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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秋雨：在甲骨文、商代、老子、孔子之後，接下來應該討論哪一個重大文化現象？這一定會引起爭議，因為已經攀越的這幾座大山無可爭議，而後麵的大山則很多，選哪一座呢？我希望聽到不同意見，然後再來討論。順便還請各位說一說，文化記憶對一個民族而言，是多一些好，還是少一些好，分寸如何把握？

叢治辰：我覺得文化記憶過多不好，過少也不好，均衡就好。就像某個著名的洋快餐廣告語說的，均衡的營養對於我們才是健康的。對於一個民族來講，也是均衡一點為好。在討論了甲骨文、商代、老子、孔子之後，我想下一個值得記憶的應該是與他們的思維有一點不同的，能構成一個互補關係的思想家，我推薦公孫龍。我的理由很簡單：“缺什麽補什麽”。在整個中國文化長河中，邏輯學一直很缺乏，直到近代以來，許多大家像金嶽霖先生，都要去西方學習邏輯學。其實，我們的老祖宗本身就有好的邏輯學傳統。如果能從公孫龍身上，包括從後期墨家身上，學一點邏輯學的知識，也許會讓我們對近代的理性、近代的科學有更好的理解。

王安安：我推薦的候選人是莊子。現在中國人對藝術的興趣越來越濃，各種畫展、各種藝術展覽都是人頭攢動。但在大量外國藝術作品進入中國的時刻，我們不禁反思，為什麽現代中國沒有藝術的精神和審美的精神？其實中國藝術的思想淵源和文化淵源是從莊子這兒來的。所以我認為莊子很值得大家研究和記憶。

餘秋雨：叢治辰的想法很有趣。但是，我們對於古代經典，不能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這就像不能讓我們年邁的曾祖父，去修剪花園的大草坪，盡管曾祖父年輕時務過農，而我們的草坪又一直雜草叢生，缺少一個修剪工。我們古代確實有過不錯的邏輯學，但是從今天的需要而言，則應該學習以科學精神為基礎的現代邏輯學。我本人的邏輯學基礎是從歐幾裏得幾何學打下的，在這方麵，不必強調民族界限。

莊子的情況不太一樣，他代表著一種後世無法取代的人生態度和藝術精神，是東方文明的標誌之一。對於一般民眾而言，莊子比公孫龍更值得記憶。

魏然：我認為韓非子也應該被記憶。在諸子百家的學說當中，真正脫穎而出，為統治者所采用並且成功實踐的是韓非子代表的法家學說。中國古代形成發達的中央集權政治，跟法家密不可分。

餘秋雨：不錯，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權中，法家一直是一個若隱若現的核心結構。麻煩的是，它太普及了，一種畸形的普及。法家提出的“法、術、勢”，除了“法”的概念比較艱深外，“術”和“勢”的概念幾乎成了一般文化人讀解中國曆史的基本門徑。權術、謀術、拉幫結派、造勢炒作……成了人們對中國文化的低層領悟，而且已經滲入很多人的骨髓。直到今天，很多曆史評論、文化演講，包括曆史題材的電視劇、電影、小說，都很少離開這個格局。因此，我主張在學術上為法家正名，讓它恢複作為一種古典政治學和管理學的宏大內涵，但在民族記憶上，卻應該淡化它，不要火上澆油，不要繼續張揚。

叢治辰：秋雨老師曾經說過，文化太多了並不是一件好事情，應該對文化做減法，我們真正需要繼承的是精髓性的文化。從普通老百姓的角度來講，主要還是應該繼承孔孟學說的一些亮點，比如說：“忠”“孝”“仁”“義”“和平”“浩然之氣”等。

餘秋雨：如果縮小到隻剩孔孟之道，又太單調了。因為那畢竟是百家爭鳴的時代。

諸叢瑜：對不起，秋雨老師，您的觀點和剛才發言同學的觀點我都不能同意。我認為這是一種精英主義立場的觀點。普通民眾的文化記憶的多少和內容都不是任何人可以為之選擇和設定的，文化記憶是一件非常個性化的事情。在新聞學裏麵有一個理論叫作選擇性記憶，是說受眾可能對新聞作選擇性的記憶。我認為對於文化記憶而言，實際上也是一個選擇性記憶的過程，比如說，一個從小愛好軍事的人，可能會對孔子、孟子沒什麽感覺，卻會記住白起、王翦等人，一個喜歡水利的人則會記住鄭國、李冰這樣的名字。一個民族的文化記憶是由許許多多的個性化記憶組成的譜係。

餘秋雨：你這裏有一個潛在的假設，以為全部文化資源都已經攤開在廣大民眾麵前可供挑揀，其實不是這樣。一般民眾由於教育和專業的局限，並不知道存在那麽多資源。因此你的無限個性化選擇，很有可能是取消選擇。就像我們在一個極大的範圍內選舉領導人，如果沒有候選人，便完全無法實行。這裏就出現了文化人的責任：為一個時代選擇一個範圍，並把選擇的理由討論清楚，然後才能讓民眾自由選擇。這個過程，也是啟蒙的一部分。

