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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似人君，何見所畏。”這話出自《孟子》，是孟軻見到梁襄王後，對這位君主的一段評論。
原文為：“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猝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用白話文，要費點口舌：“孟子見到梁襄王，出來以後，告訴人家說：‘遠遠望上去不像一個國君的樣子，走近了看，也沒有什麽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間，他向我提了個問題：先生，你說天下怎麽才能安定呢？我就對他說，大王，我認為天下的安定，在於統一。’”
孟子
“不似人君”，這是個相當負麵的評價。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哪位雖不是皇帝，但握有權力的統治者身上；或者加在哪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統治者，但坐在一個相當重要位置上的什麽人物身上，就等於說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東西，比成語“屍位素餐”還差勁。至少那個空占職位而不盡職守的家夥，還有一個樣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個站無站相，坐無坐態的上不了台盤的二賴子。
中國曆史上，先後出過三百多個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頗不少。這也是中國在漢唐時曾經是世界上的領先國家，後來到了明清，不領先反而成為落後國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幹嗎一出魏國都門就大講主人的壞話呢？這是有曆史淵源的。他早些年，曾找過梁襄王的爹，也就是舊時啟蒙讀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的那位。當時，孟子很以為自己的學問，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結果碰壁而歸。
老子死了，兒子接班，孟子又上門來了，繼續想得到這份美差。誰知梁襄王不買他的賬，你跟他說得嘴出血，他隻當耳旁風。雖然梁襄王“不似人君”，但也絕非白癡，他所需要的是欺強淩弱，稱王稱霸，孟夫子所能提供的是王道仁政，天下一統，南轅而北轍，那怎麽行？如司馬遷所說：“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又一次碰壁，當然不很開心。
此時此刻，有一位孟軻同時代人莊周，冷眼在一邊看著，不禁莞爾。在《秋水篇》裏，有這樣一段話，我一直以為是說給孟子聽的。“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老兄，你有必要對這位“不似人君”的家夥，苦口婆心，大費唾沫嗎？
春秋戰國時期，有一群身份為“說客”的知識分子，仆仆風塵於各個邦國之間，向人君們兜售其治國安邦之道，以求得一份差使。隻有莊周例外，楚莊王厚幣相聘，許以為相，他為求得一份自由，寧為“孤豚”，不做“犧牛”。人君“似”也好，“不似”也好，與我何幹？他渾不凜，所以沒負擔，他沒負擔，所以很輕鬆，躺在漆園裏看天上的白雲蒼狗，順便看孟夫子的笑話。
儒家講入世，講齊家治國平天下，孟子做不到莊周那樣豁達，那樣瀟灑，那樣放浪形骸。魏國肯定沒戲，隻好卷起鋪蓋，挽起褲腿，重新上路，去尋找新的賞識他滿腹經綸的邦國。若是憑那三寸不爛之舌，能說到頑石點頭的程度，那鹹魚就該翻身了。一朝得意，飛黃騰達，發號施令，望風披靡。隻消看看六國封相的蘇秦，那神仙也似的快活，著紫衣緋，高屋華軒，出乘入駟，美女如雲，便知道說客的原動力在哪裏了。
若沒有這些物質上的實際**，精神上的願景期許，很難想像孔子，以及他學生的學生孟子，風餐露宿，忍饑挨餓，不辭勞苦，奔走於山東各國的驛路上。這種“貨於帝王家”的求售心理，從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努力奮鬥的目標。十年寒窗，為什麽？上京趕考，圖什麽？不就是高官厚祿，以及隨之而來的快樂無比嗎？倘沒有這點奔頭，曲阜的孔夫子，鄒縣的孟夫子，才不肯放下小米煎餅，大蔥蘸醬，遠走他鄉呢！
