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家夢
人生有多少美妙的夢？
我的人生美夢，是作家夢。
我那個作家夢，是在綠色的大山裏開始的。
一
我是個山裏伢子，是在大山的懷抱裏長大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湘鄉縣（今漣源縣）一個山村裏。父親在一家山村“國藥店”裏當店員。解放後，他離開藥店，當上了石匠，到外縣、外省做臨時工，修鐵路、公路、架橋梁、蓋房屋。工作不固定，有時賺一點錢，也多用於尋找新的工作的旅費了。一年到頭，他沒有寄幾個錢回家。媽媽是個弱小的女子，她帶養著我們兄妹三人，生活極為艱苦。我是老大。六七歲時，我還沒有一隻竹背籃高，就背上那對於一個孩子來說儼然是龐然大物的竹背籃，上山挖野菜，進山林拾柴禾，為媽媽分擔一點家庭生活的擔子了。
哪家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盡管家裏生活極苦，我六歲時，媽媽還是送我進了鄰村的一所解放後人民政府辦的初級小學。十歲，我考進了離家十裏地的石狗灘完全小學，這所小學，在我們那一帶山鄉間是頗有一點名氣的。家庭條件寬裕些的同學，到學校裏寄宿了。我呢？要每天清晨在家吃一點雜糧飯，跑著到學校去，中午餓一頓，到太陽落土時分才回到家裏，能再吃上一頓雜糧飯。春荒時，情景就更苦，早晨吃的是芥菜葉子裏摻一點糠粉攪成的糊糊，下午放學回來時，雙腿發軟，渾身冒虛汗。走一節山道，就將身子往土墈上靠一靠，喘息一陣，再走。十裏山路，要歇息好幾次才能到家。
讀五年級時，班主任兼少先隊輔導員的顏老師找我談話，說是要發展我加入少年先鋒隊。我望了顏老師一眼，“哇”地一聲哭了。
“入隊、入團、入黨，是人生中的三件喜事。你應該高興呀！怎麽哭呢？”
“老師，我，我不入。”
“為什麽？”顏老師嚴肅了。
“入隊，要三角六分紅領巾費，我沒有！”
“……”
顏老師再也沒有做聲了。後來，他為我出了紅領巾費，我加入了少先隊。
一九五八年底，十四歲多的時候，念了一年半初中的我，休學了。此時，在外做臨時工——確切一點說是流浪——的父親，從江西省回到家鄉來了，到縣裏的石工大隊做工。但家裏的經濟條件仍然不見有什麽好轉。我覺得自己大了，應該自己糊自己的嘴巴了，於是便離開了學校。先是在父親所在的石工班裏錘鋪公路用的石粒子，不久，在父親的帶領下，到家鄉一個大躍進辦起來的大鋼鐵廠去考徒工。我當時不足十五歲，卻虛報為十八歲。勞資處的女幹部不相信，不同意收我。我苦苦地哀求著。她終於出了些題目，考我的文化，後來便開了一張條子，讓我到廠職工醫院去體檢。
我沒有被這家大鋼鐵廠錄用。接著，我進入了一家小煉鐵廠，當上了一名翻砂學徒工。進廠那一天，就領到了一張餐證。每吃一頓，食堂裏發飯的炊事員，就用筷子頭蘸上紅印泥往餐證上蓋一個紅印。我終於自己賺飯吃了！心裏無比的痛快。
當上徒工的第七天，我滿十五歲。父親領我到小麵店裏吃了一碗麵，慶賀我的生日。
第一次開工資的時間到了，扣除夥食費外，我還領到了一元四角六分錢。（當時我的學徒工資為十六元），我用它買了一本書，書名叫《紅旗譜》。一看，就把我迷住了。接著，我又從別人手裏借來了《青春之歌》、《野火春風鬥古城》、《踏平東海萬頃浪》等長篇小說。這些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我當時看過以後，竟能幾乎一點不漏地講述出來。
嶄新的生活，迷人的書本，使我的內心感到無比充實。當時，我住在一棟民房的木板樓上，也不知是哪一天起，我在那樓上的木板壁牆上，用白紙糊出了一塊地方，出版了一張牆報。這張牆報的作者是我，出版者是我，讀者也是我。我下班回來，常常站在牆壁前自我欣賞，心裏感到美滋滋的。我記不起這牆報一共出版了多少期，但卻清楚地記得我寫在創刊號上的一首詩。詩的開頭，有這樣幾句：
