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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皇帝，為秦代的嬴政，他也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批量化地集中屠殺文人的皇帝。

好厲害，好厲害。秦始皇這樣大規模、大範圍地收拾文人，中國知識分子的日子，便基本上不怎麽好過了。

秦以前，夏商周三代，曆史記載有些語焉不詳，那時的那些統治者對付文人，是不是全麵整肅過，是不是大開殺戒過，已不得而知。但估計，未必會比秦始皇好到哪裏去，誰在台上，照樣，都是拿文人不當一回事的。

說到底，有史以來的文人，在帝王眼裏，不過是一貼膏藥。用得著，拿來貼上，用不著，揭下扔掉。跳汨羅江的屈原，就是一個例子。此人有點呆氣，司馬遷說他：“雖放流，眷顧楚國，係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然而，他愛楚國，楚國可一點也不愛他，而且很煩他。傻傻的詩人看不出這一點，一門心思要做一貼爛膏藥，硬往上糊。誰知鄭袖、張儀、上官大夫，令尹子蘭也算是文人的人聯手起來，不給他糊的機會。這其中道理很簡單，同行是冤家，如果這位同行勝他一籌，那就更是冤家。

屈原在都城很鬱悶，他看人家不順眼，人家看他更不順眼。於是，“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失落絕望到了極點，最終，隻有赴水一途。

秦始皇兵馬俑

不過，應該看到，楚懷王，雖昏而並不甚暴，楚懷王的兒子頃襄王，雖苛而並不甚虐，算是屈原攤上的一份好福氣。遭遇這類混賬帝王，頂多不吃香，頂多不走運，頂多頂多將他放逐，也則罷了。不殺頭，不要命，甚至不打屁股，不坐班房，連什麽分子的帽子也不給戴一頂，太值得謝天謝地了。如果屈原碰上嬴政的話，估計，不會給他這份抱塊石頭投水自沉的自由。

死，怎麽樣的死，由朕來決定。

如果屈原落在秦始皇的手裏，這份死的自由也得不到的。想投汨羅江？沒門，在驪山挖個坑將他活埋，倒是極有可能的。這位暴君，喜歡坑人。秦趙長平之戰，一下子坑了趙國四十萬降卒。坑順了手，他要來收拾文人，也就沿用此法。不說什麽廢話，不費什麽口舌，挖個坑，推進去，覆上土，掩埋了，簡單麻利，多快好省。免去收屍裝棺，連墳墓也現成的，可謂一舉兩得。

在中國，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地處決文人，是這位始皇帝嬴政開始的。從此，文人遭遇皇帝，幸者少，不幸者多。

自打秦始皇坑儒，進行批量化屠殺知識分子，有了這個先例，中國文人的日子，便基本上不大好過了。因此，按規矩，可以想像當時在首都鹹陽，應該有“焚書坑儒”辦公室這樣負責搞運動的專設機構，而且，這個簡稱為“焚坑辦”的主任，我認為非丞相李斯莫屬。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職業劊子手，早就懷有對同行的刻骨仇恨，就衝他，我不大相信司馬遷所說的僅僅坑了四百六十餘人的數字。

因為中國人的寧左勿右，好擴大化的毛病，根深蒂固，流毒甚廣，估計始皇帝所坑的儒生，當大於此數，或倍於此數。

秦始皇這一坑，為嗣後的統治者帶了一個壞頭。從此，曆代帝王基本上都以他為榜樣，為楷模，視文人為死敵，與文人相寇仇，跟文人過不去。所以，文人遭遇皇帝，十之九，不得好果子吃。因而中國文人的安全係數，由秦朝以降，一朝不如一朝，愈晚愈糟；反過來，中國皇帝收拾文人的積極性，卻由秦始皇開始，一代勝似一代，後來居上。

