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此份真情誰心知

戴厚英是華東師大六〇屆的畢業生，比我高五屆，可以說是我的學姊。知道她的名字是很早的事：知道她是高材生，知道她很會寫理論文章，主要是批判封資修的，知道她因為才氣和覺悟被分配到了讓我們這些中文係大學生目為神聖殿堂的作家協會，甚至還知道她的一些生活私事婚姻變故。文革過後，連著讀了她的幾部小說，字裏行間看出了華東師大的許多人事景物花草氛圍，有一種特別親近諳熟之感。每讀一本還更熟悉了一層未曾謀麵的戴厚英，漸漸地累積，識得了惟她獨有的愛深沉的恨徹骨的犀利的語言風格和學者式的思辯色彩，包括事事透露出來的壓抑不住的糾正不過的偏激。在我們這些畢業於文革前華東師大中文係的大學生中，戴厚英是個特殊的例外，但同時又是極富代表性的典範——她的才情和成就為許多人所不及，她的過失和不足又是整整一代所走過的彎路的集中體現。在我看來，她身上的每一點無論是對是錯是成功是失敗是曆史還是現實的，都可以在我們中的許多人身上找到影子。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她的作品最能引發共鳴激起波瀾的讀者群，恐怕也就是我們。

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我才在一個偶然的場合和她邂逅相遇。那是一次由上海電視台組織的有關海派丈夫議題的小規模座談會。我因為在文匯報上對朱學勤博士有關男士家庭職能的某篇文章發表了一些不同意見，於是也被卷入了這一場當時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的紛爭。那次會議，朱博士自然在被邀請之列，在座的還有著名社會學家鄧偉誌先生、文匯報的徐性民先生等。我剛一入座，就發現了戴厚英，雖然從未照過麵，但我一下就認出了她——或許是在哪本書裏看過她的相片，或許更是某種來自於較多閱讀思考她的作品的心靈感應。討論會開得很熱烈，諸位先生們侃侃而談，而戴厚英卻靜靜地坐在後排，始終不發言。一直到會議主持人再三點名催促，她才開了口。完全符合我對她的想象，她一開口就**奔湧而出。她的話題並不完全粘著在所謂“海派丈夫”的問題上，談鋒極為犀利，對於她認為應該抨擊的對象毫不留情。當會議主持人努力拉回話題希望她能扣緊主題時，我看到她不加掩飾地滿麵布上了自嘲的苦笑。她說：“今天這個會讓我來參加實在是個天大的玩笑，因為我沒有丈夫，沒有這個‘海派丈夫’的體會。但我並不是不要丈夫。我跟所有的女人一樣渴望完滿的家庭稱心的丈夫幸福安寧祥和的生活。但人生並不是完全可以由理想編織出來的，許多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會有缺損，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說到這個問題，我最討厭的是人們把我稱作‘女強人’，這一稱呼隻會拉開被稱呼者與身邊所有人的距離，擴大生活中的那一份缺損，但願以後人們不要把這個稱呼強扣到我的身上，也不要強加到別的女人的身上，使我們找不到稱心如意的好丈夫。”她的那一番講話，論及社會的在我意料之中，論及她自己的卻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是因為，我讀過她的書，特別是熟讀過她那些思辯性極強的議論段落，我可以想見她在那個場合裏縱橫捭闔咄咄逼人的氣度，但是隻有在見到了她這個人，聽到她談及自己的苦惱和缺憾之後，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同時還是一個柔弱的無奈的渴望著得到關愛理解和支撐的女人。

