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弟
哥弟
我讀完小學三年級，剛放暑假，有一天上午，大約十點鍾，表哥突然來到我家。他說今天是來趕龍州街的圩日，耍賣雞。他手裏的確提著一個雞籠，裏麵有一隻閹雞。他問我去不去鄉下，去的話，等他賣完雞了，就來接我。
我當然想去了。農村怎麽說都比城裏好玩，況且我喜歡和哥弟在一起。在我創作的長篇散文《一座山，兩個人》裏，曾這樣寫道：“唯有我那個勤勞、樂觀的二表哥，倒是給我們製造了不少的快樂。他帶我們到村外，教我們裝鳥、掏鳥窩，教我們采野果，教我們插秧，教我們耘田，教我們放鴨子，教我們燒紅薯窯。鄉野的氣息，無論沉重或輕盈，均如絲如縷，不動聲色地滲入了我的肌膚和血液，構成我揮之不去的鄉野記憶和情愫。”
征得爸媽同意，我趕緊撿了幾件衣服等表哥。
下午三點多鍾，表哥來了。他匆匆吃了一碗粥，就帶我出發。
以前去農村姑媽家，因為太小，不是大人背，就是坐在單車上，不知走路是何種滋味。如今，我脫離了嗬護，第一次自己行走，覺得異常的興奮。一路上，爬上山崗，蹚過溪流，路過村莊，穿過田野，經常有狗攔住我們的去路。表哥有經驗，低頭彎腰裝著撿石頭，狗見了，以為要挨打，轉身就跑，但很快又尾隨追過來，齜牙咧嘴向我們狂吠。村民見我們一副城裏人的裝束和城裏人的模樣，在不應該出現的地方出現，就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我感到我們忽然成了賊。賊是要躲避狗的追趕和人的目光的。這樣的感覺讓我感到一切都是那麽新鮮。可走著走著，表哥就不斷地歎氣：唉，這雞賣得虧了，開始我叫賣一塊一斤，有人給九角，我沒賣；可等等快天黑了，我們還得趕路回家呢，八角我也賣了……
六點多鍾時，表哥說，過了這個村，馬上就到穀榮村了。那就是姑媽家。
也許是因為表哥的提示，我突然多麽渴望我們能夠盡快穿越這個村莊。穿越的目的就是快點到家。可這個村莊很大很大，隻有目光才能做到很快地穿越。
最遠處是一排山，太陽滑落到山的背後了，山頂上殘留著一抹紅霞，暖暖的，風吹過來，臉頰都覺得溫熱。但天色向晚，整排山開始暗淡下來，已看不到樹木的綠色；山壁上**著的石壁，灰白灰白，有雲朵懸掛的感覺。有一種鳥叫白麵水雞，“嘟嗡——嘟嗡”地啼鳴，聲音十分曠遠，悠揚，神秘，似是從山裏傳來，也像從天上飄來，更像從水底裏冒出來。山的跟前，是一片平整的稻田，穀穗都黃了，沉甸甸地低垂著。田野中間，有一條機耕路直直穿過，路邊上，有農人肩扛著犁耙，趕著牛，大概是往家裏去；但也正好碰上了迎麵而來的鴨群，鴨群一驚，向四處散去，鴨群的主人就提著長長的頂端綁著紅布條的竹竿，重新趕它們攏到一起。田頭裏，有農人把殘草和枯葉堆起來，燒了，煙霧一圈一圈地往天上飄，讓人想起炊煙，想起灶頭，想起鍋頭裏熱騰騰的飯和香噴噴的菜……
——那一幅畫麵，讓我至今難忘。我一直認為，鄉村最美的時刻，是在黃昏降臨時。所以，平常我一旦有機會下鄉，最喜歡在黃昏時刻在鄉道上走。走著走著，必定能看到山頂的紅霞，看到牛和鴨群回家，看到田頭的煙霧，聽到白麵水雞的鳴叫。任何一個農人，都可以在這樣的時候卸下一天的勞頓，準備他們的晚餐。
果然，過了這個村莊，馬上又看到了另一個村莊。表哥指著它說，我們到家了。
正準備進入村口，表哥突然停住，指著路邊一塊坡地說，你看看，這個是誰？
我順著他的指向，看見一片菜地裏有一個穿著白色圓領文化衫的老人，蹲著背向我們，正給菜苗鬆土。此時，夜幕始降，那老人又戴著草帽，我無法看清他的麵孔。我疑惑地看著表哥，表哥說，那是你阿耶呢。你幾年沒來了，所以你不知道他已經回來了。
阿耶就是我姑爹。
在農村，我們喜歡把男性前輩喊“阿耶”，與“阿公”同義。“姑爹”是個書麵語。
我就遠遠地喊了一聲：“阿耶！”阿耶回過頭來，應了一聲，然後擺擺手示意說，你們先回，你們先回。
我還是沒有看清他的麵孔。
入得家門，天全黑了。姑媽剛給我們點上油燈，阿耶也跟著進家了。
姑媽和婆婆把煮好的飯菜端上桌，我們開始吃飯。這時我才看清阿耶的樣子。
