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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今天我想先聽聽大家對墨子的印象。印象，也許是古人在今日世界的最終歸宿。

王牧笛：墨子的外貌似乎比較疾苦，是一個勞苦大眾的形象。孟子說墨子禿頂，腳後跟由於經常走路是破的。莊子說墨子腿肚上沒有毛，也沒有肉，也就是我們說的骨瘦如柴。魯迅寫小說，寫到墨子時，說這個人臉很黑，像個乞丐。

郭戰偉：墨子可以手腦並用，他一有想法馬上就會付諸實踐。準確地說，墨子不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行動者、實踐家。這在諸子百家中非常少見。

王安安：墨子是一位仁者，也有孤膽遊俠的氣質。即使大家都不理解他，他還是能夠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僅“言必信、行必果”，而且為了信仰可以拋棄七情六欲。

餘秋雨：能不能把他與我們前幾堂課說過的幾個思想家作一些對比？

王牧笛：不妨打個比喻，如果孔子是一隻獅子王，墨子就是一匹領頭狼。孔子強調某種高貴的生存態度，在這種高貴的姿態之下，對民眾難免產生疏離之感。而墨子本身就來自民間，代表著平民化的生存態度。總的來說，我覺得墨子比孔子更有包容的生存態度，生存能力也更加頑強。

餘秋雨：關於墨子，我的第一印象是顏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說其他的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學派的理念來命名，那麽，墨家則用一種顏色發言，而這個顏色恰恰是他的姓氏。馮友蘭先生、錢穆先生都對此作過考證，認為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為自己學派的名號，也就是承認自己代表著社會底層。“墨”，一方麵指黑衣、黑膚、黑臉，社會底層的形象；另一方麵，“墨”是當時的一種刑法——墨刑，代表著比社會底層更艱苦的刑徒。

一九二八年，有一位叫胡懷琛的學者，提出墨子是印度人。胡懷琛先生的理由是，墨子名“墨翟”，墨不是姓，翟也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蠻狄”的同音轉借，這兩個詞都是對不知名姓的外國人的稱呼。當時不少中國學者對外國了解不多，覺得一個黑皮膚的外國人，當然就是印度人了。而且，墨子的“兼愛”思想又頗有佛教的影子。但是佛教的太虛法師認為墨家的學說不太像佛教，而像印度本土的婆羅門教。有人便順著這個勢頭進一步推理下去，比如衛聚賢先生，認為不僅墨子是印度人，老子應該也是印度人。還有金祖同先生，居然認為墨子應該是阿拉伯的伊斯蘭教徒。看到這些爭論的文章我笑了，心想我們老一輩很有學問的學者怎麽會這樣閉塞又這樣武斷？

墨子的顏色，是一種純粹的中國黑色。墨子的哲學，是一種高貴的黑色哲學。

先秦諸子都喜歡旅行，他們一會兒坐牛車，一會兒坐馬車，有的時候還坐轎子，但墨子靠雙腳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去楚國，勸阻一場伐宋之戰，並跟公輸般（即魯班）辯論。這條路很長，起點在泰山腳下，終點是楚國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荊州一帶。這就是說，墨子要穿過山東的一小半，再穿過河南全境，然後才到湖北。到了湖北還要走很長的路，才能到達目的地。十天十夜，他全在步行，走得腳上起泡，他從黑色的衣服上撕下黑色的布條，包紮一下之後繼續走在黑夜裏。就這樣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國攻打宋國。他成功地阻止了這場戰爭，於是他又走回來，走到被他解救的宋國。當時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門下躲雨，卻被宋國的人趕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個人哪，靠大智慧救苦救難誰也不會知道，憑小聰明整天折騰誰都會認識他。

他的這種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獨，其實他很享受這種獨行，如果他要召喚一些徒弟陪同，非常方便，因為他一直擁有一個與他言行相依的團隊，組合成一種正義的集體力量。這樣一個人，讓我們慚愧，又讓我們懷念。

叢治辰：秋雨老師說到這裏，我腦海中一下子跳出來一個形象，金庸《天龍八部》裏的喬峰——一個穿著粗布衣服奔走在路上，製止戰爭、維護和平的英雄。還有一個形象是金庸《鹿鼎記》裏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以替天行道為己任，有一個非常忠誠的團隊，有他的幫規和信仰，為大家所擁戴。這兩個形象的合一就是我理解的墨子——都體現出“俠”的精神，墨子正是一個俠客。《墨子·貴義》裏麵講“萬事莫貴於義”，他對“義”的追求，就是後來俠客精神的重要來源。

餘秋雨：你說得不錯，墨子和俠客確實一脈相承。司馬遷所說的任俠精神在墨子身上獲得了完善的體現。不過，一般俠客都沒有像墨子那樣有明確的思想體係，而墨子提出了“兼愛”“非攻”等一整套理論，已經成為一位跨時代的精神導師。

王安安：我覺得墨子雖然不是印度人，但他的形象很貼近印度的甘地，提倡清苦的日常生活與非暴力的和平主張，並不是整日刀光劍影、飛花落葉、人頭落地。墨家的法規非常嚴苛，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實際上和甘地的非暴力主張很契合。我認為墨子比天地會、喬峰都要高很多。

