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灑滿山道
我是個山裏伢子，是在大山的懷抱裏長大的。當我搖搖晃晃學著走路的時候，就光著腳板在山道上奔跑……
大山養育了我。十八、九歲時我象著了魔似的迷上了文學。於是，我這個山裏人，走上了另一條山路，一個隻念過幾年書的山裏娃，學著寫書了。
山道是崎嶇的。文學創作這條“山道”，更是迷人而又艱辛。轉眼，我在這條山道上跋涉了二十年。這裏奉獻給讀者的，是我的第二本中篇小說集，第五本書。
回顧自己二十年來所走過的這段漫長的、艱難曲折的“山路”，我很激動。因為，在我走過的這條山道上，灑下了明麗的陽光。在我這個艱難跋涉者的身後，站著我們偉大的祖國，親愛的黨！
我忘不了二十歲的那一個秋天。
這一年，我在《解放軍文藝》、《收獲》、《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八、九篇小說、散文習作。一時間，頭腦發熱，不知天高地厚了。本來，我的第一篇四、五百字的短稿，是發表在部隊駐地的《汕頭日報》上的。可是此時，我卻瞧不起送我走上文學之路的這家地方小報了。當時，我正寫完了一篇特寫，團政治處的領導要我投給《汕頭日報》，我卻不樂意。後來，雖然遵循了領導的旨意，但我卻隨稿附了一封給編輯同誌的信，名為自我介紹，實為自我吹噓。報社的編輯同誌是敏感的，他從這封信上，嗅出了我身上滋生出的一股不正的氣味。也就在這時，軍裏準備召開全軍戰士業餘作者經驗交流大會，軍政治部文化處通知我到會上介紹經驗，題目定為：如何在連隊日常生活中發掘題材？我接到通知後，喜孜孜的，認真地準備了一番，寫了一個長長的講話稿。
開會的前一天傍晚，軍首長到我們的住處來看我們，我們迎出宿舍，一一和首長握手。我的旁邊，站著師文化科的黃幹事。軍政治部主任和黃幹事握手時，問：“老黃，你們師的那個譚談來了沒有？”
說這話時，他的手已經伸向了我。沒等黃幹事答話，我連忙握住首長的手，興奮地說：“首長，我就是。”我想，老主任一定會好好地表揚我幾句了。
然而，沒有。老主任定定地看了我一陣，說：“你呀，尾巴翹到天上去了！”
這真是莫名其妙。一時間，我茫然了。
“你給《汕頭日報》寫過信？”
我點點頭。
“那信寫得挺漂亮嗬！”
“……”
“你呀！”首長恨鐵不成鋼地搖搖頭，接著說：“你好好做做準備吧，這次會議，主要是整你的風！我們請來了幾十名醫生（業餘作者），給你會診！”
後來，我才知道，全軍業餘作者會議召開前，軍政治部一位老幹事到《汕頭日報》去，了解軍隊業餘作者投稿、用稿情況，那位編輯同誌出於對我的愛護，把我那封信交給了那位幹事。幹事回來後，如實向首長匯報了。首長們研究後，決定把全軍業餘作者經驗交流會改為整風會。我，成了這次會議的活教材。
第一天，我在我們師的小組會上作檢查。軍政治部文化處王處長親自參加我們的小組會。一來，我心裏不服，思想上有抵觸情緒；二來，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索著如何介紹經驗，腦子裏裝的全是自己那些洋洋得意的所謂創作經驗。發言中，就自覺不自覺把原先準備做經驗介紹的東西流露出來了。我發完言後，王處長說：“小譚，你這哪是思想檢查，你是在向大家介紹經驗嘛！不行！明天再做第二次檢查。今天晚上，會議安排同誌們看潮劇，你，留下來吃小灶（意為個別談話）。晚飯後，到我家裏去，我在家裏等你。”
傍晚，我帶著更大的抵觸情緒，來到了處長家。進了門，坐下後，處長端來了一大盤糖，放在我的麵前。談話開始了。他批評我，我不吃他的批評，卻猛吃桌上的糖。突然，他說的這樣兩句話，把我的心攪動了，我把拿到手的一顆糖，又放回到了盤子上。
他說：“我記不起誰說過這樣兩句話，現在送給你，第一個作品的發表，可能是這個作者成長的開始，也可能是這個作者毀滅的開始！”
我的身子顫抖了。好象誰拿鞭子在背後抽打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我在小組會上做完檢查以後，惟恐檢討得不深刻，說：“鼻尖上的灰，自己看不到。請大家狠狠地批評我，好好幫助我，我準備做第三次檢查。”
