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怪”——戴喜東
“遼精海怪，××是大腦袋。”
——這首民諺似乎在遼寧流傳有一個世紀了。其意是：遼陽人精，海城人怪，××人是大腦袋。令人不解的是它竟成了這些地方的一種宿命，“精”的總是精，“怪”的還在怪，“大腦袋”的地方也仍不見翻身成為富裕地區……因東北話裏的“大腦袋”帶有貶意，隱喻愚笨。所以我用“××”代替，免得傷害那個地區的人的情感，甚或惹起訴訟。
在這三個地區裏讓我挑選采訪對象，我最感興趣的是海城——中國近30年來，連續發生過兩次地震的地方隻有海城，這夠怪的吧？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位特立獨行的海城人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既是英雄又愛美人，口碑還挺好；既發動西安事變扣住蔣介石，又親自送蔣回南京；他是現代世界上被關押時間最長的將領，又異乎尋常地長壽，把關押他的人都熬死了，他仍然硬硬朗朗地活著；帶兵作戰，殺人難免，最後卻皈依基督……我想看看當今的海城人還能怪到哪裏去？
不知是我的運氣好，還是運氣不好，1999年11月30日從天津乘船到大連，正準備登車趕海城，傳媒報道海城剛剛發生了5.6級地震！專程來大連接我的海城朋友問我還去不去？如果害怕可以住到鞍山。我怎能說出一個怕字！盡管心裏有點嘀咕，也有些喪氣：這地震莫不是衝著我來的？想提醒我，還是要阻攔我？頂著地震去總歸不太吉利，我還等著跨世紀呐！雖然腦子裏這許多想法，嘴上卻回答得很幹脆：我是經曆過唐山大地震的，難道還怕你們的“5.6”嗎？
車進海城，仍能感受到幾天前那場令關裏人羨慕的大暴雪的氣韻：四野一片潔白，天地清澈透亮。沒有一絲地震的痕跡，更看不出震後的慌亂。進入“三魚（泵業公司）王國”，簡直稱得上是一片喜氣洋洋了……喜氣是從兩幢漂亮的住宅大樓裏散發出來的，人們進進出出，興奮而又忙碌，有人拉家帶口一塊來看新房，有人已經在往樓裏搬運新家具，還有人正在裝修新居，相互串門觀摩，吸收別人家的裝修設計優點或暗暗較勁要裝修得比鄰居更豪華——這是三魚公司的職工公寓。即使把這樣的樓放到北京、天津，也算是高檔的。公司以每平方米低於500元的成本價賣給職工，職工花四五萬元就能買到一套上百平米的房子，就是這點錢，還可以向公司借，不要利息，一點點從工資中扣除。在房價高得嚇人的今天，竟還有這麽便宜的事！
——這裏哪看得出是剛剛發生過地震呢？我來到了地震中心，對地震的那點驚懼感反而消失了。
三魚公司的創始人戴喜東，把我接進他的辦公室，我說：“全國都知道你們這兒又發生了地震，可你們倒像沒有這回事一樣。”
戴喜東全不在意：“現在不是30多年以前了，我的廠房、宿舍都是用鋼筋水泥堆起來的，這點地震就像給我撓癢癢，怎還把它當回事？即便再有特大地震把房子震倒了，它也不會散架，人在裏麵保證沒有事。”
剛一見麵，正好借著談地震讓交談自然流暢起來，我又問：“60年代那次大震的時候你在哪兒？”
他看著我，嘴上在回答我的問題，心裏好像在想別的事情：“那年我還住在土壘的平房裏，地震的時候就像坐在瘋馬拉的木輪車上，整個人被顛起老高，四周就像山崩地裂。閃電是彎角的，鐵硬死拐，常常有兩個閃電同時出現，尖端共咬著一個火球，如神話中的二龍戲珠。那時孩子都還小，我倒是越遇到事膽子越大，就大聲叫喊著地震了、地震了，還讓他們別慌，快點往外跑。我先把小女兒抱到房子外麵，隨後大女兒自己跑了出來，緊跟著妻子抱著小兒子也出來了，我二次進屋把母親拉出來，趕緊返身進去再把棉被抱出來。一看房子還沒倒，又跑回去把孩子們的衣服搶出來，不然震不死也會凍壞的……”