一九五九年五月，
一年中最美好的時節，
我來到了鋼鐵新城，
心花伴鋼花一起飛濺……
也許，文學，從這時候起，就悄悄地闖入了我的心田；也許，從這時候起，我和文學就結下了不解之緣。
不久，這家大躍進“躍”起來的煉鐵廠關閉了，留下了一座座土高爐的廢墟。我被轉到一家遠近聞名的煤礦。到礦上三個月，就穿上了人民解放軍嶄新的軍裝。
這是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十七歲。
二
一九六一年，正值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中的一年，俗稱“過苦日子”，是非常難熬的歲月。
現在，我可以說，我報名參軍，是為了保衛祖國。但我更願意坦率地承認，在當時，我是想找一個能夠吃飽飯的地方。聽說部隊上能吃飽飯，我一次又一次地找礦武裝部，找前來接兵的軍官，堅決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
經過體檢和政審，我終於被批準了。
接兵幹部對我說：“你回家去征求征求你爸媽的意見吧，看他們同不同意？”
從礦上到家裏，有七十裏山路。我當然想回去看看媽媽，但又擔心媽媽不同意，反而惹來麻煩。於是，十七歲的我，用接兵幹部用來宣傳群眾，開導我們的話回敬他：“不用了，我爸媽會同意的。一人參軍，全家光榮嘛！”
我把自己簡單的行裝收拾了一下，準備交給礦武裝部郵寄回家。收拾行裝時，我把唯一值幾個錢的、大概有八成新的一床蚊帳留了下來，和別人搞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交換，用它換了三斤半大米。接著，把米磨成了粉，找一人合作，他出油，我出米粉，把米粉炸成油粑粑，兩人吃了一頓飽餐。當時的痛快勁兒，許多年後還留在記憶裏。
離礦時，礦裏給我們這批參軍的青年礦工，發了三個月工資。我是徒工，每月發給二十四元。一個十七歲的孩子的兜兜裏，頭一次塞上了這麽多的錢（七十二元啦！），心裏別提有多高興了！拿到這筆錢後，我第一個想法是什麽呢？是吃一頓好的，吃一頓飽的，滿足自己那個好象永遠塞不飽的肚子！
這一天，各地的新兵全到“大躍進”新建起來的冷水江市集中了。
我帶著那筆礦上發給的錢，走進了一家麵館。
七月，正值酷暑，冷水江，這座資江邊的小山城，猶如在蒸籠裏。我走進麵館吃麵時，熱物下肚，渾身冒汗，便將上身唯一的襯衣脫下放在桌上，光著膀子吃將起來。一連吃了四碗麵條。痛快中，忘了拿衣服就離了店，跑到資江河遊泳去了。
傍晚時分，從河水裏爬了出來。山風沿河吹來，拂到身上，涼快極了。這時，我才突然發現，自己的襯衣忘在店裏了。衣袋裏裝著礦上發的幾十元錢。我飛身跑回店來，店門關了。敲開門，一詢問，一位胖胖的女服務員連連搖頭：
襯衣和錢一齊丟了。
怎麽辦？一時間，我光著身子，徘徊在街頭。回礦去取衣？市裏離礦區三十多裏，當時還沒有公共汽車。再說自己的行裝已交礦武裝部郵寄回家，武裝部也許已經投郵了。回礦也不一定有衣可取。這時，我真遭難了。
正當我赤膊徘徊在街頭時，新兵班長來找我了，告訴我：發新軍裝了。於是，我光著上身，穿著一條短褲，站到了那排隊取衣的長長的隊伍的後頭。自然，我的這身“打扮”，招來了許多異樣的目光。我管不得這麽多了。兩眼望著腳尖，隨著取衣的隊伍緩緩地向前移動……
生活，就這樣在我的麵前翻開了新的一頁。
我從大山裏走出來了。坐了三天火車，又坐了三天汽車，來到了南海前線的一個海邊漁村——廣東澄海縣的壩尾村。這是我們工兵連的駐地。在家時是開門見山，如今是開門見海了。
