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一夢——一個副總理的沉浮
人們還記得他嗎？記憶同健忘一樣總是有選擇的。
被人忘記，不正是他近幾年來所追求的結果嗎？他好像成功了。也許是因為曆史原本健忘。曆史果真如此健忘未必是好事，一個喪失了記憶的民族也就失去了過去和未來。也許是因為他當初身居要職時謹小慎微得過分，不顯山不露水。雖掌管著全國的工業和交通——國民經濟建設中舉足輕重的兩大塊，卻從未轟轟烈烈過，從來不是風雲人物，人們對他的記憶本來就不夠深刻。
他可以安安靜靜過普通人的生活了。
在我們這個視政治為生命、注重政治履曆的國家裏，他曾經染了那麽一水，可算是斷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還能成為真正的普通人嗎？
我一直在打聽他的消息。
1987年初，天津機械廠召開表彰大會。廠部給為數不多的幾個廠級先進人物準備的獎品是純羊毛毯。當廠長念到孫健的名字時，他腦袋“轟”的一下。20年轉了一圈兒，又回來了，跟過去的生活接上了茬兒。當年他曾經多少次上台發言，接受獎狀，廠級的、局級的、市級的，先進生產者、紅旗突擊手、勞動標兵，他獲得的榮譽可不少。而如今天機廠的群眾又連續三年都選他當先進，但最高隻能當到廠級的。廠長們不敢把他的先進事跡往上麵報，怕給他幫倒忙，弄巧成拙地被市裏批駁，甚至惹出麻煩。不出廠門口就由天機廠的職工和領導說了算。盡管孫健是位奉公守法的公民，是天機廠的中層幹部（技術改造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由廠級領導掛名，他抓全麵工作），經過黨員登記他仍是中共正式黨員。但他畢竟是從國務院副總理的位置上走到天機廠來的，這一變動是非常的，不能以實心實意的公事公辦去觸動政治上的敏感部位。
大禮堂裏響起《運動員進行曲》，先進人物該上台領獎了，孫健卻猶豫著。前兩年發獎都是蔫捅，沒有這麽張揚，如今人們講究的是實惠而不是形式。他上台去，有種莫名的不安，怕工人笑話，怕被人議論和指指戳戳。不上台去，又沒有理由，也會讓別人多心、疑心。事後他對我描述當時是怎樣下決心的：
“我是誰？是老百姓。我就應該是我自己，一個普通的幹部。不應該把別人以為你是什麽樣子，應該是什麽樣子，曾經是什麽樣子當成你自己。上！”
當他從廠長手裏接過獎品的時候，工人們為他鼓掌好長一陣子，其熱烈程度在工廠的大會上很少見。有人還站起來喊：
“應該！”
“孫頭兒，你這個先進名副其實！”
他又站在台上了，又麵對著熱情的群眾。他沒說一句話，笑得像哭。毛毯很暖和，把他的前胸焐熱了。他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向世界重新證實了他的存在。
人民的記憶就是曆史。原來群眾一直在關注著他。
1985年初，上麵來了精神，孫健可以當個中層幹部。廠長把被稱為“天機廠重點的重點、天機廠的未來和希望”的那個工程交給了孫健——投資4000萬元，全部引進德國的設備，兩年後成批生產摩托車發動機。
孫健要求他的辦公室成員每天提前十分鍾上班，晚十分鍾下班，任勞任怨，幹實事，講效率。他自己每天則提前半小時進廠，打水掃地。緊張時他就吃住在廠裏。在中國辦事之難盡人皆有體會，何況是辦一件大事！孫健丟掉所有的心理負擔，以一個兢兢業業的業務員的姿態重新打入社會。每天腳不拾閑，上至市政府、各部委、區局等大機關，下至廠礦、街道、個體商販、農村包工隊。用技改辦公室幹部田大凱的話說：“孫主任不愧見過大世麵，到哪兒去都不怵陣。”上級機關裏有不少孫健過去的上級、下級和熟人，他忘記了過去，以新的最基層辦事員的麵目出現，反而受到了大家的歡迎。因為誰也不會忘記他曾經是本市管工業的書記，曾經是國務院副總理。是中國人同情弱者的善良天性使然？還是由於欣賞他重新投入生活的勇氣？大家都盡力幫助他解決問題。因為人們見慣了能上不能下的幹部，下來以後不論是出於驕傲，出於不滿抑或是出於自卑，反正是架子不倒，再也不會開辟新的生活領域了。人已經死了，活著的隻是他的影子，充其量是個“會走路的骨灰盒”。孫健則相反，處處證明他還活著，有生氣。
