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問：餘教授，您對台灣文化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點？
答：幾年前我在香港有一個公開演講，說世界上大多數地方的高層文化和民眾文化都有嚴重隔閡，隻有一個地方，連大街小巷間的普通市民都熟知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第一流作家、詩人、導演、佛學家、舞蹈家、雕塑家，這個地方就是台灣。
不僅熟知，而且尊重。在台灣，政治爭拗再激烈，族群分裂再嚴重，也沒有誰會到公共媒體上傷害一個重要的文化創造者。這種心照不宣的共同禁忌，體現了一種集體文化素養，讓人欽佩。我在內地的一些大學演講時，一再介紹台灣的這條文化底線。因為在內地，曆來被攻擊最嚴重的總是無權無勢的文化人、藝術家。這種現象，被老百姓稱之為“柿子專揀軟的捏”。連那些自稱為“社會良心”的著名傳媒，也總是在慷慨激昂地欺軟怕硬。
問：這是不是說，台灣的文化等級要高於內地？
答：不。內地人口基數大，文化精英、藝術天才的絕對數字肯定遠遠超過台灣。但是由於我前麵所說的差別，感覺反而倒了過來。目前在這方麵，內地應該向台灣學習。等到哪一天，內地的各種公關傳媒開始不再大肆傷害文化創造者了，那裏的文化業績必將讓世界吃驚。對此，你們要有思想準備。
問：“捏軟柿子”、傷害文化創造者，是不是受到政府的指使？
答：據我本人的切身感覺，不是。一直是一群特殊的文人在鬧，他們的特點是：一、有“文革”和“冷戰”基因；二、有寫作和表演才能；三、有精神偏執病症。這樣的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社會唾棄，近二十年又被傳媒寵愛。
問：他們有政治傾向嗎？
答：他們的政治隻有四個字：“毀人不倦”。這些年，他們中有些文人開始在扮演“異議分子”，其實是反對改革開放。“文革”時他們偽稱代表“革命群眾”，現在他們偽稱代表“弱勢群體”，性質都一樣：攻擊一切社會精英，包括文化創造者。
問：對於這種禍害，政府部門沒有責任嗎？
答：有責任。第一，慫恿他們作惡的傳媒擁有官方背景，因此永遠不必更正、道歉；第二，多數政府官員都是工程師、經濟師出身，不知道那些人所進行的文化毀損危害極大，是在搖撼社會的精神命脈。
問：針對這種現象，我認為作家和學者都應該在政治上大大強化自己，對國家和社會的命運進行思索和批判，像西方很多公共知識分子所做的那樣。他們拒絕權力體製的“收編”，卻能從邊緣重新撼動主流價值。否則，每天傳入民眾耳朵的隻能是您所說的那群人的吵鬧聲。
我們都知道您一直在盡量遠離權力體製，卻不知將走向何處：是繼續做一個純粹的文化人，還是轉而做一個思考和批判社會大問題的公共知識分子？
答：很期待你所說的那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但我不是。我沒有對一些重大社會問題作過廣泛調查，也不知道別人在這些問題上已經作過什麽樣的努力。如果憑著一點道聽途說就隨口發言，一定壞事。
問：但是我想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各種社會問題，即使沒有係統地研究，也有權利發表意見。您是不是太謙虛了？
答：你的問題給了我一個機會，劃清一條重要界線。每個人都可以對醫生談自己的身體感受，但不能冒充醫生。我們期待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是能夠發現社會疾病、治療社會疾病的“名醫”。隻可惜，現在大家都誤認為，七嘴八舌、眾聲喧嘩就是藥方。
問：我很喜歡老師的這個比喻。醫學與人人有關，但並不是人人可以行醫。同樣的道理，公共知識分子也不是想當就能當的。您是不是認為，現在社會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太多了。
答：不，太少了。到處都是自稱“包治百病”的郎中，真正的醫生隻能關門歇業。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去世的時候，人們的評價是：“伏爾泰先生的每句話，整個法蘭西都聽到了。”中國知識界一直沒有這樣的人，近代以來出現過梁啟超、胡適等人，但影響的範圍也不大。