到了大清王朝，到了如今被鼓吹得甚囂塵上的“盛世”，也就是康雍乾三位“英主”坐鎮天下的時候，中國文人更是墜入苦難的深淵，過著命懸一絲，朝不保夕，閉門家坐，禍從天降的日子。中國這部沉重的文字獄史，越到後來，統治者對於文人的整肅，也就越是殘酷，越是恐怖，越是血腥。如果說，明代那位流氓無產者朱元璋，所殺害的文人，為秦始皇坑人數的460後加個0，為4600人的話，那麽清代康雍乾三朝，所殺害的文人，則為秦始皇坑人數460後加兩個0，為46000人，恐怕還是屬於相當保守的估計。

有一個統計，大清王朝以異族統治者君臨天下268年期間，對於文人之鎮壓屠殺，可稱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據記載，中央政府（不包括地方各級衙門）一共搞了160餘起文字獄的大案要案，也就是所謂的“欽案”，可怕得很。平均每一年半，就要雷厲風行地，大張旗鼓地，興師動眾地，家喻戶曉地，對文人開刀問斬，大麵積地血洗一次。掉腦袋的，坐大牢的，流放黑龍江，或更遠的烏蘇裏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這三百年間，在全國範圍內，到底殺、關、流放了多少文人，是個統計不出的巨大數字。

可以設想一下，這些“盛世”時期的全國知識分子，不是七八年來一次運動，而是七八個月就來一次運動，這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戰戰兢兢，哆哆嗦嗦的歲月，想來當不比俄國那位生活在古拉格群島的索爾任尼琴，好到哪裏去！

而這160多起的文字獄案件，泰半發生在康雍乾“盛世”，從公元1662年到1795年的133年間，這祖孫三代皇帝，幾乎是病態的，偏執狂的，不遺餘力地收拾文人，到了歇斯底裏的程度。其打擊鎮壓之殘忍，其株連牽扯之廣泛，其挖地三尺之徹底，其刑罰處置之嚴酷，是五千年來中國文化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

所謂的“盛世說”，所謂的“英主說”，對於這些倒在文字獄血泊裏的文人冤魂而言，絕對是百分之百的“馬屁說”，“扯淡說”。

朱姓皇帝出身於草根階層，他們大興文字獄，是由於農民天生的對於文化的恐懼，對於識文斷字之人的懼怕，所形成的一種根深蒂固的仇恨心理，因而在掌握權力後，肆無忌憚地進行報複。那麽，來自關外異族的康雍乾等滿清皇帝，入主中原，一、極少數人統治著極大多數人，必然會有的危機感，不安全感；二、原係文明程度底下，文化水平落後的草莽遊牧民族，難免要產生的自卑感，矮半截感。兩者加在一起所形成的弱勢心態，他們對於不信任，又不得不使用的漢族知識分子，大搞文字獄，是一種鞏固統治的政府行為。

朱元璋

朱元璋在位，大臣清早上朝，全家人都出得門來，與之生離死別，因為不曉得晚間還回不回得來？那個痞子皇帝，很不是東西，誰要碰到他的當過和尚，做過盜賊，以及泥腿子還未洗幹淨的敏感神經，馬上就會推下去斬首。因此，明朝的文字獄，感性成分要大些，偶發成分要大些，找碴兒尋不是的成分要大一些。但滿清皇帝對漢族知識分子，由於采取不放心，不放手，不放鬆的三不政策，實施戒懼之，猜疑之，排斥之，異己之的基本方針，一撥一撥興起的，時不時地用來收緊文人骨頭的文字獄案件，則完全是有步驟，有安排，定期實施的理性作為。

所以，清代文字獄，比之明代文字獄，更可怕。在中國曆史上，凡心裏發虛，老覺得屁股坐在火藥桶上，或者火山口上的統治者，都患有這種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意識形態恐懼症，惶惶然不可終日。我們從清末民初天嘏所著《滿清外史》中，一則關於弘曆的記載，就可以看到這位皇帝是如何借助於最高權力，毫不客氣，毫無道理，以至語無倫次地嗬斥當時領銜文壇的重磅人物。其實，這種威風不過掩飾其精神、心理上的虛弱而已。