那時的交通工具，為牛拉車，速度奇慢，那時的國道幹線，為泥石路，坑窪不平，那時雖沒有車匪路霸，但翦徑的綠林豪傑，偶爾也會從草莽中跳出來，橫刀相向，所以，旅行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可為了生計，也就不得不爾。魯迅先生曾經寫過一篇題目很長的文章，《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因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學匪”派考古學之一）》，考證出來孔夫子的胃病，與聖人們為了謀生，推銷自己的學問，常年作艱苦跋涉的旅行有關。
我生於上海，食大米長大，曾經覺得此論有點牽強。1949年，到了北方，嚐到了咬難斷、嚼難爛的戧麵饅頭，硬如鐵、厚如磚的掛爐鍋盔，才體會這些幹糧在胃裏，那確實難以克化的過程，便欽服了魯迅的論斷。吃了一肚子這樣的食物，在牛車上長途顛簸，老先生要是不得胃下垂病，或胃黏膜脫落症才怪呢！
病因的時代性，地域性，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精神狀態下，人類生活習慣所形成的必然結果。孔夫子那個時代，容易得消化係統的病，因為食物粗糲，製作簡陋，連皮帶殼，極難吸收，故而胃腸受損。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日子好過，胃口大開，攝取食物大大超過營養需要，結果，肝有脂肪，尿中有糖，一時間，富貴病又成了時髦。至於與我年紀相仿的當代文人，十有八九，不是高血壓，就是冠心病，不言而喻，20世紀裏的政治運動，那年複一年的誠惶誠恐，那歲複一歲的惴惴不安，恐怕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真是什麽時代生什麽病，胃病固然要命，心血管病則更要命，這一點，我又不禁羨慕孔夫子的幸運了。
但是，二位聖人的求職過程，相當不順。“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陳梁”（《史記》），四處碰壁，狀況頗糟。其所以如此，道理很簡單，大時代變了。用現在的話說，社會轉型期，儒家的烏托邦主義，民貴君輕的理想主義，克己複禮的完美主義，已經是“昨夜星辰昨夜風”，陳舊了，過時了，不吃香了。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焉有不落伍的。
那些更務實，更功利的人君，寧肯接受采用懲罰手段的，不顧人民死活的，不講道義公正的，乃至於為達到目的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法家”統治術。也就是在“批林批孔”時抬舉的那些名公，他們一上台，道路以目，刑及三族，株連網及，不論無辜，馬上就將老百姓弄得啞口無言，連屁也不敢放一個。人君（尤其像梁襄王這樣不似人君者）覺睡得安穩，立刻賞給他們“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史記》）的優厚待遇，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了。
看到這些，孟夫子連自殺的念頭都有過的。所以，磚畫像上的孟夫子，臉很長，像犯了痔瘡似的，一腦門子官司。但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是應該感謝孟子這個“不似人君”的論斷，這等於是一把尺子，可以用來丈量數千年封建社會中那些皇帝，或不是皇帝的皇帝，夠不夠格？如果老百姓有了這一份敢於抬起頭來丈量皇上的勇氣，實在是了不起的精神解放。
但是，話說回來，毫無民主可言的封建社會中，有這點勇氣，或者，沒有這點勇氣，能改變“不似人君”者的一根毫毛嗎？
李存勖
這裏，就得以沙陀人李存勖（885—926）為例了。
他在沒有當皇帝之前，倒也沒有多少可挑剔的地方，一坐上龍椅，就不是那東西了。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對這個“不似人君”的後唐莊宗，有一段精彩的記載。
“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二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逾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
這樣一個戲子皇帝，也許是中國曆史上的惟一。
在中國，皇帝有表演欲者很多，而且，很多皇帝都是非常好的演員。別看坐在龍椅上，像模像樣，人五人六。一下朝，晉惠帝是個白癡，隋煬帝是個色鬼，東昏侯是個無惡不作的壞蛋，而劉宋蒼梧王，齊文宣帝，金海陵王等等，則是製造災難的禍亂之源，但在扮演皇帝這個角色的時候，都是很盡職的演員，該念該唱，一點也不荒腔走板。所以說，不具備戲子的本領，是當不了皇帝的。
