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鬼手百局,你在哪裏?

謹以此文紀念已故象棋大師朱劍秋先生

我一寫下這個題目,就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我麵前出現了他,《鬼手百局》的作者,有“象棋大師”稱號的,即擁有“象棋大師”這個國家級專門職稱的,已故專業棋手,朱劍秋。

他坐在他那間十平方米的夾板房中。他正在寫著他的那本棋譜——《鬼手百局》。我去看望他。我們對坐在他的那張八仙桌兩側。桌上一如既往地擺著一盤棋,還有文稿。

他那年大約七十四五。因為過瘦,他顯得比實際年齡要老。他的臉麵雖然白淨,但溝壑赫然,橫向的在額頭,縱向的在兩頰,嘴角被這些深深的皺紋牽拉得鬆鬆地垂了下來。他的脖子飽綻著幾根粗筋,令我想起爛尾工地裏聳立著的水泥立柱。他的蒙著白翳的兩顆眼珠,被包裹在糜紅潮濕的眼眶裏。

“鬼手,是我們象棋術上的一個專用名稱,”他向我解釋道,“詭異,奇譎,攻時出其不意,守則難以預料,一招出手,便通盤彌漫鬼氣……”

“常常因此而造成千年難解之殘局。”我說。

“唉——”他長長地歎了口氣,紅紅的眼眶裏灰白的瞳仁悲哀地對住了我,同時搖著頭,“又來胡說。鬼手是鬼手,殘局是殘局,鬼手是招數,殘局是結果,兩者根本就風馬牛不相及!我早就說你永不會成為真正的棋手。你不動腦筋……”

他一搖頭,兩頰就淒涼地微微晃動,筋骨突現的脖子顯得格外地細弱了。

我連忙給他的茶杯續上熱水,以此打斷他的話頭。

“這是我剛從杭州龍井村買來的雨前獅峰,泡出第二道來,才香呢!”我說。

除了棋,他隻有另一宗嗜好,那就是茶,好茶。

他啜了一口茶,點點頭,隻是不再理我,顧自擺開了棋局。

他住在我們全樓結構最差的三層夾板房內。

麵積約有十二三平方。左鄰是我家,前廂房,麵臨山東路;右鄰是後廂房,窗下是弄堂,叫永樂裏,“文革”期間改稱過“永鬥裏”,現在自然又改回來了,一度住過母子倆,姓吳,後來則住進了小夫妻倆,男的外號叫“黃牛”。朱大師住的,夾於兩個廂房之間,原先一定隻是走道,以後房東為了擴大住房率而開發,用一層薄薄的木板圍住,幾乎是全封閉式的,所以稱之為“夾板房”。隻有一個窗,是天窗,即上海人所謂的“老虎窗”。

我為他打開了老虎窗。那窗用一根粗粗的麻繩拴住,往下一拉,開了,係到夾板牆上的一個大釘子上,就算是固定住了。關窗更簡單:鬆開繩扣,“啪”的一下窗就彈回去了,全自動。

開窗是因為房內的空氣實在太渾濁了。一隻煤餅爐在屋子中央。那是朱老先生最重要的生活用品:燒水,煮飯,取暖。爐子的水開了,我為他灌滿了熱水瓶。他從棋盤上抬起頭來說,把旁邊的鍋坐上去吧,黃牛今天給我買了兩塊大排骨,燉一燉,中午吃湯麵,晚上他來幫我燒糖醋大排。我看見了地上的淘籮裏果真有洗淨了的雞毛菜,還有一把很新鮮的切麵,用報紙卷著的。為了燉排骨湯,我往爐上壓下了一個新煤餅,刺鼻的一氧化碳立即騰彌開來。我不能不拉開那天窗了。

“冷,”他卻說,“別開窗。”

他穿著棉衣、棉褲,還有棉鞋。因為有點髒而顯得很有點舊。煤餅爐透出的熱擋不住天窗往下擲下的寒。況且他要在窗下的八仙桌上擺棋,要寫他的《鬼手百局》。

我記得那次去探訪他,是一九八五年的初春,春寒料峭。

他的《鬼手百局》,剛開筆不久。

八年後,《鬼手百局》完稿,收錄並點評分析了象棋大師朱劍秋鏖戰棋壇數十年收集積累而得的,或是他自己使用過的,或是棋壇曾經出現過的,以“鬼手”之術或反敗為勝,或逼平敵方,或造成不解殘局的,奇譎瑰麗、耐人尋味、“鬼氣衝天”的棋譜凡一百局,全書字數約三十萬。

未及一年,公元一九九四年隆冬,朱劍秋謝世。

《新民晚報》“文化版”曾刊有一條消息雲:

“我國最年長的象棋大師朱劍秋日前因病搶救無效而去世,享年八十二歲。朱劍秋生前曾為黃浦區政協委員、上海市體委象棋隊副隊長、上海少年宮象棋班指導教師,著有《殘局解析百篇》、《棋壇揚州”三劍客“傳略》等書。”