魏然：那麽我推薦一個人，他在幾千年前就發出了個人主義的微弱呼聲，他就是楊朱。我們中國一直是推崇集體主義的，他非常重視個人的價值。

餘秋雨：遺憾的是，楊朱留下的資料太少，我們不能了解他係統的論述。他說“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一般認為是極端利己主義。但我認為，他既然能在智者如雲的時代成為一個思想流派，一定不會那麽淺薄。他可能會認為，“天下”是一個空洞概念，因此也可能是一個虛假概念，而個體是實在的。安頓個體，不要製造“利天下”或“害天下”的借口來剝奪個體。因此，不隨便拔毛——這隻是猜想。我們不能憑著猜想來選擇記憶。

劉璿：那我來推薦一位研究資料比較多的先秦思想家——孫子，尤其是他的“慎戰”思想。孫子認為戰爭不是一個必要的手段，隻是最後的手段。他說“上兵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短兵相接、攻城略地是不得已的選擇，也是最下策的選擇。戰爭是國之大事，需要謹慎。聽說我國領導人訪問美國的時候，贈給小布什一本《孫子兵法》，寓意很明顯。自布什當政以來，他在中東是“伐謀”不足，“伐兵”有餘，逢城必攻。因此，中國就來告訴美國：世界需要和諧，美國需要節製。孫子的“慎戰”思想，是值得當今全世界重新記憶的。

叢治辰：我倒覺得從文化記憶這個“高尚”的口袋中，最不應該拿出來的就是孫子。孫子心機太多，良知太少。當下孫子已經很泛濫了，處處是《孫子兵法》與商戰、與市場競爭、與企業管理。我們已經把孫子泛濫化、庸俗化，甚至妖邪化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既然孫子審慎地對待戰爭，我們也應該審慎地對待孫子。

劉璿：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正如你剛才所說，我們已經把孫子泛濫化、庸俗化，甚至妖邪化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還原本真的孫子，去看看《孫子兵法》到底是怎樣的一部書。

王牧笛：請注意，現在人們大肆宣揚的是兵家、法家的謀略智慧術，是些陰暗的東西，會帶來嚴重後果。我認為孟子的性善論是一針強心劑，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萬小龍：各位，你們剛才講了這麽多，無論老子、孔子、孟子，還是孫子，都是很精英化的人物，然而我們的老百姓到哪裏去了呢？精英學者都在津津樂道這些形而上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販夫走卒，我們的引車賣漿者，他們的英雄肯定不是孔子，不是孟子，也不是孫子。他們有自己的偶像，從金庸小說的流行可見，武俠、任俠的精神，實際上是中國民間社會幾千年來非常崇尚也非常渴望的精神，將這種精神體現得最明顯的還是墨家，是墨子。王小波寫過一本書叫《沉默的大多數》，我覺得沉默的大多數並不是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所想代言的那個平民階層。他們才是真正的沉默的大多數。在春秋戰國時代，我們很慶幸有這樣一個叫墨翟的人，代表了那一批沉默的大多數，使那個時代變得如此豐富、燦爛。無數標榜自己代表著沉默的大多數的社會精英，我想問問他們，你們是否真正了解那批沉默的大多數？

郭戰偉：我也同意我們最該記憶墨子。除了剛才這位同學提到的他來自草根階層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強調實踐性。這可能是中國文化中最為缺乏的一點。中國讀書人，自古以來都是崇尚空談不講求務實，而墨子在這方麵提出了很多有意義的觀點，他值得被記憶。

王安安：剛才聽了這麽多同學的意見，縱覽中國先秦哲學史上如此多的思想家，令人疑惑的是幾乎沒有人提出“快樂”這個詞。大家樂此不疲地暢言如何改造社會，如何處理人際關係，怎麽樣去搞定國家、搞定君主、搞定身邊的人，幾乎沒有人提出要使自己獲得心靈的自由，獲得心靈的快樂。幸好我們還有莊子。在記住這麽多“家”的同時，我們一定不要忘了莊子，不要忘了讓自己的心靈獲得一份寧靜、一份快樂、一份自由，我覺得這倒是現在中國人最缺乏的東西。

餘秋雨：我讚成把墨子和莊子作為我們下一步談論的重點。當然，在先秦思想家中，提出“人本善”的孟子和“人本惡”的荀子，都具有極高的理論價值，因為他們為儒學提供了人性論基礎。而且，還提出了“民本”“王道”“仁政”“一天下”等影響中國曆史兩千年的政治學。但是，我們既然已經把孔子選為儒家的代表，就隻能把他們放在那個大家庭裏了。其實，他們在很多學術層麵上，已經高於孔子。

墨子很容易被遺忘，卻不該被遺忘。剛才劉璿稱讚孫子的“慎戰”思想，而墨子幹脆提出了“非攻”，觀念更明確了。他還提出過“兼愛”，這在中國思想界簡直是空穀足音。因此直到近代，連孫中山、梁啟超這些很有世界眼光的人，也認為中國最需要墨子。

至於莊子，正如王安安所說，他給人一種心靈的快樂。我要說明的是，莊子為心靈提供快樂的依據，一是自然，二是藝術，因此很“現代”。

自然的詩化，詩化的自然，是最美好的精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