到海城來似乎就不能不談地震，我一邊聽著他講地震，一邊打量他的辦公室：房子很大，但滿滿當當，雜亂無章。牆角、牆邊堆放著一摞摞一包包的古版線裝書，擺在最浮頭的有汲古閣的刻本，武英殿的版書，清朝第一版的《康熙字典》，《石頭記》。窗台上放滿古裏古怪的瓷器玉器。三麵牆上都掛著古畫，一幅挨一幅，有的一個釘子上掛了兩三幅，一幅壓一幅。地上還放著幾個未打開的大包，裏麵也裝滿古玩。辦公桌後麵擺著兩個直通到房頂的大書架，上麵碼滿現代書籍，大致分四大類：經營管理、曆史、人物傳記、藝術鑒賞工具書。如：《文物精華大辭典》、《現代美術全集》等。
這哪像是一個名牌企業的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辦公室，更像個雜亂的博物館倉庫。我們正說著話，一個年輕的文物商走進來，手裏拉著一個大箱子，肩上還背著個大包，打開來全是字畫。戴喜東拿起放大鏡開始鑒定這些字畫，絕大多數都是假的，他有根有據地說出自己的理由，指出假在哪裏。在這個過程中，文物商不時地從桌上抽出戴喜東的中華煙放在嘴上點著。這個年輕人是專門從丹東趕過來推銷這些假字畫的，戴喜東像檢驗產品質量一樣，把假的剔除，凡是他想要的東西從不討價還價，都是先讓對方出價，然後在原價上再給加100元，最後又塞給小夥子200元的路費，還把那盒中華煙也遞過去讓他路上吸。原來他在低頭驗畫的時候並沒有忽略文物商人的煙癮。
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很難相信一位知名的企業家會對收藏古玩癡迷到這般程度。由此可見，現代海城人也的確是夠怪的……戴喜東辦公室裏的這些古玩，還隻是他全部收藏品的一個零頭。他見我對他的愛好過於大驚小怪了，便領我走進一所廢棄的舊中學，在十幾個教室裏都堆滿他購買的古書、古字畫以及瓷器和古家具。光是線裝書就裝滿兩間教室，僅油畫就有1000多幅。
他之所以有這樣的癖好，原因卻很簡單：當年愛讀書的時候沒有錢買書，發達以後便拚命買書，後來擴而大之又開始收藏各種古代文物……如今搞到這麽大的規模，是不是怪得有點離奇了？我心裏生出一個疑問，壓了半天沒有壓住，還是捅了出來：“你這不是有點玩物喪誌嗎？收藏古玩是無底洞，縱然你很有錢就能經得住這樣折騰嗎？被折騰垮的企業我可是見得太多了……”
他大度地一笑：“這沒有多少錢，總共也不過200萬，有不少是別人拿來抵賬的，我真正花大錢的地方你還不知道呢。”
其實，我很快就知道了。當地人背後喜歡稱他“聖人”，而有“聖人”的地方必有傳說——我在采訪中先聽到了他砸飯盒的故事。
6年前他買下鎮辦電修廠、成立三魚泵業公司的時候，曾搞了一次“砸飯盒運動”——飯盒，工人上班的必備之物，張大帥時代工人上班要夾個飯盒，日本鬼子來了工人仍然要帶著飯盒上班，國民黨當政更是不能沒有飯盒，共產黨讓工人階級當家做主了，上班還是少不了一個飯盒。家裏做上頓得想著下頓，帶到廠裏卻都成了陳飯剩菜。一人一個飯盒，到處亂放，各車間還都得安上大蒸鍋以解決飯盒加熱的問題……戴喜東下令，誰也不許帶飯盒進廠，見一個砸一個，上班期間由公司管飯！聽到這個決定，跟他貼近的人都嚇了一大跳，立刻給他算了一筆賬：公司裏許多車間都是體力勞動，每個工人每頓飯不會少於6兩米，1500人一天就淨吃掉800多斤大米，相當一畝高產田的產量，再加上肉呀菜呀，一年少說也得貼進去120多萬元，對一個私人股份製企業來說，這可不是小數目！