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我們倆愈長愈像了

黃源深與我同是華東師大畢業生他比我高四屆，算是校友，師兄。

黃源深畢業後留校，然後當我們班的英語老師，教過一個學期，時年二十二歲。我們叫他“黃先生”。當然，他是我的老師。

那一個學期的教與學的關係，在之後的三十多年裏，成為熟知我們婚姻史的朋友們的笑柄。大家說，你們這是典型的“師生戀”，有一點違法亂紀的。

時至今日，兒子女兒都已三十來歲了，我們還怕什麽？常常是不待飯桌酒席上的老友們起興取笑，我自己就先撿起話頭說，啊，黃先生教過我，我們是師生戀的了。

如今回想起來，那戀著的五六年裏，他倒的確是很有身份意識，一直是把我當作一個編外學生在帶教著的。

那年頭裏談戀愛，不作興時下的浪漫和狂飆。我對他最親密的表示是禮拜天邀他到我家吃一頓飯；他對我最高雅大方的款待是出資買票，請我看電影。

吃完飯後的不變的話題是我們正在看著的某本書，或是某篇文章，大多是他滔滔不絕地說，我洗耳恭聽。看完電影後回學校去，邊走邊談的，又大多是對這部電影的評議：總的構思是很成功的，蒙太奇手法運用得不錯，但對白設計有問題，那男主角的表演太過火了，等等等等。也是他說得多，我當聽眾，學生。

比我早四年讀的書，不是白讀的。

三十年後，陰差陽錯地我進入了影視文學教學圈，黃源深當年請客助我所積累的影視作品閱讀量，成了我執教“中國電影史”這門課程的堅實基礎。

他比我用功得多。他的用功出於一種與生自來的自覺，在我看來，有時都有了點自虐的意味。我第一次到他的集體宿舍去玩時，發現他寒冬臘月的**，竟隻鋪著一領草席。問他，他說這是為了早起，不賴被窩不睡懶覺。我於是明白了何以他的手背上滿是一粒粒的凍瘡，赤豆粽子似的。“文革”期間他背誦英語辭典，利用的是種種縫隙時間，其中包括清早去公廁蹲坑的十來分鍾，時常是隻記得帶了辭典不記得帶上手紙，須高呼兒子送紙應急。長期以來，他夜夜伏案工作到十一二點鍾，在我們隻有一間居室的那些年頭裏，好早睡的我於是就像“文革”中蹲“牛棚”飽受造反派有意折磨的“牛鬼蛇神”一樣，必得在白熾燈的映照之下學習入睡。他的用功後來聞名澳洲，因為在那裏就讀時，他曾有過一周內兩宿不睡寫出兩篇五千字英文論文的記錄，使他的導師、悉尼大學校長克拉默女士大為驚訝，那地方的好幾家報紙於是就都來采訪了報道了他。用功的結果是成果。壘起他的著作，厚度早已超過了我的兩倍。

他比我認真得多。在外國文學領域，他無論是研究還是翻譯，都注重“元文本”，不肯為功利主義的目的而走現成的捷徑。他寫那本《澳大利亞文學史》，為了對某個作家作出更客觀些的評論，會接二連三地啃讀所有他弄得到手的作品原著，讀完千百頁，方才最後落筆寫下他自己的半頁一頁的判斷，而不願抄摘別人有過的定論。結果，細工出慢活，他這本六十餘萬字的書，前後竟寫了十年之久。他重譯《簡·愛》，除了恪守“信達雅”，還一心追求再現原著的詩意，手稿上塗塗改改有幾頁賽似軍用地圖。近期他忽然對上海作家們的現時創作發生興趣，但決不相信我既簡明扼要又生動準確的介紹，隻是一本一本地讀了王安憶的《長恨歌》、趙長天的《肇事者》、陸星兒的《**歲月》，甚至衛慧的《上海寶貝》，然後再與我探討有關新世紀文學創作的走向前景等問題，一如當年步出電影院時。

