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食貨誌
毛澤東讀《紅樓夢》，從政治著眼，很看重第四回的四大家族“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護官符”。其實，曹雪芹這部不朽史詩，所以被視為封建社會由盛而表時期的百科全書，即使在經濟學上，也有其他作家所不具有的慧眼，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真實。
中國的誌書中，多設有《食貨誌》這一章，《紅樓夢》雖不是史書，但具有史的認識價值，諸如兩府的田莊地租，朝廷的俸祿賞賜，四大家族的資金互通，主子的例銀和奴才的月份錢，送往迎來，應酬交際的開銷，四時八節，婚喪嫁娶的用度，以及數百十口的大家庭日常支出，乃至元春省親的靡費，大觀園營建的開支，薛姨媽的皇商經營，鳳姐、來旺兒的高利貸行為等，在大師的筆下，都是精彩的難能可貴的表述。
文人，通常做不食人間煙火的清高或假清高狀，來掩飾自己的膚淺。但是，大師就是大師，目光如炬，沒有他的思想光芒照不到的地方。
——某些被脂評攪昏了頭，而走火入魔的紅學家，在這個被遺忘的角落裏，他們一個個都呈啞然失語狀態。
讀《紅樓夢》，有一細節，常常一筆帶過，其實，細細考究，也有其堪玩味處。
晴雯病了，找來一位大夫，因不是家庭醫生，可以打躉付錢，因此，必須馬上給出診費。恰巧怡紅院裏管行政的襲人不在家，幸好，寶玉知道素日裏她把銀子放在哪裏。於是，麝月按他所指，在小櫃子的抽屜裏，找到一個小笸籮，內有幾塊銀子，和一把戥子。她拿起一塊銀子放在戥子裏，問寶玉：“哪是一兩的星兒？”
寶玉很奇怪她認為自己應該識戥子，“你問我？有趣！你倒成了才來的了！”
這一主一仆，看來毫無錢的數量概念，自然不會知道“兩”是多少，寶玉說：“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作買賣，算這些做什麽！”麝月揀了一塊掂了一掂：“這一塊隻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在門口等著的老媽媽笑了，告訴她，“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邊，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把櫃門一關，不耐煩地說：“誰又找去，多了些你拿了去罷！”
怡紅院裏，麝月等丫鬟使女的月錢，估計是從鳳姐那兒領的。站在門口的那位老媽子和其他奴仆，可能是從賴大家那兒拿工資了。怡紅院的物業管理方麵的費用，自然是賈璉那兒統一作預算。寶玉身邊的如茗煙以及李貴等人的薪水，我想，是外頭書房裏發出的。然而還得另給一筆錢，放在櫃中的小笸籮裏，以備不時之需。因此，像這種名正言順的各房小金庫，加在一起，為數相當可觀。每一個小單元尚且如此靡費，那麽，榮寧兩府的支出，總計起來，肯定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清代的“兩”，相當於公製的37.3克，國際市場每盎司白銀價格為7美元或8美元的樣子，若折合人民幣的話，每兩非貨幣意義的白銀價格大約不超過百元。這位胡庸醫的一次出診費將近二百元，要價也算不菲。不過，晴雯是在怡紅院生病，請得起醫生；後來，攆回家，那個色情狂嫂子隻好看著她死，連片阿司匹林也買不起的。看起來，無論哪個年代，病都是生不起的。讀《紅樓夢》這部古典文學名著的人，看到這裏，至多留下這些錦衣玉食的王孫公子，千金小姐，不知柴米油鹽，生計艱難的印象，但不大想到這也是了解作家曹雪芹的一條線索。