眼下的風氣是打破大鍋飯、鐵飯碗，你怎麽可以倒過來，砸爛小飯盒，重建大鍋飯？戴喜東不為所動，他才是“三魚”的主宰，有一種令人敬畏又使人平和的力量。他喜歡的格言是：“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在砸飯盒之前他顯然是仔細思慮過了，他經過思慮後決定的事不能更改。於是，“三魚”的職工就這麽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吃下來了……
戴喜東小的時候，每天要起五更到鄰村去上學，黑燈瞎火了才能趕回家。前幾年他自己出資給家鄉建了一座“弘義書院”。不久又出資600萬元，給鎮中學建了新大樓。海城有些參加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老戰士報銷不了醫藥費，去年底，戴喜東拿出幾萬元為這些老人報賬。然後又花了十幾萬元資助一些老同誌去旅遊，臨行前竟然還向老同誌提出“四要一不”：“要住好、吃好、玩好、休息好，不要光想著為我省錢。”三魚公司的幹部就更美了，國內玩遍了，就輪流出國旅遊，每人還補貼300—500美元。1999年公司花200多萬元為全體職工購買了人身養老保險……據說他還因處理得當和搶救及時，救活過四五個人的性命——這大概是他被稱為“聖人”的主要原因。
一樁樁一件件，辦的都是好事，卻又有點奇特，難怪也有人把他當成“冤大頭”。因為眼下摳門的人太多了，許多人連該花的錢都不想花，更別說不該花的錢了，幾乎是一毛不拔。其實這並不是不可以理解，大家都是羅鍋上山——前（錢）緊呢。許多人欠債都不還，逼急了就扔出一句混混兒的話：“要錢沒有，要命一條！”甚至有人對災區也搞假支援，嘴上說是要支援災區多少多少錢，還大張旗鼓地送去一張特大號的空頭支票，登報紙，上電視，出盡風頭，為自己大做廣告，到時候那張支票卻不能兌現，或者拿一堆積壓的破爛產品抵賬……像戴喜東這樣為別人花錢如流水的人，當今生活中還有多少呢？他支援災區很簡單，就是給紅十字會寄去20萬元現金，不到電視晚會現場登台亮相，也不讓公開自己的姓名。
說也怪，盡管他這麽折騰，三魚公司卻越幹越大，財源滾滾——這其中的奧妙比他大手大腳地花錢更讓我感到驚奇。我端詳這位60多歲的老人，無論怎樣看都難把他跟他眼前的職務聯係起來，倒更像個言方行矩的道學先生——這樣一個人又怎樣把偌大的三魚公司經營得這麽好呢？
我請戴喜東帶我下去看工廠——那才是製造和支持他這個“聖人”的地方，他所有資本都來自工廠裏的生產。要我相信種種關於他的傳說，就得讓我看到一個真實的不同凡響的企業。
工廠是嶄新的，機器設備是新的，甚至連工人也大都是年輕人，給人一種新異的生氣。每個車間都整潔有序，各道工序井井有條，“三魚”明明是個創出了名氣的老企業，怎麽會給人以煥然一新的感覺呢？戴喜東告訴我，他重新為企業設計建造了廠房，剛剛更新了生產設備，所以像個新企業一樣，工廠才是他的根本，既然他在別處都敢那麽慷慨地花錢，在改造企業上就更不會疼錢！最讓我不可思議的是這些新廠房包括剛剛落成的新辦公樓，竟然都是他自己設計的——根據需要和自己的心意畫出圖樣，建成自己喜好的樣子……這是個心智奇巧剔透的人，凡是需要的他自己就能幹，似乎已經進入了一種從心所欲的境界：他有什麽想法都可以變成真真切切的現實。
