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碗吃飯

一九九〇年深秋我在武漢讀書，一個天氣比較陰暗的下午，我和另兩位同學旁聽了“中國當代文學年會”的學術報告，聽完報告就跟老師們一起在“東湖賓館”吃飯，由於不是正式代表，所以這頓飯其實是蹭飯。燈光腥紅的餐廳裏鋪著紅色的地毯，踩在上麵軟軟的，腳步和心情都很虛，麵對著一桌子堆滿的魚肉，心裏雖蠢蠢欲動，筷子卻很謹慎。我想，還是多吃飯，少吃菜，把肚子填飽。可飯碗小得過分，跟鄉下的酒盅差不多大，兩三口就吃完了，添了一碗，筷子伸了三兩下，又完了，還想吃，卻再也沒有勇氣了……

這頓形同虛設的晚飯過後，代表們集體看電影《紅高粱》，片中“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場景讓我熱血沸騰，影片內容已記不清了，我隻記住了那粗糙而釉黑的大碗，當時一個非常尖銳的感覺是：隻有大碗吃飯才是真實的吃飯。

那頓幾乎挨餓的晚宴之後，我從內心到行動中開始全麵拒絕小碗吃飯，可各種賓館、酒樓甚至是土菜館也清一色地小碗裝飯，我曾經對土菜館的小碗提出過質疑，老板說：“現在的人吃不了多少飯，大碗太浪費。”

其實我現在也吃不了一大碗米飯，最多半碗，可我家都是大碗吃飯。偶爾有朋友到家裏吃飯，看端上桌的都是大碗，就會心地笑了，說：“你把我們當民工了！”為此曾被朋友們嘲笑為“老土”。這種嘲笑有道理，但不夠深刻。小時候生活在鄉下，生下來第一次捧起飯碗吃飯就是那粗黃廣口的大碗，在沒有小碗參照的童年記憶裏，那是碗的惟一定義和標準。除此之外，隻能是非碗，是不合理的碗，是不標準的碗。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中認為童年的習性和記憶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並可能成為一種積澱後的潛意識。大碗吃飯在貧困的鄉下生活中具有特定的內涵，家裏兄弟姐妹多，飯常常是不夠吃的，如果吃飯時能分得滿滿一大碗飯，就意味著你長大了或做的事情多，也意味著父母對你的重視，尤其是偶爾家裏很奢侈地煮一頓鹹鴨糯米青菜飯，分半碗或大半碗的對分滿滿一碗飯的就會爭吵或大哭大鬧起來，大碗此時已不隻是一個器皿，而是體現出的一種價值。如今的城裏人碗已經沒有太多的內涵了，它隻是一種生活的器具，甚至是一種道具，形形色色精致的小碗與碗裏米飯的本身已沒有什麽關係了，它被賦予了體麵或禮貌等非實用性的意義。

在鄉下時“吃了一大碗”與“吃了大半碗”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對大碗的鍾愛表麵看起來好像是為了能吃飽飯，是因為一種很土氣的生活習慣，而深層卻是源自於潛意識中的被認同、被肯定的價值內涵。沒有經曆過吃不飽飯歲月的人不會理解大碗之於我們所包含的貧窮與自尊的意義。所以這麽多年來，心理中頑固地認為，用小碗吃飯不算吃飯，用小碗吃飯是不想讓你多吃，不想讓你吃飽，盡管我有時根本就吃不了一小碗飯。

時至今日，我在各種場合用小碗吃飯的時候，麵對著比酒盅大不了多少的小碗，手足無措，端也不是，不端也不是，總覺得那不是“端”著碗吃飯，而是“拈”著碗吃飯，有一種男人繡花或女人叼著煙鬥的古怪的感覺。這種感覺使吃飯變成一件很沮喪的事。

剛到省城時，我們家買了五隻粗黃的大碗，很多人看到我端著大碗吃飯就發笑，而我一點都沒有不自然，我感到吃得很實在。後來搬家了，有了微波爐，就買了七八個那種很精致的大碗，十二塊錢一隻，無論吃幹飯，還是喝稀飯，吃得有聲有色。我始終認為，用大碗吃飯與“土”氣沒有關係，說淺一點是生活習慣，說深一點是“文化認同”，是對沒有優劣之分的“傳統生活方式的認同”。我堅持認為一個男人“拈”著酒盅大的小碗溫柔而含蓄地用筷子數著米粒吃飯，那倒更顯土氣和嬌氣。

現在，我們一家都在用大碗吃飯，我兒子胸前吊著MP3，一邊聽周傑倫，一邊端著大碗吃飯，卻怎麽也看不出多少土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