《紅樓夢》問世以來，年輕人讀它，多關注於林黛玉、薛寶釵與賈寶玉的三角戀愛，以及大觀園裏那些小姐們的情感世界，以及結社吟詩、夜宴行令等活動。成年人讀它，則多側重貴族世家的鉤心鬥角，封建社會的內訌外亂，官宦生涯的浮沉跌落，人世滄桑的悲歡離合。到了文學家那裏，更是對曹雪芹先生將小說寫到如此極致境界的崇拜，乃至五體投地。而到了一代又一代的紅學家眼中，對不起，《紅樓夢》就成了解剖台上大卸八塊的目標物了。但此書出現，隨後又形成一門鼎盛的紅學，數百年來，對於兩府經濟狀態的研究，也就是這幾百口子的花銷用費，太過於形而下的緣故，很少見到那些紅學大師們，涉足這個領域，都如晉代的王夷甫那樣清高，絕不談錢，隻言阿睹，老是想弄出驚人的東西，卻缺乏踏踏實實的研究，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似乎應該有些專家，將《紅樓夢》中的社會消費，財經活動，收入和支出狀況，包括田莊地租，俸祿賞賜，薛姨媽的皇商經營，鳳姐、來旺兒的高利貸行為，省親耗費與營建大觀園工程的開支，兩府的日常財務管理與經濟有關的一切，像尋求曹氏族譜、白旗曆史、李煦檔案、江寧織造署等有關資料一樣充分完備，恐怕對於紅學的研究，對於讀者更深入理解《紅樓夢》，一定會很有好處的。
古往今來紅學家的廣泛開掘，使我們領教了“功夫在書外”的閱讀和治學方式，可以說是“善莫大焉”，因為變換了一種視角來理解這部偉大作品，獲得文本以外的審美滿足，這種愉悅也是蠻可貴的。但有些紅學家，從書內走出書外後，缺乏節製，形成濫觴，就有可能使研究者，變成脫韁之馬，不係之舟，斷線的風箏，沒頭的蒼蠅，而陷入害人誤己的人間鬼蜮之列，看時下那一個個走火入魔、各霸一方的姿態，真是不大敢恭維呢！
這些紅學家，或尋章摘句，或剔微鉤沉，或鑽進故紙，或苦思冥想，都企盼挖出一個金元寶來。但天下哪裏還有這等好事呢？攏共這一畝三分地，該挖的，別人早已挖地三尺，寸草不留，哪還勞駕你去瞎費工夫呢？有一位學界名人說過，自胡適先生發現脂評本後，再出現有關《紅樓夢》的任何東西，都不足憑信。因我記不住原話，隻是大意，就姑隱這位名人的姓氏，但他的見解，甚有見地。且說夏商周，別看時代久遠，但若是從地底下挖到一具青銅器，那銘文或許能佐證一個什麽論點。但康雍乾距今，雖隻有數百年，不算遙遠，但那時一位不知名的敗落戶文人散失的殘篇斷簡，能在什麽地方保存至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什麽事情都宜適可而止，一旦虛火上升，一定要“語不驚人死不休”，勢必牽強附會，左道旁門，歪曲事實，胡說八道，那肯定會弄出一些貽笑大方的名堂。
這些年來，名堂還真是不少，一幕幕紅學鬧劇，令人眼花繚亂：有的窮極生瘋，弄虛作假，瞞天過海，不時鬧出些新鮮花樣，聳人聽聞，結果不過子虛烏有。有的於《紅樓夢》的版本，或脂硯齋的評注裏，看出什麽背後文章，找到什麽蛛絲馬跡，狗尾續貂，餘波不已，但無一不是在糟蹋聖人的同時，使自己出名。有的附會八卦太極，陰陽風水，一個個都通靈似的得曹雪芹真傳，寫出連索隱派都歎為觀止的《紅樓夢》，讓人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有的從塵封的曹寅、李煦的檔案裏，尋尋覓覓，恨不能在上上世紀的灰塵中，找出幾根毛發，借此證明乃曹公雪芹的DNA，別看洋洋灑灑，連篇累牘，但風馬牛不相及，基本上屬於無效勞動。有的更做王二麻子狀，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但大旗獨樹，而從者無人。有的罔顧最基本的常識，言者渺渺，應者寥寥，純係自說自話、自賣自誇的賣瓜老王者流。這就是魯迅先生在《談金聖歎》一文中所說的：“這餘蔭，就使有一些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在泥塘裏掙紮時，離《紅樓夢》文本已十萬八千裏了。
讀紅者固眾，因為它是一部小說，而食紅者更眾，則由於它是一個飯碗。一部《紅樓夢》，不知養活多少吃白食者，如果曹雪芹先生穿過時光隧道，回到現在的北京城，向每個吃他的人，收取十塊錢入場券的話，他馬上就是大款，買一輛奧迪代步，開回西郊黃葉村，絲毫不成問題。但我讀了那麽許多研究紅學的著作，恐怕連八竿子也打不著的，凡曹姓宗祠裏，任何一個牌位都研究到了，不可謂不細。但對於金陵那條街上，比鄰而居的榮寧兩府裏，那些老爺太太，公子哥兒，小姐丫鬟，奴仆差役，是怎麽活的？是靠什麽活的？依然是個空白，不可謂不是一種疏漏。也許有過這方麵的專著，由於自己孤陋寡聞，而無緣一麵。但可以肯定，上麵提到的紅學家，忙著出風頭還來不及，是不屑於、也不可能坐定屁股下這番工夫的。
