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汽燈

與外公相比，母親似乎沒有如此輕鬆和悠閑。

母親是獨生女，從來沒做過苦力活。突然間做了菜農，開始很不習慣。菜農就是每天在田裏種菜淋菜。淋菜最辛苦，得來來回回地到水塘裏挑水，然後把所有的菜都澆完。生產隊裏那些社員做慣了，手腳十分麻利，個個將褲腳挽得高高的，走進水塘，彎下腰，左手右手同時把水桶往水裏一按，兩邊的水桶“咕嚕咕嚕”的，一下子就把水裝滿，拱起身子就馬上走。而母親不行。左手剛把水桶按下去，右邊的水桶卻浮了上來，弄了半天，也裝不了半桶水。在她身後等候的社員，倒是沒一個責備她的。

收工回來，母親常常累得腰酸背痛。更麻煩的是，由於長時間在水裏浸泡，母親得了沙蟲腳。每個腳趾縫裏，潮紅糜爛，有奇癢，繼發感染，潰爛出血。母親就用土辦法：用火柴燒。但她不敢對自己下手，就叫我幫忙。她教我的方法是：把火柴點燃後立即吹滅，趁著火柴頭還有很高的熱度，就趕快往傷口裏紮。傷口一燙，細菌也真的死了，腳也好了。但每一次，母親都被燙得齜牙咧嘴，“嘶嘶嘶”地倒抽冷氣。

外公看在眼裏，十分心痛。有一天他跟母親說，你現在的苦還不算苦。你肩上有一副擔子更重。你呀，能把那三個孩子教好了，那你的擔子就輕了。

這句話，母親經常翻出來跟我們說。

俗話說：飯前教子，床前教妻。母親從此就對我們嚴厲起來，都是在吃飯的時候才對我們進行教育。吃飯不能吃出響聲，夾菜隻能夾自己麵前的，吃完了飯要跟大人說“慢吃”……點點滴滴，從細微處開始。

母親特別要求我們，勿要愛富嫌貧，怕強淩弱。

利民街有我們家很多親戚，但都是窮親戚。住斜對麵屋有個表姐，十四五歲了，但看上去像個八九歲的小孩，個子瘦瘦小小的，臉無血色，手腳無力；走路特慢，說話細聲，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聽大人說，她得了一種什麽病，總也治不好。但土醫說，吃烤青蛙就可以治好。我外公就答應給她抓些青蛙來。外公每天都挑大糞到菜地的糞池，在田埂裏，隨手都可以抓到青蛙。

外公一旦抓到青蛙，就讓我去叫表姐。表姐就慢騰騰地從對麵走過來。她先不急回家，就在外公家的火灶燃起火，烤青蛙。她用一根筷子串起一個青蛙，在火麵上烤。青蛙的大腿爆裂了，肉就熟了。她慢慢地把整個吃完，然後才把剩下的帶走。

但吃了一兩個月，表姐的病情並沒有見好，依然臉無血色，氣若遊絲。

但她仍然堅持吃青蛙。

後來，再沒見她來了。母親說，她已經死了。

利民街西去四公裏有個鄔家村，那裏有個婆婆，七十多歲了，和一個堂舅住。他們家是一間茅草屋，孤零零地就在公路邊。堂舅人懶，三十多了還沒結婚。婆婆就久不久出來跟我們住幾天。若是夏天，番桃熟了，她必定叫堂舅摘一些下來帶出來給我們。婆婆駝背，弓著腰，拄著拐棍，每走幾十米必然休息一會兒。到朝陽小學有四五公裏，真難為她了。

婆婆每次來，我們都很高興。母親盡量做好吃的招待婆婆。而她一走，我們總是依依不舍，有一次，我竟然哭著拉住婆婆不讓她走。

她最後一次來，行動比以前慢了許多，言語也少，而且出現大小便失禁。此後回去，她再也不來了。過幾年，她就去世了。

那時，正進行抗美援越的鬥爭。龍州是中越邊境的邊防重鎮，每一天都有解放軍的軍車從我們門口通過，到憑祥，進越南。解放軍的一個團部就駐紮在利民街附近。久不久，團部都會放露天電影，慰問我們老百姓。那時，放電影根本不用做廣告，做任何宣傳，隻要解放軍一放出消息，大家就互相傳。到了傍晚，吃完飯，各自拿著板凳去操場裏占位置就行了。到了那兒，電影銀幕早就掛好。操場裏呼朋喚友，拖兒帶女的，吵吵嚷嚷。當銀幕裏隨著音樂突然映出八一電影製片廠那個標誌性的光芒四射的五角星片頭時，大家才靜下來。但抗美援越這麽多年，解放軍放的電影來來去去都是那麽幾部：《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平原遊擊隊》《打擊侵略者》《奇襲》等。

在利民街的生活十分平靜。

那天中午，外公、母親和我正在吃午飯。母親用背帶將三弟背在背上，三弟時不時哭，讓母親吃得很不安然。突然進來了一個中年漢子，什麽招呼都沒打，就直接跟外公說，老鄔，今晚你到大隊裏交代一下。外公老老實實地“哦”了一聲，母親向外公瞄了一眼，就拿著碗筷，停頓了半天不動。晚上，就在部隊操場邊上的生產隊的禮堂裏，汽燈亮得慘白，人聲嚷得翻天。外公陰沉著臉出去了。那個神情，和父親在金龍中學宿舍點著油燈出門時一樣。

趁母親沒有注意，我就一個人溜了出去。還沒走近生產隊禮堂，我就聽見一陣高過一陣的口號聲了。我知道，這是在開鬥爭大會。我走進會場，一眼就看見外公站在中間，低著頭，雙手垂直。人群則對他怒罵，指指點點。

從那個晚上起，我開始明白外公為什麽叫作“四類分子”，什麽叫作“交代”，為什麽母親不做老師了卻做了菜農。

從那個晚上起，我對那個來通知外公“交代”的中年漢子恨之入骨。直至現在，我竟還記得那時他和我外公說話的神態和口氣，還有我母親尷尬的表情。

半年後，母親帶著我和二弟、三弟，回到了朝陽小學。母親恢複了教書。我也不用早早就起床從利民街趕往學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