連隊裏有一個閱覽室。這裏。陳放著《解放軍報》、《解放軍文藝》等軍隊和地方出版的書報雜誌。我仿佛一下子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我被這些書報迷住了。一有空，我就鑽到這裏來。我的這些行動，被有心的排長全看在眼裏了。不久，連隊的革命軍人委員會進行改選，經排長提名，我被選為牆報委員，負責連隊牆報、黑板報的編輯出版。
在我負責編寫的第一期黑板報上，我寫了一篇小通訊，題為《假日裏的忙人》，記述一位武漢市入伍的戰士，利用節假日，為連隊大生產積肥的事跡。我為這篇小文章插了一個圖。大約是十天以後的一個傍晚，我從生產工地（當時部隊正圍海造田）回來，許多戰友一下子朝我跑了過來，文書手裏拿著報紙，邊跑邊喊：“譚達成，你的名字登上報紙了！譚達成，你的名字登上報紙了！”
我接過報紙一看，這是一張剛到的《汕頭日報》，上麵登著我寫在黑板報上的那篇小通訊。我茫然了：我根本沒有向報社投寄，這文章是怎麽登上去的呢？後來我才知道，這期黑板報剛出版不久，團政治處的宣傳股長來連隊檢查工作，看到這篇小稿子，覺得寫得還不錯。這位熱心的股長就將它抄錄下來，推薦給了部隊駐地的《汕頭日報》。
這篇短文的發表，連隊領導很高興，很重視。連隊馬上召集全連開會，並親自在全連大會上朗讀了這篇小通訊。接著，指導員又在會上把我好一頓表揚。散會以後，指導員又叫住我。他對新聞報導似懂非懂，用手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潭，好好幹！以後，多寫，多投。稿子在報紙上一發表，新華社會轉發的。新華社一轉發，你們家鄉的報紙就會刊登。你家鄉的報紙一登，你的父母親就能看到。好小子，好好幹！”
我拚命地寫開了，寫我們的炒事班長，寫我們連隊的馭手，寫超期服役的一班副……七、八篇稿子交給文書投寄出去，一個字也沒有登。我並沒有泄氣。這時，我讀的書報雜誌更多了，隱隱約約地能分辨小說、散文來了。我覺得，小說這玩藝，似乎更使我著迷。我在心裏悄悄下決心，想練習寫小說了。
寫什麽呢？寫我自己的參軍。我覺得自己參軍這件事還蠻有點味兒。
此時，已是一九六四年的春節。
我動筆了，夾著一個本子，走進軍營前麵的一片芭蕉林裏。大海那麽藍，天空那麽亮。我握著手中的筆，在本子上苦苦地寫著……
一顆心，隨著筆尖，在稿紙上跳動。身旁蕉林起舞，麵前碧海飛浪，我全然不知。一支筆帶我飛越關山重重，使我回到了資江邊的那座小小的山城……太陽把芭蕉樹的影子從後邊移到前邊，我才鑽出蕉林，隨班裏的戰友一道到菜地挑水澆菜。這時，太陽西墜了，我隻覺肚子空空，兩腿發軟，便問班長：“今天怎麽還沒有開飯？”
班長瞪大了眼睛：“啥？還沒有吃飯？怪不得中午會餐好象沒見到你！”
班長領我到炊事班。熱心的炊事班長一邊為我熱飯熱菜，一邊逗樂地說：“中了啥魔嗬？春節會餐都忘了！”
我苦苦地寫了一個多月，終於完成了這篇題為《參軍》的四十多頁紙的“小說”。星期天，我特地請假外出，來到一家小鎮子的郵電所，準備投寄。過去，寫新聞稿件時，寫好後即交給文書，由文書郵寄。這一次寫小說，我是偷偷地進行的，隻好自己跑出去投寄。怎麽投稿？我當時真是不知道嗬！問問郵遞員？一時又羞於啟齒。心裏想，寄一封信八分錢。這麽厚厚的一疊稿紙，該貼三、四個八分錢的郵票吧！於是，我買了四個八分的郵票，貼在信封上，然後將它投進了郵筒。
二十多天後，稿件回來了，帶回了一張鉛印的退稿條。頭一次見到這樣的信條，頗覺新鮮，津津有味地看了幾遍。接著，我又開始了第二篇、第三篇東西的寫作。
