在他那個整天上鎖的抽屜裏，由小弟弟餘國雨去翻找。於是，一個神秘的抽屜靜靜地打開了。
說它神秘，是因為爸爸每天都會花費很長時間坐在抽屜前翻弄，而隻要知道我們靠近，他總會輕輕合上。而且，次次上鎖，一次不忘。
此刻我們各自都在忙著，但我的目光時時拂動在小弟的背影上。我想那兒也許會有一些老人的秘密，會有一些疑問的答案。
照片找出來了，誰見了都說好，當即拿到照相館去放大。我問國雨：“通訊錄找到了嗎？”
“還沒有。”國雨說。
這是我預料中的。二十多年前災難剛過時媽媽就對我說：“你爸爸把所有的朋友都開除了。”
二十多年未曾動搖，直至自己生命的終了。我在心中暗暗叫好，爸爸，這真是人生的大手筆！
耳邊傳來國雨低低的聲音：“大哥，過來一下。”
我連忙過去，看到他從抽屜內側幾排藥品下麵，找到了一個個厚厚的牛皮紙袋。
紙袋已經打開。
這是一疊泛黃的劣質紙，大大小小，各色各樣，卻被收理得非常整齊。國雨在平靜地翻動，而我，則驀然一震，不敢立即用手去碰觸。
這個差異，在於年齡。我相信與我年齡相近的人，見到這樣一疊紙張，不必先問內容，都會產生與我差不多的反應。
那些不勻的油墨，那些套紅的標題，那些打叉的名字，那些成排的驚歎號，那些拘謹的申訴，那些反複的塗改，組合成了一種恐怖的音響，撲麵而來。
這就像，僅僅是屋角蜘蛛網上的幾絲白發，樹梢殘葉間的半片碎布，就能立即把我們帶入那個不敢再想的年代。
畢竟還要翻看一下。
伸手前，我看到不遠處有一雙眼睛看著我，那是媽媽。悲痛不已的媽媽也看到了國雨從抽屜裏翻找出來的這一疊紙，而且也快速地判斷出是什麽年代的留存。如果在以前她看到爸爸在翻動這些紙頁，一定會一把搶過去撕得粉碎，扔到垃圾箱裏，不允許他用過去的傷痛再傷害今天。但是此刻她卻不敢走近一步，因為她掂出了事情超常的重量：一個她最為了解的男人把這疊紙頁保存到死亡之後，那麽這也就成了需要重新解讀的遺物。
解讀者，首先應該是我。
二
第一疊材料是油印的大批判簡報。
翻開第一眼看到一個大標題：迎頭痛擊右傾翻案風。一看時間，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這讓我一驚，一直記得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九七五年之後的事，怎麽一九六八年我去農場勞動前就鬧上了？可見這是當權者一直在做的事，一九七五年隻是變成了一場更激烈的運動罷了，而我們，已記憶模糊。
為了不再模糊下去，我覺得有必要從這些油印簡報中抄錄一些文字，至少讓弟弟們看一看，我們的爸爸曾被什麽樣的牙齒咬嚼過：
罪行累累、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餘學文，在無產階級**發動後就靠了邊，但他賊心不死，憑他反革命兩麵派的嗅覺，表麵偽裝老實，企圖蒙蔽群眾，暗地裏卻在窺測方向，伺機反撲。果然，當“二月黑風”刮起之後，這個死不悔改的壞家夥就跳了出來，公然為劉、鄧及其代理人陳丕顯翻案，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真是狗膽包天，罪上加罪。
光看這一段文字，人家都會以為我爸爸是什麽高官，因為他居然有資格為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翻案”，居然有能力把矛頭指向毛澤東主席、林彪副主席，指向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又與北京高層的所謂“二月逆流”（文中所說的“二月黑風”）相關……而事實上，他是一個最普通的小職員，連一個區長都沒有見過。
這就是大批判的本事。被我起訴的那個誹謗者三言兩語就製造出了一個頂級政治命案，也就是繼承了這種本事。
再翻下去，我實在哭笑不得了，當權者竟然把我爸爸抬到了無法想象的政治高位：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當天鬥批大會上餘學文這個壞家夥的畫皮被層層剝開了，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麵前，原形畢露。但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他還要伺機反撲，不要以為餘學文是“死老虎”，這個老虎還沒有死，還要咬人，我們不要被他裝出一副可憐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繼續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堅決擊退右傾翻案妖風！
