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祥的火——秦兆陽

秦兆陽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沒有驚動任何人，甚至沒有驚動他自己——他還沒有想到自己會走得這麽急。前不久，他還對女兒說：“我的文章沒有做夠，書沒有讀夠，畫沒有畫夠，字沒有寫夠，人沒有做夠。”和他住在同一間大病房裏的20多個普通老百姓，也沒有想到他是一位將會被中國當代文學史記住的重要作家，是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就投身革命的“高幹”，更沒想到他會死在普通百姓中間，死得這麽仁義，不吵不鬧，不興師動眾，靜靜地默默地溫慈地告別了大家，讓人感到生死就在呼吸之間。

這就是秦兆陽的風格。

大約七八年前，在北京召開全國作家代表大會，秦兆陽沒有出席這許多年一度的“文壇盛會”，選舉的時候卻得票很高，在前6名之列。當時沒有人公開說破這一現象，但有相當多的人記住了這件事，並生出許多感觸……

因為秦先生自1978年複出文壇以來，不“炒”別人，也不被人“炒”。但他從不對別人使用“炒”術發議論。我不知道出於什麽原因，他用什麽辦法，使自己成功地躲開了文壇的熱鬧，幾十年來在所有著名的會議上、在電視上，絕對找不到他的影子。他本來是一個無處可躲的人，50年代初，先以長篇小說《在田野上，前進！》向世人證明了他是一個深刻有力、大氣磅礴的作家。繼而以《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為題，發出雄渾的強音，震驚文壇，被批判了20年，被摘引了20年。無論批判者或稱頌者都無法超過他。這篇文章成了中國當代現實主義文學的理論巨石。在他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期間，披堅執銳，扶植新人，當代許多知名作家的處女作或成名作是經他的手問世的。此後到廣西過了20年“右派分子”的生活，“**”結束2年之後重新回到北京，出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兼《當代》雜誌主編。用馮牧先生的話說，秦兆陽是大作家、大編輯家、大評論家。這樣一個人物能往哪兒躲呢？況且他又多才多藝，早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係，我見過先生為我畫墨荷翠鳥，筆風颯颯，墨浪滔滔，荷杆高二尺，一筆貫到底，挺直靈逸，雄健質樸。時下正是“全才”走紅的時候，先生卻默默地躲開了時尚。他並不輕視時尚，也不鄙視喜歡熱鬧的人，有熱鬧才叫文壇，才叫社會。直到去世他沒有出過一次國，當然也不是因為沒有機會。我不想以出國與否論雅俗得失，我就出過國，到國外看看是我所希望的。提起此事隻想印證秦兆陽的性格，想知道他是怎樣消除了生活中各種各樣的**？

他，隱逸而不逃避，沉博而不孤傲，超拔清脫而不落落寡合，清雅而不閑適，熱忱而不偏激，深邃而不沉鬱，曠達而不圓滑。所以他不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組織活動的人並不記恨他。人們習慣了他，但沒有忘記他，且越發尊敬他。

當今文壇被人爆炒、被人議論、被人豔羨的人不少，被人尊敬或者說值得尊敬的人不是很多。提起秦兆陽，人們很容易生出一種敬意。他躲開熱鬧卻沒有躲開人們的尊敬，這簡直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小小奇跡。他的突然去世同樣也使許多人對他的生命生出一種崇高感。

曆來文壇上少不了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秦兆陽以前是否和人結過恩怨不太清楚。應該說，他被打成“右派”就是攪入一場大的是非當中去了。他為文個性雄強，喜歡創設新說，以他的為文揣度他的為人，大概也相當鋒利。曾取筆名“何直”，這樣的性格可能容易得罪人。但是，“經過**的戰鬥洗禮”，近20年來，誰能說得出文壇上的哪一件是非和秦兆陽有關係？誰能說得出秦兆陽和什麽人結過怨？

他並不是老好人。一位還鍵在的文學大家說過這樣的話：“隻有秦兆陽改過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見，敢改任何人的稿子。”這不是責怪，語氣裏帶著敬意。既不當老好人，又不得罪人，該怎樣掌控這種火候呢？

他愛自己的國家，並未因這種愛沒有得到回報而變為恨。他長期情緒負重、憤世嫉俗，並未轉化成牢騷和叫罵，也不以嬉笑怒罵表達自己的機智和清高。自己挨過大整，並未因此而報複別人以泄怨忿。有一句很流行的話：“誰沒有挨過整，誰沒有整過人”，對秦兆陽不合適。他關心現實又襟懷高淡，洞徹人事對生活又充滿熱情，厚重耿介又平正清穆，為文幾近爐火純青，為人寬展謙和、氣度從容，人品與文品相契合，相映照，高標當世。

