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過年

我父親不能容忍在他的視線之內沒有土地和小麥，沒有雞犬相聞的聲音。因此，父親不願意來城市裏過年，態度異常堅決。

我們兄弟姐妹都是因為逃離土地和牛羊而進入城市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中的，這種結構讓我們感到牢固和經得起衝擊。如今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在國內外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正是當打之年，也都想多做一些成績，因而對家鄉的土地和炊煙也就漸漸陌生甚至是遺忘了。

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歌裏麵渲染的完全是一種貴族化的情緒，對於許多窮人來說，不回家看看是因為口袋裏十分寒酸而不是缺少孝心。許多年前，我們也常想回家看看，但每個人都在為生計而奔走，回家的次數也就很少。等到我們有信心回家看看的時候，大家都對鄉下的生活條件感到難以接受，但嘴上都不說。

現在，我們每人都有了一到兩套不等的大麵積住房，也都想讓父親來城市裏享受一下現代都市的物質文明，可父親不答應。我母親去世很早，父親一個人生活在農村廣闊天地裏，他像一個優秀的軍人一樣堅守著陣地毫不動搖。

於是，我們兄弟姐妹幾家十幾口人在過年的時候帶著大包小包將行李輜重一應運回鄉下，包括晴雨天的各種鞋子以及小孩的奶瓶。父親看到我們狼狽不堪地全都回到家時，他就很興奮，放下手中與他終年為伍的麻將，忙著買鞭炮燒菜殺雞宰鴨寫春聯，一副功德圓滿的樣子。春節一過，他又在跟我們討論下一個春節怎麽過了，談的大都是年二十八之前回來比較合適以及過年吃什麽，他從來沒有考慮過在沒有雞鴨牛羊的地方過年。

父親從來不幹預子女的工作和生活選擇，是一個脾氣很好的人。他在五十年代末期的時候曾因為說了“芝麻杆上是不可能架電話的”而被開除團籍遭到批判，革職還鄉，從此就再也不對城市和政治有任何興趣。他常說“荒年餓不死手藝人”這樣的話，暗示我們要搞專業，在我三十一歲的時候我被原來的單位作為年輕幹部提拔而做了領導，父親非常生氣，直到有一天他公開表示了對我不搞專業的不滿，他說，“你應該去教書，或者去搞研究”，調省文聯後父親非常高興，他第一次表揚了我頭腦清醒。父親對子女幹預除了不許從政外，就是過年必須回家。1999年春節，我們要父親來省城過年而遭到拒絕，加上春節天又下雨了，父親很平靜地說“那你們就不用回來了”。年三十，我們派最小的妹妹做代表回家，妹妹回來後說，父親一個人在家，哪裏也不去，臉色很淒惶，春節一直在生悶氣。而我們兄弟們在省城過年時，雖有吃有玩，但第一次聽不到鞭炮聲以及相互串門的說笑聲，年初二去打了一場保齡球後，還是感到了索然無味，年初三一早，弟弟開車我們又回到了鄉下。這時候，我意識到了，我們雖遠離了土地和鄉村，但在鄉下過年這一鄉村風俗已經成為我們一種無法抗拒的生活屬性，那是一種根的延續，還有就是父親在春節對於我們的全部意義。也就是說，我們是為父親過春節的，如果不為父親過春節，春節實際上也就沒有什麽必要了，最起碼現在是這樣的。

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父親又來電話了，他總是以不幹預子女自由的語氣對我說：“今年過年怎麽安排的呀？”

我在電話裏毫不猶豫地說：“回家過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