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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犬東門，豈可得乎？”這是秦相李斯在腰斬前，對他一齊俯首就刑，一齊奔赴黃泉的兒子，既是臨終，也是臨別的一句有名的話。
第一，死在當頭，李斯能有心思說出這番言語者，非常人也。第二，這位河南漢子在生命最後一刻，仍不失瀟灑地跟兒子調侃一番，李斯如此說，也不枉他白死這一回。我總覺得古人在有些方麵，要比今人強些。至少，這種赴死的慷慨，這種生死不計的從容，這種坦對死神的勇氣，後來的中國人，除了那些有著堅定信仰的革命黨人外，恐怕再難找到類似李斯這樣死無足懼的漢子了。
李斯
至於芸芸眾生，大都按螻蟻尚且惜命的哲學，貪生畏死地苟活著，隻有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在去法場的路上，對著圍觀的人群，無師自通地喊出一聲：“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但很快，這位流氓無產者的懵懂之聲，也成絕響。至於嗣後的文人，也就是所謂的知識分子，碰上這種場麵，天呐！那表現實在相當泄氣；可以寫無數遍磕頭告饒的檢討，但像秋瑾女士那“秋風秋雨愁煞人”的訣命詩，再無人敢有勇氣謅出一句半句來，
於是，李斯能在死前對兒子說出“牽犬東門，豈可得乎”，的確是個了不起的舉動。
李斯相秦，厥功甚巨。應該這樣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績，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頭上；同樣，嬴政的萬世罵名，也有一半是這位相爺出的壞主意所招來的。所以，李斯這個非常之人，就有可能做出非常之事。譬如死前扯這兩句閑淡，也正是他不同凡響的地方。
馬上就要行刑了，劊子手已經將那把磨得雪亮的大片兒刀，擎在手中，隻等監刑官一聲令下，就要將他攔腰截斷，一分為二。他卻有工夫，有閑心，與馬上也將人頭落地的兒子，侃侃然談起陳年往事：“小二子，你還記得嗎，那時候，我領著你們哥兒幾個，牽著一串黃犬，出上蔡東門去獵兔的情景嗎？看來，這樣的閑情逸致，大概是不可再得了。”
這種對於死亡的不動聲色，說是視死如歸，可以；說是將生死置之度外，也可以；說是大徹大悟、黑色幽默、生命最後的調侃，都未嚐不可。然而，他以這種狂狷的外在方式，說出這番話語，我認為是這位走出上蔡的河南漢子，對其追逐權力的終身選擇，所進行的一次徹底的全麵否定。
古代知識分子，十有九，或十有九點五，對於權力場有著異常的親和力。近代的知識分子是否也如此這般，不敢妄說，但我認識的一些作家、詩人、理論家，和什麽也不是的混跡於文壇的人物，那強烈的權癖，那沉重的官癮，也不讓古人。這倒不是孔夫子“學而優則仕”的金科玉律所影響，所誘使，而是內在的，與生俱來的，從一開始讀書識字，便要出人頭地的基因在作祟。正是這種基因，才產生謀取權力和崇拜權力的衝動，以及隨之而來的阿諛奉承，磕頭巴結，膝行匍匐，誠惶誠恐的奴才相；卑鄙無恥，不擇手段，削尖腦袋，搶班奪權的惡棍相；失去頂子，如喪考妣，致仕回家，痛苦萬分的無賴相。一個文人，倘若耽迷於權力場中，自以為得意，就少不了這三相。
李斯直到腰斬這一刻，才悟道，才明白，為時已晚。如果一直縱狗獵兔至此，在老家上蔡啃幹饃，喝糊糊，聽梆子腔，不至於像現在這樣，眼看著法場上像砍玉米秸稈似的，倒下一排排子女親屬的屍首。
他殺了一輩子人，如今，輪到他被人殺，這滋味不好受。
司馬遷在《李斯列傳》的結尾處，寫到了這次殘酷屠殺。“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鹹陽市，夷三族。”所謂“三族”，按《後漢書楊終傳》中“秦政酷烈，違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李賢注釋，應該是“父族，母族，妻族”，這時，他明白為他權力狂人的一生，要付出多少代價。至少，好幾百條性命，受其株連，與其父子同時同地遭到屠滅。
李斯書法