我們知道，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光輝傳統，與浪漫主義的不食人間煙火、飄飄欲仙的狀態迥異的一點，就是在他們的筆下，絕不怕將生活中最沉重的一麵揭示給讀者的。唐代的大詩人杜甫，哪怕讀者倒胃口，也要寫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詩句，讓那些在象牙之塔裏，穿燕尾服，戴白手套，提倡高雅文學的人士，看了直皺眉頭。讓那些專心致誌寫性欲，寫**，寫**，寫女人身體這個部位那個部位的從事褲襠文學的人士，完全敗了興致。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唐代的另一位大詩人白居易，就一點也不覺得銅臭氣地，把他當上國家幹部後，逐年提高的工資，很具體地寫進詩裏麵的。據《容齋五筆·白公說俸祿》：“白樂天仕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其為校書郎，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為左拾遺，曰：‘月慚諫紙二千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廩祿二百石。’……”一直到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到後來又做太子太傅，到退休回到洛陽，都有詳盡記載。
把自己的工資寫進詩裏，可能使唯美派、純情派、風花雪月派、褲襠文學派，覺得大殺風景，大為敗興的，我不知道此前此後的詩人，有沒有人再嚐試過？但從他記錄下的升職加官漲多少錢，犯了錯誤降多少錢，以及達到和保持怎麽樣的生活水平，也略可了解一般社會的經濟狀況了。
曹雪芹未能如白樂天寫得如許細致翔實，他在寫作《紅樓夢》時，已經一貧如洗，家無長物。但他無論如何是世家出身，和他所塑造的主人公賈寶玉差不多，自小過著公子哥兒衣食不愁的生活，如今雖然沒落了，但仍是個不知世務，不理經濟，不懂錢財，不會過日子的文人。而白居易老先生，就不同了，他始終是個非常精明、非常精細的人，甚至到了快要辭世的年紀，眼看自己行“將下世”，還寫了《達哉樂天行》的遺囑詩，曰：“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郭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仿佛獲緡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盡，即先朝露歸夜泉。”想得多麽周到，先賣什麽，後賣什麽，都能作出妥善安排。
相比之下，曹雪芹對錙銖必較方麵，不很在行。他寫的賈寶玉對麝月講的話：“你問我，有趣！”其實，也是他自己不識戥子的寫照。也許，寫作是天分，理財，也是天分，除極高明的如白老爺子這樣，詩寫到“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首因以答祝》）的平易自然，渾成無跡的地步，甚至對於財務管理方麵，也是那樣清晰準確。曹雪芹恐怕隻有文學上的極高天分，但理財就鴉鴉烏了。看他“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經濟狀況，糟得大概不能再糟了。
所以，這兩個天分，一虛一實，難免有互相抵觸之嫌，至於當代作家，看來理財的天分有長，一個個過得都挺滋潤，而文學的天分，不免有短，這樣也就別過高期望會有《紅樓夢》這類傑作產生。
在《紅樓夢》一書中，凡提到大筆銀兩的地方，曹雪芹一般都用概數。秦可卿死了，賈珍要給她備一口上好棺材，恰巧薛蟠的木店裏有一副板，賈珍問道：“價值幾何？”薛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隻怕也沒處買去。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這一千兩即人民幣七八萬元的數字，其中很可能有這位浪**大少的吹噓成分，未足憑信。因為，緊接著賈珍為圖秦可卿死後喪禮上的風光，給她丈夫賈蓉捐了一個龍禁尉的官。內相戴權開價為一千五百兩相當人民幣十萬元左右，後來，不走官方渠道，直接將銀子給他，隻要一千二百兩就行，可以省下人民幣兩三萬元左右。賣官買官，權錢交易，即使在今天，也不會是小數目。根據時下揭發出來的貪汙受賄案件考量，古人的貪婪胃口要比今人小得多，那麽，益發證明薛蟠的一千兩，有狗戴嚼子——胡勒的可能。
