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女人

1972年，文化革命如火如荼，開批鬥會，唱革命歌曲，抄四類分子的家，很是熱鬧。全村沒幾個人有心思種田，糧食不夠吃，每到冬天，我們兄弟幾個常常為爭一塊烤紅薯打得頭破血流嗷嗷直叫，那一年，我隻有九歲，什麽都不懂，但懂得恐懼，一是對饑餓的恐懼，另一個就是對死亡的恐懼。鄰村一個神經有點問題的高銀失蹤三個月後在家門前的水庫裏被打魚的魚網撈了上來，我也去看熱鬧，高銀躺在一張破草席上，鼻子和嘴唇都被魚咬掉了，露出了猙獰的牙齒和黑洞洞的鼻孔，我嚇得夜夜惡夢不斷，就在這不久後的一天晚上八點多鍾，村裏又傳來了慘絕人寰的聲音，喊救命的聲音在夜空裏渲染出刀鋒一樣尖銳的恐怖，我沒敢出門，隻是蜷縮在牆角的油燈下，心裏怦怦亂跳。大人們回來後很平靜地說，“陳玉玲跳河自殺，已經被人救上來了。”

陳玉玲十八歲，是村裏最漂亮的姑娘，上過小學三年級，生產隊開會時，經常讓她讀報紙，因為她有文化，所以被大隊革委會主任招進了大隊文藝宣傳隊，我在村小學念書，大隊部和學校在一起，我們經常聽到陳玉玲他們在隔壁的土屋裏唱《紅燈記》《沙家浜》裏的段子，還排了揚劇《奪印》、《女記工員》等，陳玉玲在戲裏演的都是主角，練了一段時間後宣傳隊就到每個生產隊去演出，在我們生產隊演出的那天晚上，打穀場上風很大，汽燈雪亮，社員們裹著棉襖縮著頭看得津津有味，那天我最明顯的感覺是陳玉玲記憶力真好，女記工員那麽長的台詞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來，我想如果她要是在學校讀書，背課文肯定背得最快，那時給我們教課的是一位駝背的老私塾先生，他不講課，整天叫我們背課文。陳玉玲家與我家隻隔兩三百米遠，我每天上學都要經過她家門口，有時她跟我們一道去大隊部排節目，我們有不認識的字經常問她，她就教我們，雖然我們也是三年級了，好像她認的字比我們要多得多。陳玉玲是一個很文靜的姑娘，她平時並不多話，見到人總是笑眯眯的，一點脾氣也沒有。農村風吹日曬的，大多數人都皮膚很黑，陳玉玲好像永遠也曬不黑似的，即使在地裏幹上整整一個夏季，她的皮膚還是那麽白。那時候人們也沒有明星歌星可比較的，村裏的婦女見到她總要誇她“長得跟畫裏的人一樣”。

這一年秋天的一個晚上，大隊部放電影，電影是《渡江偵察記》和《智取威虎山》，看電影的人很多，空氣中飄滿了發電機的汽油味和劣質旱煙的氣味，小孩子像過節一樣在場地上亂竄，隨地撒尿，而姑娘媳婦們則要到銀幕後麵的一大片玉米地裏去方便。陳玉玲在看到第二部片子的時候走進了已經發枯了的玉米地，就在這時候一個黑影特務一樣地悄悄地尾隨了進去，這個人就是大隊革委會主任。也就是在那天晚上，陳玉玲的一生被徹底改變了。許多年後我才知道，主任將她強奸後，威脅她如果對外講，就開批鬥會鬥她，並要到各個生產隊巡回批鬥。陳玉玲哭得很傷心，也嚇得渾身發抖，她沒敢對外講。此後主任一次又一次地在大隊部和她家裏將她奸汙，直到陳玉玲懷孕才東窗事發。陳玉玲被她父母毒打了一頓，就尋短見跳河自殺，被救上來後，陳玉玲也就再也沒去大隊宣傳隊了。那時候還沒有人工流產和藥物流產的有利條件，陳玉玲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大了起來。主任繼續幹他的主任，繼續喝他的酒，陳玉玲沒有告發，也不知道到哪裏告發，那時候隻保護下放女知青，而農村姑娘一旦發生了這種醜事，全部的罪過就隻能是女方勾引或為什麽不以死相抗，男人是沒有罪過的。