沒有提及《鬼手百局》。因為沒有出版。

朱先生是我娘家的鄰居。

娘家所在的弄堂——即我適才說過的“永樂裏”,地處黃浦區中心地段。往北數十米為南京路,往南不遠即延安路,還有豫園。東邊不到一站地就是黃浦江的外灘,西部為人民廣場,過去叫跑馬廳。吃穿住行樣樣方便。人口密集度極高,如今的說法是人氣很足。很足的人氣聚集於一幢幢一排排低矮簡陋的小樓和一個個狹窄幽暗的門洞裏,基本的結構元素是弄堂。每個門號裏都窩著好幾戶人家,多則七八家,少的也有四五家。比如我家所在的214號,那時底層是個印刷車間,上麵兩層,就住了大大小小五戶,三樓便是我家、朱先生,還有先為吳家母子,後為“黃牛”夫婦倆及其兒子。連樓道,統共七十平方米吧,三戶,人口過十——在那時,還算是很寬敞的了。

永樂裏兩邊的房屋,東側是被視作“上海典範民居”的石庫門建築,西側卻因為門麵對著山東路,屬於那種底層經商、上兩層住人家的“商住兩用房”。兩排都是三層樓。“典範民居”石庫門有個小天井,雖然搭了披間,堆了雜物,懸垂著尿布被單,但多少還有點光亮和回旋餘地,而另一邊的“商住兩用”,卻就更加地陰暗和逼仄了。底層商家在山東路上開了店,而上層住家的門洞,則一溜地開在了弄堂裏。進門便如進洞,一片漆黑。若不開了燈,陌生人休想摸著樓梯,感覺倒是與遲進大光明電影院的影廳無異。

弄堂是老而又老的了。從我十來歲時這兩排房就總是修,總是修。小修時一個門洞一個門洞地敲打,弄堂口總有人在攪拌紙筋石灰,黃白色的水一攤一攤地溢出來,沾上我們的鞋,帶上我們的樓梯,讓我們回家後挨罵;到大修時,弄堂兩邊都搭起腳手架,碗口粗的毛竹,用青黃色的竹蔑綁住,遮天蔽日地令弄堂終日昏昏然,可那時就是我們的節日了。我們會歡天喜地地玩捉迷藏,在毛竹間魚一般地竄,決心身為“強盜”而決不讓“官兵”捉住。女孩子跳橡皮筋可以不用輪著舉起皮筋,兩根毛竹間每個人可以盡情地躍個痛快。更多的活動是撿起一根稻草繩,比我們的辮子還粗的,兩端係於一根橫著的粗竹上,彎彎地垂下的繩,就成了我們最愜意的秋千了。

十三四歲那年,我抱了小我整十歲的小弟阿毛下樓去玩。我撿了繩,做了秋千,把滿心歡喜的阿毛放上去,教他兩手抓住兩邊,然後推動了他。他晃悠著,格格地笑,然後突然一下鬆了手。我撲上去沒有抓住,他仰麵跌到了地上。

地麵是石子,花崗岩。鋪就的路叫“彈格路”。阿毛的後腦勺摔在彈格路上。他嚎哭起來,腦後突起了一個包。因為地上有很多的垃圾,草繩篾片灰土之類的,所以沒出血。

我使勁地揉他腦後的包,力圖使它平複下去,同時諄諄教導反複叮嚀兼之作出種種允諾道:回家不要告訴媽,姐姐以後再抱你到弄堂裏玩,還帶你去外灘看大輪船,還買糖給你吃,軟糖,奶油糖。

可以告訴哥哥嗎?阿毛抽噎著問。

不可以。

可以告訴朱伯伯嗎?

朱伯伯?朱伯伯是可以的。

朱劍秋未見得有太好的好脾氣,但是對孩子很耐心。

小弟阿毛幼時口齒不清,叫“伯伯”與叫“爸爸”渾如一體,朱先生對此十分滿意。阿毛會走路後總是鑽進他的夾板房,尤其是用餐時分。朱劍秋每每見到他,總從自己的飯碗裏挖出最精華的那部分來,諸如一片肥肉、一夾子蛋黃等等,填進他的嘴裏,直到有一次阿毛終於喉嚨裏卡上了一根魚刺被送進山東路南頭的仁濟醫院為止。

他有兩個女兒,但是都隨著朱師母住在揚州鄉下。他年青時也在揚州,不過是在城裏,當教師,教語文和曆史,鄉下的妻子女兒不跟隨他。日本人來了他就從揚州走了,一人闖上海,從此成為上海人。上海地方有成千上萬像他這樣的“單身漢”,並不是沒有家小,隻是家小都在老家而已。朱先生每回一次鄉下就見女兒們長高一截長大一圈,從小隻與親娘相依為命的女兒們也就不跟他太親。他更多的時間在我們山東路的永樂裏,每天跟我們這批拖了木拖板從一人寬的樓梯上奔上奔下的孩子們相處。他把他對孩子的喜愛給了我們。