孫健的妻子摔斷了腿，家裏無人照顧。吃飯的時候他趕回家做飯，服侍妻子吃完飯，再騎車趕回工廠，該幹什麽還去幹什麽。他的風格是中國式的，有傳統的毅力，具有獻身精神。謹慎細致，不愛激動，不說走板過頭的話。不管多累多急多氣，從來沒有跟人紅過臉，吵過架。他好像死過一回，活轉來變成了一個寬容的更熱愛生活的人。他的聲音甚至不帶性格特征。每月的獎金發下來他絕對搞平均主義，全室每人一份，數目也一樣多。同事的家裏有病人。他定去看望。年輕人的愛人生孩子，他會送去小米。大家都覺得很奇怪——當過大官的孫健為什麽沒有嬌慣壞自己的脾氣和身體？工作又苦又累，他根本不覺得苦，反而覺得比過去輕閑多了。他一直在第一線沒鬆過套。當天津市工業書記的時候，他就跑下去看過近600個企業，是第一線的書記。進京後第一次參加國務院會議，周恩來總理給副總理們分工時說：“孫健最年輕（當時他39歲），多到下麵跑跑，花三年時間掌握情況，便於今後工作。”他仍然是第一線的副總理。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蓋起了近兩萬平方米的三層樓主廠房，安裝好設備。天津機械廠又一項拿人的產品——摩托車發動機正式投入生產。機械局基建處的同誌講：“這個大樓有一半是孫健的。”
我聞訊找到天機廠，孫健卻調走了。現在是中國機械工業安裝總公司天津開發區公司的“經營經理”——多麽時髦的頭銜兒。每月工資升到97元。他當副總理的時候月工資62元，由於單身在京每天補助夥食費九角。1985年之後他連跳三級，才調到了97元。不過，現在這97元也許還不如過去那62元經花。
我打聽到了他家的地址，在一個炎熱的下午拜訪了他。
“沒有太大的本事，隻混下一個好人緣兒”
我在一大片地震前蓋的老樓群中找到了“七十七號”。從外表看這房子實在不怎麽樣。我向站在樓洞口的一位老太太打聽孫健住在幾樓，老太太尚未開口，一樓的一個房門開了，是孫健聽到聲音迎了出來。
我吃了一驚，不是驚奇他有什麽變化，而是驚奇他沒有變化，與十幾年前我第一次見到他時幾乎沒有什麽兩樣。皮膚黝黑，沒有褶子，身材不高，微胖——或者說還稱不上胖，隻是看上去很結實，且行動利索，有股沉靜的力量。生活中悖逆層出，為什麽沒有給他留下痕跡？至少外表是如此。我真沒有想到。
正巧他的妻子龐秀婷也公休在家，懷裏抱著才剛出生幾個月的孫子。我開玩笑說：
“添丁進口，你好福氣。”
這位紅旗墊圈廠的工人顯出一副老實厚道的氣質，卻也不無得意：
“大女兒生了個小子。大兒子也得了個小子。”
“你們不是還有個孩子嗎？”
“二小子剛上大學二年級。”
“行啊，你們算熬出來了！”
“大女兒高中畢業就參加工作了，大小子大專畢業，二小子上的是本科。”
我咂摸這話的意味。子女的“步步高”是不是說明這個家庭的政治、經濟情況正在好轉？
他們住著一個偏單元，陰麵兒的小房間10平方米左右，搭著一張大床，有幾件舊式家具。陽麵兒的大房間有14平方米，收拾得完全像個簡單的小會議室。除了牆角的兩個小書架（裏麵放著馬恩列斯毛劉周朱等經典著作和二十四史）和另一角上的冰箱，其餘的家具就全是沙發，一對三人大沙發，一對單人沙發。沙發上罩著套子，扶手和靠背處在套子外麵又墊了毛巾，用大號別針固定在套子上。由此也可看出這個家庭的勤儉和風格。屋裏很整潔，水泥地麵擦得一塵不染。我問孫健：
“你難道還經常在家裏召開會議嗎？”