有個“工頭”模樣的人追上我們，向戴喜東匯報，新辦公樓的頂部套灰粘不住，抹了三次掉了三次，施工隊想先往上麵噴一層膠，然後往膠上抹灰。戴喜東略一沉吟，斷然否定了“工頭”的建議：“所有化學膠都有汙染，其粘度也是有期限的，過不了幾年就會爆皮、脫落，我們的房頂子還要不要？套灰粘不住是因為太幹，你先往上噴水，把表皮噴濕後再抹灰。”
他容貌隨和卻不失威嚴，行動緩慢又充滿自信。“一噴水就能粘住嗎？”幹了多半輩子泥瓦匠的“工頭”半信半疑地走了。我也有些疑惑，但沒有作聲，跟著戴喜東又走進鑄造車間。車間主任向他反映，新衝天爐的鐵水流不出來，他幾乎不假思索地就下了指示：“把爐膛加高，向爐口傾斜3度。”
我一直惦記著想知道他的這些主意靈不靈，在工廠轉了大半天之後，回去時又繞到鑄造車間，等了一會兒便看到了出爐，鐵水被燒得紅裏泛白，濺著火花一瀉而下，歡快順暢，光芒刺眼。戴喜東不知是看出我對他在技術方麵的權威性有懷疑，還是他也想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否會奏效，領著我走進正在進行內部裝修的新辦公樓，頂部套灰的工序已經完成，“工頭”歡欣鼓舞地迎過來：“噴水的法還真靈……”
我不解，戴喜東怎麽能對自己企業裏的各個環節都無所不精呢？他原本隻是個小學教員，1962年在舉國度荒的中期得了肺結核，被學校辭退後給生產大隊看水泵。幾年後他成了當地知名的修水泵、修電機的專家，被四村八鄉請來請去。人們先是稱他為“能人”，當他把事業幹大了並做了不少好事，就又被人們稱為“聖人”，有些好事辦得不被人理解，很容易又成了“怪人”——最後還是回到了一個“怪”字上。做人也是一種藝術，能達到“怪”也許是最高境界。
我們回到他辦公室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他直奔自己的辦公桌，桌上放著幾張表格，他逐張地看了一遍，嘴裏輕聲嘟囔：“今天進賬97萬元，周轉資金還有240萬……”
“這麽多啊，也就是說你一天就能成為一個百萬富翁！”我也湊過去看那幾張財務報表，這些表格也都是戴喜東自己設計的，將公司一天的生產、銷售以及財務狀況一目了然地都反映在上麵。他抬頭看著我說：“這是最低的了，銷售旺季每天可進賬200多萬元，公司每天的周轉資金是300萬，如果低於200萬，警燈就會亮。”
我似乎對他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別看他被古版書和古字畫包圍著，買古玩、看古書、陪朋友參觀聊天，在他腦子裏真正惦記著的是公司的經營情況，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我不由脫口說道：“你是外表大大咧咧，好像花的比掙的多，其實內存精明，心裏有本大賬。”
他調子很低：“幹企業不算賬怎麽行？我花得多是因為我覺得該花，一個人的資產超過一千萬就是屬於社會了，必須不斷地回報社會。該我想的我盡量想周到，該我做的我盡量做周全，可你知道好心不得好報的古訓嗎？別誤會，不是我自己希望得到什麽報答……”
原來善門好開可不好閉，有些莫名其妙的人打著一些莫名其妙的借口來找他要錢，諸如什麽反腐敗基金、廠長經理讀書會、計劃生育周、世界衛生月……反腐敗還要基金？廠長經理們能湊到一塊去讀書嗎？中國一年之中有近400個節日，如果這個周那個月的都來找他要錢，打死他也應付不過來。給了張三，李四又會找上來，還有個完嗎？有些不該給的錢如果給了，不僅無益反而有害。但有時他磨破了嘴皮子也不管用，萬般無奈就隻有耍肉頭陣：“我不是拿不出這筆錢，而是不能拿，你們如果實在不甘心就自己拿吧，看我這裏什麽東西值錢就拿走。要不就搶，反正從我嘴裏不能說出那個給字。”