打倒劉、鄧、陶！
打倒陳、曹、楊！
打倒“二月逆流”，黑幹將譚震林！
打倒反革命兩麵派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
打倒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餘學文！
念念不忘階級鬥爭！
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光芒四射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勝利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這十一個口號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實在是匪夷所思。
這是因為，第二個口號中的“劉、鄧、陶”，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和陶鑄。陶鑄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第三個口號中的“陳、曹、楊”，陳即陳丕顯，原上海市委書記；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長；楊是指誰呢，是楊西光嗎？反正也應該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領導。
第四個口號中的譚震林，是國務院副總理，曾與陳毅、葉劍英等元帥一起在中南海的一個會議上批評“文革”極“左”思潮，被稱為“二月逆流”。
第五個口號中的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職的將軍，楊成武曾任代理總參謀長，後來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這麽一個名單後麵，爸爸一人獨占了第六個口號，真是風光極了。
但是，作為過來人，我不能沉湎於這種風光。因為我知道，簡報上所說的“這個老虎還沒有死”意味著什麽，“他裝出一副可憐相”意味著什麽，“必須舉起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意味著什麽，“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著什麽！
這些，都不是空洞言詞，而是造反派的行動記錄。我要弟弟們知道，我們的爸爸真是受苦了。
再看第二疊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藍色複寫紙墊著抄寫的申訴書。
爸爸的字寫得很漂亮，抄寫這些申訴時要一筆一劃地把力氣按到幾層複寫紙的最後一頁，每份申訴長達萬言，真不知花費了多少精力。
投寄的部門有好幾個，因此要複寫好幾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門的收發室不重視，每份都寄掛號，還用大頭針把掛號的存根號簽別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頁上。
現在，這些大頭針已經發鏽，棕黃色的鏽跡與紙頁蝕在一起。
三
在大批判簡報和申訴書底稿後麵，又有回形針別著一堆紙條。
這些紙條我看第一遍時沒有看懂，再仔細地看第二、第三遍，終於，淚滴落到了這些紙條上。
這是一些借條。
這是爸爸寫給造反派和革命委員會的借條。
他知道這些借條每一張都會招來批判，批判時必須應答有關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這些借條，從文字看非常平靜，例如：
我母要回鄉長居，回鄉的路費、房屋的修理費和日常生活費，共需要大約一百元，請求暫借，望予批準。
這裏隱藏著我家的一場大悲劇。七十多歲的老祖母在僅存的兩個兒子一個被害、一個被關以後不得不獨自回鄉，卻不知在鄉下何以為生，爸爸在隔離室裏毫無辦法。
我沒想到的是，他還是拚將兒子的最後責任，寫了這張借條。這張借條換來多少次批鬥，多少次毒打，我現在已經無從知道。
再看下麵一張——
我領養的外甥女定於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場結婚。我和妻子商量了，準備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再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們能勉強成家，大約需要一百五十元，請求暫借，望予批準。