他說：“我自己家的人口就不少，到我家裏來的人更多。特別是家鄉的親戚朋友，來天津旅遊、訂貨送貨、做買賣，不願住旅館，都是在我家裏安營紮寨。白天，這間屋裏可以吃飯待客，晚上打開沙發是兩張大床。”
他們夫婦都是河北定興縣人，鄉親自然少不了。陳永貴不是也曾經常為家鄉的“旅遊團”找旅館、租車、買票，成了昔陽縣和大寨的農民駐北京的辦事員嗎？
“我沒有什麽太大的本事，幾十年來就混下了一個好人緣兒。”
他1951年來天津內燃機廠學翻砂，以後成了一名地道的鑄工。他當過生產組長、班長、車間主任、團委副書記、保衛科長、黨委書記，幾乎在所有的台階上都站過。從副總理的位子上跌下來以後，他要求回內燃機廠。市裏管分配的同誌卻叫他去天津機械廠，這個廠對他不熟悉，估計麻煩會少一點。但仍然有些不放心：
“內燃機廠的人會不會到天機廠貼你的大字報？”
“不會”。
“你這麽肯定？”
現在他走進內燃機廠沒有3個小時出不來，工人們都願跟他說幾句話。但從不問他到底犯了什麽錯誤，他也從不講過去的事情。隻有一個工人實在忍不住了，問過他國宴上有幾道菜。
剛到天津機械廠的時候，他去趟廁所，工人們也在背後議論：
“孫健，別看當過副總理，大小便去公共廁所，不去黨委的廁所。”
他每天從家裏帶一盒飯，早晨吃掉這盒飯的1/3，中午吃掉另外的2/3。有時在廠裏吃午飯，總是排隊買一碗豆腐腦、四兩大餅或四兩饅頭，一共花不了兩角錢。工人們問他：
“你怎麽老吃這個？”
他回答得很坦然：“這對我的胃口，也符合我的經濟條件。”
他去起重設備廠買吊車，廠長正在接待外國人。聽說孫健來了，叫供銷科把他扣住，非要請他吃飯。這位廠長過去在機械局生產處工作，有一次到市裏開一個長會，散了會已是晚上八點多鍾了。大雨如注，他和另外兩名基層幹部餓著肚子在門洞裏等待雨停。孫健出來撞見，讓司機先送他們三個，自己等在賓館的門洞裏，小事一樁，孫健記不得了，別人卻記得很牢。此類事情還有不少，他倒黴以後開始收到回報。
他剛回到天津，市裏要召開一個小範圍的批判會，參加會的人都是區局以上的領導幹部。機械局的黨委書記尹敢坐在第一排。此人曾是孫健的老上級，以後又變成他的下級。見到他走上被批判台，立刻站起來，伸出手：
“老孫，身體怎麽樣？”
“挺好，謝謝！”這件事該輪上孫健記一輩子。那是什麽時候，什麽氣氛，台上坐著市裏領導幹部，可謂眾目睽睽。尹敢正應該跟自己劃清界限，他卻跟自己握手打招呼……
江青送桃，吃也不是，扔也不是
孫健見到我，無論是他，還是我，都無法不談過去。說來荒誕，促使我們相識的竟是江青。
當時我是天津重型機器廠鍛壓車間的負責人。我的車間裏有一台自己製造的6000噸水壓機，是那個時候天津工業的“代表作”，國內外的重要人物到天津來都要去視察一番。廠部通知我，江青要來視察，全廠進入一級戰備。全車間700多人停產打掃衛生，給道路兩旁的楊樹刷上白粉，新修一個高級的廁所——當時不知為什麽，老把江青跟廁所聯係起來，接待江青必須要有個好廁所。車間的廁所，老天呐，不習慣車間生活的人是難以忍受的。廠部還把招待食堂裝飾一新，改做接待室，找來全廠會念詩，會唱歌唱戲的人。準備得太周到了，江青點什麽有什麽。晚上也不許我回家，住在車間裏隨時等候命令。於是心裏更緊張，惟恐哪兒沒想到，臨時出事。李先念夫婦來的時候，由於事先沒向工人交代好，大家一窩蜂圍過來，使來視察的人變成了被參觀的對象。西哈努克來的時候刮大風，車間頂上的窗戶沒關好，玻璃摔碎，如萬箭齊下，險些沒把親王的腦袋給開了。紀登奎陪著另一個國家元首來的時候，正要進行操作表演，天車的鏈條突然斷了……