阿耶極其的瘦，可以說瘦得皮包骨，身上沒有任何多餘的肉。眼睛特別小，眼皮幾乎縫合了，要是他不抬頭，根本就看不到他的眼球。背還有些駝，身骨有些收縮，肩膀差點高過耳朵。但膚色卻是出奇的白，白得有些不真實。
阿耶在姑媽家突然出現，我怎麽都覺得有些不習慣。後來我才知道，阿耶是剛從勞改場釋放出來的。他一共蹲了17年的牢。所以，在此之前，我從沒見過阿耶，這個家庭似乎就沒有這個人。
吃著飯，姑媽和阿耶幾乎同時問哥弟：這雞賣了多少錢？
哥弟就從口袋裏掏出錢來，交給姑媽，同時把賣雞的經曆告訴了他們。他們聽了，又幾乎同時都在責怪哥弟：你傻呀你，在街頭蹲了幾個小時，九角不賣八角倒賣了，真笨哦……
哥弟一聲不吭，低著頭扒飯。微弱的燈光中，我看見哥弟的眼角閃著淚花。
我這才想起，哥弟一路上為什麽喋喋不休地說他賣雞虧了，那是擔心姑媽、阿耶責怪啊！的確，賣一隻雞虧幾毛錢，就等於白白丟了幾兩肉、幾斤鹽、幾斤酒，誰不心疼哦。
那年哥弟17歲，比我大8歲。在我的印象中，哥弟就是一個勤勞、誠實的人，從來沒被大人責備過的。他平常上縣城趕圩或者辦事，有時會到我們家來，吃了飯再走。吃飯前，見水缸未滿，就拿起扁擔水桶挑水；見有大塊的木柴沒劈，就抓起斧頭劈；見地髒了，就撿起掃帚掃。他性情開朗，不厭勞苦。幹活時，不是吹口哨，就是哼歌，似乎把勞作當成玩家家。吃飯時，有舊飯就搶著吃舊飯；要是碰到有肉菜，卻很少吃肉，隻吃素菜。他和我們玩，從不跟我們爭執，全都讓著我們。表哥一走，母親馬上教育我們：你們看看哥弟，多勤快，多懂事，你們要好好學啊！的確，這麽多年，表哥一直是我們無可挑剔的榜樣。
但那個年代，勤勞、老實的哥弟注定命運多舛，曆盡磨難。
他還在姑媽腹中時，阿耶就在“清匪反霸”運動中被抓去勞教。三四歲時，姑媽帶著他，到了橫縣馬嶺農場，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正在服刑的父親。12歲那年讀完小學五年級上學期，他就跟隨姑媽插隊落戶。那天，姑媽租了一輛馬車，將一家人的行李和農具拉到彬橋公社。到了鄉下，哥弟這才知道，他的身份已經變化：從一個小學生變為一個小農民。每天，他必須跟隨農民一起出工，做大人一樣的活：插秧、耘田，收穀子、收玉米……田頭田尾間，突然出現這麽一個城裏來的小孩子，村民都覺得可憐：死嘍，陰功哦，還那麽小，哪能幹得了活喲……幹脆繼續上學算了。可姑媽說，唉，我們這樣的成分，還讀什麽書哦……那時的農民心地真好，紛紛給姑媽出主意，說就讓隊長幫去學校講情，不收學費。
生產隊長心善，覺得哥弟勤奮好學，為人誠實，如果中斷了學業，實在可惜，便幫哥弟瞞去成分，以本村農家子弟的名義，向公社推薦上去。恰好，彬橋公社完小剛增設了附屬初中，哥弟這才跳級讀上了初中。
生產隊離學校有三公裏遠。哥弟每天早上六點出發去學校趕早讀，中午就在學校裏囫圇吃一頓從家裏帶去的午飯。下午五點下課，他從不敢貪玩，急匆匆就往家裏趕——他必須參加生產隊出的最後一趟工，掙工分。那時生產隊每天安排三趟工。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全天滿勤，可獲12工分。哥弟是小孩，可以獲得半個工分。他參加的第三趟工可獲2分。2分即是2角錢。
那時，廣大農村大興水庫。姑媽和姑爹都被派去修水庫了。中午午休時，姑媽和姑爹就溜到附近的山坡上砍柴。柴砍好了，就放在山頂上，哥弟必須利用空隙把柴挑回來，放在家裏。一兩個月，柴晾幹了，哥弟上學時，就把柴挑到學校，賣給飯堂。剛開始時，哥弟怎樣也拉不下臉，邁不出那雙腳進飯堂。他害羞，他怕老師同學看見而被譏笑。但想想自己的身世和家境，他隻得硬著頭皮進去了。飯堂師傅看見他這副模樣，不僅收了他的柴，每次還幫他保管挑柴用的那副竹擔。
那時的柴價是一百斤六毛錢。哥弟每次隻能挑七十斤，得三毛多錢。
哥弟也是這所學校裏上學賣柴的第一人。
