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府的洋貨

現在常說的“漢唐氣象”，就是具有大氣度，大手筆，大胸懷，大家風範；具有對於外來事物的敢於接納，能夠寬容的不卑不亢的自信。這才是一個泱泱大國應該有的樣子。

國強，信心強，國民意氣風發；國弱，信心也就弱，國民也就委靡不振。一方麵，視西方世界為洪水猛獸，聞夷色變，防之堵之，唯恐不及；一方麵，崇洋媚外，全盤西化，尾之隨之，亦唯恐不及。這也是大清王朝終於走向末世的一個原因。

——探春很可能是中國最早一位搞“三自一包”，進行“股份製”嚐試的改革家。

曹雪芹生於雍正年間，死於乾隆年間，但他寫的《紅樓夢》，故事背景的發生年代，應該是康熙盛世。康熙這位皇帝多次南巡，大都以江寧織造署為其行宮，因此，這也是曹雪芹家族史上“烈火烹油，鮮花著錦”的黃金歲月。

玄燁在位六十一年，是有清一代的鼎盛時期。執政晚年，雖有點力不從心，吏治鬆弛，綱紀紊亂，但比之別的朝代那些上了年歲的統治者，最後昏庸糊塗，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麵，還算差強人意。考其一生治績，應該說是一位了不起的君主。

僅以國土版圖而言，與任何王朝相比，康熙時期打下來的江山之大，達到了中國的有史之最。雖然，中學教科書告訴我們，忽必烈王朝曾經橫跨歐亞，了不得的大，以致歐洲人大呼“黃禍來了”。其實，立國元大都的王朝，不過是與四大汗國以及吐蕃並列的一部，統屬於大蒙古帝國。曆史上的元朝，實際管轄的地區，僅為中國和蒙古。而康熙禦宇以來，漢之西域，唐之吐蕃，明之台灣，以及黑龍江流域的大部分，直至庫頁島，都納入了他的版圖之中。

當時，國力之強大，人口之眾多，民生之富庶，經濟之發展，在世界範圍裏也是首屈一指的。國富民強，蒸蒸日上，無論對內對外，統治者都會表現出一種坦然的自信。

隨便舉一個微不足道的例子，來說明這位皇帝“萬物皆備於我”的度量。以前，我一直認為到了夜間發出異香的晚香玉，是古已有之的中國花卉。後讀清人著作，才知道此花並非中土產物。“晚香玉，草木之花也，京師有之。種自西洋至，西名‘土必盈斯’。康熙時植於上苑，聖祖愛之，錫以此名，後且及於江、浙矣。”（徐珂《清稗類鈔》）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想不到這種花，竟是康熙由外國引進的。可到了他後代的後代，就很不爭氣了。被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堅船利甲，洋槍火炮，嚇得魂不附體，六神無主。於是，狹隘畏縮，閉關自守，將洋人洋貨視做洪水猛獸，防範堵拒於國門之外，便成了他們的基本國策。清代末季的道鹹同光，更是江河日下，國勢衰頹，一個賽一個地不成氣候。恐外排外，懼洋畏洋，躲之唯恐不及，再也找不到康熙大帝那份胸懷和器度了。

玄燁不是這樣，他對西方世界固然不甚了解，但好學敏求，對於西人之代數、幾何、曆法、測量，都下工夫鑽研過的。有一次皇太後病了，中藥不見效，他敢悖祖宗的規矩，讓傳教士進宮為他老娘診病，毫無防微杜漸之意，這種氣派，讓人佩服。

相比之下，清末那位名叫徐桐的大學士，就顯得滑稽可笑了。此人家住京師崇文門，也就是哈德門。往東走，為耶穌會教堂，經常有信徒禮拜，胸畫十字；往西走，為東交民巷，乃使館區，全是金發碧眼的老外；往北走，悉皆做洋人生意的小店鋪，有點像近些年的秀水街，掛著琳琅滿目的洋貨，這都是他老人家慘不忍睹的。