然而，鐵定了要當一個專業戲子，把喬裝打扮，粉墨登場，獻藝舞台，真正下海，定為自己終極目標者，恐怕就隻有李存勖一位。舊時，梨園行供祖師爺牌位，據說為唐玄宗李隆基，其實，李存勖才是最適當的人選。他是真正的皇帝級演員，惟一能與他媲美的，也許隻有美利堅合眾國的羅納德·裏根那位總統級的演員了。但是，裏根入主白宮以後，就跟好萊塢一刀兩斷，很不樂意別人說他曾經當過戲子。李存勖進了洛陽，卻把戲台子搭到了皇宮裏來，以做一名戲子而感到無上光榮。
這國家可就夠糟了。
應該說，他確有表演才能，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時有客串的欲望。“皇後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為笑樂。”
最為滑稽突梯的，一次，“莊宗嚐與群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複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
“李天下”，是這個戲子皇帝的藝名。這位叫敬新磨的俳優，就是抓住“李”“理”同音的誤會，在台上扇了這個戲子皇帝一記耳光。而這位皇帝，竟然挨扇得十分高興，真是可笑透頂。
這樣的二百五，當上最高統治者，能“似人君”嗎？
“然時諸伶，獨新磨最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殿，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托，以希恩幸，四方藩鎮，貨賂交行。”最後，戲子當政，國事日非，胡作非為，大勢已去，“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李存勖在亂軍混戰中，被弑於那個藝名叫門高的俳優刀下。他的屍體，也是他寵幸的藝人們，“聚樂器而焚之”。
歐陽修總結道：“《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以上均《新五代史》）
如果，中國漫長的曆史中，僅僅隻有這樣一個戲子皇帝，也許使後人不免寂寞。
所以，無獨有偶，明代後期，還出了一個木匠皇帝朱由校，這位“不似人君”的明熹宗，那就更了不起。此人若是生在今天，獲得一個高工的職稱，肯定不成問題，衝他這份專長，倘不是模型工程師，也該是水利工程師，然而造物主偏要把大明王朝交到這位不成器的皇帝手裏。
“上性好走馬，又好小戲，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李遜之《三朝野記》）。
“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為之。性又急躁，有所為，朝起夕即期成。”（抱陽生《甲申朝事小記》）
“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衝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墮，視為嬉笑，皆出人意表。”（劉若愚《酌中誌》）
這樣一個木匠皇帝，大概也是中國曆史上的惟一。
放在今天，李存勖的演技，未必能評上高級職稱，或者得什麽國家表演獎，但朱由校的木工技藝，卻絕對是一流的，據說明代有的皇帝，大字都不識多少，那麽，按工人技術職稱評定明熹宗，八級模型工是篤定可以拿到手的。
讓一個最擅長，也最投入，而且幹得興趣盎然的，是造芭比娃娃式小房子的能工巧匠，來治理偌大的帝國，要不被他整得稀裏嘩啦才怪？據王士禛《池北偶談》：“有老宮監雲：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離手，雕鏤精絕，魏宗賢每伺帝製作酣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好生看，勿欺我。’故閹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果然，大明王朝的棺材蓋，應該是經這個“不似人君”的家夥合攏上的，他的弟弟朱由檢，不過再釘上幾枚永世不得翻身的斷頭釘，宣布徹底滅亡而已。
當然，在中國曆史上“不似人君”者之列中，一個優秀雜技演員皇帝，也是不能忘懷的。齊東昏侯蕭寶卷：“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升，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製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會無愧色。”他若活到現在，肯定是哪家雜技團的團長，憑他鐵嘴鋼牙這一項絕活，誰也蓋不了他，他要參加蒙特卡羅國際雜技節獻藝的話，金小醜獎非他莫屬。