他實在是很有點迂。譯畢《簡·愛》，有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說，這可是一本代代相傳的暢銷書，隻要你肯，願以高價購買版權，或者給你高比例版稅，每每重印，你都可以小小地發一點財。他拒絕了。他說我是應“譯林”之約重譯的，我得守信。然後他對我說私房話道，錢嘛，總是小事，那“譯林”，可是國內的一流出版社哪。於是，四十萬字的《簡·愛》，他的基本稿酬是數千元，後來每重印萬冊，他也就隻可得數百元人民幣。

我最得意他的地方，在於他學的是外文，研究的是西洋文化，可骨子裏仍是龍的土地上的浙東山區人。盡管他能操一口流利典範的英文在領館的“Party”裏自如周旋，但他從不在同胞麵前作假洋鬼子狀——作為寫下“鄉音未改鬢毛衰”這一不朽詩句的老鄉，他隻要一說普通話，那濃濃的紹興官腔就會讓所有的人都忍俊不禁，不過在我聽來，總覺得比那些愛賣弄幾個洋文單詞的夾花蛋糕式話語中聽些。盡管他很早就腳踏實地同吃同住同勞動地進入了西方世界，至今與那裏的主流社會有著密切的交往，了解並研究著真正的西方現代派諸如帕特裏克·懷特等，但他並不以為唯有西方某種體係方為正宗**，更不在自己的領域裏揮舞西式語係的大捧來左打右掃。他不抽煙，不喝酒，不進舞廳，不來“卡拉OK”，他的**不靠那些東西誘發。他對生活的詩意的領悟蘊含在他二度創作的譯著《簡·愛》、《我的光輝生涯》裏。偶爾，他會騎了助動車去近郊釣上半天魚，那時候他頭戴草帽，足蹬膠靴，胖胖的臉被紫外線炙烤得紅紅的，全神貫注於粼粼水麵上那根遊絲，端的就是一個優哉遊哉的漁翁了。

我曾在一則小文裏寫過他。我在那篇文章的開首就說，“四十五歲後，我們倆愈長愈像了”。這是真的。他曾當過我一個學期的老師，但那一個學期似乎定格了我們終生的關係內核。三十多年了，我不能不承認他在我的人格、文格、乃至相貌上打下的烙印。人與人，特別是親人，是會互相造就的。

附　相濡以沫三十年

黃源深

路見不平，拔刀相向，通常用以描繪山東大漢。王曉玉手無縛雞之力，細眉細眼的臉上架著度數不淺的眼鏡，卻也有這樣的脾性。有一年隨我回浙東老家，在曹娥車站轉車，我看管著行李，她去排隊買票。不一會兒隻聞人聲嘈雜，遠遠望去那隊伍從長形變為一團了，我立即知道不妙，十有八九是她卷進了紛爭。拖著大包小包趕過去，果然，是她，正與一個結結實實的漢子像鬥牛似地對峙著，還一步步地逼過去，逼過去，口裏喊著，不排隊就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她的嗓門很高，一臉不要命的樣子，還真的鎮住了那男人。

王曉玉愛憎分明，喜怒皆形於色，表於言，作於行。前數年，那位客寓新西蘭的顧城殺妻後自盡，文壇有過幾乎是一邊倒的評議，大多是從回憶和讚賞顧城的詩才出發，扼腕歎息文星之殞落，而她，卻拍案而起，不但寫了一篇《我為謝燁一哭》，而且還策動剛進入新聞界的兒子，專訪謝燁的母親謝文娥，母子倆，發了好幾篇為無端斃命於斧下的死者索討輿論公道的文章。她看世界杯足球賽的閉幕式，發現為中國模特設計的服裝類似清朝的馬弁服，於是就大怒，連夜寫了三四千字，對洋人們不知今日中國之巨變大發了一通感慨。據我所知，她但凡出席文化界的座談會，也常常言辭激烈地暢所欲言，不溜須，不從眾，根本就不在乎在場到了些什麽人。