這位法家（按“文革”時的封號），當他為秦始皇的鐵杆屠夫時，在驪山腳下坑掉數百名儒生，連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此刻，身邊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場麵，大概喚醒了他早已泯滅的人性，這位秦國丞相，《大秦律》的製訂者和執行者，也不由得為這個殘酷暴虐的政府痛心疾首。就以指鹿為馬的趙高對他的處置而言，人，隻有一死，施以五刑（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肉於市），已經足夠死上好幾次，而且最後還要剁成肉醬，又如何再來進行腰斬？可這種匪夷所思的刑罰，沒準還是他任廷尉那陣，頒行天下的呢！想到這裏，他也隻能沒屁好放。
魯迅先生曾經在《病後雜談》中，駭異中國古代劊子手，對於人體解剖學的精通，不知殺了多少人，才有這一份“庖丁解牛”般的嫻熟手藝。李斯應該明白，正是他給了劊子手以殺人無算的機會，才使他們練出這一份又割又剮，又殺又砍，又淩遲又腰斬而並行不悖的職業本領。於是，李斯隻好領教他自己厘定的酷刑，在自己培養出來的劊子手的刀下，俯首就刑。這刑罰，是一個無限延長的死亡，讓你複雜地死，而不讓你簡單地死，讓你看著自己一點一滴地死，而不讓你痛痛快快地死，此時此刻的李斯，該多麽懷念那一去不複返的，牽著咻咻嘶叫的獵狗，出上蔡東門，在秋日衰草叢中，追逐成群狡兔的無憂歲月啊！
後來的文人墨客，就把李斯這句死前名句，縮成“東門犬”三字，既表示恨不如初，也表示對自己追逐一生的權力基因的徹底決絕，在人鬼交替，陰陽分界的這一刻，作出來俺錯了的悔愆。孔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對李斯來講，也就夠了。
但很多攪進權力場中的知識分子，至死也不會有這種醒悟的。哪怕進入回光返照的生命倒計時，還在意訃聞怎麽寫，諡法怎麽定，官銜怎麽掛，花籃怎麽放，哀樂怎麽奏，喪葬費怎麽報銷等等情事而不肯瞑目。餘生也晚，沒趕上前清或民國文人，如何安排後事，但倒多次碰上離死不遠，危在旦夕，還念念不忘級別、名次、職位、頭銜的當代文人，其中不少還是相識者。最後到八寶山瞻仰其遺體時，那臉容上的權力欲念，好像很難通過化妝術遮掩住。嗚呼，活為權累，死還為權累，真是慘不忍睹。
於是，我越發佩服頓悟的秦相李斯，讚賞這位河南漢子臨終時的自我否定。當然，還有另一位覺悟者，同樣值得大書特書，那就是晉代的陸機。同時代人總把他與美男子潘嶽相提並論，“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世說新語》），估計他也是一位很帥氣的青年作家。無獨有偶，他也給曆史留下一個死之將至，憾悔不迭的典故，恰恰是與“東門犬”對仗工穩的“華亭鶴”。
他在砍頭前說“華亭鶴唳，豈可複聞乎”這句話時，已是距李斯死後的511年。
陸機，及其弟陸雲，為吳郡人。其祖陸遜，為吳丞相，其父陸抗，為吳大司馬，是江東數一數二的大貴族。華亭，地名，即今之上海郊區，百年前，上海開埠時，還不過是小小漁村，那麽，公元三世紀，吳淞江口，肯定為大片灘塗，必然有許多遷徙的候鳥，在長江三角洲一帶停留。
陸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晉書》）。這位風流才子型的，知名度又非常高的公子哥兒，我想他一定很自負，因為他具有名氣、才分、金錢、權勢四大絕對優勢。我遍數當代作家，兼備者簡直找不到，不是有才無名，就是有名無才，不是有錢有勢而無才無名，就是有名有才而無錢無勢，當然，勉勉強強，降低條件，也不是不能挑出幾個，可不是地瓜，就是土豆，不是獐頭鼠目，就是歪鼻斜眼，真有黃鼠狼下豆鼠子，一代不如一代之憾，讓人掃興得很。所以，閉目一想，海天一色，碧空萬裏，秋日邀遊，濱海望遠，我們這位才子，悠哉遊哉，聽那聲聲鶴唳，該是多麽瀟灑，多麽自在啊！