（弘曆）“嚐叱協辦大學士紀昀曰：‘朕以汝文字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議國事？’夫協辦大學士，位亦尊矣，而曰‘倡優蓄之’，則其視群臣為草芥，摧殘士氣為何如者。尹會一視學江蘇，還奏雲：‘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弘曆厲聲詰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明何人怨言。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夫此何事也，豈能指出何人乎？尹會一於此，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首已耳，乃滴戍遠邊。”

紀昀（1724—1805年），即紀曉嵐，河北獻縣人，一位於學無所不涉獵，無所不淹通的《四庫全書》總編輯。尹會一（1691—1748年），直隸博野人，一位精通程朱理學，文章道德悉為楷模的大家名吏。說來好笑，領袖儒林的堂堂大老，被乾隆這一頓吹胡子瞪眼睛，差點嚇得尿了褲子，連忙磕頭掌嘴，認罪求饒不已。

紀曉嵐以為自己是眾望所歸的扛鼎文人，尹會一以為自己是國家棟梁的當朝一品，覺得弘曆應該會對他們多麽優容，多麽禮讓，便不知天高地厚，直言無諱。在乾隆眼裏，這種給個梯子就上臉的狂妄，撇開滿漢之隔，異己之疑，主子和奴才的懸殊不論，憑借文章華彩，學識鼎望，儒林名聲，士子仰慕的優勢，敢對朕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簡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不敬。

也許乾隆並不擁有他們滿肚子的學問，但擁有的絕對權力，卻能置這兩位頂尖文人於死地。在帝王眼裏，兩條腿的狗也許難找，兩條腿的作家詩人，卻有的是。幸好乾隆沒有秦始皇的坑人癖，否則，這兩位大腕，很可能不是充軍發配，而是自己挖坑埋掉自己了。

紀曉嵐作品

由此可知，文人遭遇皇帝，絕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在這部《滿清外史》中，還有一段關於乾隆與給他當差的禦用文人沈德潛的記載，那就更有趣了。盡管，乾隆本人已經相當程度地漢化，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其造詣，其水平，也非尋常人所能及。但他的潛意識中，那邊外未開化的民族來曆，始終是他的內心陰霾。所以，一、對漢族文人，始終持有戒心和敵意，哪怕輸誠納款，五體投地表忠心者，也要時不時進行修理，不能讓他們活得太痛快，太炸刺，太翹尾巴；二、憑借權力優勢，你行，爺比你更行，乾隆一輩子所寫的詩，總量超過《全唐詩》。所以要打破這個記錄，其中既有賭氣個人能力之心，更有湔雪民族恥辱之意。

乾隆一輩子寫了近五萬首詩，就算他一出娘胎就寫，到八十多歲駕崩捯氣時還在寫詩，這位老漢日平均要作詩兩至三首，這當然不可能，必須有槍手代勞，可能還不止一位，於是，蟄居蘇州，名聞江南的沈德潛，便交了好運。

“長洲詩人沈歸愚，為葉橫山入室弟子，微時即名滿大江南北。弘曆聞而慕之，乃以庶常召試。不數年，遂躋八座，禮遇之隆，一時無兩。嚐告歸，弘曆以所著詩十二本，令其為之改訂，頗多刪削。迨歸愚疾歿，弘曆命搜其遺詩讀之，則己平時所乞捉刀者鹹錄焉，心竊惡之。”

沈德潛（1673—1769年），江蘇長洲人。此老直到六十多歲高齡，忽被乾隆看中，受聘京師。須臾之間，登上翰林講席，擢為內閣學士，他當然明白，弄他到京師來，就是來為主子捉刀。這些高官厚祿的好處，等於付錢買斷他的署名權。按理，這君子協定，是不可毀約的。可最後老先生編自己的全集時，竟然撕毀合同，收歸己有，統統物歸原主地“鹹錄焉”。

