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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王懿榮留給兒子一千多塊甲骨，但他兒子王崇煥不是甲骨研究者，想把甲骨出讓給真正懂得它們的人，同時換取一定的生活經費。

第一人選是劉鶚，也就是《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在接過王懿榮留下的大多數甲骨以後，自己又從別的地方收購甲骨，終於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了一本合集《鐵雲藏龜》。劉鶚經過研究作出判斷，這是殷人的刀筆。這個判斷盡管比較簡單，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們的目光準確地拉到了那個重要的時代。

但是沒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後，劉鶚被問罪了，流放新疆。一九〇九年，因腦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對甲骨文的發現作出重大貢獻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諸叢瑜：很奇怪，在金字塔發現的過程當中，考古學家也是接二連三地死去。據說古埃及的金字塔裏有一個法老的咒語：“如果誰幹擾了法老的安寧，死亡必將降臨到他的身上。”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九年，英國考古學家卡特和他的團隊前後有二十二個人都死於非命，那個神秘的咒語一直困擾著很多人。好像還有一個瑪雅文明的水晶頭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會離奇地死去。

餘秋雨：對於這一批批偉大遺跡發現者的死，醫學家們作了種種解釋，卻都沒有能夠完全說服人。後來不斷有各種新的說法，比較新的說法是這些考古學家遇到了特殊的輻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結果如何，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當一種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說話的時候，當一個早就遺失的記憶打著哈欠要重新醒來的時候，它會有一股殺氣。它好像有一種力量，會把參與者卷入到一種無名的災難當中。

科學和文化的區別就是這樣：文化一直保持著自己莊嚴的神秘性；科學呢，則要努力地說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最重要的東西永遠也說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個獅身人麵像，它到底在笑什麽？不知道。為什麽似笑非笑？不知道。

當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釋清楚的時候，文化的宏大感、朦朧感、蒼涼感就沒有了。

《草葉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經說過，文學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連在一起。怎麽連在一起？不是靠已獲得的結論，而是靠永遠的懸念。

劉鶚死了，他的兒女親家羅振玉，是一個更大的學者。羅振玉在劉鶚家裏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作出判斷：最重要的問題是找到出土地點。

這說起來很簡單，但在當時卻非常困難。古董商人為了要壟斷市場，編造了好幾個地方，一會兒說河南湯陰，一會兒說河南衛輝。羅振玉還派自己家裏的人去那些地方考察過，都沒有找到。後來，終於從一個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裏聽說，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陽一個叫小屯的村莊。

對羅振玉這樣的大學者來說，隻要講到安陽，他馬上就會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識到了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過去。我在這裏請大家設想一下，安陽的小屯村在羅振玉弟弟眼前會出現什麽樣的情景？

王安安：剛才秋雨老師講到，當時甲骨已經被炒得很熱，價格非常高，中國人在收購，外國人也在收購，而這個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著。所以我覺得最可能的就是這個小屯村田地荒蕪，大家不做別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後院或者田地裏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現出了一個個大坑，村民都在那裏挖掘著可以創收的寶貝。說不定還有人已經在著手製作假的甲骨了。

餘秋雨：你的設想很合理，你所說的這一切都發生了。

現場的破壞也就是甲骨文生態環境的破壞，其嚴重性可想而知。羅振玉下了決心，必須親自去看看那個現場環境。一九一五年的三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有人說，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

中國學者隻顧在書本中爬行的學術道路，由此畫上了一條界線。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很多中國民眾還不明白田野考察對於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們的事。大家還是把尊敬投給那些號稱“書齋學者”，也就是憑著古書臆想著種種時空關係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書齋裏的思考在社會上往往以反諷的方式得以實現”。羅振玉這種轉向實際上也是對隻抱著經典文獻死讀書的一些書蟲的反諷。如果隻在書齋裏皓首窮經，可能會少了許多“在場”的感覺，也會少了對文化的敏感。羅振玉正是憑著這種文化敏感最終成為這個領域的一代大家。

萬小龍：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中也並不是沒有一種先知式的昭示。像顧炎武就說過，“讀萬卷書，行萬裏路”；還有像陸遊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實際上正是羅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這種實地考察的新學風的曆史前奏。

餘秋雨：我很高興你提到顧炎武。在羅振玉之前確實也有像顧炎武這樣的人，靠自己的腳去走了很多地方。我很喜歡他的一句詩——“常把《漢書》掛牛角”，可見他是多麽喜歡《漢書》，又知道他是趕著牛行走的。我自己後來在萬裏考察中遇到困難，總想起這句詩。

中華文明在明代之後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再也聽不到大地的聲音。

在安陽，一批偉大的文獻就要出土。這批文獻一直埋在地下，連孔子都沒有讀到過，連司馬遷也沒有讀到過。

確定安陽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並把它送到當代人的眼前，這是羅振玉的貢獻。羅振玉身邊出現了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比羅振玉還要棒，這個人叫王國維。

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學者，和許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樣，也沒有逃脫自殺的命運。一個王國維死了，而一個商代活了。

我想從宏觀上來分析一下。當時的中國表麵上看起來，出現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三相結構”：社會現實發展得越來越糟糕，古代文物發現得越來越輝煌，中國學者卻表現得越來越傑出。這“三相結構”有一種強烈的不一致，對王國維來說，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撐，最後毀滅的隻能是自己的生命。

如果說王國維表現出來的是一個高貴的悲劇結構，那麽他的好朋友羅振玉，卻進入了一個怪誕的悲劇結構。羅振玉在尖銳的矛盾當中，選擇了一個已經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複辟，到偽滿洲國任職。這等於造成了另外一種自殺。

你們看，當一個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聲音釋放給當代大地聽的時候，就會出現那麽多犧牲者。犧牲的形態可能是悲壯的，比如像王懿榮；可能是窩囊的，比如像劉鶚；可能是無奈的，比如像王國維；也可能是怪誕的，比如像羅振玉。這些中國現代學者的生命，成了一種祭壇前的供奉，而中華文化的童年歌聲，卻被大家聽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