曾經住過前廂房的吳家母子,後來我長大了才知道是一個老板養著的外室。那老板偶爾來看看,戴一頂銅盆帽,永不讓人看清臉麵,賊一樣地進出,我們被父母告訴道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吳家伯伯,即吳家小哥哥的爹爹。吳家小哥哥剛搬來時才滿月,後來愈長愈可人,到五六歲時,秀秀氣氣地惹得一條弄堂的阿婆阿媽阿姨都愛他,他的口袋裏爆米花就從來都是不斷的。朱伯伯一度也格外地疼他,因為他小小年紀居然還可以與他對上幾弈,據他後來回憶說,這小子,下棋肯動腦筋,是個棋苗。於是,即便朱先生正在他的八仙桌上自己跟自己下棋——我現在明白那是在研究棋譜——我們都懂得這個時候是絕對不可以去煩他的,可是白白淨淨的吳小哥,卻可以進入他那夾板房並且站到八仙桌的一邊。

其時朱先生正與紅娣阿姨同居著。紅娣阿姨是在“大世界”裏跳舞的舞女,與同在“大世界”謀生的棋手朱先生相識並一定是相愛了,於是就進入了我們山東路,永樂裏,214號,三樓,夾板房。我記憶中的紅娣阿姨漂亮極了,好像是一張很飽滿的鵝蛋臉,雪白雪白的,人長得很高,腰肢細細的,走路扭扭擺擺,蛇一般。紅娣阿姨進駐本樓的時間好像不短。為寫這篇文章我特意打電話向已遷居浦東新區高層大樓的我家老母谘詢,老母很肯定地答複我道,四年,從解放前一年到解放後三年。老母關於弄堂生涯的記憶總是很精確。

但吳家小哥哥很快就在弄堂裏失寵了。原因蓋在於他做了一件在阿婆阿媽阿姨們看來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趴在朱先生家的夾板門下,從離地約有一指寬的縫隙裏往裏瞧,看到了紅娣阿姨的“雪雪白的大屁股”。

看見就看見了吧,吳家哥哥還很激動和執著,一直趴到紅娣阿姨開了門出來倒水。紅娣阿姨出門見到了狗一樣臥著的小子,曾經驚問,吳小哥則坦率地發表了感想:

“紅娣阿姨的屁股雪雪白,介大,好看得不得了!”

聽說朱先生倒並不太在意此事。

“小孩子嘛,懂什麽?不就是說你好看嘛,算了!”他對勃然大怒的紅娣阿姨說過。

可是被讚賞過的紅娣阿姨當時很衝動,還是找了吳媽告狀,還是在樓下弄堂裏的水龍頭前公布了小哥的劣跡。

或許她也沒有料到,從此永樂裏的每個人看見吳小哥都會忍俊不禁地笑,他口袋裏的爆米花從此絕跡。

不多久,吳家母子搬走了。

據說紅娣阿姨後來很後悔。

“我該聽朱先生的。”她常說,“他總責怪我。”

十餘年後,公元一九六六年,吳小哥回來過一次。

朱劍秋屆時剛淪為“牛鬼蛇神”,白天在就職的上海市體委象棋隊接受批判,夜間則被裏弄裏的一個叫什麽“炮司”的造反派組織命令“不許亂說亂動”,“隨叫隨到”,隔三差五地戴了紙糊的高帽子到附近的幾條弄堂裏去遊街挨鬥。永樂裏就是這個時候改名為“永鬥裏”的。我那時正在學校裏等候畢業分配,某個星期天回家,在214號的門洞口見到了墨汁淋漓的大字報。我很認真地讀,方知這位曾經擔任過黃浦區的政協委員因而一度備受全弄人敬重的朱先生,竟然曾經參加過國民黨。在那個時候,光憑這,就夠得上標準了。

晚間,老母從鍋裏鏟起四條煎好的小黃魚,囑我給隔壁的朱先生送去。

“他家來客人了。”她說,“記得吳家小哥嗎?他後來讀了哈爾濱的軍校,後來在南京軍區當了軍官了,最近派到上海來做軍宣隊了。專門來看看老鄰居老地方。”

“這個時候來……”我想起了門洞上的墨跡未幹。

“人家才不在乎呢,”我媽說,“下午就來了,一直坐到現在。給朱先生說了政策了。說朱先生當年在‘大世界’是集體報名加入國民黨,老板做的主,不算什麽大問題的……謝天謝地,還好他來說一說,要不然,我看朱先生是要上吊的了。”

“怎麽了,朱先生?”

