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節 一九七一年，對一個二十六歲女子的素描

一九七一年冬末春初。

東北某省城，曾被稱為“東方莫斯科”和“天鵝頸下的明珠”的一座大城市。

她站在大街上，等候著被東北人稱之為“摩電”的有軌電車，準備去上班。

她出生於上海。數年前大學畢業，她在誌願表上填了“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誌願”，於是就到了這裏。

連續兩天的暴風雪，氣溫又降至零下三十多度。

她用上了她所有的禦寒的服裝：

一套棉毛衫褲，加厚的，八十五公分的尺寸，茜紅色。一套用粗毛線編織的毛衣褲，采用當時最流行的“阿爾巴尼亞”編織法——這種織法可以使毛衣加厚。一套棉衣褲，是軍墾農場的外銷品，麵子和裏子都是黃色的軍用棉布，夾上棉花後用縫紉機軋上一長條一長條的針腳——這樣的棉衣褲，不必穿上也能硬硬地立在地上。最後再是一件棉大衣，帶一個尖尖的帽子的，東北人管這樣的大衣叫“棉猴”。腳下是一雙號稱“大頭鞋”的棉膠鞋。黑色布麵，橡膠底，有棉花夾層，形狀有點像“解放鞋”，隻是粗大寬闊了許多，三十六碼的腳，像是穿了四十二碼的鞋。

她整個人的確就像一隻厚厚地包裹好了的“棉猴”。

“棉猴”還要不斷地跺腳，跳動，因為那“摩電”遲遲不來，她在零下三十度的溫度裏站了快十分鍾了。所有的衣褲加起來都像隻是一層薄紙，她的手指和腳趾，都麻木了。

臨出門時，其實她是很精心地打扮過的。

她認真編好了兩根長及腰際的發辮。公元一九七一年的城市女子，大多是前後一般長的嶄齊的短發，小姑娘大多是橡皮筋紮出兩把掃帚辮，擁有這麽長的辮子的人不多，那是因為四年多前剛剛爆發“**”時，留長發被視作“四舊”或稱“小資產階級情調”，走在馬路上都會有手持剪刀的“革命小將”拖住了剪去了的。她那時候好不容易才留下了齊肩的兩根短辮，到七十年代就發展成了很引人羨慕的稀有景觀。

她還在自己的臉上抹了一層“麵友”——那是一種在上海地方享譽數十年之久的老牌粉質化妝品，其質地界乎於如今的護膚霜和粉底霜之間，抹的時候，要略微添加一點清水，否則就會如石膏般一塊塊粘住了眉毛的。

她有一條綢質的小方圍巾，暗紅色底，印了黃色的向日葵花。她用來圍住了自己的高領毛衣，既是免得寒風吹入，更是一種裝飾。

她怕自己的臉像手一樣地被吹得皸裂了，就在臨出門時，戴上了一個大大的口罩，從藥房買來的。

她的一雙手套也很別致：那是上海地方的新產品，裏層是細細軟軟的羊毛線，外層是富有彈性的尼龍絲，纖纖巧巧的五個手指分得清清楚楚，比起那時候別人手裏的那種四指並攏的勞動防護手套，真是優美多了。

正因為有這麽一些與眾不同的服飾用品上的細節，她在七十年代初的東北，算是一個時髦女子。

所有的時髦細節，都被棉衣棉褲和棉猴遮蓋得一幹二淨。

在凍得幾乎要僵硬了的時候，咣當咣當地響著的“摩電”終於來了，將她送到了她的工作地點——一所學校。

她是一個教師。

大學期間她讀的是五年製的中文係，但是學校裏的“工宣隊”隊長說，什麽？我們國家培養了你這麽多年，你難道就隻能教一門語文課？簡直是豈有此理！

於是她被命令“一專多能”，不但教語文，還教數學、物理、體育，還有音樂。

都很好教，特別是體育和音樂。體育課上隻要扔一個籃球幾根跳繩給學生，管好了別讓男生打架女生吵架自己少說有可能挨批的話就行。音樂課上跟學生共唱語錄歌，很開心。有時候唱毛主席詩詞歌：“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豪情滿懷地；“中華兒女多奇誌，不愛紅裝愛武裝”，輕鬆活潑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很有滄桑感；“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則非常地幽默。

中午飯是肯定在學校吃的。吃紅紅的高梁米飯，金燦燦的窩窩頭。有熱情的東北同事給她帶來了兩根生大蔥，一小瓶自家做的大醬，還有用苞米粉精心製作的薄薄的“煎餅”。她吃得很香，並非自覺革命入鄉隨俗，而是填飽肚子的需要。公元一九七一年，當地每人每月三十斤左右口糧的分配額度是：一斤大米，八斤麵粉，其餘全部粗糧。

粗糧營養很好，將她養得很結實。

粗糧價格低廉，她每個月四十六元工資，還可以寄回上海二十來元。她的丈夫、一兒、一女、老母，還有一個病弱的老外婆，都在那裏。

天黑了，她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宿舍裏是有暖氣的，每天晚上六點後供氣。她和同室的另幾個女子把洗淨的衣物放在幾乎有點燙手的熱水汀上，一個晚上就可以烘幹了它們。

隻有不開鬥私批修會的晚上是屬於自己的。她可以穿上自己喜愛的那件紫絳紅色的薄羊毛衫，不必再用藍色的人民裝套住自己；她可以嚼幾顆丈夫從上海寄給她的“大白兔奶糖”，或是酸酸的“維生素C糖”；她可以給自己的老母、丈夫、同學們寫信，公元一九七一年時寫信幾乎是惟一的與親友交流信息和情感的途徑。她有時會跑到隔壁房間去，帶上她自己的一支竹笛，跟另外幾個會點樂器的女子來一次小小的合奏，吹拉彈唱的是“紫竹調”、“彩雲追月”、“馬蘭花”。她最喜歡的是半倚在**，讀自己那幾本百讀不厭的書，那是《紅樓夢》、《簡愛》、《牛虻》、《呐喊》，還有好不容易從別人手裏覓來的羅曼·羅蘭、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的作品。

這個宿舍因為聚集著不少像她那樣的從全國各地分配去的青年男女，因為由他們形成了某種有異於整個社會大氣候的氛圍，所以被人稱之為“小香港”，“惡名”遠揚。

不自己掏錢看電影，除非組織免費觀看。組織觀看的也總是那幾部樣板戲，如《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許多段落，她不但倒背如流，甚至都會唱了。

沒有任何體育鍛煉。穿成了一個“棉猴”上下班，單程一個小時，負重近五公斤地跺腳蹦跳，夠了。

公元一九七一年時的女子們互相見麵，“呀，你胖多了！”是很受歡迎的賀詞。沒聽說過“減肥”這個字眼。

她那時身高一米六三，體重五十公斤。

她，就是公元一九七一年時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