幾天後市委工業書記孫健來檢查接待準備情況，我們自然就認識了。其實我早就知道一點關於他的情況：他在內燃機廠當鑄工時連續七年不回家，父親和妻子兒女都在農村，住一間土改時分的破房，冬天透風，夏天漏雨。父親病重，妻子上侍候老，下照顧小，還要下地掙工分，積勞成疾，身體也很虛弱，以後他被提拔到機械局當負責生產的革委會副主任，局裏派人到他的老家調查，調查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孫健在天津好賴也算個人物，想不到家裏如此艱難，回到局裏向領導匯報：“隻有孫健才能忍受這種困境，再不解決就要給社會主義抹黑了。”機械局出麵把他的家屬調到天津，安排龐秀婷當了工人。孫健當市委書記，她是工人。孫健當副總理，她還當她的工人。孫健倒台了，她仍舊是工人。我所以記住了孫健這個名字，是因為他講稿的題目吸引了我——《朝著共產主義大目標，兩步並做一步跑》。他是全市“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他的學習體會是登了報紙的。
孫健通知我們，第二天上午9點鍾江青來視察。廠黨委書記跟我約定，江青一進廠門口就從傳達室給我打電話，我便指揮工人出爐鍛造。75噸的大鋼錠在爐裏燒了好多天了，就等著表演給江青看。
第二天早晨7點鍾，全廠就從一級戰備進入臨戰狀態。那個時候“全民皆兵”，我們廠的民兵有師、團、營、連、排的建製，大家喜歡用軍事術語趕時髦。8點30分，其他沒有接待任務的車間大門上鎖，不許工人出入，免得圍觀江青。9點，10點，11點，12點，全廠像傻老婆等癡漢子，心在嗓子眼兒提溜了4個小時，沒見江青的影兒，也沒有得到市裏的任何消息。解除警報吧，怕她會突然大駕光臨，打個措手不及。不解除警報吧，這樣傻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各車間開鎖，先讓工人去食堂吃飯。大家在心裏埋怨孫健，懷疑是他故弄玄虛把我們給耍了！
下午3點鍾，孫健風風火火地來了，說江青一會兒就到。對上午江青為什麽沒有來，沒有一句解釋的話。我懷疑他是否知道真正的原因，也許江青故意虛晃一槍，不讓別人掌握她的行蹤。“一會兒”就真能到嗎？“一會兒”是多長時間？大家嘴上不說，心裏已經懈怠了，不再像上午那樣緊張。孫健像個高級通訊員，給我們送完信兒又急急忙忙走了，他還要把相同的內容通知另一個工廠，江青視察完我們廠還要去那裏觀察。看來受折騰的不隻我們一家。工人們說，孫健是給江青蹚道，如果有地雷、有刺客，替江青先死。他也夠辛苦的，身為工業書記，不是陪著江青視察參觀，而是像個小跑一樣地躥來躥去。工人幹部終歸要受氣。
連“一會兒”都不到，突然又來了兩卡車解放軍，進廠後跳下汽車急速散開，把住了大門口、各個路口和通向鍛壓車間的大道。看來人家對早就站在那裏的警察並不信任。
這回要動真的了，我讓工人們各就各位，該上場了。
龐大的車隊出現了，威風八麵，其氣勢壓過了以前所有到我們廠來過的參觀者。他們下車後，工人們看見江青的隨員裏有許多熟臉的人物。黨委書記請江青先進接待室，書記要親自向她匯報全廠的工作情況。接待室裏有吃的、喝的，集中了全廠的尖子人物。江青剛邁進去一隻腳，看見裏麵紅紅綠綠的氣氛，立刻抽腿轉身，嘴裏嚷著：
“我要看工人，看你們那個大機器！”
大概市裏頭頭在她麵前把6000噸水壓機狠命吹了一通，讓她隻記住了那個“大機器”。計劃全打亂了，參觀隊伍浩浩****地奔我的車間來了。天車鉗著通紅的75噸的大鋼錠，在水壓機的重錘下像揉麵團一樣。無論是什麽人在這種氣勢麵前也會被震懾。車間裏一片通紅，參觀者站得遠遠的，所有暴露的地方還被烤得生疼。
黨委書記把我介紹給江青，讓我匯報車間和6000噸水壓機的生產情況。我隻講了幾句就覺得不對頭，她眼睛盯住你，似乎聽得很專心，其實根本沒有聽進去，或者聽不懂、沒興趣。不知她心裏在想什麽，有自己固定的思路，你正講到半截兒，一件事還沒有說完，她突然插上一句別的與此不相關的什麽話，提一些讓你哭笑不得的問題。跟她講機器，講生產，簡直是白費勁。我改變策略，用最簡短的有興味的介紹，引導她去多看幾個地方。