“幾天都沒見他下棋,坐在房裏像段呆木頭……還好來了客人,還給他講了政策,”我媽說,“人家當了軍宣隊員,專門搞運動的,懂政策。”

那段時間所有的人都懂得政策就是生命。

我在朱先生的夾板房裏看見了一個身材魁梧的軍人。

他正在那張八仙桌上與朱先生對弈。

“你連走了三步錯棋,”朱先生說,“我給你說說。”

一如既往,正如他自從擔當了少年宮的象棋指導教師之後,常把一些小棋迷帶到他的夾板房內進行個別輔導一樣,朱先生將棋子搓亂,有點像當下搓麻將似的,將棋局重新排開,然後回憶出剛才對弈過的那一局,一步一步地為那魁梧的軍人講解起來。

他有這樣的特異記憶,可以將無論來去多少回合的棋路一步不差地重擺出來。

他都沒有理會到我給他端來了什麽。

一論棋,他會把什麽都忘記。

那軍人也隻是抬起頭,對我禮節性地笑了笑。

他當然也未必想得起我是誰。

我發現他依然白淨,雖然身高馬大。

在一條那樣的弄堂裏住久了,無論趙家錢家孫家李家,無論張三李四王五麻子,互相間都會知根知底到一片赤誠,誰都瞞不過誰去。

比如我們樓下的亞珍她娘,解放前做過“玻璃杯”,現在叫陪酒女,全弄堂都知道,後來得了子宮癌,大家都說就是那時落下的病根;比如那排石庫門房裏有個叫荷花的,小時候給賣到四馬路“會樂裏”的妓院裏,因為長得太難看,所以隻好做個端洗腳水倒馬桶的丫頭娘姨,結果到嫁進我們弄堂裏來時,經丈夫驗證,還是個正宗黃花閨女,正應了她名字裏“出汙泥而不染”的意思;比如210號上上下下兩層住的是印刷廠老板兄弟兩家,老大家的娘子雖然漂亮,但娘家是徐家匯棚戶區裏的拉老虎塌車的,而老二娶的雖然有點蹺腳,娘家卻開綢布莊,帶進來的嫁妝正好補全了夫家印刷廠多年的虧空,等於是救了全家老少,所以蹺腳走進弄堂裏才眼睛總是望著天而且從來不跟任何鄰居打招呼,一派凱旋的功臣模樣。比如朱先生跟紅娣阿姨住在一起四年之久而鄉下的朱師母並不知曉,但終於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頒布了,兩個人隻好分開,紅娣嫁了一個當幹部的,在昆山附近的,接二連三地已經生了三個孩子了,等等。弄堂的狹窄空間,藏不下太多的隱私的。

也並不是容不下一點點秘密。有些秘密半露半掩。比如朱先生一入冬就穿上棉衣棉褲,很合身,很幹淨,鬆蓬蓬地讓他好像胖了許多。到次年春末脫下,因為穿了一冬當然髒了顯舊了,硬邦邦地如筍殼般一直套到五一勞動節後才肯脫下,但自會有人為他拆洗重縫,次年他還是可以穿上鬆蓬蓬的。做這一切的,是已經另適他人的紅娣阿姨。這秘密,老鄰居我媽是清楚的。但是這洗過的重縫過的幹淨衣褲是什麽時候送來的,那髒了的板結了的又是什麽時候送過去的,秘密聯絡方式接頭地點,那就誰也說不上來了。

大約是八十年代末,我依著常規回娘家去看看,不意間遇到了紅娣阿姨。

她一見我進門就站起身走。

要不是老母說這就是紅娣,我哪裏還能認得出她來!

她根本就不高,充其量隻是個中等身材。是老縮了還是當年從小孩子的眼裏看出來的大人都是高個子,我不能確定。她而且不胖,甚至可以說有點黑瘦,讓我們牢牢記住的“介大的雪雪白的屁股”不知是昨日黃花呢還是某種幻覺。我相信是前者。時光過去了四十年,差不多是一世人生了。

老母指著桌上的一個小包裹說,她聽說朱先生一直在寫書,就是那本什麽“鬼”的書,坐得痔瘡都發作了,就特意做了幾條**,細布,大褲襠的,送來。事先沒約好,朱先生由隔壁“黃牛”陪著,去醫院看病了,沒遇上,隻好放我們家了。

老母接著笑談道,真是一夜夫妻百日恩哪,她陪了小兒子和毛腳媳婦到上海來買結婚家具,送東西給朱先生,是偷偷溜了出來的。

然後老母說,他們全家人,都不知道她以前的經曆。前幾年開放了,兩個女兒在家裏學跳交誼舞,跳得亂七八糟,她看得實在難過,就更正了她們幾步,把兩個女兒都看呆了,說是姆媽呀,你還有這麽個水平呀,我們怎麽從來也沒有看出來呀……這個紅娣啊,剛才跟我說起這些,笑得肚皮痛!