有一次，我在放學回家經過陳玉玲家門前時看到她正坐在傍晚稀薄的陽光下搓草繩，我想跟她說一句話，但又不知說什麽好，陳玉玲也發現了我，她低下了頭，慢慢地搓著繩子，一聲不吭，像一個正在挨批鬥的四類分子。那時候，我雖然不懂陳玉玲犯錯誤的性質，但我從村裏人的議論中知道她幹了壞事，我就有些弄不明白，為什麽陳玉玲要幹壞事呢？因為電影中幹壞事的人都是歪鼻子斜眼睛的，而陳玉玲那麽漂亮。以我九歲的年紀和理解力，我是不可能把這些問題想清楚的，後來也就不想了。第二年春天，村裏槐樹花的香味在村子裏四處彌漫，陽光稠密而暖和，這時候陳玉玲的肚子已經再也無法掩蓋了，補了好幾塊補丁的藍底碎花棉襖鼓鼓脹脹的。她家裏的人就匆匆地將她嫁給了村裏一個腿有殘疾的三十多歲的老光棍，沒有婚禮，也沒有請人喝喜酒，誰也說不清她結婚究竟是哪一天。反正不久她就生下了一個女孩，那一年，陳玉玲十九歲。

從此以後，我就再也沒見過陳玉玲說過話，也沒有見她抬起頭來走過路，更沒有過笑眯眯的表情。她默默地在生產隊裏幹活，大隊宣傳隊來演出時，她從沒看過，有一次，我們去大隊部看電影經過“三瘸子”家門前時，看到破衣爛衫的陳玉玲坐在家裏的油燈下怔怔地發著呆。在我的記憶裏，這以後的歲月，她再也沒看過電影。幾年後，陳玉玲又生下了一個兒子，而家裏的兩間漏風漏雨的土屋也更加破舊了，因為“三瘸子”喪失了勞動能力，家裏隻靠陳玉玲一個人掙工分，每年分的口糧因為沒錢交齊“超支”款，家裏經常揭不開鍋。村裏人沒有人對她表示同情，總覺得陳玉玲是一個讓全村人丟了臉麵的人，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和她說話，幹活的時候，她總是跟著大家一聲不吭地埋頭勞動。陳玉玲二十多歲的時候，人就顯得相當的蒼老，臉上一點精神也沒有，上中學後，我讀到魯迅的《祝福》，就覺得陳玉玲就是祥林嫂，隻是祥林嫂經常嘮嘮叨叨說話，而陳玉玲從不說話。

1979年秋，我上大學臨走前，父母讓我到村裏的每家每戶去道別，到陳玉玲家時，她丈夫“三瘸子”很熱情，從雞窩裏摸出六隻雞蛋硬是塞到我的口袋裏，陳玉玲縮在廚房裏不出來，我進去後對她說：“玲姐，我上學去了！”陳玉玲抬起頭，目光膽怯而遲滯，她看了看我，點點頭，竟也沒說一句話。想起當年在宣傳隊裏那位皮膚白淨整天笑眯眯的溫和文靜的陳玉玲，我心裏非常難過，鼻子也酸酸的。此後的歲月裏，我放假回家或參加工作後回鄉探親，很少能見到陳玉玲，有時即使要迎麵相遇，她總是繞道避開我，遠遠地走開了。

1998年9月，我回老家看望父親，那天中午我們正在家裏吃飯。陳玉玲來到我家，父親招呼她坐下，她沒坐。她的突然到來我很詫異，正準備跟她打招呼，她對我說，“大兄弟，我家二子馬上就要去合肥上大學了，人生地不熟的，請大兄弟給照應照應！”她語氣平靜，已經十分蒼老的臉上流露出一些笑意，她來的時候還帶來了兩隻養的很肥的蘆花鴨。

開學的時候，我去車站接陳玉玲的兒子，這個皮膚白淨笑眯眯的小夥子，跟他媽媽年輕時一樣的漂亮，隻是他不一定知道他母親不幸的生活經曆，也不一定知道那位已經在十幾年前死掉的那個村裏的主任是如何製造了母親悲劇的一生。陳玉玲嫁給一個殘疾人是不公平的，但命運賜給了她一個爭氣的兒子，這也能算得上老天對善良的弱者的一點補償和安慰。

將陳玉玲的兒子報名交費安頓好後，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起，陳玉玲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與我說過話，到她讓我照應她兒子時再次說話時，前後已經相隔二十六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