問：這在台灣好得多。除了您上麵說到的那些誰也不會去傷害的文學家、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不少電視上的“言論嘉賓”，或者說是“言論領袖”，俗稱“名嘴”。“名嘴”這個俗稱給人的整體印象不佳，但如果仔細分辨，其中有一些“名嘴”是有理性、有專業的，他們能不能算是公共知識分子？
答：按照一般標準，應該算。但是，我心中的標準要高得多。台灣的這些“意見領袖”，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朋友。我深知，他們的話題是媒體設定的，都太政治、太短效、太雷同，缺少文化精神上的獨特建設。民眾從他們身上獲取的，主要是立場、態度、語句，而不是精神高度和思維方式。這低於他們的實際水平，很可惜。
問：您說他們太政治，但台灣目前的風氣就是傳媒的高度政治化。餘教授，您難道認為，政治不太重要嗎？
答：政治當然很重要，但是在我的排列中，經濟高於政治，文化高於經濟，宗教高於文化，自然高於宗教。
問：按照這個排列，我更知道不可能要求您成為那種政治化的公共知識分子了。但是無論如何，您還是非常“公共”。台灣的文化界、教育界、藝術界、學術界，很少有人不知道您。由於您的文章進入了這裏的中學課本，連中學生都驚訝您還活著。馬英九先生那麽忙，還來親自主持您的演講。聽我們的老師說，您在全世界的華文讀書界，影響都很大。請問，您向這麽遼闊的“公共”傳輸的核心話語是什麽？
答：我的核心話語是：仁愛、理性、美。在我看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經濟上的富裕、發達，隻有符合了仁愛、理性和美，才算到達了文化境界和美學境界。
問：在很多文化人看來，政治問題要比美學問題重要得多，對此您有什麽回應嗎？
答：你們都看了我在北大講課的記錄稿，我反複說明的一個道理，就是政治問題和美學問題之間的一般關係和終極關係。如果把這個道理放回到從前的曆史中去，即便是當事人也未必明白。屈原不明白，他寫的楚辭比他與楚懷王的關係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寫的唐詩比他成為李磷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寫的宋詞比她追隨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態度重要。
連這些美學巨人自己都不知輕重，更不要說普通民眾了。但是，我終究要告訴民眾，他們有權利享受比政治口號更美的詩句，比政治爭鬥更美的賽事，比政治派別更美的友誼，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
美，不是外在點綴，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選形式。在社會上，政治和經濟是在爭取生命的強大和自尊，而美，則在爭取生命的品質和等級。
問：老師的這段話說得精彩，我會牢牢記住。“生命的強大和自尊”，並不能等同“生命的品質和等級”。現在我想換一個問題，我和同學們都有一個感覺，您的文章和演講，台灣年輕人接受起來完全沒有文化隔閡。查資料，才知道早在海峽兩岸還沒有正式交流的年代，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就以最高票獲得了台灣的“最佳書獎”。這想起來實在有點奇異。現在，不少內地學生會到台灣上學，我想問，兩岸之間究竟有什麽樣的文化隔閡？這個問題，向您這位“無隔閡者”提出，可能沒有答案，也可能有最公平的答案，會是哪一種？
答：內地與台灣，文化隔閡不多。其中，不少技術性隔閡一跨就過，留下的就是心態性隔閡。說到心態性隔閡，我要為內地民眾說幾句話。從表麵上看，內地體量巨大，必然仗勢欺人，其實正好相反。自從二十年前開始交往以來，台灣民眾比較低看內地民眾，而內地民眾則比較高看台灣民眾。這與當時的經濟差距有關，也有政治原因。當時內地正在全麵揭露“文革”災難，負麵信息很多，而台灣正處於“解嚴”後的民主試驗，正麵信息不少。兩相遇合，似乎有了高低，後來也就形成了思維習慣。直到今天，內地民眾極少批評台灣民眾，但台灣民眾卻比較喜歡批評內地民眾，而且經常憑著一個偶發事件，就草率地把內地十三億之眾說成是“素質低下”的同一種人。
在台灣傳媒中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評論者隨口吐出的共識，例如“現在內地遇到的事，都是我們台灣二十年前經曆過的”；“在古代國文和現代國文的教學上，台灣都遠遠超過內地”；“內地有市場，台灣有創意。內地有工人，台灣有設計”……這些共識，與實際情況並不符合。