郭戰偉：不，安安誤會了。墨子不是不要暴力，實際上他就是以武力作為基礎參與到那個時代的生態中去。如果沒有暴力，便不存在“非攻”的說法。我倒願意從墨子身後的那個濃重的底色——他的團隊來透析墨子。他們都是墨家學派的弟子，但存在著嚴密的效忠關係，某種意義上類似一個教團，具有宗教性。而且，這個團體也正是墨子的暴力組織，他們用墨家的戰爭經驗直接參與到各國實務性的政治活動中。

餘秋雨：不錯，他擁有一支以學生為主體的強悍團隊。先秦諸子的其他學派也會有不少學生，但墨子的情況完全不同。他是司令，指揮重大行動，而不僅僅是教師。這使他具有其他學派所不可能有的力量。例如那次他步行十天十夜到楚國去救宋國，看似孤身一人，卻有一個武裝團隊作為強大後盾。因此，當公輸般知道比不過他，隱晦地表示可以通過除掉他來取得勝利時，他就沉著地說，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已經全副武裝地等在宋國的城頭。由此可見，他的“非攻”思想是由盾牌守護的。

薩琳娜：我認為墨家團隊有點半宗教的性質，然而他們不信奉某個特定的神靈，所以不能說它是完全的宗教組織。但是它通過“巨子”製度形成非常嚴密的組織，有著共同的道德倫理、價值觀以及信仰，很類似於宗教組織。

郭戰偉：我非常同意你的說法。墨家是有一種宗教情懷，它一方麵施行軍事化的管理，另外一方麵通過某種半宗教信仰使這些人可以“赴湯蹈火、摩頂放踵”在所不惜。但是我一直有一個疑問：為什麽墨家團隊夭折了，之後的中國曆史上沒有了它的身影？難道僅僅是因為它沒有一個單一的神、一個崇拜的偶像嗎，還是因為其他原因？

萬小龍：有學者認為，墨家是一個半軍事化的教團組織。它為什麽沒有留下來，我覺得歸根結底在於它的組織製度——巨子製，這種組織製度有“權”作為團隊的領導者，享有足夠的權威，甚至掌控了團員的生殺大權。這是它跟其他學派最大的區別，有權就必然產生爭權，所以墨子剛一去世，墨家馬上分為三派。儒家的老師對學生並沒有那麽大的人身控製權，沒有權力就無所謂爭權。

叢治辰：我不是很同意你的觀點。墨家分成三派，孔子死後儒家分成了八派，那可以反證儒家的爭奪更厲害嗎？我覺得墨家團隊消失的決定性原因不在爭權。

萬小龍：不可否認“巨子”製的弊端是一個重要原因。我這裏有一個例證，在墨家後期有一個巨子叫孟勝，他和楚國的陽城君關係非常好。後來陽城君參與了楚國貴族的叛亂，孟勝就率領一百八十二個弟子幫助陽城君守他的封地，結果孟勝和他一百八十二個弟子全部陣亡了。這件事情有另外一個版本，說當時孟勝參與守城行動，但是陽城君逃跑以後，楚國來收回這個城，孟勝率領他的一百八十二個弟子集體自殺就“義”了，就是墨家強調的這個“義”。大量的墨家弟子，隻能是巨子的隨葬品，這個組織製度弊端太明顯了。以現在的觀點看，可能有點邪教的性質。

餘秋雨：我補充一個細節。這個巨子孟勝在自殺以前，為了墨家團隊的延續，任命遠方的田襄子接任自己，於是派兩個弟子去傳達任命。傳達完了，那兩個弟子要返回楚國，像團隊的其他成員一樣自殺。新任巨子的田襄子說，現在我是巨子，我命令你們不能自殺。但那兩個弟子還是不聽他的命令，回來自殺了。因此對這兩個弟子的評價產生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麵說他們是壯士，另外一方麵則又說他們是不聽命令的人。從這樣一個小小的情節，可以知道墨家團隊在紀律上的嚴格，也可以看到由此產生的弊端。請注意，過於嚴格的僵硬，一定會造成機體內部的不協調，並由此產生斷裂。

薩琳娜：我記得錢穆先生說，墨學的衰亡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墨家追求一種徹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為方式，而中國的文化類型，或者民族性裏麵很難徹底貫徹這樣一種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講“非樂”，不要音樂了；講“節葬”，節儉葬禮，就連父母的喪禮也很苛刻，做得很徹底、很決絕，徹底斬斷個人的家庭理念。這些思想和行為並不適應中國傳統的社會形態。

餘秋雨：我很高興大家對墨家衰敗的原因能發表這麽多高質量的意見。這個問題的學術分量很重，關及中國這片文化土壤對社會團體的容忍程度。我認為，墨家的毛病出在極端化和權力化這兩個方麵。

極端化的弊端，我們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時曾經講了不少，墨家就是這方麵的一個例證——過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個很小的地盤上，成了“懸崖上的悲壯英雄”，失去了回旋的餘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張本來是麵向底層民眾的，但是，動不動就有多少年輕人集體自殺，這種行為完全不符合農耕社會的家族倫理，因此也突破了民眾同情的底線，很難繼續擴大隊伍。

權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團隊的組織產生。雖然不是官場，卻要花費巨大的精力製定規則、調配力量、執行紀律，這就使一個學派無法再在學理上創新發展。又由於權力，引起朝廷的警惕，而自己卻找不到足以維係團隊生存的經濟基礎。這種嚴重的生存危機，墨家無法擺脫。

墨家無可挽回地衰微了，但這並不影響它的偉大。就連我們剛才所說的加速它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著讓人怦然心動的高貴。這又一次證明，偉大與成功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