紅娣阿姨嫁人後,朱先生的夾板房裏,再沒有進過女人。

朱師母當然來過。總是有事才到上海,比如兩個女兒要嫁了,來買嫁妝。比如女兒的女兒生了病,到上海來開刀。事辦完了就走。永樂裏214號三層夾板房是朱師母的駐滬辦事處。

朱師母病卒於“文革”期間,患的是糖尿病。醫書教導我們說,那病通常是富貴病,發達社會的都市人吃得太好太多又動得太少就容易得。終生在貧寒和勞作中完成撫育兩個女兒之天職的朱師母何以會與糖尿病結緣,實在讓人費解。

朱先生從此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鰥夫。

他的生命裏,隻剩下了棋。

朱劍秋的生活是有基本保障的。

他在市體委所屬的象棋隊裏任職業棋手,每月領得到一份工資,好像總是在六七十元人民幣之間吧。這個數額,在當時不算太低了,當時的大學本科畢業生,屬國家正式幹部,出校門每月也才四十多元。朱先生總是十二萬分地心滿意足。他憑這份工資養活自己,養活不再當舞女的紅娣阿姨,當然還要對揚州老家的妻女負責。他訂報,訂的是《解放日報》;訂雜誌,當然是象棋類的,好幾種。他有許多書,基本上也都是棋譜之類,但我記得在他的床頭邊看到了《紅樓夢》和《三國演義》。他抽煙,最好的是“前門牌”,最差的是“勞動牌”,但晚年因不堪“老慢支”的折磨而戒去。茶要好,對我送去的“龍井”(當然最好是正宗的)十分中意。偶爾見他與棋友對飲,隻是“加飯酒”而已,但見他飲後送客,一副怡然微醺狀,便知他是已經到了稱心如意的極樂世界了。

他住在他那間夾板房內直至終老。自來水要下得三層,到弄堂裏去提;燒的是煤餅;用的是馬桶,那種木製的圓桶,中間有兩道銅箍的。他雇請弄堂裏一個胖大婦人為他倒馬桶,一個月幾元錢的工資,那胖婦名叫“阿花”,雖是文盲,但卻絕對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數十年如一日尊稱他為“朱先生”,即使是“文革”期間他因“國民黨問題”挨了大字報也決不改口。

八十年代初,年過花甲的朱劍秋從市體委退休。之後數年,他仍在市區給少年宮做了幾年象棋指導,直至年老力衰難以擠公交車奔波而隻能蝸居室內撰寫書稿《鬼手百局》止。從五十年代算起,前後三十年,帶教過的學生不計其數。

動手寫這篇短文的當天,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文匯報》的“體育新聞”版以頭條位置刊登了一條消息,標題如下:

全國象棋個人錦標賽在皖落幕

胡榮華第十四次獲全國冠軍

新聞旁配有一則專評,標題是“奇跡”,文章有這樣一段:

“想當年‘胡司令’從十五歲起就獨步棋壇,揚我國粹,並創下‘十連霸’偉績,可謂空前。其後楚河漢界上,群雄紛爭,各路諸侯,競登王座。但遍數紋枰風流,終無能出其右。”

現年五十五歲的胡榮華風流倜儻的彩照,足有四寸見方,赫然在此文之側。

胡榮華幼時學棋,在少年宮,師從者,正是朱劍秋。

在我為這篇文章作再一次文字修改時,不知是不是因為冥冥之中真的還有著朱劍秋的在天之靈,我居然在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二日的《新民晚報》上,讀到了早已被茫茫人世泱泱世事遺落久矣的朱劍秋的名字。那篇文章本是為再次奪冠的胡榮華而寫的:

一九六〇年……當時稱雄棋壇的都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棋士。像廣東的楊官磷,湖北李義庭,黑龍江王嘉良,上海何順安、朱劍秋等,他們一個個都盛名遠揚,何嚐把這個十五歲的娃娃(按,指胡)放在眼裏。

“弈至最後一輪,當時的形勢是朱劍秋積13分,楊官磷、何順安、胡榮華同積12分緊隨其後,當日的《北京日報》體育版發表文章,說朱劍秋奪冠的希望是50%……最後的戰況由於何順安戰勝了朱劍秋,楊、何、胡三人同分,胡榮華以小分領先而首次登上全國個人賽的寶座……從此開始了他棋壇霸主的偉業。”

我從胡榮華的輝煌的背後看到了朱劍秋曾經擁有過的輝煌。

我在明白了胡榮華什麽時候開始輝煌的同時,明白了朱劍秋什麽時候開始失去輝煌。

我從一輪輪輝煌的交替輪換中,讀出了“成則為王,敗則為寇”這一競技場上的鐵定法律。

我心中充滿了對一代棋王沒有趕上如今如此尊重輝煌的好年代和好時世的深深的惋惜,還有悲哀。

後廂房的吳家母子搬走之後,走馬燈般換過好幾家房客,但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朱劍秋開筆撰寫他那本《鬼手百局》之際,來了“黃牛”一家,一住就是十餘年,至今。