在此我要勸告台大學生，我們年輕一代，不要在整體上鄙視世界上任何一個龐大的人群。很多傲慢，都來自於無知，終究是文化毒藥。
問：台灣民眾現在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內地遊客，倒是沒有特別的負麵印象。原來的負麵印象，大多來自於我國香港、美國一些政治性的華文雜誌。我聽說這些雜誌至今還不能在內地發行，如果能批準發行，一定會引來一些反駁文章，用事實說明真相，情況會不會反而好一點？
答：這些雜誌我看過，其中也有一些不錯的觀點，卻又把大量的謠言、誹謗當作了自由和民主。現在內地每天都有潮湧般的民眾通過“自由行”的管道到香港購物，當然全能看到這些雜誌，但翻幾頁就不想看了。它們如在內地發行一定會招來沒完沒了的官司，隻有現在這樣，內地的被謗者支付不起香港極其昂貴的起訴費用，它們才能那樣自由。
問：我舅舅二十年前就到內地經商了，他說，幾位上了年紀的內地親戚告訴他，那些雜誌上的很多言論、語氣，是“文革遺風”，您同意這種說法嗎？
答：有點相似。“文革”的起因是執政黨領袖試圖更換接班人，這本來是一件不大的事情，但由於鼓吹“大民主”，立即變成了一場由極端主義文痞領頭的暴民運動，致使一切社會精英受到襲擊。幾十年過去，現在我發現上上下下很多人又在慫恿民粹浪潮了，深為中國的前途擔憂。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任重道遠，但是不管作任何選擇都不能重蹈“文革”覆轍。你們今後如果關心內地的民主進程，一定要分辨一下，哪一種是“文革式民主”。在法製意識淡薄的土地上，最容易產生的就是這種“民主”。
問：我想比較真實地了解大陸的社會和文化，您能不能推薦一個書目？
答：不要忙著看書，請盡量多到內地走走，最好住一段時間。按我考察文化的經驗，最可信賴的，是切身的感受。
問：台灣富士康公司在內地深圳的工廠接連發生十二起青年工人跳樓自盡事件，大家都在分析原因。台灣報刊上最常見的一種分析是：由於貧富懸殊，這些獨生子女想用自己的生命換取撫恤金來奉養父母。您的看法如何？
答：這是一種明顯帶有偏見的猜測。請台灣朋友按照常理來推斷幾個最簡單的問題：這些年輕工人的父母現在多大年歲？四十多歲，正當盛年；等他們失去謀生能力還要多久？二三十年；這些年輕工人全都接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並且身處全世界發展最快的城市和公司，怎麽可能會用今天的生命換取一瓢水，幻想著去澆灌二三十年後的老樹根？
他們的自殺，不是出於經濟原因，而是關及生命哲學。請想想，即使把自己放在上班的一家工廠裏，也隻是四十萬分之一，而他們，又恰恰是遠道而來尋找自己生命意義的。如果他們真是老一輩的“農民工”，那還有企盼今後“衣錦還鄉”的意義；如果他們真是老一輩的孝子孝女，那還有準備今後奉養父母的意義。但是，現在故鄉和父母都不需要他們承擔這種意義，這使他們流浪的生命飄若遊絲、輕如煙霧，產生了一種滑落於懸崖絕壁般的失重感。這是群體生命的當代困境，集中呈現於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發生急劇變動的時空中。學文科的同學應該領悟此間深刻的人文蘊含，千萬不要作低俗的解釋。
問：幾個月前聽您在台灣的一個演講，說到湖北一群不會遊泳的大學生，為救溺水的兒童手拉著手走進危險水域，結果發生不幸，這讓我深為感動。但是不久我在網絡上看到報道，大學生遇難後，有一群撈屍為生的船家還在討價還價。這讓我一下子又跌入了惡的深淵。您怎麽看待這件事？也許，媒體應該隱惡揚善？
答：我不相信那個地區有一群“撈屍為生”的船家，因為近年來顯然沒有發生赤壁大戰和諾曼底登陸，沒那麽多屍體。
如果真有船家收了打撈費，也不奇怪。善惡義利本是交錯並存的，不必“隱惡揚善”。請文科的同學注意，從文學藝術到現實生活，你們最好不要去設想一種單一而封閉的善。當然，也不要去設想一種單一而封閉的惡。善惡的常態，是互鄰互襯、互滲互克。這又碰撞到了一個重大的文化課題。
問：我和同學去上海，覺得那裏人潮擁擠、步調緊張，而上海的朋友來台北，都很羨慕這裏的民主、多元、方便、夜市、小吃、通宵書店、流行音樂……我們是應該在自己適應的地方謀發展，還是應該到競爭激烈的地方去磨煉？您對上海和台北都很熟悉，能提供這方麵的建議嗎？