但要看到同是這場葬禮的後期，王熙鳳在鐵檻寺索賄受賄，一下子坐得可以捐兩個龍禁尉的三千兩銀子，近二十多萬元的人民幣。而在“寧國府除夕祭宗祠”一回中，丫頭捧了一茶盤壓歲錁子進來，對尤氏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裏頭成色不等，共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如果按時價每克黃金一百多元人民幣計算，僅這些壓歲錁子，需錢七十多萬元，兩府加在一起該是一百四十萬之多，也有點玄了。盡管清代的金銀價，不能絕對按現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掛牌價折合，但貴金屬大體上應該相距不甚遠，因此，我不知曹雪芹筆下的這些數字，哪一個比較接近於真實？
但同是秦可卿喪禮，張材家的來找鳳姐回話：“就是方才車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幹兩。”接著又是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這些應該出現具體銀兩數字的地方，曹雪芹籠統一筆帶過。一種可能，他確實過過好日子，這區區小數，不在話下；另一種可能，他缺乏理財經驗，無多少的數量概念，也真是說不上來。再往後看這部小說，賈芹在省親這項重點工程中，謀得一份差使，當時就可以拿對牌去支現金，在曹雪芹筆下，信手寫了“白花花二三百兩”，折算人民幣，到底是一萬多元，還是兩萬多元，這兩個有一定差別的數字，顯然，在大手大腳慣了的曹雪芹眼中，是不會太考究的。
但從王夫人對襲人采取特別優惠政策，與王熙鳳的一席話中，曹雪芹很具體地告訴我們，王夫人的月例是二十兩銀子，約合一千五百元人民幣，而趙姨娘和周姨娘是二兩，約合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妻與妾的差別為十倍。而賈母和王夫人的丫頭，也比其他丫鬟待遇要高，月例為一兩，不足百元。襲人因為是由老太太那裏調來怡紅院的，仍享受原級別，是一兩的丫頭，可晴雯、麝月等大丫頭，月錢則為一吊，也就是一千枚銅錢。佳蕙等八個小丫頭，又次之，減半為五百。於是，王夫人讓鳳姐從她月例中，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給襲人。一吊錢，表示她和晴雯是相等地位的丫鬟，二兩銀子，就確定她未來侍妾的身份。從作者在這些細枝末節方麵的清晰了解，倒也提供一個證據，大致可以相信《紅樓夢》，確有曹雪芹很大的自傳成分。對於作家來說，近處的，看得較細，遠處的，不免大而化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曹雪芹終究是有天分的作家，他不追求形似而著力於神肖，即使他不甚用心於錢財的描寫，不在意數字的準確性，也能抓住這個坐吃山空的貴族大家庭的腐朽本質。於是，從烈火著油，氣焰萬丈，到一敗塗地，樹倒猢猻散的全景畫麵，在他如椽巨筆下，層層剝筍，絲絲抽繭，探幽發微，纖毫畢具地呈現在讀者麵前。不論他說是一千兩、一百兩之多，還是十兩、一兩之少，在讀者心目中，那多或少的印象，是以曹雪芹的標準衡量的，這就是大師的魅力，他說什麽，就是什麽。
現在來研究金陵一條街上的榮寧兩府的家族發家史，從焦大背著賈演、賈源，自己喝馬尿，卻把水給主子喝的第一代開始，到代字輩，到反文旁兒輩，到斜玉旁兒輩，到草字頭兒輩，真應了“君子之澤，五世而竭”的古訓，最後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的結果，很大程度上因為元妃省親這樣達到**的大典，一方麵使這個家族獲得前所未有的光輝榮耀，一方麵也製造出一派盛大而虛假的繁榮景象。以為“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的大撒把花錢，滋長了兩府的泡沫經濟之風，成為不可遏止的勢頭，也推動這輛內囊已盡的車子，加速度地向下坡跌落。結果哪知道娘娘並不掌握國庫的鑰匙，賞賜的幾個錢，還不夠塞牙縫的。賈珍說了實話：“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他心裏縱有這心，他也不能做主。豈有不賞之理，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玩意兒，縱賞銀子，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一千兩銀子，夠一年的什麽？”他說得明白，但以他為代表的這班紈絝子弟們頭腦的狂熱，卻變本加厲，有增無已，無法刹車，隻好促使“呼啦啦似大廈傾”的家破人亡悲劇提早來臨。