相比之下，河南人李斯，就顯得寒傖和土帽了，司馬遷說他，“為郡小吏”，錢寧的小說《秦相李斯》，說他是一個倉庫管理員，姑從此論，頂大也隻是個科級幹部而已。估計李斯先生西裝是會穿的，領帶未必打得好，普通話會說的，豫東口音改不了，因為經常要下鄉收糧，過河趟水，說不定打赤腳，接受過多的陽光，又舍不得買護膚用品，也無法跟那個小白臉的貴公子相匹敵。所以，在風肅霜白的深秋季節，就沒有陸機那份風雅了，隻能在上蔡東門外的曠野裏，氣喘籲籲地跟著狗屁股後麵，跌跌撞撞，滿頭熱汗地逮兔子，和兒子們一同玩耍。
盡管家庭出身、文化背景、經濟狀況、門閥譜係，兩人差異很大，但“東門犬”、“華亭鶴”帶來的快樂，卻是同樣的。而且，相隔五百年這兩位，那融化在血液中的權力基因，到時候開始發酵，開始膨脹，開始不安分，開始不那麽規矩道理起來，也是不約而同的。
有一天，據《史記》，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於是，上蔡這巴掌大的縣城，對他來講，就是“廁”而不是“倉”了。凡知識分子，無論其出身雅貴或鄙俗，總是看到自己的毛重，而不看自己的淨重，總聽到別人對自己的恭維，而很少能實事求是地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都自視甚高。於是，他讓他的老婆烙了幾張河南人稱之為饃的大餅，上路了。
後來，西去秦國，他發現那裏的鍋盔，才是最適宜攜帶的幹糧，這種不黴耐存的食品，是秦國軍人具有持久戰鬥力的重要因素。由此，我估計，欣賞鍋盔的李斯，必定是羊肉泡饃的熱烈愛好者，否則，不會西去鹹陽數十載，不回他河南老家一趟。前幾年，經韓小蕙女士的鼓吹，文學界有陝軍東征之說，兵馬俑的後代們，很風光了一陣。因而我浮想聯翩，沒準羊肉泡饃比河南的烙餅，更助文思。隸屬豫軍的李斯，在上蔡蟄伏時，連文學青年也不是，後來，到了陝軍地界，成了大作家，也就不必奇怪了。
《古文觀止》裏收有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很棒。小時候被家長的戒方鎮壓著，也曾背得滾瓜爛熟過的，當時並不懂得文章的好處何在，但秦始皇從善如流，收回成命，使我對他刮目相看。暴君未必全暴，英明之主未必全部英明，這大概是我最早學到的一分為二法。李斯一開始，並未想投奔秦始皇，他雖有不當“廁”中之鼠的誌向，但找一個什麽樣的“倉”中吃食，起點是相當低的。所以，告別父母妻子，往東而不是往西，磨穿了好幾雙千層底鞋，朝山東蒼山走去。這就是農民的李斯，那種莊稼人播種時的小心眼兒，小算盤，小天地，小格局，小農經濟的小家子氣了。
後來，我也發現，包括農民中走出來的作家、導演、社長、總編、廠長、主任、老板、經理，都得等到小苗從泥土中冒出尖來，看到了希望，嚐到了甜頭，才敢放開手腳，才敢不顧一切，才敢胡作非為，才敢無法無天，一步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起來。
那幾張老婆烙的幹饃，早已黴得可以做大醬了，他也舍不得扔掉，在蘭陵郡的名儒荀卿學塾裏，含辛茹苦，隻是想混一張文憑，將來到郢都壽春，在楚國政府裏，弄個處級幹部當當，也就謝天謝地了。誰知新來的同學韓非，在學塾中大講國際形勢，超級大國，合縱連橫，戰爭和平之類的話題。當然也不乏黃段子，短信息，桃色新聞，小道消息，讓李斯頓開茅塞，大開眼界。農民通常保守，但一旦接受了新事物，開化的速度更邪性。所以，近年來許多極新銳的作品，出自極農民的作家筆下，是可以理解的。於是，李斯覺得時機到了，對荀卿說再見了：“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
楚國這個“倉”，再大，也大不過秦國，那裏才是他這樣有抱負的耗子，得以施展才幹的所在。權力基因驅使著他“西說秦王”，他相信，憑他三寸不爛之舌，弄個一官半職，當不難。因為自古以來的城鄉差別，受教育程度，疏離於政治文化中心，缺乏社會基礎和人際關係，像上蔡縣出來的這位知識分子，獲得權力的幾率，較之城市出來的知識分子勢必要低。所以，在權力場的爭奪中，對於渴嗜權力而機遇不多的鄉下人，往往比城市人更多冒險意識，更多投機心理，也更多賭徒思想，不遵守遊戲規則的悖背做法，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非常行徑，李斯也比他人更無顧忌一些，按劣幣驅除良幣的定律，他在秦國權力場的鬥爭中，倒容易處於優勢地位。