可他每天要上朝，因為他是老佛爺和保守頑固派的精神智囊，是那個不成器的大阿哥的師傅，不能不恪盡厥職。於是，他讓他的轎夫，抬著他出門往南，繞菜市口，轉前門大街，經棋盤街，再拐進紫禁城去，成為京師一大笑話。但他，寧肯在轎子裏顛得老骨頭散架，也不變初衷地躲著鬼子走。

國強，信心強，意氣風發；國弱，信心也就弱，談夷色變，這是必然的規律。現在常說的“漢唐氣象”，就是作為一個泱泱大國，應該具有的大氣度，大手筆，大胸懷，大家風範。應該具有對於外來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納和寬容。西漢張騫，出使西域，輾轉十數年之久，東漢班超，率三十六騎，打通絲綢之路。諸多帶“胡”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蔥、胡蘆、胡瓜、胡豆、胡桃、胡蘿卜，乃至於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們引進中原，融入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強大的國家，絕不忌憚洋貨，到了唐代，絲路大開，開放格局，更為可觀。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詩，其中“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句，可知彼時的都城裏，還有西域女郎經營的酒吧呢！唐代的長安，比現在的西安，要大若幹倍，為世界級大都會。中亞人，南亞人，波斯人，羅馬人，一賜樂業（即以色列）人，還有渡海而來的日本“遣唐使”，加在一起，要比現在北京城裏的外國人多得多。

漢唐稱外國人為“胡人”，與近代稱外國人為“洋人”，是一回事。從西域來，故曰“胡”，從海上來，故稱“洋”，很長時期內，人們習慣把“洋貨”叫做“舶來品”，道理就在這裏。

在一個社會中，能夠得風氣之先，首先使用“舶來品”者，通常是握有權勢和擁有金錢的階層，他們總是領導消費潮流的先行者。然後，洋貨來得多了，消費麵才擴展到較富裕的中產階級，再然後，洋貨已不足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費領域。20世紀70年代，中國沒有彩色膠卷，也沒有衝印設備，美國作家維克特訪華，在廣州，江青會見了她，作了長時間談話，據此寫了後來問世的那部有關江青的傳記。陪同的一位英語翻譯告訴我，那時，江青用的是彩色膠卷，送到香港才能擴印，這種超前消費，“文革”期間，全中國也許隻有這位夫人才能辦到的了。

因此，在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不能消費，隻有極少數人可以消費，是社會生產力低下的證明。我們參觀故宮的鍾表館，絕大多數為西洋產品，隻有很小部分，出自廣東工匠之手，說明中國長期停滯不前的事實。於是，擁有洋貨，便成為一種特權，消費洋貨，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紅樓夢》中鳳姐的上房裏，那自鳴鍾“咯當咯當”響起來，把劉姥姥嚇了一大跳，這位鄉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於此。社會的商品越匱乏，消費的等級觀念越明顯。“文革”初興，紅衛兵起，人手一箍，橫掃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區分，高幹子弟為毛呢料，中幹子弟為絲織品，普通工農子弟為紅布條，就是這種等級消費觀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貨者，那可是不得了，是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經濟實力的標誌。以和珅為例，乾隆死後，嘉慶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在籍沒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鳴鍾十九座，小自鳴鍾十九座，洋表一百餘個。他要這麽多鍾表幹什麽？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為了計時，說白了，以此來證明其炙手可熱的權勢罷了。

曹雪芹也不例外，他是大師，不錯；可他，更是一個具有喜怒哀樂、感情豐富的人。盡管，他寫到每樁事情，每件物品，都會讓他陷入悔恨、嗟怨、痛苦和無邊無涯的自我煎熬之中；然而，中國人靈魂中那種阿Q式的“我們先前——比你闊的多啦”的**情結，在這位偉大的文學家身上，不可能一星點都沒有的。雖然他在北京西郊寫《紅樓夢》時，已經沒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繩床”，“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地步，但回憶到繁華歲月的往事，尤其筆墨落到洋貨的點點滴滴時，仍舊耐不住要炫耀的。