叫他“黃牛”的,是他的妻,一個很爽直的女工。她說他雖然不姓牛,也不屬牛,可是生就了一副黃牛脾氣,倔,憨,當然也蠻老實的,肯吃苦,所以從他們倆談戀愛起,她就叫他“黃牛”了,要不是為了給新生的兒子起名報戶口,真要想不起他到底是姓什麽叫什麽了。

這很符合我們那條弄堂的傳統。弄堂裏的許多人都有綽號,綽號會被很快接受和流傳,大名卻會永久隱退。綽號的起法多用了修辭格,其中又多為比喻,如西側石庫門群落裏有一家廣東人,因為其尖嘴猴腮的家族麵相特征而統統被稱為猢猻,猢猻老爹,猢猻阿婆,猢猻媽,猢猻娘舅,乃至男小猢猻,女小猢猻。還有一家,據我所知是因為那女主人正當懷孕期間搬入弄堂,其臉麵的皮膚有兩片妊娠斑,黑乎乎的色素沉著,竟從此就得了個“毛筍殼”的外號,一輩子養得再白都甩卻不掉,連她後來生下的女兒也被叫成了“小毛筍殼”。“黃牛”的綽號是很隨大流的,又響亮,從此也就定格。

黃牛在一家運輸公司當搬運工,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唯獨愛跟人走幾步棋,據說在廠工會組織的比賽裏還得過第三或者第四名。

他知道朱劍秋在棋壇的地位,很仰慕,剛搬來時,鬥膽要求與朱大師殺一盤。

朱劍秋讓他車、馬、炮、相、士共計五個子,厚厚一疊。

沒幾個回合,黃牛一方就被掃平,將死。

黃牛當時呆呆地看著自己被將死的“帥”,有五分鍾沒有動彈。

他從此對朱劍秋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不再要求坐到那八仙桌邊與大師對弈,但大師家隻要來了學生,或棋壇同好,而他又正好下班或廠休在家,那就一定聞聲趕到,擦桌抹凳倒茶,然後立於一側觀戰,一臉的舒心愜意享受模樣。

當然不久他就知道了朱劍秋在寫書,書名是天書一般的《鬼手百局》。

他用一個禮拜天修好了那張搖晃幾下會變成菱形的方桌。

他又讓他的妻做了一個塞滿了棉花的布墊,擱到了害朱劍秋痔瘡發作的硬木椅上去。

再不久,他每天早上為妻兒買早點時,就順帶著給朱老先生也端來了熱騰騰的豆漿,還有一副大餅油條,有時則是一團粢飯,裏麵放了肉鬆和榨菜末子的那種。

黃牛的妻在錢財問題上很一絲不苟,但凡用在朱劍秋身上的賬,她都記在一本練習本上,到月底跟老先生結算。

但七十高齡的朱老先生畢竟再不必為一頓早飯而起早了。

我曾在我的一篇題名為《娘家情結》的隨筆中描繪過永樂裏的人際關係,如下:

“弄堂裏有許多未成章法卻代代相傳的規矩。比如中秋月餅要吃杏花樓的。婚嫁照相一定要去‘王開’。比如有人生病住進了仁濟醫院,風聞此事的鄰居們會排了隊輪流領用那每次隻限兩人人內的探視牌,拎了水果點心之類去噓寒問暖。但各家門口的水龍頭卻很是神聖不可侵犯,即便剛登過便池的本弄居民,也總是僵了幾根手指頭走回自己家門去衝洗,從不肯就近開了人家的龍頭涉了貪小之嫌。比如除夕夜家家都‘守歲’,年初一戶戶都放鞭炮,任何禁令不起作用,任何教訓均不接受。比如弄內某翁姑享高壽無疾而終,其家人必得備大批碗碟以饗鄉鄰,很榮耀地充當一回賜福增壽於人的救世主;但人們別了逝者從火葬場回來,卻又務須在弄口跨躍一個熊熊燃燒著的花圈,無論男女老幼,據說不做這麽一次馬戲式的騰躍動作,便要染了晦氣的。”

黃牛他們一家雖不是永樂裏的老居民,但在搬來之前,住於南邊金陵東路一帶。那地方也屬黃浦區,許多弄堂的格局與山東路上的基本相同。他進入我們214號,三樓,很快融入,足以說明山東路與周邊地區的人文氣息,乃一脈相通。