這張借條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半個多世紀之前在姑媽的追悼會上，叔叔餘誌士先生抱過那個周歲嬰兒立誓終身不婚要來養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奪過來交給我媽媽的情景，我已寫過。在爸爸寫這張借條時，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終身未婚，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對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與前去探望的媽媽商定，所送嫁妝必須由叔叔留下的那隻箱子來裝載，而且稍稍像樣一點。這是一個善良家庭幾十年來共同投入的一個高尚行為的落腳點，但當權者怎麽會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條被子和一對枕頭”這些話呢？
追悼會上的奪嬰，終身不婚的許諾，“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語……是他內心深處的默默承載，連我們當時都不知道。但今天在我眼前，卻成了一首聖潔的家庭詩篇。
還有這張借條：
一九七〇年度我家五個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約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這句最普通的中國話，需要注釋一下才能顯現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災難年代規定的每個中國人的用布標準，這個標準也包括各地最貧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凍，我家還沒有用過一寸！當時由於我們幾個子女外出，家裏的戶口剩下了五個人。爸爸借條上的短短一句話，今天讀來還毛骨悚然。
可以斷言，這是爸爸在隔離室裏裹著那件破棉襖瑟瑟發抖時寫的借條。當然明知無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溫暖。
四
爸爸寫的這些借條，使我產生一種震動。
妻子見我長時間發呆，以為我是過度悲痛，其實，我是在又一次體認爸爸，並向爸爸懺悔。
這種懺悔的強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僅沒有與製造災難的造反派和當權者打鬥，反而向他們借錢。借錢的目的也不是為了什麽事業，而隻是為了家人衣食。
這種姿態，看來很低很俗，卻給了我當頭一擊。
這些事，本來可以由我來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為我畢竟沒有被關押。
但是，我卻為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人格氣節，連想也沒有想過。
我是爸爸被關押後家裏最大的男人，現在麵對這些借條頓覺羞愧難言。
直到今天我才敢問自己：為什麽當時不與我們學院掌了權的造反派頭目們靠近一點呢？曆史事實已經證明，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好人，我如果與其中一、二個人傾訴家中苦難，他們如果產生惻隱之心，去找爸爸單位當權的造反派頭目，爸爸的處境一定會有所改變。
我為什麽不可以給當權者一個笑臉，換下爸爸寫給當權者的一張借條？
那麽，接下來，我放棄的機會就太多了。正如我的那個被告在法庭上說的那樣，當時不可能有人抵製大批判。這當然是誹謗者在以己度人，但確實也概括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同態度，我卻為什麽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製呢？
按照我的天性，當然絕對不可能去參與那些傷害他人的大批判，但當時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風之作。我如果放鬆身段，也跟著寫幾篇，那麽，就不必在全家最艱難的歲月裏發配到外地農場去了，不必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間老屋裏去了。這就極有可能換得當權者的一點照顧，改變家裏走投無路的困境。