哥弟當時上的是兩年製的初中。因為那時毛主席提出了“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革命口號，所以，每個學校都效仿，壓縮了學製，把三年的知識用兩年學完，課程是很緊的。很多學生緊趕慢趕，卻無法消化，成績反倒落了下來。哥弟平時為人處世雖然過於老實，樣子還長得有點木訥，卻是個讀書的料，慧穎而機靈。每門功課，老師教一遍，作業做一次，就立即領會。他的班主任陳元榮老師曾如此驚歎：我從教30年，從未遇到過這樣機靈的學生！
這樣的學生，如果讓他順利地完成中學的學業，將來考個大學應該不成問題，但哥弟已經沒那個命了。
哥弟初中畢業，參加了中考。以哥弟的成績一點懸念都沒有，在公社38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但因家庭成分，他失去了升學的資格。
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那些心地善良的村民再也無法為他講情了；那個善解人意的生產隊長再無法為他隱瞞成分，哥弟終止了善良的接濟。
畢業那天，哥弟把所有的課本放進書包，極度失落地走出了學校。哥弟知道，他這一次走出了校門，再也無法回來了。
離開校門沒幾步，班主任陳元榮老師趕了過來，他先是把手扶住哥弟的肩膀，拍了幾下，似乎要說什麽，卻欲言又止，幹脆跟著哥弟的腳步，往前走。
一路上，陳老師不外是將哥弟表揚了一番，而後是感慨這個社會的不公，最後是表達了他的愧意。的確，他很想幫助這個學生，但他沒有半點能力去顛覆這個事實。他似乎欠了這個學生一份債。
哥弟是要回家的，總不能讓老師這樣陪著，便勸老師止步，但老師說，今天我就是專門送你回家的。
將近三公裏的路程，哥弟平時要花30分鍾走完，可那天，他們足足走了兩個多小時。他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說了很多的話。直到到家，陳老師將哥弟送進屋裏，才轉身回去。
想不到的是，哥弟卻能再次返校。
過了半年多，學校教師嚴重不足，需要聘請民辦教師。還是那個陳老師，在第一時間裏一下想到哥弟——他這位得意的門生。在他舉薦之下，哥弟獲得了試講的機會。那天，參加考核的人員除了本校老師，連公社書記也來了。從他們的表情和掌聲裏，陳老師和哥弟心裏都知道，他通過了考核。
最高興的應該是陳老師。他高興的理由無非兩點，一是他這個學生最終沒有浪費前途，二是他終於還了欠下這個學生的債。當晚，陳老師到市場稱了一斤排骨，悄悄在家裏為哥弟設宴，兩人喝到半夜，哥弟才獨自回家。
哥弟不勝酒力，一路走走停停，差不多兩個小時才找到家門。
第二天哥弟正式到學校上課，同時等待公社的正式通知。
最後的結果是，哥弟沒有被錄取。
那個公社書記在逐一審批時，對那位剛畢業不久的應聘教師印象極佳。但審核到他的家庭出身時，不得不大搖其頭。
僅做了17天教師的哥弟，也不得不卷起鋪蓋，再次離開學校。
陳老師第二次送哥弟回家。
陳老師不是擔心哥弟承受不住打擊，而是為哥弟可惜。可這一次，陳老師沒什麽話可說了。到了家，臨別時，陳老師隻給了哥弟一句話：文君，你要相信，天不會永遠都下雨的。
我表哥的名字叫黃文君。
陳老師的話絕對是至理名言，但至理名言無法激勵所有的人。對哥弟而言，這句話放在他身上就不起作用。他的生活經曆證明了，他頭頂上的天永遠都在下雨，至今也是，而且越下越大。
心理學家阿德勒在對童年經驗的研究時發現：“在童年時期，有某些情景卻很容易孕育出嚴重的錯誤意義。大部分的挫敗者都來自於這種情境下的兒童”。哥弟當時14歲。我相信他曾有過一顆純淨的心，對未來充滿了希冀。但現實生活總給予他太多的破碎。
哥弟從此憤怒了。
他一直以來都是溫文爾雅、順從聽話的脾性，但自從那場變故之後，他變得偏激和偏執。這種情緒長時間主導著他的青年時期，使得他日後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他的血管裏，從小就流淌著苦澀和心酸的血液，這注定了他的命運永遠充斥著悲苦和蒼涼的色彩，無法扭轉。
那一晚，當我第一次看到哥弟因為賣雞而被姑媽、阿耶責備的時候，似乎隱隱感到，這裏的生活再也不像以往那樣平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