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宋濂先生秉承南宋朱熹的理學，因此他要朱元璋讀的第一本書是《大學衍義》。朱元璋接受了宋濂的思想。因此，朱程理學便成了明王朝的正統思想。作為宋濂的學生，方孝孺比老師似乎走得更遠。他認為，孔子之所以發出“吾不複夢見周公”的哀歎，乃是因為他所處的春秋時代已經禮崩樂壞，他矢誌“克己複禮”，複的就是周禮。方孝孺認為政治文明的最佳楷模是周朝的製度。因此，他對春秋之後的中國政治大都持否定態度。他二十多歲時，在回答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如此描述：

自宋亡以來，八九十年來，風俗變壞，延至於今世也。又不知古人倘在，視今世為何如也。每深居沉念，輒用慨歎，曷為而見古人之遺風乎？

（《答俞子嚴》）

他所稱讚的“古人之遺風”，指的便是周朝，在《周禮考次目錄序》中，他指出：

周室既衰，聖人之經，皆見棄於諸侯。而周禮獨為諸侯之所惡，故周禮未曆秦火而先亡。吏將舞法而為奸，必藏其法，使民不得見。使家有其法而人通其意，吏安得而舞之？周之製度詳矣，嚴上下之分，謹朝聘之禮，而定其誅賞。教民以道，使民以義，恤鄰而遵上，此尤戰國諸侯之所深惡而不忍聞者也。

大凡誌行高潔者，都有執古而薄今的傾向。此種人，沉穩而趨保守，堅守大於變通。方孝孺認為周朝是“以德治國”的楷模，對秦以後曆朝倡導的法製，他認為是舍本求末，不值得借鑒，這一觀點，在他的著述中多次提到：

藥石所以治疾，而不能使人無疾。法製所以備亂，而不能使天下無亂。不治其致疾之源而好服藥者，未有不死者也。不能塞禍亂之本而好立法者，未有不亡者也。

（《深慮論之二》）

治天下有道，仁義禮樂之謂也。治天下有法，慶賞刑誅之謂也。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為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為鹽醢。故功成而名不病，棄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

（《深慮論之五》）

在方孝孺看來，治天下之道，德為本，法為末。德可以使人去欲，法隻能製人之欲。這種觀點，仍是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核心思想的翻版和闡釋。

方孝孺受宋濂的影響，二十多歲形成了這種“重德輕法”的觀念，而且一生堅持。他當上“帝王師”之後，試圖以這種思想指導朱允炆重建治國方略，在遵朱允炆之命寫的《基命錄序》一文中，他將自己的思想推向極致：

智力或可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守天下。法術或可以縻當世，而不足以傳無窮。有以取之而不知守成之具，慮止乎旦夕而不為久遠之圖。為己則難以言智，為民則難以言仁。夫豈善為天下計者哉！

商周聖王，舍智力而不用，而必本乎仁義；舍法術而不恃，而必養民以道德。積之以弈世之勳勞，藉之以數百年之忠厚。聖人之才為億兆所戴，其心猶凜然。若不能當天之心，行民之所願，除民之所惡，惟恐有所弗及。既受命於天矣，而所以保其命者，益謹而弗懈，其傳序之遠也，豈不宜哉！

後世人主，祖宗積累之素，既不若古之人，取之以僥幸而欲守之以智力，縻之以權詐而欲傳之以法術，此秦隋以來之君所以隕性僨國者相屬也。

在方孝孺看來，自秦隋以來的人主，都是靠權詐與法術而取得天下的。如果坐上皇帝位後繼續以權詐與法術來維持統治，則絕不會傳之久遠。單從道理上講，這絕對沒有任何錯誤。方孝孺所指斥的權詐與法術，即莊子所譏刺的“機心”，亦是老子忌諱的“偽”，孔子痛恨的“怪力亂神”。由這些大智慧所構築的道統，一代代都有人來維護它、發展它。漢朝的董仲舒，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明初的宋濂、方孝孺，都是道統譜序中人。但是，問題的關鍵，“心機”之於人，是如影隨形；法術之於世，是無處不在。世上的事情，僅憑學問是處理不好的。曆史上，凡是講求學問的皇帝，都是被後世譏為“秀才皇帝”，在他們手上，社稷江山總是難以達到大治。

方孝孺的學問好，心思也正。但遺憾的是，他所處的時代，沒有他的學問賴以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