答：你對上海的印象，是任何人初到一座陌生城市的共同感覺。上海朋友對台北的“羨慕”，有禮貌的成分。其實上海沒有你感覺到的那麽糟糕，而台北也沒有你羅列的那麽優秀。至少，上海有太多“寂寞梧桐深院”，例如我的台灣朋友登琨豔在滬東的掩蔭院落，楊惠姍、張毅在滬西的暢朗府邸，都安靜得自成日月。
從你的年齡和你提問的語氣，我建議你更勇敢地擺脫對於熟悉生活的陶醉，去開拓生命的空間，當然未必是上海。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看小了，開拓就是麵對陌生，包括自己生命深處的陌生。
問：台灣也有孔廟，安靜優雅，總能感受一種對聖人的緬懷。但近年去山東，“孔子熱”延燒，到處鬧哄哄，據說還要打造更豪華的紀念地，收費可能也更貴，您覺得這是一個好現象嗎？
答：我聽出了你的答案。但是，孔子早就不僅僅是學術文化界的現象，我們已經沒有權利來設計他。曆代皇帝祭孔，儀式宏大；普通民眾朝聖，更喜歡熱鬧。與孔子幾乎同時的佛祖釋迦牟尼，哲思多麽深奧，但世間廟堂出現的卻是密集的叩拜和香火。聖人塑造社會幾分，社會也塑造他幾分。如果你不喜歡熱鬧，那麽，你安靜了，他也安靜了。這就像你喜歡屈原，自可默默喜歡，不必嘲笑端午節賽龍舟的民眾讀不懂《離騷》。中國文人常常過於自命清高，我希望你們年輕人能夠增加一點尼采描述過的酒神精神，在民眾狂歡中醉步踉蹌、融入人潮。
問：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總覺得簡體字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聽說內地也有人提出要逐漸恢複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你的感覺，隻是閱讀習慣。我兩種字體都讀，沒有同感。
簡化漢字，包括簡化字數、筆畫、異形、異讀、古讀等很多方麵，自魏晉南北朝以來代代都在做。現代的簡化漢字運動，始於二十世紀初，比五四運動還早，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五十年代那一次，又包含著“掃除文盲”的急迫性。其實，很多簡體字是曆代草書中反複用過的，因此胡適之先生十分讚賞。
我不知道大陸有人提出恢複繁體字的理由是什麽。這既要改變十幾億人的內地習慣，又要花費天文數字的資金，誰敢下這種命令？連終生隻會寫繁體字的毛澤東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隻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送送老人而已。
問：現在世界的文化潮流，是模糊“精英”和“通俗”的界限，又促動“全球”和“本土”“後現代”和“後殖民”的競爭。請問餘教授，文學應該如何在這些概念之間覓得定位？
答：很抱歉，我要說，文化最無聊的事，是為了講課和論文，把一個個有機生命切割出很多界限，再研究這些界限之間的關係。其實你隻要低頭看看自己，萬物皆備，百學可通，哪有什麽界限？歌德說得好：“人類靠著聰明分割出很多的疆界，最後又用愛把它們全部推倒。”
文學不是在界限的夾縫裏尋找定位的可憐角色，而是自由的精靈，無處不在。
問：在網絡出現前，人類隻有兩件事平等：出生、死亡。現在有了第三件：網絡。當今的人類，最大的區分是“數字化”和“非數字化”，您同意嗎？
答：不同意。人類的最大區分，還是善良和邪惡。
問：台大學風自由，但是有一些漂亮女生頻頻在影視中亮相，也引來師長們的批判，認為這牽涉“公德”“行為模式”和“社會期待”，您同意嗎？
答：不同意。美麗是一種文化價值。歐洲文藝複興這麽偉大，仔細一看當時沒有什麽學術論文發表，隻有幾位畫家和雕塑家呈現了人體的美好。
一所大學的女生頻頻亮相影視，證明她們各方麵部廣受觀眾歡迎，這是十分珍罕的事情。討論她們該不該出來，十分可笑。這就像上海的某所大學如果一直在擔憂學生都成了姚明、劉翔該怎麽辦，是不是有點滑稽？
問：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散文會不會像詩歌、小說、戲劇的花樣翻新一樣，蘊蓄著一種突破？
答：文學的優劣，無關新舊。文學的院子非常巨大，我希望同學們多在裏邊遊覽欣賞，並投入自己的幾分勞動，而不要老想著破牆挖洞。文學和科學的區別，也在這裏。
問：當今的散文中，常常出現虛構的內容，您讚成嗎？
答：散文是內心的直接外化。一個人的內心很可能有夢幻、冥想、寓言、童話的成分，因此也有了虛構。請讀中國散文之祖《莊子》。
