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和鎖鏈之間

看別人褲帶上掛著BP機，抽煙喝酒的姿勢都很誇張，褲帶上“滴滴”的尖叫聲響起，優越感也就在撥看號碼的動作中表現出來。我想，有朝一日自己的褲帶上也掛上一個Beeper，招搖過市地神氣一番，幾年前我在一所大學啃西方文論，對花花世界充滿了好奇。

現在，我的褲帶上就有了這個BP，是報社因編輯部工作需要配的。最初的神氣和激動不到一個月就被徹底粉碎了，或我根本就不屬於時尚。

我租住在這個城市的貧民區，城郊結合部的鄰居們都是賣菜的、做鹵鴨的、販老鼠藥的、收酒瓶的，還有其他一些身份很不明確的社會閑雜人員。都很窮，所以附近沒有電話亭也不需要電話亭。早先有過一個電話亭，後因生意清淡，加之某晚八點被搶劫清洗後就堅決關門了。我回電話要騎一裏多路的車，反複多次的奔波就從褲帶上的這隻BP機開始了。

在家中看書或寫稿時，BP機響了；正在看一部好看的電視劇，BP機響了；迷迷糊糊地正欲進入夢鄉，BP機又響了，最難辦的是夜裏十一點鍾響了，電話亭關門，無處回話，再遇上刮風下雨，更是急得團團亂轉。那時候就對“熱鍋上的螞蟻”有了深刻的同情與理解。

現在打傳呼的人都喜歡在號碼後麵加上“119”，表示回話跟救火一樣緊急，讓你感到回晚了或不回是要鬧出人命的。如果不回，那一夜就總是忐忑不安心神不寧，而且會留下許多漫無邊際的糟糕的想象。那天晚上已經十點，BP機叫了，看號碼陌生就不再理睬，第二天早上剛上班，一個電話打到了編輯部說，“同學從外地來給你打傳呼，你就是不回，真是混成人樣了！”我連忙向打電話的同學解釋並準備請外地來的同學喝酒，而外地同學一早就走了。

從此就不敢馬虎了，尤其是陌生號碼。

這天大雨滂沱，BP機連著叫個不停，我想肯定有急事，於是打著雨傘向電話亭衝去。電話打通了，一個粗魯的聲音叫道，“你媽的，小六子，老子打了這麽長傳呼你都不回。”我說，“你是誰？”電話裏說，“你不是小六子，打錯了！”電話掛掉了。有一次一個“大哥大”打來傳呼，我覺得這應該比較重要，說不準是哪位同學發了，用上“大哥大”了。我去電話亭抓起電話一問，對方知道打錯了，說了一聲“對不起！”這是比較文明禮貌的一位。可付賬時，電話亭老太太說，“大哥大”八毛錢一次。我每天早飯隻花五毛錢。

從外地出差回來，我累得半死。剛入睡傳呼又響了。我拖著隻剩半條命的身子騎上車去回電話。屋外高溫四十多度。拿起電話是一位朋友。他說，“好不容易才弄到你的BP機號碼，大半年沒見麵了，最近還好嗎？”我說，“還好！”朋友打傳呼是向我問好。朋友不知道酷熱的陽光下，他的問好讓我幾近虛脫。

不知不覺中，我對BP機產生了反感。最熱的天氣裏我曾關機幾天，但有一次編輯部因為一篇稿子出了問題，急於要找我這個編輯部主任去處理。可打不通我的傳呼，後來編輯去找了老總。這算是我的失職。從此再也不敢關機了。

我在自由和鎖鏈之間忍受著現代工業文明的磨難。海德格爾說我們在機器的擠壓下實際上無家可歸。我們既不能重返原始森林，又無法拒絕現代文明的**和壓迫。現代人的無奈和尷尬的性質逼得我又做出了選擇：立即裝電話，反正過不上清靜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