一張又一張鉛印的退稿條飛到了我的麵前。對它，我再也沒有什麽新鮮感了。就在這時，我第七篇稿件又退回來了。取出一看，鉛印條變成了手筆信。頓時，心裏那搖搖欲落的帆，又鼓滿了風。於是，我又繼續寫下去了。
第十三篇稿件投寄出去後，一連三個月不見音訊。這先是引起我焦躁不安的種種猜測，做了一個又一個的美夢。然而，時日一長，我的心冷了，想它大概是石沉大海了。
一天黃昏，排長領來了團部的宣傳股長。當時正是十一月間，收割晚稻的時節。我們連隊負責把打下的穀子曬幹，裝包入庫。排長領來宣傳股長時，我正扛著大穀包上汽車。股長劈頭問我：“小譚，你給《解放軍文藝》寄了一篇小說？”
股長的問話來得太突然，我一下愣住了。我不知此事是凶是吉。因為當時部隊裏正掀起一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是禁止戰士們看小說的，更不用說寫小說了。我站立在股長麵前，一時沒有答話。
“你是用的一個叫譚談的名字？”股長進一步問我。他臉上掛著笑容。
我從股長的臉上看到，並沒有什麽壞事，便點頭承認了。
“你呀！這回真給你‘談’成了！”股長愉快地笑了。接著，他遞給我一個廣州軍區政治部文化部的大信封。
原來，《解放軍文藝》決定發表我投去的這篇小說。撿出小樣後，編輯部沒有直接寄給我，而是寄給廣州軍區政治部文化部，由他們轉我。編輯部這樣做，用意是向軍區領導機關通報情況：你們軍區又湧現了一位戰士作者，希望你們加強對他的培養。軍區文化部收到編輯部的信和作品小樣後，立即給團政治處掛了電話，要他們馬上找到我，並將我的情況報告他們。團宣傳股長一個連隊一個連隊掛電話，問遍全團每一個連隊，都說沒有一個叫“譚談”的。我當時的名字叫譚達成，在《汕頭日報》發表那篇通訊時，署的名字也是譚達成。後來，宣傳股長從團電影放映隊一位放映員那裏問到我。
我從宣傳股長手裏接過軍區文化部和《解放軍文藝》編輯部寫給我的信，以及那份作品小樣，看到自己寫的那些字，變成了鉛字，渾身的熱血都往腦門頂上衝。那天晚上，我怎麽也睡不著覺，在燈下把那份作品小樣，看了一遍又一遍……
一九六五年二月號的《解放軍文藝》，發表了我的這篇習作。這就是我的處女作《聽到故事之前》。接著，《收獲》、《人民日報》、《羊城晚報》、《兒童文學》等報刊上，相繼發表了我的《采石場上》、《水上飛》、《革命種》、《向軍長學理發》、《我的同桌同學》等十一篇小說、散文習作。正當我這株文學幼芽在生活的土壤裏生根長葉的時候，十年動亂開始了，我擱筆了……
三
我人生的山道上，又拐了一個彎。一九六八年夏天，我離開了生活了七年的部隊，複員回到了我參軍前工作的湖南省漣邵礦務局金竹山煤礦。
回到礦山時，正值礦裏兩派武鬥。偌大一個招待所，竟不能安下我這五尺之軀。招待所那位熱心的老陳師傅，為我找來一床席子，在小會議室裏，用兩條長凳拚到一起，為我搭了一個簡易鋪，把我安頓了。
山區的仲夏，蚊子十分囂張。夜裏，我躺在那張“床”上，一邊用手不停地拍打著向我襲擊的可惡的蚊子，一邊回想起自己參軍時礦黨委書記、礦長為自己掛紅花的情景。兩相對照，不禁心寒。
第二天，總算找到了礦勞資科的一位幹部。我從自己帶回來的眾多的毛主席像章中挑了一枚最好的，奉送給他，他滿意地收下了。他看了看我的介紹信，問我：“你想搞什麽工作？”
“礦上需要搞攝影的嗎？我在政治部宣傳科搞新聞報導時，學會了拍照片。”
他搖搖頭。
“那麽，礦理發店需要理發員嗎？我一九六五年下農村去搞四清運動時，為了便於聯係群眾，我學會了理發。”
他還是搖搖頭。
“我……”我不知道說什麽好了。
他反複地看了看我，說：“這樣吧，行政科需要一個收電費的，你去吧。”
“收電費？”
“嗯。現在，全亂套了。農民用礦裏的電，不交費。換了好幾個收電費的人了，都收不上來。我看你長得很有殺氣，又是個複員軍人，幹這門挺合適。”