就在這種權力場中的不停洗牌中，李斯脫穎而出，所向披靡，攀登到權力頂峰。
他走出上蔡時，沒想到會成為世界上這個頂尖強國的首相。所以，當可能的敵手韓非，出現在秦國地麵上，他就以他攆兔子的那肌肉發達的腿腳，堅定地要邁過這位公子哥的障礙，並踏死他。盡管李斯承認自己，無論在學養上，在謀略上，在文章的思想深度上，在決策的運籌力度上，遠不如這位同窗，但在卑鄙和無恥上，下流和搗亂上，李斯做得出的事，韓非卻幹不出來。這位高傲的王子，永遠超凡脫俗，永遠高瞻遠矚，永遠揚著那思慮的頭顱，注視著動亂不已的六國紛爭，卻從不提防腳下埋伏的地雷，和一心要算計他的，那心懷叵測的紅眼耗子李斯。
他對秦始皇說：“陛下要委韓非以重任？”
“朕早說過，寡人若得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他陰險地一笑：“陛下欲並諸侯，韓國不在其中乎？”
“哪有這一說！”
他匍匐在台階下，一把眼淚，一把鼻涕：“陛下別忘了，韓非為韓公子，是有家國之人，最終，他的心是向著他的故土，而不是陛下，這點道理，聖明的大王呀，你要作出睿斷啊！”
秦始皇一皺眉頭。
李斯心裏想，明年的這一天，該是他老同學的祭日了。雅貴出身的韓非，想不到李斯端給他的，不是羊肉泡饃，而是一碗鴆藥。五百年後，同樣也是雅貴出身的陸機，想不到拿到手裏的，卻是一紙軍前處決的斬首令。以他家族三代領兵為將的軍人風度，陸機對部下說：“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慷慨從容，仍是文人意氣，討來筆墨，洋洋灑灑，給下令處死他的成都王司馬穎，寫了一封“詞甚淒惻”的長信，然後，站直了受刑，麵不改色。
陸機《文賦》
斃命本非必然，純係自己找死。他完全可以在華亭聽他的鶴唳，寫他的詩賦，大可不必到多事之秋的洛陽，來求什麽發展，江東半壁江山，還不夠閣下施展？如果說李斯以上蔡那區區小縣為“廁”，還情有可原，而陸機竟把人文薈萃的江東為“廁”，那他這隻耗子也太狂傲了。
他以為洛陽不知是多麽豐沛的“倉”，他以為他來到這個政治文化中心，必是萬人空巷，夾道歡迎的場麵，隻要他一張嘴，必是最理想的安排，為文臣，非卿即相，為武官，非帥即將。即使退一萬步，以他的文學聲望，按大司空張華的評論：“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按大作家孫綽的評論：“陸文如排沙簡金，往往見寶。”由他來領銜文壇，銓敘士林，雌黃人物，月旦潮流，更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他心目中，盛名，高位，要職，權威，幾乎是不用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的。
其實，能當一個好作家者，未必當得了一個好官；同樣，一個當得好官的人，也決成不了好作家。當官的，若附庸風雅，可以，若絕對風雅，則可能壞事。陸機的文章寫得不錯，他的那篇《文賦》，是用賦的形式，寫出來的文學論文，具首創精神。他的那篇《辯亡論》，論東吳的興衰存亡，也是相當重要的史學論著，他要一直寫下去，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肯定是舉足輕重，不可一世。但文章寫得好，不一定就得做官，我們這位作家，有了這點本錢，便以為可以伸手要官，便坐臥不安，就令人不敢恭維了。他應該明白，寫作是他的強項，當官是他的弱項，舍其長，就其短，最後，失敗，殺頭，隻能說是咎由自取。
陸機到得洛陽，初始，順風順水，但“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被大家看不起；後來，他反水，誅賈謐，立了功，賜爵關中侯；接著，世事難料，千不該，萬不該，卷入走馬燈的“八王之亂”；試想一下，今天的一個中學生，從曆史課本的敘述中，都難理清這場狗咬狗的血腥內訌，誰殺了誰，誰又被誰殺了。我想，在殺得昏天黑地的當時，陸機更分不清那些姓司馬的一個個王爺，誰比誰更王八蛋了。