王曉玉的性格色彩非常鮮明。她當過一段時間的工會幹部，有一次為了幫一位離婚女子出氣，竟陪了她到男方家索討據說應該是屬於女方的財物，那是一條舊的床單，一幅廉價油畫，還有一隻壞了的藤椅子她幫得很認真很起勁，隻是一出了男方的家門，就不得不跟那女的一起氣喘籲籲地將那隻碩大的沒用的藤椅扔進遠處的垃圾箱裏。她孝順她的老外婆，那年月裏她叫不起出租車，於是就借了一輛三輪車，把外婆安置在車內，自己騎著，橫穿半個上海請她來新居玩。她什麽都敢動手拆，動手修。如今家裏的水龍頭壞了、電路出了問題，小修小弄都由她幹。她掙錢並不很多，花錢卻並不很少，酒席飯桌上總是搶著“買單”。她不愛種花養草，因為曾經有過幾盆，都因為疏於管理而枯死，她便說從此再不幹這類傷天害理的事了。她母親過年來我們家小住，因為飲食不當腸胃出了毛病，她一麵收拾穢物一麵笑著說，好，大年初一，黃金萬兩，我們今年是肯定要大利大發的了。

或許正是這種性格，使她的作品很有點個性，比較大氣，許多評論稱之為帶有陽剛之氣，我以為然。

王曉玉不是專業作家，是業餘的。她的主職是華東師大的教師。她教書教得不錯，很服從工作需要，叫幹啥就幹啥，不但多次當過先進分子，而且因為教過多門課程而主編過多本專著，類似《影視創編》、《台港文學》乃至《兒童文學》等。教師進行文學創作，有譽之者說是“學者型”，我卻認為往往嚴謹有餘，放達不足。王曉玉雖然因為生性比較大大咧咧，自我約束少些，但在她的作品中，也還是可以看得出理性對感性的層層羈絆，極大地消蝕了她的才氣，限製了她的自由。她寫於一九九七年的長篇曆史小說《凡塵·賽金花》，雖然文壇評價不低，但我看就有過於理念化的傾向，特別是後半部分。我以為，王曉玉的創作並沒有抵臨她應該到達的高度。她的潛力尚待開發。

執教之餘，她可用於執筆的整段時間當然很有限。這於她，是心底永遠的痛。一旦她逮到了相對完整的時間可以寫作，馬上就成了拚命三郎。那年夏天，她利用暑假寫長篇《99玫瑰》，每天一早五點多就坐到了電腦前，工作到晚間十點，倒頭便睡，一個多月六親不認，竟一氣嗬成了二十萬字。文稿殺青那天，她的雙頰深深凹陷了下去，眼鏡片後的眼袋比以往大了一倍。寫《紫藤花園》時，她租了人家的一間私房，一住半年，到挾了四十萬字離開時，那間房裏滿地都是抹麵包用的“果醬”、“知己”瓶子，我數過，竟有三十多隻！

但她又不是工作狂。平時她很貪玩。她喜歡張羅飯局，吆朋喝友地去什麽地方撮上一頓。她常牽頭搞個什麽小小聚會，到個俱樂部裏去唱幾個鍾頭。她熱衷於冬泳，溫水的，死乞白賴地拖我去。她知道徐家匯開了港匯廣場，場內有家很雅很靜的茶室，於是就隔三差五地帶了朋友去小坐，閑聊。她有許多朋友，其中不但有文友，還有建築包工頭、飯館業主、股票經紀人。她五十歲時起意學會了騎自行車，九七年當了外婆後在美國學過汽車架駛還通過了英文筆試。她有時坐在她的書房裏，肅肅靜，我以為她在寫作，不意間進去看看，卻發現她是在電腦上玩牌，玩的是非常小兒科的“接龍”。

從她十八歲時到現在，我跟她相濡以沫三十多年了，發現她對生活的熱情絲毫未減。她有滋有味地生活著，並且將她的這種熱情化成了文字。她的作品豐厚、鮮活、激揚，得到了許多人的喜愛，正是基於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