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人生·寫作·書——與竹林的對話

記得十年前初見曉玉時，遠遠望去，是白襯衫束在黑色西裝褲裏，樸素清潔仿佛從校園裏走來的一個學子模樣。待數年後她告訴我不久將遠渡重洋，去美國看望女兒並升級當外婆時，我驚得大跌眼鏡。

終於以外婆的身份幸福回國後，一日她宴請諸多文友，又吃又喝又唱歌又跳舞，玩得不亦樂乎。筆者也在被邀請之列。席間聽人說，王曉玉在美國遇車禍，有驚無險，經過一番官司的周折還獲得小小一筆賠款，所以要請大家開開心。我久居郊區，今天以這樣的理由被她拖了出來，不禁莞爾。不久前讀曉玉的先生黃源深教授的文章，才知道曉玉五十歲學會騎自行車，一九九七年當了外婆後在美國學會汽車駕駛並通過了英文筆試。還知道她曾經為了幫一個離婚的女子出氣，陪那女子到男方家索討據說該屬於女方的財產。這些財產是：一條舊床單、一幅廉價的油畫，還有一隻壞了的藤椅。“她幫得很認真很起勁，隻是一出了男方的家門，就不得不跟那女的一起氣喘籲籲地將那隻碩大沒用的藤椅扔進遠處的垃圾箱裏。”我又想笑了，是微笑：對生活的善意和熱情時時滿溢在心，持久的美麗、能與歲月從容相處的那份優雅氣質，想要拒絕也難。與曉玉交往不多，但每次參加文藝界的座談會，都會下意識地尋找她，因為聽她發言很過癮。不管在場有什麽人，她都不會隱藏自己的真知灼見；她的智慧和幽默，也總是在不經意間散發出來，讓人如沐春風。

采訪她，感覺也很好。

——竹林

竹林：身為作家和教授，你如何排除各種困難，正視各種**，擺脫人生、事業的種種困境，走向成功之路？可否簡述你的成長史？

王：要說我的困境，是一代人的困境；要說我的艱辛，也是一代人的艱辛。我是六六屆——注意，這可不是你們下鄉上山的“老三屆”，而是比你們更老的六六屆大學生。一九六七年我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黑龍江省一個名叫三棵樹的地方，在一所中學裏教書，從初一教起，語文、數學、曆史、地理、音樂、美術、體育……凡是有的課程我全包了。每天打開門來，隻見茫茫一片黑土地，即使有夢，也埋在凍土下麵了。六年後我調到江西，先習慣了以冬瓜皮下飯，又迷戀上了比止瀉的黃連素還苦的苦瓜。一九七四年才重返上海，這時“文革”尚在繼續，到處是各種名目的批判和鬥爭，談不上個人愛好，隻有被命運拋擲的悲涼之感。

我久遠的夢，像一顆種子，在濕潤的氣候中萌發了。黑土地、紅土地上的生活，與我朝夕相處的學生，忽然變得彌足珍貴，我提筆寫了一些兒童文學。這時我的工作單位——徐匯區教育學院領導開始批判我，說我不務正業。當時我擔任教研組長，工作量是別人的一倍，有時一天要上九節課。可是……

（竹林會心：“可是他們會說，如果你不搞業餘創作，會把工作做得更好。”）

沒錯，就是這麽說的。

九十年代初，我調回母校華東師大任教，我的創作得到了領導的支持。我的教授和作家雙重身份是同步的——一九八八年被評為副教授；我所寫的上海女性係列“阿花”、“阿貞”、“阿輝”於一九八九年在上海《小說界》發表。當時我已四十五歲了。好友笑我，“一把年紀”的人，脫穎而出，實屬不易。由於我平時要教課，沒有整段時間寫作，要寫長篇就得利用假期。上海作協曾為我請過較長的創作假，我寫了長篇小說《紫藤花園》；夏天我利用暑假寫了《99玫瑰》。另外，我利用升級當外婆，到美國去看女兒、外孫女的機會，寫了長篇曆史小說《凡塵·賽金花》。

竹林：你最喜歡讀什麽書？哪些書或哪類書對你影響最大？你的人生格言或者說座右銘是什麽？

王：書看得很雜。由於自己要教學，在課堂上就是個評論家，要對當代作家的作品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見解，所以很注意當代的文學動態，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廢都》、王安憶的作品，方方、池莉的作品，以及現在流行的《上海寶貝》等，我都及時閱讀。要說對自己影響深刻，應指青少年時期。我最喜歡的是巴爾紮克，凡是他的作品隻要是翻譯過來的，我都看過。我認為他的作品記錄了一個時代——是記錄而不是宣泄。我的寫作也是記錄，總想記錄點什麽：世界、人生、社會的、個人的生活。我從不為了某種快意的宣泄而寫作，更不會出於功利目的：比如為了所謂“浮出海麵”，為了成為“上等人”，為了錢而寫作。我的座右銘是做一個真實的人。

竹林：你平時愛逛書店嗎？你常買書嗎？覺得現在的書價是否太高？每天能抽出多少時間讀書？你的藏書如何？

王：很喜歡逛書店，也常買書。至於書價——目前總的消費標準都比較高，酒吧裏一杯咖啡二三十元，相比之下，書價是便宜的。至少我能承受。現在有的大學生，讓他買書如同殺頭一般，教材都兩人合一本，可是走進咖啡屋，五十元、一百元甩出去毫不心疼，還要大叫書貴？所謂貴與不貴，其實是一種消費觀念問題。我讀書的時間不定，有時整天不看，隻看報紙；有時整天看書。我的書很多，不斷在更新，有些年輕時覺得很好的書，現在對我成了廢書。所以經常在處理。我以為書不在多，在於精。