這樣賴賬，當然不像話，太不講信義，太不夠朋友了。你賣他買，一手付款，一手交貨，那些代作的詩，版權已經屬於皇帝大人的了。

我發現，無論古今，文人上了年紀，就添毛病。為什麽老文人總是做出些令人詬病的行止來呢？很大程度是生理原因。第一，腦漿子變稠了，第二，臉皮子加厚了。腦漿一稠，呈固化狀態，這個人活著也像木乃伊了；臉皮一厚，則感覺失靈，便堂而皇之地下作，而且還不知恥。

他想得也有他的道理，橫豎這是沒簽字的一紙合同，即使乾隆發現他違約，也對他無可奈何。

錯了，這位背時的，昏聵的老先生，竟然不知道馬王爺長幾隻眼！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故宮裏收藏的乾隆像，那副尊容，酷似其祖康熙，絕非善類。尤其晚年，臉部瘦削，兩腮內陷，眼角下垂，鼻準峻刻，透出一股陰鷙毒狠的神色，令人望而生畏。你老先生缺乏基本的商業道德，無視起碼的買賣公平，以為老臉皮厚，假裝糊塗，陛下就會放過你嗎？於是，抓住他為揚州東台人徐述夔所作《一炷樓集》的序，下令嚴辦。有人報告，陛下，他已經死了！

睚眥必報的乾隆說，死了也得結賬。

先前，此老八十多歲致仕，告老還鄉，作為皇帝的筆杆子，光焰萬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搖過市，大出風頭，蘇州本不大，簡直裝不下他。在中國，大文人喜捧，小文人善捧，大文人唯恐捧不夠，小文人生怕捧不上，於是，抬轎的，喝道的，篩鑼的，打旗的，一起大捧特捧，捧昏了頭的他，沒細看徐書中的“反動”內容，胡亂作了個序。結果，作者滿門抄斬不說，老先生雖死，因這篇序，也受到“仆其碑，戮其屍”的處置。

皇帝，有時很小人的。文人遭遇這類小人皇帝，那就更沒救了。乾隆歹毒一笑，你這個老東西，哪怕逃到陰曹地府，朕也能讓你不得安寧。

徐述夔的這本詩集之“反動”，就是一句“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詩中反清複明的變天思想，固然罪不可贖，而以“壺兒”影射“胡兒”來誹謗，尤其觸犯這位異族主子的心理隱痛。這就如同阿Q因瘌痢頭而忌諱說亮說光一樣，千萬不能提到腦袋上的那塊禿疤。地方官檢舉上來，遂定為大逆不道罪。於是，由序牽連到沈歸愚，到底弄了個燔屍揚骨的下場。

康熙

清代的文字獄，很多都因碰到民族禁忌這根過度敏感的神經而起，乾隆收拾徐述夔和沈德潛，其實照抄康熙收拾戴名世和方苞這兩個文人的案例，祖孫二帝，同出一轍。因為戴名世為南明小朝廷張目的那部著作，是方苞為之作序的。康熙借戴案大開殺戒，與乾隆純出於個人情緒的報複不同，是存心要把始終跟清廷不那麽肯合作的江南士子，一網打盡的。

因為1644年滿清入關，一路遇到最強烈的反抗，莫過於江南一帶。隨後一個時期內，反清複明的起義活動，又以東南一帶最為劇烈。而活躍在大江南北的文人群體，也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精英分子。中國文人其實挺軟骨頭的，但到了國破家亡之際，也有仁人誌士，鐵骨錚錚，敢跳出來反抗，敢以生命，以熱血，顯示其耿耿忠心、磊落精神的。

這對江山雖然打下，但坐得不那麽安穩的康熙而言，自然視為心腹之患。因為他們對於民眾，有著強大的感召力，對於還不甘心成為順民的文化人，還能起到相當的凝聚作用。從意識形態領域這個角度考量，第一要務是整肅之，整肅不成，則打擊之，打擊不成，則根除之。因此，不是文人遭遇皇帝，而是皇帝一定要來遭遇文人的，想躲也躲不掉的。這樣，知識分子就得為他們與統治者的不大合作，或不肯合作，要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了。