為此，他得罪的人也許比感謝他的人還要多些。
我問他，在海城像他這樣的富翁多不多？他說資產高過他的至少有百家以上。我大為驚異：“海城人到底是怪啊？還是富啊？”他解釋說：“海城人的怪跟富有關，海城人的富也跟怪有關，自古海城人的經濟意識就很強，重商輕官，其他地方的人讀書是為了做官，海城人讀書是為了經商。所以清朝分配秀才指標的時候都格外卡海城，跟海城相同的地區可以得到25個秀才指標，海城卻隻能有8.5個。那個時候隻有考取秀才，將來才有可能當官，當秀才是獲取功名的第一步。也許正是由於朝廷在仕途上卡了海城人，才逼得海城人不得不在經商上尋求發展。你到沈陽、鞍山的大街上去看，穿戴時髦的年輕人往往是海城的，在高級服裝市場門口的一輛輛奔馳車也大多是海城人的。”
如果富就叫怪，那誰不想怪呢？戴喜東並沒有說清楚，海城人是因富才怪呢？還是因怪才富？
我倒是發現了戴喜東的另外一怪：時下富翁們都興養狼狗，雇保鏢，建高牆，拉鐵網。戴喜東就在“三魚”職工公寓的二號樓裏買了一個門洞，一家大小都住在裏麵。無論早晚，他一個人出出進進的還從未碰上過想打他壞主意的人。看來“聖人”能辟邪，吉人自有天佑。
其實，光是對付社會上的要錢大軍還不算難，眼下最讓戴喜東頭疼的還是自己企業裏的“世紀病”——20世紀裏最大的一種病就是平均主義，窮了要搞平均主義，富了也會滋生平均主義。他說：“按目前的分配狀況，公司裏很快就造就出一批百萬富翁，眼前他們每年的收入可達到15萬至20萬，即使是一個中層幹部的年薪也有六七萬元。來錢太容易，不明不白地發財，就會使私人企業得國營病，重新再吃大鍋飯，體現在工作上就是等靠要，挑肥揀瘦，鬆懈懶散，敷衍塞責，糊弄老總。拿錢多的認為老子該得，拿錢少的心裏不平衡。我可不想當什麽‘聖人’，也不是慈善家，我的責任就是讓自己的企業不停地創造更高的效益。”
從交談中我感覺到，戴喜東在醞釀著一場變革，想搞一次“鳳凰涅槃”——借世紀交替之際，把不該帶進下個世紀的壞毛病統統燒掉。同時也能從他的話語中深切感受到一個被稱為“聖人”的成功者的孤獨……無論是社會上還是企業中，人的關係永遠是個變數。你給大家以很好的福利待遇，發很多的錢，或者讓他人永無後顧之憂，卻並不能讓大家就永遠地知足和保持積極上進的幹勁，他是個60多歲的老人，不能不為企業的未來焦慮……
別人都以為戴喜東已經是一方名人，應該算活得很風光了。隻有他自己心裏最清楚，幹企業並不是一件風光十足的事，它需要作出無數冒險甚至是看似荒謬的決定，既要決策跟企業生存跟自己的身家性命攸關的大事，又要處理太多細碎的瑣事，而且老是寢食不安，很難有真正放鬆的時候，一步走錯很可能就被競爭的激流所擊敗。這實在是一種勞心傷神的事，且具有讓人一旦上癮就難以自拔的**。
所以，他要收藏線裝書和古文物，享受一種與曆史與文化的和諧，這是他生存的需要，是先天的人性所不能免的，借以中和自己的人格，協調自身的矛盾和痛苦。變換心境就是變換生命，沉浸在自己喜歡的故紙堆裏，會有一種靈性地抒發，使心胸空蒙靈**，清洗大腦中的沉積物，戴喜東說，真要能“玩物喪誌”倒好啦，“玩物”的時候常常想的是企業，觸發的是辦企業的靈感。
他隻有在談到自己的收藏的時候，臉上才現出順暢的線條，有了與年齡相符的安詳和笑意。這時候我忽然覺得，戴喜東這個“老海城”其實並不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