劉姥姥醉臥怡紅院

雖然，按劉姥姥的話說，“瘦死的駱駝，也比馬大”，但是，“內囊兒已經盡上來了”的“鍾鳴鼎食”之家，沒落衰敗的頹象，無論怎樣的生花妙筆，也遮掩不住。可作者喝著薄粥，啃著鹹菜，還在那兒大寫特寫蓮葉羹、鴿子蛋、烤鹿肉、拌茄鯗，我覺得他在某種程度上是在打精神上的牙祭；已經窮得“饔飧有時不繼”，還殫精竭慮地、事無巨細地，記錄下那奢華年月裏，從服飾、器玩，到食品、藥品諸多方麵的洋貨。也許，這是文學大師深刻揭示封建貴族由盛而衰的真實過程所必需，可也讓我們窺察到曹雪芹，對於他家族顯赫的昨天，那多少有點病態的留戀，近乎癖嗜的宣揚。

大師，請恕我失敬了！假如，我擁有過這一份輝煌的記憶，大概也是很難忘情的。

現在，來看看曹雪芹筆下的舶來品展覽。

首先，也許是作者出身織造世家的緣故，在服飾方麵的洋貨，寫來更得心應手些，列表如下：

其次，在器玩方麵的洋貨，曹雪芹寫了：

再次，在食品和藥品方麵的洋貨，還有：

從上表看，洋貨出現的頻率，前八十回，要高於後四十回。續書者高鶚先生的購買力，比之出身於織造世家的曹雪芹，大概要差得遠。這應了魯迅所說“閑且憊矣”的評語，不過，讓他豁出膽子，賣弄洋貨知識的話，也會驢唇不對馬嘴，與其如此，不若藏拙。正如巴爾紮克寫貴族，總是不如托爾斯泰寫得那樣地道、自然。巴爾紮克筆下的貴族，幾乎與他一樣，有桶粗的腰，有盆大的臉，有廚師的身軀，有手藝人的臂膀，透出俗不可耐的市民氣。而托爾斯泰的伯爵，即使在那裏幹木匠活，也有貴族的高傲派頭。

所以，曹雪芹盡管落魄西郊，除了那副傲骨外，已經一無所有，而且可以肯定，往昔的“把銀子花得像海水淌”的繁華歲月，他也沒過上幾天，能在他童年記憶中那張褪色發黃的照片上，寫出如此紛繁多端、花樣迭出的洋貨，他的創造力、想象力，絕非凡夫俗子的我輩，所能望其項背的。

一方麵，內府派遣出來的江寧織造的差使，官階不高，但那是康熙安排在人文薈萃的江南，起到克格勃作用的重要角色。那些一心想進入中國的傳教士和商人，自然會看重這個能夠上達天庭的衙門。因此，織造署擁有當時富庶階層尚不能獲得的洋貨，是理所當然的。另一方麵，曹雪芹其生也晚，盛世不再，可天才的他，能將聽到、見到、感到、意識到的，有關家族的點點滴滴，賦予鮮活的藝術生命，再加上他那一份感傷和惆悵，便產生出強大的感染力。洋貨，隻是一個由頭，但洋貨的生聚散失，表現了一個貴族之家的崩解，於是，在那些生動的故事、變化的情節、凸顯的細部，以及一個個人物命運的後麵，為後人提供了無限廣闊的想象空間，遂造出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

現在，回過頭去看舶來品進入中國的始末，倒也足以引發一些思考。漢唐時期，那些本屬異域的胡瓜、茄子、辣椒、土豆，終於本土化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紮下根來，沒有人認為這些蔬菜瓜果為洋貨。先驅者張騫、班超的所作所為，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或者毛澤東所說的“洋為中用”。這種生產性的引進，開發性的引進，是對民族有利、是對國家有益的。相反，像賈府裏滿坑滿穀的吃的穿的玩的樂的洋貨，則是消費性的引進。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隻求滿足欲望的引進，隻求驕奢浮靡的引進，而無生產發展的長遠打算，而無立足在我的自強奮發，久而久之，像一個永不愈合的流血創口，最後直到坐吃山空，河枯海盡為止。這也是滿清政權在鹹豐以後，急轉直下，走向衰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曹雪芹的了不起處，就在於他細微地寫出賈府兩類洋貨使用者的不同。老太太一時興起，從箱底裏翻出孔雀毛和野鴨毛織成的兩件氅衣，賞給寶玉和寶琴，可見她對於洋貨的愛好。而王熙鳳，不但是絕對的享用主義者，還具有貪婪的物質占有欲，從上列表格，僅其衣著一項，這位舶來品的消耗大戶，國家得拿出多少外匯啊！江青用幾個彩色膠卷，以顯示其特權，相比之下，未免太小兒科了。

