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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我們已經梳理了中華文化最早的幾項文化記憶，那就是從甲骨文到諸子百家，從屈原到司馬遷。按照一種最古典的觀念，中華文化的奠基過程到漢代已經完成。我們如果把課程結束在這裏，也可以。但是，僅僅集中在奠基階段畢竟不能令人滿足，我們還應該作適當延伸。下麵要討論的，是漢代以後的數百年亂世——三國兩晉南北朝。先請大家談談對這個時代的看法。

劉璿：我覺得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都亂七八糟，到處都打仗，社會也不安定。還有很多變態的統治者，像吳國那個孫皓，完全喪心病狂。再看一看《三國誌》，不到十頁就跳出來一個“人相食”——人吃人，這完全掉到生存底線以下了。這種時代，老百姓過日子一點安全感都沒有，我是很難對此產生好感的。

叢治辰：我對於亂世的態度，說出來就顯得有點“卑鄙”。所謂“亂世”的意思，其實就是“失範”——沒有規矩了！這“沒有規矩”又包含兩個層麵：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文化生活上沒有了規矩，異彩紛呈，特別好玩，我喜歡。但是你要讓我到亂世的社會生活當中去過日子，那我不幹。

餘秋雨：我理解你的意思。人有兩種需求，一個是基本的生活需求，一個是文化的遊戲需求，而這兩種需求很可能是分裂的。

王湘寧：我的看法可能極端一些。我覺得亂世的那些人，雖然日子過得不好，但是因為規範都沒有了，反而可以少很多束縛。比如我現在還隻是一個學生，但是專業一確立，我就似乎已經看到了以後要走的路。但如果我是在亂世，可能就自由和超脫得多，會有更多的選擇。亂世裏有很多非常非常壞的人，但是也有很多英雄，我們且不管是善還是惡，畢竟他們可以把善和惡都發揮到淋漓盡致。從藝術的角度來說，我都覺得是一種美。

餘秋雨：你的這番話，我覺得很有價值，尤其是你來自新加坡。我對新加坡也很熟悉，它在社會秩序方麵堪稱典範，但有時也會讓人產生一種惶恐，嚴密的秩序造成了全方位的控製，不僅控製今天，而且控製明天。正像你所說的，一個人甚至能夠大致預見到生命是怎麽終結的。很安全、很舒服，但又可能太沉悶、太單調。

我們來到世間，是讓生命來接受試煉的：我的生命精彩與否？我與客觀世界的關係如何？我有沒有可能改變命運和環境？……過於安定、過於規整的社會，往往會使這些問題褪色。如果眼前還有不少混亂、險灘、陷阱、障礙，還有種種未料的空間、突發的偶然，那麽，你會覺得手裏把握著自己的羅盤。人生的厚度、重量、意義，都與這種把握有關。因此我對文化意義上的亂世，並不那麽討厭。

亂世中的文化人其實是點火者。一片黑暗裏，把自己當作燈，甚至當作蠟燭，燃燒了都在所不惜。所以這些亂世中的文化人，比盛世中的文化人更值得我們尊重。不管他們有多少毛病，正是他們，讓亂世有了人文延續。這裏我想問問你們，在這些人中，特別能夠牽動你情感的是誰？

叢治辰：我印象最深的兩個人物是阮籍和嵇康。這兩個人物，秋雨老師在《遙遠的絕響》這篇文章中詳細談論過，而這篇文章也是秋雨老師的文章裏最令我感動的。這兩個人少年的時候都有大抱負，是想要經世濟民的。可是他們的躊躇滿誌一下子就墮入到司馬家族所編織的羅網之中了。這兩個有才華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應對亂世，要麽沉默，要麽抗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生命姿態相當富有魅力。

王安安：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給人的印象是很帥、很瀟灑，但是有那麽一個人長得很醜，就是劉伶。他雖長得很醜，但是特別好玩，在家裏不喜歡穿衣服，就光著身子。別人問他：“你為什麽不穿衣服啊？你這樣多不好啊。”他就說：“我是把天和地當成我的家，房屋就是我的衣褲，你為什麽鑽到我的褲襠裏來？”我很喜歡這種放浪形骸的灑脫的感覺。