如果不是皇帝本人發動的兼有政治經濟雙重意義的抄家，這場大崩潰也許不會來得這麽快，這倒有點類似索羅斯對於東南亞經濟的騎劫行動一樣，立馬使新馬泰韓幾個小虎，陷於風雨飄搖之中。皇帝翻臉，朝廷失寵，內外夾攻，賈府完蛋，連鎖反應便接踵而來，聲譽貶值，信用降低，內庫空虛，收支失調，頭寸奇缺，周轉不靈，告貸無門，拯救乏人，這場滅頂之災，便把兩府搞垮了。
大快活，必伴著大不快活，窮奢極欲的省親活動，是使榮寧兩府敗落的直接原因。其實，柳湘蓮對賈寶玉說，貴府除了一對石獅子幹淨外，其他真是不敢恭維，確也道出旁觀者清的真實想法。賈府上上下下的揮霍浪費，腐敗浮靡，道德淪喪，人心頹廢，也早已埋伏下失敗的禍根。
當我們隨著林黛玉小姐，投靠其外祖母家，舍船乘轎，來到金陵這條街上時，看到門口有石獅子蹲著的敕造寧國府和榮國府，看到那十來個門房、傳達、警衛、保安之類的人物，已是氣度不凡。便不禁疑問，這樣氣派，這樣豪華，是什麽經濟力量在支撐著的？《紅樓夢》一書就是從這裏揭開序幕的。然後，我們就看到賈寶玉先生出現，眾人像捧著寶貝似的簇擁著。那麽，究竟是誰養活這位公子哥兒？還有，除他以外的上自兩府最尊崇的老祖宗賈母，下至府裏最底層近似白癡似的傻大姐，男女數百口人的衣食住行，這一筆龐大的開支，若折合今天的計量單位，究竟是怎樣巨大的數字，大概很少有讀者能說出個所以然的，至今也不見哪位紅學家給我們指點迷津。
第五十三回，那個莊頭烏進孝千裏迢迢來到寧國府，向主子繳納田賦，和許多貢物，看到那一長串物品清單，這才略略領會，能夠維係這兩府財政運轉的主要支撐力量，正是那些離京城路程大概要“走一個月零四日”的眾多莊園。是那些農民所創造出的財富，才使得他們有肆意揮霍的可能。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現實主義大師曹雪芹和前輩杜甫一樣，不厭其煩地將物品與數量一一寫出來，使我們知道，這種封建社會裏貴族地主的莊園經濟的許多細節。連“孝敬哥兒姐兒玩意：活鹿兩對，活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也未在筆下遺漏。那麽可知主子們一切吃的，用的，玩的，無一不是來自莊園的農民。
從書中看，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建立在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之上的。兩府主要靠莊園維持，沒有其他工業、手工業、商業收入。隻有薛姨媽家是皇商，還開設有若幹當鋪，算是例外。那個未過門的兒媳婦邢岫煙，就因窮困，將衣服送進了自家的當鋪裏過。還有王熙鳳放高利貸，甚至連過手發放的工資，也拿出去放款收息。這種由她出資，而由娘家陪嫁人來旺兒和來旺兒家的管理的資本經營，也可算一個畸形的例外，除此，兩府的全部歡樂，是建築在莊園農民身上的。
我們不妨想象一下，那些押送大批農產品進京貢獻的役夫，僅大米柴炭一項，重量也達數百噸之多。那時沒有集裝箱，沒有高速公路，全靠馬車人力，踩著四五尺深的雪，長途跋涉，就絕不是一次輕鬆愉快的旅行了。比之時下的新馬泰十日遊，在芭提雅看人妖，在牛車水吃海鮮，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由此可見，賈府裏上上下下的浮華奢侈、靡費消耗的生活，正是靠剝削這些農民的勞動剩餘價值，才使擁有封建特權的貴族階層，那榮寧兩府裏的數百口人，吃香喝辣，錦衣玉食。