朱劍秋的書稿日漸增厚,身體日漸老去。每年的棉襖棉褲雖有紅娣阿姨如地下工作者般暗中供給保障,但生活起居已日漸難以自理。九十年代初的某日,我回娘家時又踅入他那夾板樓,進門就聞到了一股酸臭,但見黃牛正在為他更換被褥。瘦骨嶙峋的他,被包裹在一條大棉被中,安置於他的八仙桌前的椅子上。見了我,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頭天晚上,棋友邀請請吃館子,那魚頭湯,太油了,滑腸,於是就,嘿嘿,不過不是菌痢。

黃牛一麵將一套沾著黃色斑跡的棉毛衫褲跟換下來的被套裹在一起,塞進大腳盆,一麵說,不是的,魚頭湯哪裏會吃得拉肚子?是昨天晚上寫書寫得太晚了,爐子早熄了,窗子又沒關,著了涼了。

我翻了一下桌上的文稿。方方正正的字,清清楚楚地填在八開大的五百字方格稿紙上。棋譜都是描畫出來的,夾在文字說明中。他的文章我早就讀過,用詞措辭相當嚴謹精確,偶有文白相間,顯出相當深度的古文學養。紙角的頁碼,已近三百了。

快成了嗎?我問他。

不不,這隻是初稿,裹在被子裏的他答道,還要好好校一遍,校一遍,出不得差錯的,要不然,豈不在棋壇貽笑大方?

從那次全麵換洗被窩開始,黃牛不但每天清早仍為他捎帶熱騰騰的早點,而且還包下了他的買米、買菜、買煤餅,乃至涮洗髒衣褲的一應雜務。

再過半年,《鬼手百局》眼看殺青,他的一位棋友帶來了好消息說,有一家出版社可以考慮接納此書。他興衝衝趕去。途中,具體來說,是在剛剛邁出我們永樂裏的弄堂口時,滑了一跤,腿骨骨折。黃牛背著他去醫院上石膏、換藥,仁濟醫院的護士們都以為這老頭兒有幸養著了一個孝順兒子。

令朱先生滑跌一跤的,是擺在弄堂口的一個水果攤。

到九十年代,擺個攤做點小生意已經不必擔心負上“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一類的罪名的了。那“毛筍殼”的女兒嫁給了“男小猢猻”後,就在經過居委會的同意後,占下弄口之半壁江山,擺出了一個水果攤位。弄口本來並不寬敞,有了蘋果桔子的香味後就少了走路的地方,兼之攤前總有點兒的果皮紙屑繩頭,早已老得巍巍然的朱先生,挾了部分書稿加快了腳步,滑一跤絆一跤跌一跤的幾率是極高的。他的確跌了。

老人最怕跌。這一跌,大傷了他的元氣。

他完稿的時間大大推遲,錯過了那次可能給他出書的機會。

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他於是終生都沒能見到他的手稿化為鉛字。

他的棋友,一個姓徐的先生,十數年前與他結識,住得挺遠的,還是隔三差五地到我們山東路,進永樂裏,入214號門洞,登木樓梯,到朱大師的夾板房裏來跟他學棋會弈。他有時會帶來一點好茶,雲霧龍井碧螺春之類的,跟老友品茗論棋,或是由朱先生寫著自己的書,他則在一旁邊喝茶邊讀讀朱先生訂下的數種象棋類期刊。十數年下來,看多了朱劍秋敲半天棋盤才終於往文稿上寫幾個字的艱難進程,深知這本《鬼手百局》耗去了他多少生命。書稿一成,雖已五六十歲但還算正當壯年的他,就很積極地為朱先生跑腿打電話,充當了聯係出書事宜的經紀人。

無果。

出版界要考慮經濟效益,《鬼手百局》不是暢銷書。

出版社可以給你一個書號,讓你自費出版,但你要拿錢來,以萬論計。

朱先生每月工資僅數十。他去世後女兒清點其遺產,除一套棉衣褲尚新之外,箱筐中盡是舊衣爛襖。黃牛幫著從書架的一堆棋譜中挖出了一張存折,當然是他的養老錢,全部積蓄,共人民幣兩千餘。

徐先生像沒頭蒼蠅般亂鑽,一事無成。

朱老先生跟我媽說,曉玉在寫小說了,她那篇《阿花》,我看過,好像是拿我、紅娣,還有阿花,做了模特的。

我媽忙說,你可別找她打官司,她又沒把你們寫成壞人。

我本來就不是壞人,他笑著說,我隻是請你問問她,能不能幫我找個出版社,出這本,《鬼手百局》。

他已經是病急亂投醫了。

我保存著朱劍秋在公元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的十天間寫給我的三封信。

第一封信寫於十二月一日,在我到山東路他的夾板房取了書稿之後的月餘,他寫道:王曉玉同誌:您好!十月二十七日一別,轉瞬已一月有餘!拙稿“象棋鬼手百局”承蒙熱情幫助,深為銘感……