王牧笛：還有個名氣很大的蔡文姬，她一輩子嫁了三次，經曆非常坎坷，在文學和音樂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她嫁到匈奴，被曹操接回來以後，曹操跟她聊天的時候說，非常羨慕過去她家裏那麽多藏書。蔡文姬說：“我家原來有藏書四千卷，但是因為戰亂都遺失了。”曹操聽了非常遺憾。但是蔡文姬說，“不過興許我還能背一些出來”，就背出了四百卷，把曹操高興壞了。這種博聞強識，令人震撼。

劉璿：南渡之後的東晉有幾個大家族很厲害，其中“王謝堂前燕”裏那個謝家就非常有名。謝家有一個子弟叫謝靈運，是謝玄的孫子，可惜出生的時候世家已經衰落了。他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就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山水之間，在他故鄉周圍的永嘉、會稽這些地方到處玩，開創了山水詩派——不寫人物隻寫山水，但是感情已經融入到山水裏麵了。他有很多自然清新的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歲暮》）等，從不同角度去刻畫自然景物，給人一種清麗唯美的享受，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占有很高地位的。

餘秋雨：我的一個忘年交，著名電影導演謝晉，就是這個謝家的後裔。他老家還在紹興上虞東山那個地方，經常回去。幾年前，謝晉叫我為他的老宅寫四個字“東山謝宅”掛在那裏。謝家的文化之脈，居然延續到謝晉。

王湘寧：剛才劉璿說的那些大家族裏還有一個王家，王家出了個大書法家王羲之。我在新加坡也是像內地很多同學一樣，從小就練書法，那個時候就覺得王羲之的字真好，可是老師不讓學他，隻讓學唐代的三位名家——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的字。因為王羲之的字好是好，卻很難模仿。在那個亂世裏，書法家有宗師，但沒有門戶，他是集大成的人物。

費晟：我也和其他同學一樣，非常喜歡這個時代的才子，但是我更欽佩這個時代裏一個默默無聞的實幹家——酈道元。他一開始也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當過地方官，執法非常嚴明，所以，雖然給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卻遭到豪強的忌恨。在中央做官的時候，更是引起權貴的不滿，被人用借刀殺人的手段除掉了——當時陝西的蕭寶夤要造反，對朝廷很顧忌，這個大家都知道。侍中、城陽王徽就特意建議任命酈道元當關右大使，蕭寶夤果然以為他要對自己不利，就在半道上把酈道元給殺了。

酈道元從小就喜歡地理考察，在旅遊途中對河道尤其關注，對於農業生產非常重要的河流、水汛特別留意。他看了古代的很多地理著作，最後選定前朝的《水經》作了很詳細的注解。以前的《水經》隻記載了一百餘條河流，他把這個數目擴充到一千二百餘條，然後詳細地記述了這些河道的情況，豐富了古代的地理學研究。

餘秋雨：酈道元，現在我們講他的時候感到特別親切。因為，在我們終於開始注意環保的時候，發現那麽遙遠的古代有一個人，把自己的文化生命和自然環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他是一個既非常古代，又非常現代的人。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文人，過多地關注文本文化，即使聲言“歸隱林泉”，也沒有考察自然的誌向，並不與自然產生整體交往。

他的文筆也很好，凝練而又有詩意，很難想象一個古代的地理學家有那麽好的文采。我寫過一篇散文《三峽》，在概括三峽兩岸險峻的山壁時，不得不引用他的語句。他又一次證明，文采未必專屬作家，也完全可以屬於地理學家、曆史學家或其他什麽專家。

叢治辰：我還想起一個人，就是劉義慶，這個名字乍一聽大家沒印象，但他留下一本書，大家都知道，就是《世說新語》。我們現在知道那麽多魏晉名士的“八卦”，都是這本書記下來的。他本人好像做過官，但政治上也沒什麽成就，我們對他的個人情況基本沒什麽了解，但他記別人的“八卦”的書倒是流傳後世了。

餘秋雨：很高興你提到他。如果沒有他的這本書，我們就失去了那個時代的一大半。

《世說新語》，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曆史小記還是文學隨筆？都可以。劉義慶自如地出入於文采和史實之間，而且用的是“碎步”。一段段短篇筆記，有時隻有幾句話，卻讓人玩味不盡。這種“碎步”，也讓人感覺到亂世留給文化的隻是零散空隙。不像《史記》，大漢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