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弟弟還在打工

那一年春天很冷，三弟在一個風很大的下午從老家來省城找我和二弟，他神情灰暗地對我們說，“我想出去闖一闖，如果大哥二哥不同意的話，我馬上回去找個老婆結婚生孩子。”

晚上我們弟兄三人在一起喝酒，他又恢複了往日的**，他說他的同學們都紛紛結婚了，是一種徹底的“短視”，他說自己不願在二十四歲的年紀就過上溫暖而平庸的生活，放棄夢想無異於服毒自殺。我和二弟對他闖**世界的想法給予了理解和支持，他就很激動。夜深了，我們一邊喝酒一邊聆聽屋外呼嘯的風聲，四周一片寂靜。

我們最初的話題是抽象的。可當三弟再次來省城時，他已經將自己的飯碗砸了，放棄了銀行裏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和一套設施齊全的住房。他說在辦理辭職手續時，地區行的人事處長驚訝地張著嘴，半天沒說出話來，因為他是全地區第一個從銀行辭職的人，而他從事的信貸工作更是多少人眼紅的職業。三弟辭職後一臉輕鬆，他說中國的銀行再這樣下去遲早一天是要完蛋的，在信貸崗位上整天醉生夢死花天酒地讓他無法忍受，此時，一向瘦骨嶙峋的三弟已經挺起了與他年齡不相稱的肚子，麻將技術在當地是公認的超一流選手，手一摸，不用看，條、筒、萬準確無誤絲毫不差。

我終於明白了，三弟的這一選擇不僅是對平庸工作的厭倦和反抗，還包含著對己質量低劣的生活方式的徹底反省與否定。

在等待去日本留學簽證的一年裏，三弟在省城自己租住民房，白天騎著一輛破自行車為生計四處奔走，晚上回到小屋裏對著複讀機自學日語，再也沒人求他貸款而找他喝酒了，一個人過著飽一頓餓一頓的生活，偶爾弟兄們聚到一起時，我看到三弟臉色青黃，他已不再喝酒，專門揀大塊的肉吃，吃相很貪婪，類似於一個從解放前來的貧苦學生。

第二年秋天簽證終於下來了，我將三弟送到了上海虹橋機場，在我和他分手的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他從此就要去一個陌生的世界獨自闖**謀生了，心裏很有些傷感，但三弟卻很自信地對我說，“我不是去乞求一個世界，而是去跟一個世界扳手腕！”說著他就毅然決然地走進了國際航班候機廳，頭也不回。

轉眼已經五年過去了，三弟在日本的歲月艱苦卓絕。從走下飛機時，說日語口筆並用，到現在在日本千葉的一家電台做嘉賓主持，與女主持人談笑風生，其間經曆了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寂寞、貧窮、掙紮、崛起。三年前二弟去日本看他時，三弟在日本一家公司打工，同時還在東京國際語言學校學習日語，見三弟手上長滿了老繭，人瘦得像竹竿一樣，煙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每天早上五點起床然後坐一個小時地鐵去學校，星期天也必須打工，他說他必須一切都靠自己。我母親早逝，三弟很小就跟著我在縣城讀書，從小貪玩、好動、不安分，我對他一直不是很放心，而他在東京國際語言學校時居然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並在東京外國留學生日語演講中又獲得了第一名，到東京經營短期大學學習兩年間，學校每年給他提供了六十萬日元的獎學金，同時擔任校學生會長，畢業時是全校五個優秀畢業生中惟一的一個外國人。前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日本著名的東京法政大學。在校期間他考取了日本最高等級的會計師證，有了這一證在手，可以在日本很輕鬆地找到工作，與此同時，假期裏他花了四十萬日元到富士山腳下的駕校封閉學習一個月考取了駕駛證。這一係列蓄謀已久的準備背後，我感到是他在日本社會扳手腕的真正開始。

過分描述三弟在日本如今的物質生活是沒有什麽意義的，今年二弟去日本考察回來後對我說，三弟現在在日本打工的工資是早稻田大學畢業生的兩倍。

去年春節除夕夜，當我們一家老小團聚在一起吃年夜飯的時候，我們給三弟打了一個電話，他說此時正開車去成田機場接一批進口貨物。而此時，我已沒有了多少傷感和擔心，因為他已經在扳手腕的較量中，獲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並真正理解了生命是一次超越、一次放逐、一次自我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