我取稿時他剛大病一場,形容枯搞。患的雖隻是感冒,但並發了肺炎,黃牛在仁濟醫院的急診觀察室裏陪了他三天,才把他給救了回來。他的腿已經跛了,在那夾板房內移動時務必借助於手,扶著八仙桌,扶著椅,扶著夾板牆。我那天帶去了一個外地出版界的朋友。朋友明白《鬼手百局》的價值,但他就職於文藝出版社,這樣的書不在他們業務範圍內,況且他還並不擁有決策權。更多是出於安慰,我還是帶走了書稿。

書稿堆上了我的書桌,我像是終日麵對著了他那雙蒙著厚翳的雙眼。我開始苦苦思謀出路。其時年輕的評論家朱大可還未去澳洲,聽說此事,便為我介紹了一位他的朋友,姓袁的,是個棋迷,交遊甚廣的,說是可以代為操作出版,稿酬按當時的出版社稿酬標準,每千字三十元。

信息傳到山東路,朱先生同意了,隻是說,稿酬實在太低了些。

但大可傳過話來說,即便是這太低了的稿費,出版社的意思是要分期付出。

我把信息再通過朱先生的經紀人遞過去,於是就接到了他的第二封信:

王曉玉同誌:您好!

為拙稿事,屢承枉駕操心,甚感不安,謹再次表示謝忱。此事本屬一次性解決,所以我將稿酬提低……目前這樣分期付款法,你要考慮後托徐同誌(按,即那位經紀人)電告,昨日徐曾兩次通電未能與你直接聯係上,是令堂大人接話。今特專函再次奉告,仍希望一次性解決。加之我風燭殘年,不堪百事羈身,請原諒。如對方不同意,請即將原稿擲還,毋任感盼!

此事不論成否,盛情容當麵謝。

祝你萬事如意!

朱劍秋敬啟

九三、十二、四

第三封信是在我交涉未果送還書稿後給我的一張收條了。

我平生僅為此而痛悔我沒有當上出版社社長。

他的《鬼手百局》終於沒有出版。

他去世時旁無親人。黃牛上班去了。黃牛是個好職工,在運輸場裏吃苦耐勞,是有名的老黃牛。黃牛是個好鄰居,但鄰居畢竟隻是個鄰居,後廂房與夾板房之間的那層夾板是拆不了的。後來黃牛總是對朱先生大白天裏死在**心懷愧疚,他說,其實他這幾天一直有點不舒服的,我早就應該把他送到仁濟醫院裏去的。他的妻說,黃牛真的好幾次都想送朱先生去醫院,可是他說,醫藥費報銷起來實在太麻煩,每次總要害得黃牛跑好幾次,還是自己買點藥吃算了,沒想到就這麽去了。他的女兒們從揚州趕來,默默地在夾板房裏收拾了幾天,到火葬場參加了由市體委出麵主持的追悼會後的當天,就返回老家去了。

這一切,都是後來黃牛告訴我的。

我問黃牛,那麽,那本書呢?《鬼手百局》。

黃牛說他不知道,而且說,這一年裏,朱先生大病小病不斷,好像也沒再多提起過這本書。他的八仙桌上,似乎也沒再見到那些書稿。

為了寫今天這篇文章,我前幾天又特意回我的山東路永樂裏老家轉了一圈。

在上海的城市地圖上,這條小而短的山東路並不是無足輕重的。北頭有個地鐵二號線的出口,毗鄰著剛由法國人設計改建而成的遠東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新建的海侖賓館通體都是幽綠色的玻璃幕牆,俯視著鄰近的這條小路,展示著它的高貴典雅。往南行數十步,在過去的“二馬路”和“三馬路”之間,平地拔起了“解放日報報業大樓”,一幢明亮的藍綠色現代高層建築,因為山東路的狹小而更加顯出了它的雄偉氣度。中段的仁濟醫院也改建過了,新添了很溫馨的暖色調的一排住院大樓,與過去的帶有教堂意味的老樓們和諧地擠在一起。南端有一座立交橋的斜梯,從延安路上不由分說地硬插進來,幾乎要抵達舊時所稱的“五馬路”即現今的廣東路,望著很粗暴,但那一定是近年的城市大開發所必需的,因為往東不遠處,就是越江隧道的出入口了。路上嘈雜而擁擠,行人如過江之鯽,擋住了急吼吼地鳴叫著的轎車貨車摩托車助動車們。山東路的路麵,從我有記憶至今的五十年裏,好像從沒有開闊過一寸。

我在214號的門洞口停住。裏麵沒開燈,像是張著大口的獸。還有誰記得這裏曾經有過朱劍秋這樣一個象棋大師嗎?還有誰想得起在這個地塊這條弄堂這個逼仄小樓裏發生過的故事嗎?還有誰知道其實這裏麵已經凝結出了或許是棋壇經典的三十萬之多的文字,而這些文字如今卻不知飄零或是隱匿到了哪裏嗎?

啊,鬼手百局,你在哪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