處長笑了：“這一次，還象個樣子。不用做第三次檢查了。如果說要做第三次檢查，那就是行動！”
會議開了九天，結束前，軍政治部主任找我：“小譚，我們談判一下，今天的總結會上，你先給大家談談這次整風學習的體會。然後，我再做會議總結。好嗎？”此刻，第一次見麵時那般嚴峻的老主任，變得是那樣慈祥可親了。
那次，政治部的主任、處長和老幹事，都是和我第一次見麵。然而，他們卻象自己的父輩和兄長一樣關懷著我，愛護著我。在他們身上，體現著黨對一個年輕的戰士業餘作者的關懷和扶植嗬！
轉眼，我在文學創作的道路上跋涉了將近二十年。近二十年來，那“第一個作品的發表，可能是這個作者成長的開始，也可能是這個作者毀滅的開始”的話兒，一直伴隨著我的創作生涯。時時在我的耳邊鳴著警笛，敲著警鍾，激勵我奮進！
這十九年間，我從部隊到礦山，從礦山到省報社，現在，又從省報社到文化團體，崗位換了又換。不論到哪裏，我都忘不了給我這株幼苗捉蟲、除草、澆水、施肥的部隊裏的首長和戰友。我一直在思念著他們，可是，我卻再也沒有見到他們了。然而，我又覺得經常和他們相見。他們一直站在我的身後，鼓勵著我在文學這條艱辛的山路上，邁出一步又一步……
一九八二年十月，我根據自己多年礦山生活的積累而創作的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出版了。當我接到散發著油墨芳香的樣書的時候，我激動得落淚了。我想起了為這本書摔斷一條腿、付出了血的代價的編輯老高，想起了為修改這部書稿而不斷地為我打氣、鼓勁，創造條件的單位上的領導和周圍的朋友，想起了給我創作上許多幫助的文學界的前輩和師長。當然，我也想起了我新結識的那些象政治部主任般的、給我帶來黨的溫暖、令我崇敬的領導同誌。我懷著虔誠的心，把我這部不象樣的習作，奉送給這些我所愛的、我所敬的領導、師長和朋友。不久，一封一封熱得熨手的信，來到了我的麵前。十一月中旬，我收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信。拆開一看，是他——我所崇敬的一位領導。頓時，我的心跳得更急了。
大概是一年以前吧，一家電視台，在沒通知我的情況下，把我的一部中篇小說改編成電視劇播放了，致使我自己應一家電影製片廠之約改編成的電影文學劇本，幾乎不能開拍了。我寫信到這家電視台去詢問，他們竟置之不理。這時，我聽人說，省委宣傳部新調來了一位領導同誌，我冒昧地寫信給他。他熱情地支持我，親自給這家電視台的上級領導機關寫信，使問題得到較好的解決。以後，這部中篇小說出版單行本的時候，他又為之寫序，給予熱情的扶植。這次，他在接到我的長篇小說不久，就要到北京去參加全國人大會議。臨行前，他沒有忘記把我的這部長篇小說帶上。在人大會議的空隙裏，他把我的這部拙作看完了。接著，就給我寫來一封信，說：“……作品是成功的。當然，我也有一些想法，回來後我們再一起討論。”他從北京開會回來，就打電話給我，讓我晚上和這部書的責任編輯老高同誌到他的住處去，一起討論討論這部作品。他一一分析了書中的每一個人物的人生道路，人生觀，分析了作品的長處和不足，給我許多啟示。在近一年的時間裏，他先後個別找我、以及老高、和《芙蓉》編輯部負責處理評論稿件的小龔，座談了數次。他又發動他的老伴，他的兒女，都看了這部書，並開了幾次家庭討論會。他自己，則先後看了四遍，並記了滿滿的一本筆記。這部書長達三十萬字。看一遍，就要花去他一個多月的業餘時間。他工作那麽忙，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有會議。每天，隻能在深夜十點多鍾以後，才能拿起書來看。為了對我的創作進行比較全麵的了解，他還看了我近兩、三年來的幾乎所有的作品。宣傳部文藝處的一位同誌告訴我：有一次，他和這位負責同誌到湘潭參加一個會議，晚上十點多鍾，會議散了，同誌們上床睡覺了，他卻坐到燈下，翻開了一本雜誌。這位同誌問他：“部長，這麽晚了，您還看什麽書呀？”