康熙蓄謀已久，籌劃有日，終於找到開刀問斬的下手處。戴名世的書，方苞的序，和書中引用已經故去的方孝標的南明史料，對不起，一石三鳥，要拿這三位皆為桐城的文人開刀了。

方苞（1668—1749年），當時被認為是“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大臣李光地語）的文章家，學問家，號稱“學者”，在清代，他一直被儒林宗奉為桐城派之始祖。他的同鄉、摯友，某種意義上的前輩戴名世（1653—1713年），也是一位才思擢發，出語驚人，雋逸磊落，聞名於世的文豪，“少負奇氣，不可一世，文章學行，爭與古人相後先，尤以史才自負”（大師徐宗亮語）。其為文，“下筆超逸，雅有雋才”（大文人周亮貞語），在桐城派中自成風格。近代學者柳亞子認為：“戴氏與方苞齊名，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開山鼻祖。”

康熙為什麽要對桐城文人下手？道理也很簡單，清代大家，多出桐城，這裏不僅人文薈萃，名士匯聚，形成清代文學活動的中心和重心，而且在文學史上，也有桐城派這一說，自然為意識形態恐懼症眼中的重災區，為統治者重點打擊的首選地區了。

方苞，康熙三十一年江南鄉試第一；戴名世，康熙四十八年會試第一，兩人都因才識卓越，文章聲望，為翰林院編修。康熙搞文字獄，手法比較獨出，不是殺雞給猴看，而是殺猴給雞看。這位經常要到承德打圍的好獵手，自然懂得槍打出頭鳥所產生的阻嚇效應。恰巧，方苞為戴名世的《南山集》寫了一篇讚揚備至的序文，這兩位桐城頂尖才子的組合，像拴在一根繩子上的兩隻螞蚱，正好讓康熙逮了個正著。

戴名世在文人中間，被視為另類，而在一個平庸的社會裏，另類或者異端的存在空間，是極其有限的，而在清代，他簡直不為社會所接受。他的倒黴，他的被選為鎮壓的對象，也因為他“負才自喜，睥睨一世，世亦多忌之”（金天翮語）。據他與何屺瞻的信中，談到他的處境，“世多以仆為罵人，仆豈真好罵人哉？而世遂爭罵仆以為快”。因此，他在桐城，在京師，“餘居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妒餘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餘。’群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衡文者，貢餘於京師。鄉人之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戴《送蕭端木序》）。

這位以司馬遷自詡，遍遊燕趙齊魯、三吳八閩，搜訪南明遺事，立誌續史的戴名世，“既窮而遊，多憤世嫉俗之論，以是積學之士皆慕其才，與之交，而馳聲利挾權勢者，則畏其口而忌其能”。（徐宗亮語）看來，不是他不了解這個社會，而是這個社會根本不能接納他。於是，得罪了有權有勢和有銀兩者，自然也就製造了不少明裏暗裏的反對派。

反對派的存在，也許並不可怕，反對派加之小人，那就沒好日子過。都說中國地大而物不博，但是，就小人而言，這東西在中國廣袤的大地上，卻從來不感緊缺，隨時隨地，不請自到。孔夫子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其實應該是“三人行必有小人”才對。小人之厲害，在於他全天候的精神抖擻，眼睛盯著你不放的同時，鼻子還不停地嗅著上麵的動靜。

我估計那個跳出來陷害戴名世的禦史趙申喬，一抓住他書中的把柄，二抓住他備受世俗訾議的惡名聲，三抓住康熙要殺人的血腥欲望，於是，一紙奏書，呈送到主子麵前。

“都察院左都禦史趙申喬，疏參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妄竊文名，恃才**，前為諸生時，私刻文集，肆口遊談，倒置是非，語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似此狂誕之徒，豈容濫廁精華？祈飭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謹之戒。”