烏進孝是寧國府委任的在“外頭”經營莊園的代理人中的一個。“外頭”，顯然指關外的東北地區了。聽賈珍的口氣：“如今你們一共隻剩了八九個莊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澇，你們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別過年了。”他原計劃這個烏進孝能給他帶來五千兩銀子，約合人民幣四十萬元。但由於“九月裏一場碗大的雹災，方近一千三百裏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所以，隻收到原計劃數的一半數目，這使西府裏的賈大老爺，很有些不高興了。
我們權且這樣折算一下：假定不發生任何災害，假定寧國府的每個莊園的麵積，大致相等的話，那麽賈珍每年從田莊的收入，除實物外，光田賦一項，應該有四萬兩銀子，也就是人民幣數百萬元的進賬。而那府，也就是榮國府，收入可能還要更多一些。因為烏進孝說過：“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裏隻一百多裏，誰知竟大差了。他現管著那府裏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著幾倍，今年也隻這些東西，不過多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這樣一來，我們知道榮寧兩府每個年度要從關外莊園，獲取的貨幣總量（實物不計在內）約十萬兩銀子，也就是近千萬元人民幣。
這是個巨大的數字。賈府全部的快樂，是建築在這十萬兩銀子上麵的。而且，事實上賈府的資財來源，並不僅僅就是這些。還應包括元春娘娘的宮中賞賜，盡管按他們的胃口認為不算什麽，但也不會太少。皇家對貴族的年俸和例銀，我們知道八旗製度下的這種恩賞，也足以使他們過著優裕的生活，才漸漸變成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寄生蟲。以及其他的隱性收入，例如江南甄家為逃匿官方抄沒而轉移來的存銀，例如林黛玉的父親死後，那位鹽政官的肥缺所積累下的巨額財產，自然要隨著遺產的得益者而歸屬於賈府。
如許萬貫家財，養活著從主子到奴才的一幹人眾，攤在每個人頭上，每年近萬元之多。然而隻有無窮無盡的消費，從未考慮再生產和增值，焉有不敗之理。薛寶釵替史湘雲操辦螃蟹宴，一頓下來，吃掉了七八十斤，按時價計算，至少也要一萬多元，那些吃得開心的人，壓根兒也不想“這一頓飯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的鋪張浪費。所以，窮困，對一個人來說，自然是不幸；但能不能由此斷言，富裕，就必定會帶來幸福呢？生活的複雜變化，有時是絕無規律可循的，窮困，說不定產生出自強的動力；而富裕，倒會使薄弱的意誌，經不起物質的**而陷入敗亡的危機之中。
這樣一個年收入近千萬元人民幣的貴族家庭，即使超量消費，也不應該造成這種寅吃卯糧的局麵。但由於一個個過著浮靡無節、醉生夢死的生活，花錢如流水般地大量耗費，以耗費為榮，以耗費為樂，最後，物極必反，走到盡頭，天怒人怨，於是，抄家籍沒，削爵充軍，兩府也就樹倒猢猻散，“家亡人散各奔騰”。金錢在促人腐化，誘人墮落，使人失敗，走入歧途方麵，具有特殊的催化和加速作用，這是古今都驗證了的真理。現在那些坐在被告席裏的貪官，無一不是被金錢驅動而犯罪的。正是賈府這大量錢財，才使得榮寧兩府遭到覆滅的命運。
如果找尋《紅樓夢》裏這個大家庭破敗的原因，除了元妃省親造成可怕的泡沫經濟，和全體成員陶醉在假繁榮中，失去最後一點清醒外，那麽，更具體地推究起來，第一，應該歸咎於這個群體中，屬於統治階層的男性成員，大多數已經蛻化為唯知享樂、無能弱智的一夥，都在比賽著昏天黑地，胡吃海花，乃至荒**無恥，膽大妄為。這些人對於家族的經濟運作狀況，幾乎沒有一個稱得上是明白人，都是糊塗蛋。
唯一正經的應該算是當家人的賈政，也是有其名無其實的庸碌之才。由於他的低能，當官未見其有何政績，為文也從來沒寫過什麽作品，那麽退而當一家之長吧，可實際權力又被他妻子的內侄女王熙鳳把握，他不過是個牌位。除了在書房裏和那些清客們下棋，見了他兒子賈寶玉瞪眼睛之外，簡直無所作為。作為一個社會人，缺乏最起碼的理財觀念，不一定表明他多麽清高，相反，倒證明他的糊塗與愚蒙。尤其擔負一個利益共同體的領導者，置經濟事務於度外，等到出了事，才在那裏跌足哀歎，做悔之晚矣狀，那完全是在裝孫子。嚴格地說，賈政不僅是不稱職的官員，也是失職的一家之長。當然，一棵大樹已經從內部蛀空了的話，即使他有補天之才，也是無能為力的，但他的了無作為，信任非人，坐而論道，治家無方，其實不過使這個家庭敗落得更快罷了。