再次見到她是今年年初的事。母校召開了一個關於華東師大作家群現象的研討會。我接到的通知是下午一時半在校小禮堂開會。我按時前往，莫名其妙地發現會場內幾乎空無一人。仰頭遙望會場橫幅，確認在此開會無誤，又不明白為何如此寂寥，猶豫再三，隻得先在門邊怏怏坐下。落座以後，才發現會場裏角也坐得一人，那就是戴厚英了。我近視眼深，她近視眼淺，我還沒認出她，她卻朝我走了過來。天冷，她穿著一身紅色的羽絨衣，笑吟吟地竟然比幾年前的她顯得年輕了許多。她跟我一樣沒有弄清會議之前還有一個很隆重的熱鬧的儀式：要與大學生們見麵，要參加一套叢書的首發式，要簽名售書。她隻是按照會議通知的要求早早地趕了來，早早地進了會場，早早地坐下靜候，並未因會場裏幾乎空無一人而抽身離去。她的到來和純如一個好學生般的守時又給了我一個意外。坦白地說，在接到開會通知時，我曾經揣摸過戴厚英是否會來。我知道她在學期間就以“小鋼炮”著稱，我知道她在當時批判錢穀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那次浪潮中所擔當的角色，我知道她對自己年少時的這一段曆程始終滿懷懊悔，我知道一個人在誌滿意得時喜歡榮歸鄉裏，但認識過失後往事卻最不堪回首。華東師大、麗娃河、文史樓，已經滿頭雪霜曾經受到過傷害的老師們，隻能引起戴厚英對自己當年的幼稚輕信偏激盲從的回憶，構成她心底的永遠的痛。華東師大培養出了許多作家，功成名就的作家們回母校時大都豪情滿懷風度翩翩一肚子的為母校爭得了榮光的功臣感，可戴厚英恐怕是個例外。例外的戴厚英恐怕不會來。然而，我的預見錯了。戴厚英還是來了，按時來了，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第一個進入會場在角落坐等著，一直等到隆重儀式完畢後湧入會場的師長師兄師姊師弟師妹們的到來。

那次會上，她主動發了言。她發言開首就向在場的錢穀融先生表示道歉。她深情地追憶了自己在華東師大學習的四年時光。她對母校給予自己的知識積累學習方法為人之道多方麵的滋養表示了誠摯的感謝。她措詞溫和語調平靜，滿麵洋溢著平和的微笑，與我幾年前見到的戴厚英判若兩人。她發言後不久，錢穀融先生帶著寬厚慈祥通達的笑容對戴厚英的道歉作了應答。錢先生像撫慰一個受傷的孩子一樣勸慰著戴厚英，表示了對在那特殊年代裏一些年輕學生曆史性幼稚的諒解，一再強調個人不必也難以完全承擔曆史的重負和責任，同時也對戴厚英在學術和創作上的雙重成就表示了由衷的欣慰。五十多歲的戴厚英在那一刻裏完全就像一個聽到老師表揚的小學生，臉上布滿了羞怯和感激，而七十多歲的錢穀融先生，則笑得就像一尊彌勒佛。此情此景，從此定格於我的腦中。我當時就想，人生在世，很難說每步都能走對走準，幹點錯事走段彎路，凡夫俗子恐怕都在所難免。可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戴厚英那樣直麵曾經有過的錯誤，而且在不斷地自省和持續地自我批判，在思想和道德的煉獄中淬去雜渣求得人格上的完善，同時又以自己的教訓昭示後人避免重蹈以往的泥淖。當然，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錢穀融先生那樣，如此睿智如此豁達如此大度地以慈愛之心對待知錯能改者。我們中的有些人，不是至今還在文過飾非把所有自己參與過的罪孽往上推往下移往左右賴嗎？更有一些人，可以數十年如一日對自己所經受過的傷害和委曲耿耿於懷，非但堅持不予悔改者以寬恕，而且還拿定了六十年風水輪流轉的宗旨，一旦得勢即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怨毒化為行動連本帶利地支付給宿敵。相比之下，戴厚英對自己早年的幼稚和錯誤的真誠的愧疚和反省，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

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戴厚英是在她的追悼會上。她身遭殘酷殺戮頭戴假發頸纏絲巾平靜地接受著她的親人朋友同事同學的辭別。她已與世無爭，所有的思想終止在那一刻，所有的情感全部凍結在她瘦弱的身軀之內，惟有她留下的數百萬字的作品還依然活著。我向她鞠躬時心裏想著：厚英學姊，我雖與你並不十分熟識，而你的思想情感又是如此博大豐富難以一言盡說，但有一點我敢說我沒有誤解你，那就是，在你的一生中，無論做錯了事還是做對了事，你都始終堅守著你的那一份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