我連連搖頭，說：“不行，我幹不了。聽說土硃礦井已經實行了大聯合，能不能分我到那裏去？”
這位勞資幹部很開通，沒有強行分配我去收電費，卻根據我的要求與土硃通電話聯係了。土硃工區說，他們需要一個燒電焊的，看我樂不樂意幹。
我連連說：“好！好！”
我來到了離礦部八裏地遠的土殊工區，握起了焊槍。我的師傅，是一位個子纖細、長相秀美，比我小四歲的姑娘。我在這裏工作了幾個月，她，和她周圍的許多師傅們，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他們身上的血液，流進了我作品中人物的體內。
犯過“文學病”的人，容易舊病複發。我曾經痛下決心，與文學絕緣，“洗手不幹”。離開部隊時，我把平時一本一本買下的六十公斤書籍，付之一炬，全部燒了。準備回礦以後，好好學一門技術，當一個老老實實的工人。礦裏安排我做電焊工，我對自己的“鋼鐵裁縫”工作，感到滿自豪。然而，下班後，空虛的業餘生活，又常常使我感到惆悵。夜間，伏在桌上，手心癢癢的，總是要在紙上劃一劃，寫一寫。
一九六九年四月，漣邵礦務局創辦了《漣邵礦工報》，要調我去做礦報記者。我背叛了自己當一個“老老實實工人”的決心，竟然上任去了。從此，我奔走在百裏礦區的彎彎山道，穿行在幾十對礦井的井上井下，結識了一個又一個礦工朋友……
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鼓動著我。我真有點沉不住氣了。一九七二年。擱筆六年之後，我又開始寫了。
這時候，我已經不知不覺地接受了“四人幫”的“主題先行”、“三突出”的創作模式。每寫一篇作品，不是認真地從生活中去提練，而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從政治概念出發去進行編造。一九七二年湖南的《工農兵文藝》第四期（現為《文藝生活》）上，發表了我重新拿筆後的第一個作品《胸懷》，寫的是一位兵工廠的電焊工，在焊接援外產品時，如何精益求精的故事，說他怎麽怎麽胸懷全球，想到天下受苦人。接著，我寫了《目標》，這個作品發表後，當時頗有一點影響，被一家大學選為補充教材。這作品是說一位複員軍人從部隊回到礦山，從幹部變為工人，崗位變了又變，心中的共產主義大目標始終沒變。發表在《湖南日報》上的《出師》，則是說一位老師傅在徒弟出師的時候，考慮的不是徒弟的技術有沒有出師，而是徒弟有沒有具備工人階級的思想……無疑，我的這些主觀意圖是沒有錯的。但是，因為這些故事，這些人物，不是受生活啟迪，從生活裏來，而是“主題先行”，“三突出”，概念化，因而沒有生命。一九七五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要我選編一本自己的短篇小說集，我翻閱自己的剪貼本。這時，我才驚異地發現：自己在“**”中發表的三十多篇作品，基本上不能入選……
嚴峻的現實懲罰了我。我悚然了！我開始認真地思索：前麵的路怎麽走？
四
一九七九年，我的工作接連變動了兩次。五月，我從漣邵礦務局的《礦工報》社，調到《工人日報》駐湖南記者站當記者，十月，從《工人日報》調到《湖南日報》文藝部做副刊編輯。但是，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我的家一直安在漣邵礦務局，沒有遷到省城來。
我到《工人日報》做記者不久，下工礦采訪途中回到漣邵礦務局的家中。這是一個月朗星稀的夏夜，我和煤礦的工人、幹部在坪地裏歇涼，聊著天，一個辛酸的故事，流進了我的心裏：一個煤礦裏，有一個礦工犧牲了，其弟頂職進礦，其妻改嫁給其弟。不久，其弟也犧牲了……
