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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每當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隕滅的證據時，總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個結論，那就是：每一種文明的滅亡都是正常的，不滅亡才是偶然的。

滅亡有多種等級。土地的失去、廟宇的毀壞，還不是最高等級的滅亡。最高等級的滅亡是記憶的消失，而記憶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滅亡。

中華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類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隻有它沒有中斷，不僅遺跡處處，而且構成了一個龐大的記憶係統，連很多瑣碎的細節也在被後代長時間折騰。

大家知道，太瑣碎的記憶，很容易導致記憶的失去。因此，我一開頭就要設立一個問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對於自己的文化記憶，最好從哪裏開始呢？

王牧笛：我認為應該從先秦的諸子百家開始。整個中華文化正是在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開的，而且，諸子百家的記憶比神話傳說要真實可信。也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化記憶應該起源於秦漢，因為中國真正延續到現在的一種文化體係，不論是正統還是道統，都是以秦漢作為基本的規製。

萬小龍：我覺得應該從新石器時代開始。最初的文化記憶大多來自於物質，來自於生產生活，無論是半坡還是河姆渡，物質文明提供了記憶的可能，否則記憶怎麽可能流傳？

王安安：我倒覺得，“文化”記憶並不一定要以物質為依據。早在那之前，我們的遠古時代就流傳著許許多多美麗的神話傳說，誇父逐日、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它們才應該是文化記憶的開端。

餘秋雨：把神話作為記憶的起點，我讚成王安安同學的這個想法。神話就是為後世記憶而產生的，它們作為“集體無意識”的審美形態，已經成為我們記憶的基礎。但是，神話太縹緲了，缺少物態支撐，因此人類還是要靠曆史學、考古學來喚醒文化記憶。

文化記憶的喚醒，並不像萬小龍和王牧笛設想得那麽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種發現激活全盤，就像在歐洲，維納斯、拉奧孔雕像的發現，龐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們的遙遠記憶。記憶不是一個嚴整的課本，而是一個地下室的豁口。記憶不是一種悠悠緬懷，而是一種突然刺激。

我想在這裏講一段往事，說明一種文化記憶的被喚醒是何等驚心動魄的事情，這也是我們全部課程的一個隆重開頭。

這是中華文明麵臨滅亡的時刻，距離現在並不遙遠——十九世紀晚期。當時的政局、當時的國土、當時的民心，就像盤子一樣出現了一條條很大的裂縫，盤子裏的文明之水眼看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這時，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個人發現了甲骨文。這次發現，重新喚起了中國人關於自己民族的文化記憶。

這個人叫王懿榮，時任國子監祭酒，是當時國家最高學府的掌門人。他生病了，發現一種叫作“龍骨”的藥材上麵有字。所謂“龍骨”，其實也就是古代的烏龜殼和動物的骨頭。王懿榮是一位研究中國古代鍾鼎文的金石學家，他覺得這應該是非常遙遠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種記錄，這裏有祖先的聲音。

王懿榮還沒有來得及研究，命運就發生了巨大的轉折。他當時還擔任著另一個很緊迫的職位，叫作京師團練大臣。朝廷派他和義和團聯係，同時處理關於防衛北京和抵抗八國聯軍的事務。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後、光緒皇帝逃離北京。作為一個負責防衛事務的長官，他不願意成為八國聯軍的俘虜，於是選擇了自殺殉國。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許就是他書房裏邊的那一堆甲骨。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甲骨文的突然發現，在這風雨飄搖、血跡斑斑的時刻，似乎有一個神秘的聲音在啟示這塊土地：你們不該這樣滅亡，你們應該去聽一聽童年的聲音！此時的情景，中華民族就像一個遍體鱗傷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時候，突然聽到了自己童年的歌聲。他會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價值。他一定會撐著長矛慢慢地站起來，這就是我們民族當時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聲，就來自甲骨文。

世界上其他古文明滅亡的時候都沒有聽到這個聲音，而當後世的考古學家發現他們遠古的聲音時，這種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說，當童年的歌聲傳來時，武士們已斷氣多時。一八三九年瑪雅文明被發現時，它已經滅亡幾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發現時，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倫文明被發現時，古代巴比倫文明也已經滅絕了三千多年，這個時間和甲骨文被發現是同一年。甲骨文連接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但是古巴比倫文明已經滅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榮自殺的那一年，古希臘的克裏特文明被發現，而這個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沒能繼續；再晚一些的一九〇二年，當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現在考古學家麵前時，這個文明也消失幾千年了。

幸運的是，當中華民族童年的歌聲傳來的時候，這個文明還存在。

上天似乎擔心我們聽不懂甲骨文的聲音，就在王懿榮自殺前不久，敦煌的藏經洞又被發現了。接二連三地讓我們聽到自己童年的聲音、青年的聲音，告訴我們這種文明命不該絕。正是這種歌聲，重新喚起了我們對文明最初的記憶。

王安安：我很喜歡秋雨老師關於臨死武士聽到童年歌聲的比喻。一種文明的童年歌聲在血泊中聽到，才更加驚心動魄。秋雨老師用發現甲骨文的故事來開啟一門有關文化記憶的課，也讓人覺得驚心動魄。但是，具體來說，王懿榮能不能不自殺？如果他繼續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個小故事，數學家阿基米德在臨死前，當古羅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時，他隻平靜地說了一句：“請讓我演算完最後一道題再殺死我。”如果是王懿榮，他會作出這種選擇嗎？

餘秋雨：這就是東西方知識分子的重大差別，王懿榮一定會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過去了，曆史記住他，隻是因為他發現了甲骨文——一種文化記憶的喚醒。結果，他的自殺，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變成了一種文化祭奠。在他之後，還有好幾位祭奠者，具體原因不一，但都為一種文化記憶的喚醒支付了生命的代價。這是一個悲壯的課程，我們下次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