先生是文壇一蓬慈祥的火，溫暖著人心、文心，淨化著當代人文精神。他的去世使文壇又失去了一片結淨的天空。

然而，他並非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高人”。先生是我和陳國凱在北京文學講習所讀書期間的導師。有一次我們倆到家裏去看望老人，正趕上當時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孫友餘在座，聽兩人縱論天下大勢，得益殊深。原來先生對社會狀況、對國家的經濟文化形勢了解得相當多，相當透徹，外和中介，壯懷不已。

一個多月前先生發病住進首都醫院，由於不是部級幹部，不能進高幹病房，隻能住進30人的普通病房。先生安之若素，自己本來就很普通，理應住普通病房，心裏坦然。這境界真的是很普通嗎？去年冬季先生突然發病，人們把他送進了海軍醫院小病房，他顯得不安定，不自然，向家人嘮叨：“出版社沒有錢，我的級別又不夠，隻要能治病何必非呆在這高幹病房裏！”危機一過就堅決逃出了醫院。他有肺心病，最怕冷，最怕過冬季，一冷就感冒，一感冒就引發肺炎，劇咳不止，繼而引發心肌梗塞，這次就是這樣丟了性命。幾年前醫生就千叮嚀萬囑咐，不可受涼，不能感冒。然而每到冬季他總是要不斷地受涼，反複地感冒，因為他住在陰麵的舊平房裏，沒有暖氣，到冬天陰冷陰冷。去年冬天他為了不感冒，隻好穿著棉衣棉褲、戴著棉帽子睡覺，起夜也方便。從這一點看他又不普通了——北京市最普通的住宅樓裏都有暖氣，然而沒有一間是屬於他的。也許因為他有自己的老房了，單位便不再給他新房，他不屬於那種能給自己搞好幾套房子的人。也許他對這所早已被房管所下了危房通知單的老平房懷有特殊的感情，舍不得丟棄它，或拿它去換一間暖和的房子——1957年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後，知道自己前途黑暗，在中國作家協會肯定待不住了，便拿出全部積蓄匆匆買下這房子，安置家屬。豈知，當時一個“右派分子”的家屬，有了房子也難以安置得住，很快就被趕出了北京，20多年後才得以房歸原主。秦兆陽又怎會對這所房子沒有感情呢？

房子問題——這是中國老百姓最容易碰到的難題。正是這個難題，葬送了一位老作家的性命。

如果說秦兆陽先生是“高人”，恰恰因為他普通，他真實。1990年8月29日先生給我一信：

“……數月前你給我的複信，至今記憶猶新，原因是你把我看得太好，使我慚意難消。近幾年漸入衰老之境，不免常對自己的一生有所回顧，深覺自己各方麵都很平常，其所以有點‘名氣’，是20餘年被當做批判的典型造成的，這連我自己也出乎意外。從本心說，我對自己是頗失望的，再加上經曆多了，對許多事情易於看透，故不爭不求不擴張，極少參加各種熱鬧場麵，且不通世故，迂闊成性，不善處事，隻得時常逃避世事。這樣可能就顯得與人有些不同，不同就不同，聽任自然過自己的日子，求得內心安靜而已。因此，請你把我當做一個忘年之交的平常朋友吧。”

平樸，坦誠，寬厚，自然。先生不希望我把他看得太好。讀了此信我仍然無法把他看得不好，聽了別人幾句真誠的好話，一定要直來直去地還自己以本來的麵目，眼下這樣的人就不多，單憑這一點也可看出先生是大好人。

其實，對他的任何讚美都沒有必要。他的一生就是對自己最好的讚美。

57年前，一個剛剛從師範學校畢業的少年，提著一個舊皮箱，告別親人熱土投奔延安。他走出了很遠，再回頭，看見母親依然站在湖邊望著他，形神清肅，目光灼熱。從此這目光就再也沒有離開他。前不久秦先生還對大女兒說：“原來母親的眼光盯了我一輩子。”一輩子生活在母親在注視下是幸運的，是充實而強大的。這母親也是他的大地，他的民族。

所以，他的內在穩健專一，樹立了一種精嚴凝重的風格，不為當世的浮囂所動，使**麗誇飾的風氣也難以近身，保持了大家的嚴格和恬淡。這是秦先生能獲得普遍尊敬的主要原因。雖然他走得太匆忙，但他走得氣度超拔，神風卓犖。

1983年秋天，先生寫完長篇小說《大地》之後，曾即興向我念了一首打油詩：

莫道人生易老，苦辣酸甜味好；

且喜大地多情，天涯處處芳草；

若無酷暑嚴寒，哪得綠溶春草；

白頭尤自繁忙，隻因吐絲未了；

回頭無愧於心，始可安然定稿。

秦兆陽先生安息。

1994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