但是，在大觀園裏年輕人眼中的洋貨，有其享用的一麵，也有為他（她）們打開窗戶的一麵。這扇窗戶，使他（她）們生出渴求了解西方物質文明的願望。第五十二回，寶琴講了她“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麵就和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著黃頭發，打著連垂，滿頭戴的都是珊瑚、貓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馬，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她好看”。由洋貨講到洋人，年輕人情不自禁地圍了上來，渴慕之情，好奇之心，嚶嚶求友的迫切欲望，溢於言表。在他（她）們身上，表現出從未有過的對於世界的認同。

很難要求康熙年間的這些貴族子弟，具有今天我們所說的全球化觀點，但他們的視野，從貨而人，能夠超越樊籠似的深宅大院，展望遙遠陌生的異國他鄉，如今天我們仰望河外星雲一樣的浩渺，大觀園人這種思想上的騰越，實在難能可貴。所以，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物質文明，在啟迪民智，在引導潮流，在加強交往，在促進理解等方麵，確實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

這樣，本來具有叛逆意識的賈寶玉，走得更遠。對晴雯的病情，在喝中藥，聞鼻煙，一再不能奏效以後，便說出：“索性盡用西洋藥治一治，隻怕就好了。”這句話雖短，所隱含的對於舊傳統的揚棄，對於新事物的肯定，意義深長。在禮教統治的高壓社會裏，實在是一件有大勇氣的行為。“依弗那”，不知是什麽西藥，其用藥法，也頗古怪別致。與洋貨並來的新潮，使得這位沒有陳陳相因的舊習，敢於破的同時也敢於立的公子哥兒，所作出的決定，似不能籠統歸之於一時心血**。

而探春，在她成為大觀園三駕馬車的領導班子成員時，實行的股份製試點，那離經叛道的改革精神，更值得我們刮目相看了。

雖然，她隻不過將園內的花草樹木，因地製宜，分片包幹，因人而用，各司其責而已，說“承包到戶”，比較準確，說“股份製”，還距離甚遠。因此，小說中的這一回，題目便是“敏探春興利除弊”。但是，她的方案實施以後，一方麵減少了賬房補貼，一方麵增加了個人收入，這個經濟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可同是園子裏出力勞動的人，便豐歉不均、肥瘦不等地拉開了收入的距離，少數主其事者的積極性，和多數不主其事者的消極性，形成新的矛盾。

於是，探春采取了使非主事人也能獲得收益的共享成果政策，“使之以權，動之以利”，調動了全體勞動者的參與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她所推行的，應該說是具有最原始的股份製因素的分配方式。康熙年間，資本主義市場並未形成，士農工商，商的地位很低，商業行為視為末技，一位貴族小姐能果斷地作出這樣的改革，實在是石破天驚的行為。

曹雪芹在小說裏，總是以讚揚的口吻，談及這位《紅樓夢》中最有頭腦、最有思想的女孩子。其實，這樣的小改小革，根本無救於這個貴族家庭的沒落衰亡。然而，這些眼光漸漸開闊、思路漸漸活躍的新生代，意識到進行改革的必要性，開始作出改革的嚐試，說明了即使在“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無奈狀態下，也不是絕無生機的。

《紅樓夢》的結果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幹淨，對失去者來說，也許很痛心，但對沒有任何曆史負擔的後來者講，豈不是獲得更多揮灑自如的餘地？時間是不停滯的，思想也應該是不停滯的，在世界市場逐步形成的新世紀裏，洋貨還會有，舶來品還會來，但怎樣趨利避害，富國強民，便是現代人必須麵對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