“看看譚談最近發表的一個中篇。我想了解和研究一下他的創作，然後，發表點意見。”
今年春節，他到上海探親。探親回來。他打電話找我。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遞給我一本厚厚的八開的大稿子，說：“探親期間，躲下來寫了一篇《風雨山中路》的人物談。你看看，不妥貼的地方，你隻管在上麵改。”
我捧著這厚厚的一疊稿紙，看著上麵一行一行粗壯、蒼勁的字，我的眼睛濕潤了。這篇稿子，他經過了近一年時間的準備和醞釀，又寫在他與親人團聚的新春佳節裏……
《芙蓉》編輯部的幾個同誌把稿子看完以後，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我和小龔帶著稿子去找他，談完意見以後，小龔說：“您工作這麽忙，時間又這麽緊，隻有三天就要進廠了。你就到這稿紙上改改，我們找人抄一遍吧。”他卻說：“不！我從來沒有讓別人抄稿子的習慣，自己一邊抄還可以一邊改。”
稿子進廠的頭天下午，我和小龔到他家裏去取稿。敲開門，他老伴告訴我們：“他昨天晚上開了一個通宵的夜車，一直到今天上午十一點鍾才定稿。現在，剛睡不久。”
說話間，他披衣從臥室裏出來了。他將我和小龔領到他的書房，把抄得工工整整、訂得整整齊齊的稿子遞給小龔。接著，他對我們說，稿子做了哪些方麵的修改，和為什麽要進行這些方麵的修改。然後，他感慨地說：“現在，總算了卻了一樁近一年的心事！”
我心頭一熱，許多許多話直往喉嚨口湧。然而，我卻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老部長六十多歲的年紀了，為了扶植我這個年輕的小作者的創作，熬了多少不眠之夜嗬！這僅僅是一個長輩對晚輩的關心嗎？不！他是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把黨的關懷和溫暖，送到一個工人作者的心頭……
漫漫二十年的創作生涯中，黨帶給我的溫暖，又何止是這位我尊敬的老部長？省出版局的一位老局長，也是位六十多歲的老同誌。他在北戴河療養時，看了我的中篇小說《山道彎彎》，立即寫了評論文章，投給《人民日報》發表。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的清樣剛出來，他就要去一份。他一連看了三遍。三十萬字的長篇，看三篇就是九十萬字嗬！然後，他寫了一篇二千多字的評論文章。發表時，隻剩下一千九百字了。“三看”、“一寫”。占去了整整兩個月的業餘時間。難道他花去兩個月的業餘時間，就是為了發表一千九百字的文章嗎？不嗬，他是在盡老一輩的責任，在扶植一個後輩作者！不久，他又花了四個多月的業餘時間，看了七、八十萬字，幾乎是我全部的作品，寫了一篇評述我的創作曆程的、不到五千字的評論文章。
《芙蓉》雜誌社，曾兩次召開我的作品討論會。請來許多前輩和師長，對我的創作進行“會診。”省文聯主席、文學界的前輩康濯同誌，每次都參加會議，主持會議，對我創作上的成敗得失，進行中肯的分析，給我很大的幫助。如果說，當年的軍政治部的老主任、處長，是側重為我這株文藝幼苗捉蟲、除草的話，那麽，今天的老部長、老局長和老作家，則是側重給我這棵小樹施肥、澆水……
當年的“捉蟲”也罷，今天的“施肥”也罷，都是為了我這個年輕的作者成長得快一些。試想，如果不是社會主義製度，如果不是有我們親愛的黨，我，一個隻念幾年書的農民的兒子，能躋身於作家的行列？能在文學創作這條艱辛而迷人的路上跋涉到今天嗎？
今年，是我們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三十五周年。讓我捧出這本薄薄的集子，獻給我們親愛的黨，獻給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吧！
一九八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