也就是說，我如果人雲亦雲地寫一些，爸爸又何必椎心泣血地寫那麽多？
以前，我一直滿意自己在災難中堅守著一係列出乎天良的人性、人道原則，反對打人、整人，反對摧殘文化。這當然不錯，但在這個原則之下，應該還有一些活動空間來救助家人，我卻把這些空間堵死了。我錯誤地認為，所有的空間隻有黑白分明的兩半，而不知道中間還有不小的灰色地帶。
黑白分明？除了那些出乎天良的人性、人道原則之外，我哪裏分得清還有多少黑白界限？四周都被汙濁充塞，所謂幹淨也隻是一種自我幻覺。我知道當時的一切罪名都是誹謗嗎？我知道中國應該走什麽路嗎？我知道人權、民主、自由這些珍貴概念的真正內涵嗎？我知道國際的價值標準和人類的終極關懷嗎？都不知道。因此，我所默默固守的，很可能隻是與當權造反派的一些微小差別。也許，造反派中有一些對於官僚極權體製的反抗思維，還遠遠高出於我當時的認知水平。我自認為是在固守文化，但是，我直到今天還在為文化的悖論所苦惱，當時哪裏搞得清文化到底是什麽？因此，連自認為在血淚縫隙間的學術寫作，現在一看也愚鈍破陋。既然如此，我何不退後幾步，放低姿態，盡量減少一點爸爸、媽媽和全家的實際痛苦？
大概是被長期的教育所誤，我一直相信，家庭親情，應該讓位於社會大道。曆盡災難方才明白，家庭親情本是社會大道，尤其在家破人亡、饑寒交迫的時代，更是這樣。
我的新課本，就是爸爸寫的那些借條。
回想起來，爸爸也有課本，那就是一次次殘暴的批鬥會。他的脖子上掛著“階級異己分子”的大牌子，彎著腰，低著頭，努力想辯駁自己不是“階級異己分子”。但是，批鬥了多少次，辯駁了多少次，他一直辯不過來。不知哪一次，他突然憬悟：“我要辯駁什麽？我要把自己辯成什麽階級？我是這個階級的嗎？如果不是，或不太是，那麽，說是異己分子有什麽不對？”他終於明白，是不是“階級異己分子”本是一個虛設的話題，當時他麵對的唯一真實話題是，絕不能成為“家庭異己分子”。
爸爸想通了這一點，也許會稍稍抬頭看一眼站在他前麵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批判者。心想：這位老張，你家裏不是還有病臥的老父、弱智的女兒嗎？怎麽不早點回家去照顧，在這裏為批判我的“曆史問題”消磨時間？這位小李，你也老大不小了，瞎眼的母親天天盼著你結婚，還不早一點去找一個對象，倒是天天圍著我轉來轉去？
爸爸所憬悟的，本是人間最尋常的人情物理。災難否定了它們，因此成了災難；但是，也正是災難，使它們顯得更加珍貴，珍貴得足以讓人朝拜。
在我今天看來，爸爸的這些謙恭地向當權者索要家人溫飽的借條，其意義不下於烈士們的反抗口號。
突然想起了我們學院的陳汝衡老先生。他在造反派歹徒假裝要槍斃他的時候，一步步走到牆角後突然回身跪下，懇求道：
小將，小將，
不要開槍！
我下有妻兒，
上有老娘……
這事我當時聽到後因聯想到爸爸曾悄悄擦淚，但還是沒有參透其間深義。
陳汝衡先生是一位悖時老學究，把槍斃當真了，因此他的“臨終表現”完全出於本能。他沒有喊政治口號，沒有擺學者風度，也沒有發雷霆之怒。他跪下了，懇求了，而且把歹徒稱作“小將”。
這種種動作如果被目前橫行在中國大陸文化傳媒界的大批判幹將們知道，一定會上綱上線為“沒有骨氣”、“卑躬屈膝”、“軟骨蟲”、“怕死鬼”、“叛徒”、“漢奸”，就像當年的歹徒們宣布他的槍斃理由是“在國民黨反動政權下寫詩作文卻不與國民黨鬥爭”一模一樣。
那麽，今天我懂了，歹徒們的迫害是一種災難，質問被迫害者為什麽不與歹徒們拚死搏鬥，更是一種災難。
傷害萬千家庭的政治運動是一種禍孽，強令被傷害者放棄家庭而投入生死抗爭，也是一種禍孽。
我覺得應該把所有習慣於對陳汝衡先生那樣的求生言詞進行高調批判的人，一概看成不肖之子，因為世上能有他們，完全是由於他們的父母都曾在災難中“苟且偷生”。
這些不肖之子的共同特征是：關注政治標記，無視切切民生；關注他人行跡，無視自家門庭；關注社會造型，無視生命之本。
現在誰都明白了，無視生命之本，何來個人操守，又遑論世間大任？中國之所以災禍不斷，就在於很多人對別人覬覦過度；中國之所以能擺脫災禍，就在於更多人畢竟能安分守己。
因此，正是無數像我爸爸、陳汝衡先生、以及那些大批判幹將們“苟且偷生”的父母這樣的人，使動亂不已的中國有了平靜延續的基座。
這也就觸及了“中國精神”的底部。
遺憾的是，有很長時間，我也是不肖之子中的一員。
以爸爸的這些借條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