6000噸水壓機隻是車間的一個工段，另外還有2500噸水壓機、鍛工、熱處理、粗加工等四個工段。讓她看我們不是目的，讓我的工人們看他們才是目的。特別是跟在江青後麵的那幾位明星，平時老百姓花錢也看不上。為了接待他們全車間忙乎了一個星期，他們來了以後工人們還要堅守崗位，擺出一副大幹苦幹的樣子，不準走動，不許圍觀。我再不把江青領到工人麵前，讓大夥瞧上她兩眼，將來群眾會埋怨我的。最要命的是看守高級廁所的兩個女工，保衛科還特意關照她們，寸步不得離開，這有關江青的安全。工人中喜歡惡作劇的壞小子不少，他們挖空心思想鑽到高級廁所裏去排泄一番，“江青的廁所”——這太有**力了，想體驗一下排泄時其痛快程度有何不同。兩個女工要擋住這些人，保護好廁所。當江青來方便時要服務周到，男警衛進不來，江青的安全也由她們負責。江青走後還得拆掉馬桶，搬走瓷盆，恢複生產調度室的原麵目。忙得屁滾尿流，江青並無去廁所的意思。當她準備撤退的時候，我讓人趕緊通知兩個守廁所的女工，警報解除，趕緊出來看看她們準備服務的對象。
我把江青送到車間門口。江青問身邊的人：
“還要去哪裏？”
被江青改過名字的市委第一書記答話：
“按計劃您不是還要去視察發電設備廠嗎？他們都準備好了……”
江青打斷了他的話：
“不看了，不看了，我累了，我要回家。”
車隊一溜煙地開回賓館了。不知有沒有人通知發電設備廠和孫健？他們還在傻等著呢！
我鬆了一口氣，總算應付過去了，沒出大亂子。今天晚上回家好好睡個美覺。
快下班的時候孫健又來了，提出要給江青送禮，讓我用不鏽鋼打了兩塊鍵，處理後用铇床铇光，上麵刻上字：一塊送給江青，一塊送給毛主席。放在一個極精致的呢絨盒子裏，周圍再放上兩種不同的鐵刨花。忙乎完又到下半夜了。
孫健進京後一直沒有見到江青。在一次討論經濟形勢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常務副總理把他介紹給江青。江青說：
“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了！”
孫健緊張了，急忙解釋：
“您工作很忙，我不敢去打攪。”
“活該！”江青氣呼呼的。
孫健有點慌神：“活該”是什麽意思？是說她自己工作很忙活該呢，還是咒罵他不敢去看她是活該？不管是什麽意思他必須去看望一次江青。
讓秘書聯係了幾次，終於得到允許，到釣魚台去了一次。回來時拿著一個江青送的桃，恭恭敬敬地將桃放在辦公桌上。別看就是一個簡簡單單、普普通通的桃，卻不敢把它的意義理解簡單了。什麽意味深長呀，雖是一個桃卻重如千斤呀。兩天後桃開始糜爛，他感到不好辦，便把秘書邊少林找來：
“首長送的桃，爛了怎麽辦？”
“這桃又不是金的、銀的，細菌鑽進去能不爛嗎！”
邊少林原是天重廠的年輕工人，也曾管我喊過幾天師傅，跟孫健的關係比較隨便。他們至今還是經常聯係的朋友。
孫健擔心的是讓桃爛掉容易被人誤解成對江青的不尊敬，甚至惹出不必要的麻煩。吃掉它似乎也不是好辦法，但比扔掉要好。他對小邊說：
“要不，你把它吃了吧。”
“首長送給你的，還是你自己吃吧。”
第二天那個桃就不見了。不知是吃了，還是扔了？孫健沒說，別人也不問。
上去糊塗 下來糊塗
糊塗到家 就是明白
我問孫健：“你是怎麽被相中當了副總理的呢？”
“我也不知道。經過的手續是這樣的：先是政治局研究，報毛主席批準，再交十屆三中全會討論通過。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由周恩來總理提名被選為副總理。”
“手續齊備。當時我聽到一種說法，在中央的領導群中上海人太多，為了便於協調和平衡需要在天津選一個副總理。”
“不知道。”
一問三不知。他不是有意守口如瓶，確實說不清楚。那個時代的主要特征就是莫名其妙和讓你一言難盡。