這個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當時，我真想去尋訪尋訪她。但是，迫於去完成別的采訪任務，我匆匆離開了礦務局。幾個月後，我又回礦采訪，住在一個工區的招待所。這個招待所的工作人員，隻有一個年輕的女同誌，會計是她，服務員也是她。她工作很負責，待人熱情和睦。但是言語很少，總是一個人默默地幹活。工區辦公室秘書告訴我：她的丈夫因公犧牲兩年多了。別人給她介紹對象，她總是不答應。每個月帶著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節約一些錢送交公婆。
秘書隨便說的幾句話，卻象烈酒一樣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都熱辣辣起來。我踱步到樓房的走廊欄杆前，舉頭眺視著沸騰的礦山：井架上天輪在飛轉，電車道上礦車在奔馳。我思想的輪子，也隨著天輪在旋轉，隨著礦車在奔跑……
我們的煤礦，比起舊社會，生產條件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於環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難免不發生。社會上許多姑娘因此不願嫁給礦工。煤礦工人，長年累月勞動在礦井裏，沒有享受自己應得的那份陽光的溫暖。然而，他們卻用自己的雙手，從地層深處采來煤炭，給人們以陽光以外的溫暖。愛情，對這些為人們貢獻著光和熱的煤礦工人，是多麽不公平嗬！
一種對礦工的敬慕的心情，強烈地衝擊著我的心。我想寫這些普普通通的礦工，寫這些把愛情獻給礦工的平平常常的女人。這時候，一些我平日裏認為很平常的普通礦工和他們的妻子，驟然間變了，就象是一塊黑不溜秋的煤塊，陡地投進了爐膛，吐出了騰騰的烈焰。他們的心靈，在我的眼前閃起光來。一個個普普通通的礦工和他們的妻子，向我迎麵走來了：他，一九五八年進礦，二十多個春秋寒暑，沒有請過事假、病假、傷假。八千多張日曆上，都記錄著他為社會主義做出貢獻的鮮紅的數字。二十三個春節，他都是在地層深處的礦井裏，在呼呼的電煤鑽聲中度過的。她——一個普普通通的苗家女，二十八歲的時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頭上：丈夫因公犧牲了。留給她的，是四個年幼的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一歲半。這，對一個年輕的女人來說，該是多麽沉重的打擊嗬！她丈夫是湘西人，在這個礦上工作的湘西老鄉，勸她向礦上提要求，將丈夫的遺體運回湘西老家去安葬。應該說，這個要求是不過份的。當領導上來征詢她的意見時，她流著眼淚說：“運回湘西，國家花費太大。他在礦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愛這個礦，死後，就把他埋在礦區的山頭上吧，我們母子守著他……”簡短的幾句話，說得礦領導眼淚直落。當領導上進一步問她有什麽困難，有什麽要求時，她說：“我不能趴下來吃社會主義，我要站起來幹社會主義。給我工作吧！”她作工了，當上了食堂炊事員，挑著油條油餅下礦井，把熱飯熱菜送到礦工手裏。她用出色的成績，贏得了廣大礦工的讚揚，當上了礦、局的勞動模範，並出席了全國煤炭工業戰線的群英大會。她那張端莊、秀麗的照片，印到了《全國煤礦英雄譜》上……