在這期間，他先為吳王司馬晏的郎中令；後為趙王司馬倫的相國參軍；趙王篡位，他算投機成功，得以授中書郎一職；誰知很快，齊王司馬同率兵將趙王幹掉，這樣，他被懷疑策劃並參與了推翻那個白癡司馬衷的陰謀活動，抓了起來，等著殺頭；幸好成都王司馬穎，和吳王出麵保了他，減死徙邊，腦袋沒有丟掉。
後遇赦幸免，這就該洗手了罷，《晉書》稱：“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恩等鹹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誌匡世難，故不從。”其實，這位青年作家戀戀不舍，呆在都城，還是有所圖謀，還是貪慕官位，還是想再賭一把。權力如醇酒，不飲自醉，何況他已經飲出點味道來呢！這也是大多數人，如蛾趨火，非要往危險的足以燒得焦糊的熱焰撲去的劣根性。
這一回，他把命運係於成都王司馬穎，因為授了他一個平原吏，因此，他有些犯暈，“謂穎必能康榮晉室，遂委身焉”，陸機把寶押在一個“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的笨蛋身上，焉有不敗之理？最後，他因兵敗遭讒，奸人譖害，遂被他以為的中興之主，處死於軍前。他作為一軍之長，本可以將醜類整肅，不至於惡人先告狀的。倘不然，交出軍權，一走了之，也無不可。但知識分子的優柔寡斷，當決不決，該辦不辦，首鼠兩端，加上他文人的感情用事，隻好交出腦袋，作“華亭鶴”之歎了。
現在，回到五百年前，那個“牽犬東門”的李斯，下場之匆促，完蛋之迅速，就更是不可思議了。
重新閱讀這段盡人皆知的秦亡史，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麽如此精明老到，如此能言善辯，如此才睿智捷，如此計高謀深的李斯，在秦始皇沙丘駕崩後，在趙高、胡亥策劃的宮廷政變中，忽然成為一個處處挨打，事事被動，步步失著，節節敗退的完全無法招架的庸人？為什麽一個曾經是縱橫捭闔，兼吞六國，明申韓之術，修商君之法，入秦三十年來，無不得心應手的超級政治家，怎麽能事先無遠見卓識，猝不及防；事中無應變能力，倉皇失措；事後無退身之計，捉襟見肘，竟被智商不高的趙高、基本白癡的胡亥，玩弄於股掌之上？
我想，也許一位偉人在談論知識分子問題時，曾經引用過的一句成語，“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可以得到解釋。
李斯在他最得意時，曾經“喟然而歎”過的：“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而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何謂“稅駕”，據唐司馬貞《史記索隱》：“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這就是說，這位上蔡縣走出來的知識分子，早就清楚，他曾經依附的那張皮，一旦化為烏有，他這根毛就沒著沒落了。而“華亭鶴”主角，就更為淒慘，他想依附的那張皮，根本就靠不住，那豈不是找死嗎？所以，當秦始皇的屍體腐爛發臭，又將更惡臭的鮑魚混裝在轀輬車裏，頂風臭三十裏的時候，李斯所作的一切掙紮，都無濟於事了，他隻有走向刑場，這時，他悟道了，為這種漂泊不定的羽毛般的命運，值得付出一生嗎？
司馬遷這樣寫到他的結局：“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複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曆史是不相信眼淚的，所以，我特別膺服捷克作家伏契克《絞索架上的報告》裏，那最後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人們，我是愛你的，可你要警惕啊！”因此，無論什麽樣的**，金色的，銀色的，紅色的，黃色的，粉紅色的，甚至五彩繽紛美輪美奐的，我們都應該盡量離得遠些，更遠些；看得淡些，更淡些；想得少些，再少些，這就是“東門犬”和“華亭鶴”這樣的典故所寓涵的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