竹林：你對當下出版界出書或書市圖書現狀感覺如何？能否一吐心言？你對出版界有何要求或忠告？

王：目前出版社為利益驅動的現象較嚴重。作品有的自我炒作，有的小團體炒作，鈔票成了出版的潤滑劑。其實，經過密集轟炸式的宣傳而橫空出世的書未必是好書，相反，有些像石頭一樣無聲無息，沉入深潭的書常常倒是好書。所以，對於書的發行要花力氣整頓。現在那些手裏拿著筆，有權填報征訂單的人員，往往無知無識，僅憑個人好惡，就決定什麽書訂多少冊。舉個例子來說吧，《白鹿原》初次征訂時不足千冊。而那些題目涉及了女人題材或女性的某個部位的書，因激發了一些人的想象而訂數大增。這種狀況左右了我們的書的發行，也促使不少寫書的人、出書的人不在作品的內容、內涵上下功夫，而更多地在題目上做功夫。我對出版界有兩點忠告：一是要提高編輯的鑒賞能力，二是要提倡藝術至上，不要金錢至上。

竹林：現在流行一種說法：要做一個純粹的作家，隻要全心全意學習寫作，埋頭寫作，其他諸如數理化天文地理的課程一概不學。你對此如何看？老中青作家隊伍中有兩種類型的人，一類是沒受過高等教育，但寫作功底紮實；另一類是高校中文專業或其他專業畢業的。兩類人的寫作動力、心態會有什麽差異呢？

王：人各有所長，不能樣樣精通。但作為一個作家，應該盡量使自己知識麵更廣，視野更開闊，思辨力更強。我以為真正的作家應該興趣廣泛，熱愛生活，到老都保持著一顆好奇心，到老都求新求異，**洋溢……

竹林：比如杜拉斯？

王：對，杜拉斯！杜拉斯生命中的最後十年是和二十多歲的安德烈·揚度過的。她真是了不起，安德烈·揚也了不起。年齡相差幾十歲，別人眼裏是不般配的，可要問什麽叫感情？這就是！感情和理智無關。理智是帶功利性的，感情沒有任何功利可言。感情若摻進理智的成分，就不是真正的感情了。有人說，這一對很般配，那一對門當戶對，所謂的“般配”和“門當戶對”，都是有一種理智、一種功利性的東西在內，都稱不上感情。感情就是“無可理喻”，沒有什麽原因、道理可講的。越是看起來不“般配”，不“門當戶對”的，越有更純更濃更真的感情在內，越是會死守在一起。杜拉斯的脾氣多壞，安德烈·揚能忍受。你沒見我先生寫的文章，我簡直是“十惡不赦”（大笑），可他能忍受。當年我家裏負擔很重，他做牛做馬，任勞任怨，也真是不可理喻……對不起，我扯遠了。

竹林：不，我很感動。

王：言歸正傳吧！我自己在高校任教，我知道，許多進大學中文係學習的人，都做過當作家的夢，可真正能成為作家的，隻是微乎其微的“一小撮”。而這“一小撮”中，恰恰是學者派中最不學者，學院派中最不學院的。即使如此，這些學院派出身的作家，他們寫作的動力大都也是出於理性的思考，出於向社會表明自己的一種態度，他們的寫作往往還帶有一種研究性質，總想體現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我自己就是這樣，比如寫《賽金花》，就偏重於研究、考證。另一類作家，不是從大學中文係裏出來的，往往出於“我要說”才寫作的。由於表達自己的要求更高，他們不吐不快，有更大的宣泄欲望，更多的感性成分和藝術細胞。從文字風格上也可看出兩者不同。前者嚴謹、凝煉，理性較強，講究規範化，但往往會比較幹巴，缺少了鮮活性。我自己也有這個毛病。後者未經專業係統的訓練，束縛少，下筆反而不澀。比如池莉，她是學醫出身的，她的語言真像水一樣流動滑潤。她如果在北大中文係學五年，就不會有如此鮮活、水滑的語言了。

竹林：你的創作觀、寫作觀、文學觀、處世觀、人生觀、讀書觀、家庭觀、教育觀、藝術觀，可否簡述一二？

王：不浪費每一天，無論寫作還是娛樂。永遠保持年輕的心。相信自已經過努力而寫成的作品，好壞則任由別人去說。

竹林：你如何處理好寫作和教書及家庭生活之間的關係？

王：教書時好好教（竹林：經常被學校評為先進）；寫作時好好寫（竹林：《阿花》等上海女性係列和長篇小說《紫藤花園》受到廣泛好評，先後被搬上熒屏）。我要對得起讀者，也要對得起自己。我現在家庭幸福，夫妻和睦，子女爭氣，父母長壽。我的生活很安定，很快樂。

竹林：女性寫作已成時尚和趨勢。據透露，為培養更多優秀女作家，有關部門將辦“女作家搖籃”寫作培訓班，目的是繁榮文學事業，造就更多的優秀作家，向諾貝爾文學獎衝刺。此事尚未付諸行動即產生較大反響，許多女作家欣然同意給培訓班上課。你認為這一舉動有社會意義嗎？

王：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有同仁作此努力，是難能可貴的；對於女性寫作，也很有積極意義。但是我以為不要宣傳太過，太過有炒作的嫌疑。同時也不要期望值過高，因為作家是自己生成的，而不是養成的。現在文學正是一片久旱的土地，這個“搖籃”的出現也許隻是一小杯水，但有水總比沒水好。我希望更多的單位能做這樣的事，希望文學的園地因為有了水的滋潤而鬱鬱蔥蔥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