我更熟悉這樣一位女工：她文化不高，大小會議上從不敢發言，就是說一句話，臉都會漲得通紅。正當她和一個工人熱戀的時候，一場火災，把男朋友的鋪蓋燒了個精光。一位領導同誌開玩笑說：“結婚吧！結了婚，兩人就隻要一套鋪蓋了。”就這樣，他們結了婚。婚後不久，男方的母親生病住院，接著亡故。家裏原來什麽準備也沒有做，一沒棺材，二沒一分錢的積蓄。這時，她把自己婚前積下來的二百一十八元錢的存款折子交給愛人，又和她叔父聯係，借了叔父家的一口棺材。安葬婆母後，她又把愛人十一歲的弟弟接到礦上讀書。此時，她參加工作多年了，手腕上卻連一塊普通的手表也沒有……
幹脆穿告訴諸位朋友：這位女工不是別人，就是我的愛人；自然，這位工人也不是別人，當然是我了！
一個又一個普普通通的礦工和礦工的妻子，在我的麵前匯集。他們講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是，他們的行動，卻體現著我們民族傳統的美德。於是，我懷著一種對礦工、對礦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動筆了。我沒有給他們戴“光圈”，也沒有給他們穿“高跟鞋”，老老實實地按照生活中的樣子寫他們。作品中的他們，依然是那麽普普通通的。然而，在他們的普通言行裏，卻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不凡的光彩來。
寫自己熟悉的生活，寫自己熱愛的人，自然順手。下筆後，筆尖有如小河流水。五天，我就完成了一個五萬多字的中篇小說。這就是《山道彎彎》。
這部小說發表以後，我很快收到了全國除西藏、台灣以外二十八個省市的七、八百封讀者來信。就在這時，我開始對自己擱置抽屜兩年多的一部長篇小說進行重寫。
這部長篇小說，寫的是自己十分熟悉的煤礦生活。可是，一稿、兩稿，藝術上總是不能突破，沒有一種打動人心的藝術魅力。自己苦苦地思索了兩年，一直沒有找到突破口。《山道彎彎》受到讀者歡迎後，我在心裏問自己：為什麽這個中篇寫得順手？為什麽讀者們紛紛來信誇它“動人”呢？“動人”靠什麽？我從《山道彎彎》中得到了啟示：“情”是最動人的。接著，我又思索了一些文學名著，總結了一些生活中打動人心的事件，更加認定了自己的這點體會是對的。要靠“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糾葛——去打動人心。怎麽出“情”呢？要靠設計好巧妙的人物關係。有了巧妙的人物關係，才能產生出人與人之間的微妙的感情糾葛。
這時候，我冷卻了的心胸一下熱乎起來。我把那部長篇小說從抽屜裏搬出來，開始重寫了。我這樣設計：一九七五年秋，上級決定派嶽峰回到他曾工作多年的金鹿峰煤礦重任黨委書記。離別了幾年的金鹿峰煤礦以一個什麽麵貌迎接他呢？這時，他過去一手提拔的、自己一度十分信任的秘書路雲，因為“**”中批判他有功，作為新生力量擔任了這個礦的黨委副書記。他過去的妻子，現今路雲的老婆林茵，擔任礦黨委辦公室主任。上級考慮到這些關係，決定將路、林調動，卻出人意料地被嶽峰拒絕了。故事，就這樣隨著嶽峰重返金鹿峰開始了……由於調整了人物關係，寫得很順手。過去許多沒有生氣的情節、細節，一下子活起來了，出情了，出味兒了。四十多個晚上（白天上班），我就完成了這部三十萬字的長篇小說《風雨山中路》。
這以後兩年中，我又發表了七部中篇小說，一部電影文學劇本，分別編成《山女淚》，《你留下一支什麽歌》兩本集子出版。還發表了數十篇散文、報告文學、短篇小說等短小的作品。但是，卻沒有一篇令自己稍微滿意一點的東西。這裏，我誠惶誠恐寫下這些話，向熱愛和關心我的讀者勾勒出自己在人生和文學這條“山道”上留下的幾個淺淺的腳印，期待著朋友們的批評。
今年，我雖已到不惑之歲。但是，前麵的“山道”，還不算太短。我決心在這條“山道”上艱難地跋涉下去，爭取在路麵上留下一些深一點的腳印！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