“我一直都是夾著尾巴做人，從不搞特殊。釣魚、打獵、玩玩鬧鬧的事更從不沾邊。無論到哪裏去從來不要開道，自知是小馬拉大車，水平不夠……”
他願意幹實事，能長期忍耐。他手下的秘書和那幾個工作人員對他的感情也是複雜的：一方麵覺得他是好人，沒有架子；同時又覺得跟著他倒黴。別人的首長有許多豐富美妙的活動，最誘人的就是調來內部電影看看、出國、搞到各種各樣的好東西。這些好事都沒有孫健的份兒，他似乎摸不著大門，即使想看電影也不知到哪兒調去。
他打發那點少得可憐的業餘時間，是動員工作人員種白菜，種大蔥，親自做示範：怎樣培土、澆水，施什麽肥，間隔多大為宜。工作人員當麵不會頂撞首長，背後罵他一聲“土老帽”是理所當然的。
穀牧問他：“你怎麽還不把家屬接來？”
孫健說：“你這當師傅的還不知道有這麽一條規矩嗎？學徒期間不許帶家屬。”
他把自己當成一個真正的學徒工。但是心情並不像說的這麽輕鬆。他必須嚴格自我控製，謹小慎微，忍受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微妙複雜的鬥爭，在老百姓眼裏他身居高位，其實他並不掌握政治漩渦深處的底蘊。他從來不敢春風得意，靠的是身上那股堅韌的氣質。當市委書記不久就得了失眠症，升為副總理後愈發嚴重了，緊張時整夜清醒。糊塗的清醒。
“四人幫”垮台後他又幹了兩年，1978年夏天他正在外地檢查工作，接到電話，通知他停職檢查。
他的世界開始縮小。才40多歲的他隻能是屬於過去了。世界多變，難有永恒。他要求回天津。他還能選擇，不是很不幸。幸好他還沒有染上驕傲的惡習，雖然要為那三年的副總理生活付出昂貴的代價，但他相信自己的風格和人品並未受到政治與權力的嚴重毒害。他主宰不了自己的命運，能為自己的靈魂當一半家就很不錯了！
孫健回到天津要隔離審查，但允許龐秀婷來見他一麵。他對自己善良、溫順、膽小的妻子講了三條：
“一、我不會自殺，我對自己心裏有底。二、相信現在的政策。三、你從來都是我的靠山，這次更得依靠你，別人說我什麽也別當真，帶著孩子好好過日子。”
任何職務都是暫時的，家庭是永久的。
孫健從來不給人以強者的印象。他的性格是順從自然，默默地接受和理解命運。凡是發生的就應該發生，有些事情不能細究，不必非問出個為什麽。知道太多太細不僅沒意思，反而會被汙染。過去對別人也許有趣，對他可是有趣到沒有趣的地步了。相信物質不滅吧——事情糟透了就會開始變好。
他一走進天津機械廠，就聞到了那種熟悉的生命的氣味——濃烈刺鼻的機油香，鐵腥，煙火熱氣。生命原是要不斷受傷，不斷複原，不斷地創造，不斷地被創造。世界上沒有永恒的東西，煩惱和痛苦也是如此。因為生活不會停頓，很快又吸引了他的心靈。
嚴重的失眠症在被監督勞動中一下子好了。不要說晚上睡得踏實而深沉，就是中午，飯碗一放，或躺或坐，不消10秒鍾就能入睡。年輕人在旁邊甩撲克、聊大天，絲毫不影響他的鼾聲。
有人說打呼嚕是男人的歌。這歌聲標明孫健漸漸恢複了內心的寧靜和飽滿，作為一個正常人的力量又開始複蘇、生長、壯大。至於他的智慧更不會衰老，而且恢複力驚人。必須行動起來，隻有行動才能培養起對自己的信心，才能真正的投入生活。沒有行動的人是“徹底完蛋”了。
孫健用行動證明自己又屬於這個世界了，而且他的世界在不斷擴大。這位循規蹈矩的前副總理結交三教九流，拉買賣，簽協議，為了在商品經濟的競爭中做優勝者，甚至學會了送禮，小到煙酒，大至毛毯（又是毛毯，不知是天津毛毯出名，還是天津氣候寒冷，人們喜歡毛毯）。孫健眼下所在的“天津開發區公司”，年產值指標是60萬元，僅他攬來的一項工程就可完成200萬元。他的上司劉總經理說：“老孫一來我們這裏就活了！”
祝他好運。
1988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