康熙禦批：“這所參事情，該部嚴察，審明具奏。”（《聖祖仁皇帝實錄》）

戴名世的《南山集》的“罪狀”，說來可笑，在書中有關南明政權史實部分材料，引用了桐城另一位也曾是翰林和侍讀學士的方孝標所著《滇黔紀聞》。書中所記南明事，用南明年號，而戴名世轉錄到自己文集中時，不知道他是馬虎了呢？還是相信“近日方寬文字之禁”，未作更改。或者，在他這個另類文人內心深處，存有一點叫板之意。於是，偏偏被一心找碴的趙申喬抓住，這個想吃人血饅頭的小人，以“所作書內，將本朝年號銷除，將永曆年號寫入等類大逆不道之語”參奏上去。小人之狡獪，就在於他抓住康熙狹隘的種族禁忌心理，激怒之下，把戴名世送上斷頭台，而趙申喬因此案立了大功，擢為戶部尚書。

這次《南山集》文字獄，牽連到已死多年的方孝標，牽連到作序的方苞、方正玉、汪灝等人，牽連到出版社，印刷廠，發行人，投資商，以及藏有此書者，知情不報者，和處置不力的地方官員。最為恐怖可怕者，牽連到戴、方兩族大批宗親姻眷，一概治罪，那一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殺得整個桐城地區，血雨腥風，昏天黑地。

按當時康熙批準的屠殺範圍：

“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不分異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查出送部，律斬立決。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其十五以下子孫，伯叔父兄弟之子，查出照例給付功臣之家為奴。”（據雍正元年的刑部題參）

總計死於非命者，應有三百多人，流放黑龍江的寧古塔，撥與烏喇、白都諾等外安插，活著受罪者，當有四百來人。康熙這次《南山集》一案，遭波及者將近千人之數。時隔數個世紀，重述這段血淚往事，猶感心悸。

戴名世固然為他的筆誤，橫遭慘禍，其實對統治者來說，這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借口，而根本問題，在於他一定要寫出南明史的這一份真實，為康熙之忌，才付出代價的。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曆之帝兩粵、帝滇黔，地方數千裏，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

“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征，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歎也哉？終明之世，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誌焉。”（戴《與餘生書》）

所以，從屈原起，中國文人最讓統治者頭疼的一點，就是他們堅持筆下的真實。戴名世之值得尊敬，也就是他要把那一段被湮沒的，被改寫的，被當局有意忘卻的曆史真實，無論如何也要寫出來的勇氣和骨氣，不屈不撓，齎誌以赴，知道沒有什麽好果子吃，文人的誠實，文人的理性，文人的使命，文人薪火相傳的曆史責任感，也使他不能住手停下。

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文人，最起碼的一條寫作準則，就是要給曆史留下來真實。可以不寫不說，但不可以瞎寫瞎說，尤其不可以為了迎合什麽而顛倒黑白，而枉顧是非，那就是缺了大德了。那些為康雍乾唱讚美詩的史學家、文學家，實在是令人為之齒冷的。

在安徽桐城戴名世祖屋後邊，那口至今猶在的池塘，當時為避禍及，其族人先行跳水自溺而亡者，將近百十來口，其中以婦孺眷屬為多。據說這口池塘，時聞冤魂夜哭，到了刮風下雨的天氣，常見幢幢鬼影，時有陣陣陰風。

看起來，文人遭遇皇帝也罷，或者皇帝有意識地遭遇文人也罷，說了歸齊，雙方矛盾的症結，就在於真實二字。一個要說出寫出這個真實，一個不要你，不讓你，不準你說出寫出這個真實。於是，患有意識形態恐懼症的統治者，隻有訴諸於文字獄的辦法，來收緊文人的骨頭。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便是中國文人永遠擺脫不掉的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