問：在網絡上看到，上海成立了“餘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尊稱，在台灣也有，不知道有沒有準確的定義，是近似於“桂冠”，還是近似於“爵位”？
答：“大師”的稱號，最早還是台灣給我的。很多年前馬英九先生主持我的演講，一開頭就當眾稱我為“大師級的文學家”，我很慚愧。但在內地，這個稱號很通俗，一般指三種人：第一種，路邊算命卜卦的人；第二種，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大師……其實是對親自動手的“大師傅”的美稱；第三種，被追悼的亡故者，一個學者死了，稱“國學大師”，一個畫家死了，稱“繪畫大師”，依據的原則是“死者為大”。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有一番苦衷。他們說，大學的理工科設立了很多高端研究所，但文化藝術沒有。因此經過評選，設立了兩個，除我之外，還有九十六歲的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在我的工作室掛牌那天我對記者說：“一個人先做大人，後做老人，因此老高於大。我做了幾十年老師，現在降老為大，不算什麽。”
問：餘教授，我們都非常喜歡您銳利、幽默的回答方式。知道您無心多涉世事，卻有一種“一點就通”的痛快。我們準備了一些“一句話問題”，希望得到您的“一句話回答”，作為“閃問”的結束，可以嗎？
答：試試吧，否則今天走不了。
問：中華文化幾千年，最普及又最不與其他文化重複的精神價值是什麽？
答：君子之道、禮儀之道、中庸之道。
問：與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最缺少的是什麽？
答：公共意識、法製意識、實證意識。
問：近三十年，祖國內地在精神文化上最大的成果是什麽？
答：普及了“以人為本、生命第一”的觀念。
問：最大的隱憂是什麽？
答：在“民意”旗號下的民粹主義泛濫。
問：現在的中國，您最樂觀的領域是什麽？
答：經濟。
問：最悲觀的領域是什麽？
答：文化。
問：禍害文化發展的主要力量是什麽？
答：傳媒。那些鼓動文痞糟踐文化的傳媒。
問：傳媒？
答：也有好的，不多。多數傳媒既仗勢又媚俗，禍害了文化的精神品質。
問：有沒有看到複蘇的契機？
答：暫時還沒有。讀者和觀眾已經拒絕提升，淪陷於低層次的狂歡。
問：據說您從來不把民眾的聚散，看成是文化的最高標準？
答：當然。文化的最高標準與當代民眾的聚散關係不大。如果把世界曆史上所有的文化巨匠都讓當時當地的民眾來投票，我保證，一個也選不上。
問：我們每天很多時間都在網上，這樣好嗎？
答：不好。趕快自救，在滔滔海嘯中找一個島嶼。
問：我們在網上可以方便地占有各種資訊，這難道不會使自己更強大一點嗎？
答：那些資訊百分之九十九對你毫無用處，卻把你占有了，你的“強大”是一種錯覺。
問：聽說您到現在還沒有上網？
答：餘光中先生說，我們是兩條“漏網之魚（餘）”。
問：那麽，如果網上出現了您的消息，不管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您也完全不知道？
答：不知道。因為我的妻子、助理，都不上網。
問：網絡上好像有您的微博，經常有您的一些話，不是真的嗎？
答：我沒有開過微博。大概是哪家出版社摘錄了我書上的一些話吧。
問：聽說您至今還沒有用過手機？
答：對。
問：為什麽這樣做？
答：因為我所佩服的所有巨人都不用手機、也不上網，從老子、墨子到康德、愛因斯坦。
問：落伍了怎麽辦？
答：獨立地麵對天地生命，永不落伍；盲目地追隨熱鬧潮流，很快凋謝。
問：現在像您這樣做的人，還多嗎？
答：極少，所以享受“獨立”。如果大家都像我這樣，我就悄然出走，去首先問津網絡。就像二十年前獨自出走，去考察廢墟一樣。
問：因此您其實並不是反對網絡本身，對嗎？
答：對。
問：我們離開校門之後，最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麽？
答：作好準備找一個善良而可信的終身伴侶。
問：最不應該做的事情是什麽？
答：以批判之名傷害他人。
問：有很多世界末日的預言，您相信嗎？
答：我還沒有發現相信或不信的根據。
問：如果那天真的降臨，您會做什麽？
答：指揮學生驅趕那些用謠言散布仇恨和恐慌的人。
問：您自己的表情呢？
答：用安靜的微笑讓人安靜。安靜地走向滅寂，是一種最有尊嚴的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