第二，把具體掌管錢財的重任，委托給一個利欲熏心，貪得無厭，斂財成性，權勢囂張的王熙鳳，實際等於將一群羊交給一頭狼來管理一樣，隻有任其屠宰了。這個女人心狠手辣，多謀善變，瞞上欺下，行為狡獪。一方麵，她讓鴛鴦從老太太那裏，偷出來東西，押到當鋪裏換出錢來用；一方麵，她又讓來旺兒替她放高利貸，榨取暴利；一方麵，利用權力，貪贓枉法，破壞人家婚姻，收取大量酬金；一方麵，瘋狂報複，殺人害命，連眼皮也不眨。
曆史無數次證明了這樣的真理，一旦權力落在了一個不正派的人手裏，而失去任何監督與製約的話，就要出紕漏。尤其像王熙鳳這樣，上有賈母、王夫人的保護傘，下有一群為虎作倀的爪牙，權力便如虎添翼，使她更加作惡多端而不可收拾。賈府的敗亡喪鍾，是自抄家開始正式敲響的。其實，秦可卿死前的托夢，已經警告過她。可她機關算盡的聰明，全用來聚斂個人的財富，而這個鍾鳴鼎食之家，卻是經她的手，將其推下了深淵。因此，用什麽人管錢，或者將財權如何交到清廉的人還是貪婪的人手裏，是主政者不得不費思量的大題目。
第三，也要看到，整個大觀園裏的那些小姐丫鬟、主子奴才，除了那位三小姐探春，有一點經濟頭腦外，餘下的，皆渾渾噩噩，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不知錢財為何物。邢岫煙的一張夾在書裏的當票，被史湘雲發現了，不知為何物；晴雯病了，付大夫診費，麝月卻不知戥子如何用，也許不該受到苛責，但像賈政全不知經濟，手下的李十兒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而聽之任之，這與他兒子賈寶玉對麝月說，你就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如出一轍地懵懵懂懂，正說明了這個家族的全體成員，在經濟上的集體無意識，才是最可怕的事情。一個家庭，一個社團，甚至一個國家，如果缺乏居安思危的準備，不知開源節流的重要，更無擴大再生產的打算，連一點緊迫感也不具備的話，那麽，除了坐吃山空外，也就隻有等著家敗人亡了。
探春是看到這個家庭敗象叢生的殆境，才在她受命與李紈、薛寶釵，三駕馬車對大觀園實行領導的過程中，搞了一次小規模的包產到戶的改革。草歸誰修，花歸誰種，魚歸誰養，竹歸誰管，這樣，王熙鳳那裏的財政撥款，每年可少支出四百兩銀子，而且經營者能夠小有獲益，必然肯盡心盡職。雖然寶釵開探春的玩笑，說她利欲熏心，但大家還是對她興利除弊，做了一件好事，是予以肯定的。
但是，任何改革，作為試點采樣，在小範圍裏實施，取得成效以後，但若是無全局的改革思路為指導，和隨之而來的大規劃的推廣，那麽，探春的這種杯水車薪的努力，便注定是短命的行為。這些小修小補，小改小革，對於這個將要傾倒的大廈來說，獨木難支，根本無濟於事。四百兩銀子，不過兩萬多元人民幣，對於每年十萬雪花銀千萬元來說，簡直太不算個數目了。
一個不事生產、唯知消費的群體，是注定要沒落的、衰微的。《紅樓夢》中賈府的這種必然失敗的命運，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經濟是基礎，基礎垮了，上層建築也就“呼啦啦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結果自然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曆史的可貴，就在於提供人們教訓，這個貴族之家的覆滅，不也有值得深思之處嘛！《紅樓夢》的偉大，對每個時代的讀者來說，都有其深刻的活生生的現實意義。
所以，《紅樓夢》成為一門紅學，有許多人終生在捧讀它，每個研究者，無論從哪條途徑，何種方位，什麽角度，任何基點去接近它，去深入它，誰也不會從這座寶山，空手而返的，這正是它的不朽之處。多年來紅學家的努力，對這部書和書作者，在史實的考據，譜牒的開發，評點的探討，版本的搜集，續作的推敲，文學性、藝術性的深入開掘，政治價值社會意義的評價估量等各個紅學分支，都有了可觀的發現和進展。但若是對於《紅樓夢》社會經濟學方麵的考察，能夠投入更多的力量，進行更多的研究，產生更多的成果，這樣，對於這部傳世之作的認識，大概才稱得上近乎全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