而那位“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鬥。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親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仿效，驢價遂與馬齊”的漢靈帝劉宏，也是中國皇帝行列中一塊活寶。說實在的，他應該是在秀水街大顯身手的個體商販，或者在郊區找塊地方，開一個遊樂園，五一，國慶，春節長假，坐在那兒收鈔票。是一位絕對的賺錢能手，讓他當皇帝，真是委屈了他。
至於“上好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鬥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尤善擊毯，嚐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毯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黜放。’上笑而已”的唐僖宗李儇，就更“不似人君”了。他絕對可以做一個上海話裏的“白相人”，或者到足球俱樂部裏當個老大，吹吹黑哨什麽的，準比讓他去治理國家強得多多。（以上均見司馬光《資治通鑒》）
而宋徽宗趙佶的蹴鞠，更是了不起，唐僖宗李儇又瞠乎其後了。說他是中國古代的球王貝利，不算誇張。當他最後成為俘虜，押解北上，還被勝利者金朝的太子請去表演球技，傳授訣竅。這場麵使我想起德國法西斯從集中營裏，組織死亡足球比賽一樣的殘酷和痛苦。然而由此也可見他的鞠技，必有高明之處。讀《水滸傳》，我們看到那個高俅，“氣球一似鰾膠粘在身上的”功夫，憑這一手，這個混混，混到政權中樞，獲得太尉高位，那麽賞識他的趙佶，必定技壓群芳，球藝高超，才能與他沆瀣一氣。所以元代大臣脫脫在編撰《宋史》的《徽宗記》後，擲筆歎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王士禛《池北偶談》）
宋徽宗
趙佶，做皇帝，不是那材料，但他的詩、詞、書法、繪畫，無不出色。2002年4月份，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在昆侖飯店，宋徽宗的一幅《寫生珍禽圖》長卷，以2350萬元人民幣的天價成交，創下了中國畫拍賣的最高值。然而，“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北宋之亡，就是亡在他的手中。當他和李師師纏綿床榻，高唐雲雨之際，正是北方強鄰躍馬渡河之時。
宋徽宗書法
所以，別看他們一個個都披上了龍袍，坐上了王位，當上了皇帝，但是，攤上這樣“不似人君”的戲子、木匠、雜技演員、小商販、球星……可想而知，中國人會有什麽好果子吃了。
中國的士大夫，那些古代知識分子，說來也實在是可憐兮兮的，永遠在找一個賞識他的主子，而從來不敢想自己成為主子，永遠希望有一個好皇帝，而從來不敢對那些“不似人君”者說些什麽，做些什麽。孟子見了梁襄王後，深感其不是一個東西後，不是馬上產生出這個不像皇帝的家夥，應該趕緊從龍椅上滾落下來的想法，卻是覺得他不使人感到敬畏，而有些遺憾。既然你老人家都認為他“不似人君”了，你還要那個“所畏”幹什麽？這大概也是人們對於知識分子的遺憾和無奈吧！
盡管如此，我還是佩服孟夫子，因為他後來好像明白了。他在齊宣王那裏，被問道：“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商湯流放了桀，武王姬發討伐了紂，發生過這樣以下犯上的事情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在曆史的傳記上，確實有過這樣的記載。）
曰：“臣弑其君可乎？”（難道臣下可以做出殺掉君王這種大不敬的舉動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傷仁害義的人，叫做殘賊。殘賊的人，就是獨夫。我們隻是聽說把那個獨夫民賊的紂王殺掉了，沒有人認為那是弑君，那是大不敬。）
孟子的說法，很清楚，皇帝不怎麽樣，他就不是皇帝了，殺掉他，是可以的。
今天，這是一句脫口而出，不用顧忌的話。可是在有皇帝的年頭裏，要這樣說出來，大有掉腦袋的可能。於是，那個有一張苦瓜臉的孟子，居然敢具有這等見解，倒令我從心眼裏對他多了些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