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十字
對結核病的恐怖
世界衛生組織，從來沒有就癌症的發生和發展趨勢向全球發布過緊急通告，也沒有為發現艾滋病毒而發不緊急通告。但是，1993年6月，在倫敦舉行了緊急會議之後宣布：“全球進入結核病緊急狀態，結核病在世界100多個國家蔓延，上升為造成人類死亡最多的疾病，成為全球第一大致命的傳染病！”
緊急通告還說，全球約有17億人被隱性結核菌感染，占世界人口的1/3。每年還有新發病人800萬，死於結核病的是300萬。如果不在全球範圍內采取積極措施，借用哈佛大學醫學院《1998年關於結核病的報告》裏的話說：“結核病將傳播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此後每年因結核病喪生的人數將達到3000萬。
最可怕的還不是有這麽多人感染了結核病菌，而是這些結核病人中有近1/3的人得的是用現代醫療手段治不了的耐藥性結核病。這就是說，現在的結核病發展趨勢正在重新成為不治之症。
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結核病曾經是不治之症。到60年代，人類用抗生素治療此病，一度極為有效地控製了結核病的發展。當今的地球人想說明什麽問題都喜歡以美國為例，那我們也來看看美國的結核病情況。在過去的33年中，他們的結核病發病率每年降低6.7%，有些結核病院已經撤銷了。可是，到1986年以後，結核病發病率開始回升，每年增加2.6%。從1998年開始，美國各州和聯邦政府機構，加強了對邊境的嚴密監視，安裝了新型X射線裝置，使用上最先進的篩選檢測設備，簡直是如臨大敵。然而，他們的目標並不是恐怖分子的滲入和走私者的夾裹。美國人要防範的是致命的正在大舉進入美國邊境的結核病菌。又豈止是美國，在歐洲的14個國家中有9個國家的結核病患者增加，它們是瑞士、丹麥、意大利、挪威、瑞典、奧地利、荷蘭等。而且，在這些結核病患者中有相當多的人患的是“耐多藥結核病”（MPR—TB），又稱“多重耐藥性結核病”——像雷米封等西藥曾經是治療結核病的特效藥，現在對“耐藥性結核病”卻不起作用了！
目前估計全球感染了多重耐藥性結核菌的人數有5000萬，1994——1997年，國際防癆病協會對全球35個國家進行耐藥性監測，美國紐約的耐藥性結核病人達到30.1%，印度是33.8%，尼泊爾是48.0%……
那麽，中國呢？
中國有結核菌感染者近3.3億，現有肺結核病人590萬，其中感染了“多重耐藥性結核病菌”的人數不會少於30%。全國每年死於結核病的25萬，是各種傳染病死亡人數總和的2倍。
“結核”是富貴病還是窮病？
也許有人會問，肺結核是富貴病，還是貧窮病？也就是說，富人得此病的多呢？還是窮人得此病的多？
一種觀點是富貴人家得此病的多。世界上最著名的肺結核病例，都非等閑之輩，最著名的要屬林黛玉過早地香消玉殞。誰也不能說，黛玉小姐是窮人吧？
林黛玉是小說裏的人物，怎麽可以用來支持一個醫學論點？如果是這樣，那中國治肺癆最好的藥方就是魯迅開出來的：饅頭蘸人血。這是他在《藥》這篇小說裏寫的，裏麵得肺癆的人可是個貧苦人家的子弟。即便以林黛玉為例，她心強體弱，生性敏妙，再加上長期寄人籬下，多疑多愁，經常抑鬱不舒，焉有不得病之理？
心性過於敏感脆弱，偏又壓抑著精神的人，自然容易患肺結核。這方麵最典型的病例應該說是波蘭著名的作曲家肖邦。自1938年被確診患有肺結核之後，肖邦和他的情人喬治·桑就被迫經常改變居所，有時不得不躲到山上的修道院裏去。肖邦曾這樣描述他的住處：“我的房間就像一口巨大的棺材，房頂落滿了灰塵，窗戶很小……”在那個年代，肺結核病人要受到社會嚴重歧視和排斥，喬治·桑在《馬略卡的冬天》這本書裏說：“我們變成了人們恐懼和害怕的對象。他們指責我們有肺結核，以西班牙醫學界的偏見來看，這種病在傳染方麵和鼠疫是一樣的。”
肖邦去世時隻有39歲。
由於得病的人著名，使這種病也出了名，肺結核仿佛成了“名人病”。
其實，還是窮困潦倒的人得這種病的多。最近從《參考消息》上看到，前蘇聯監獄裏肺結核流行，一個叫比諾格拉夫的自行車慣偷，18歲那年被關進了監獄，一年後被告知染上了結核病，他嚇得渾身發抖，因為他看到周圍的人在一個個地死去。又過了一年，比諾格拉夫徹底絕望了，因為他身上感染的是無特效藥醫治的抗藥性結核病菌，這種結核病人即便是在歐美國家設備先進的醫院裏也難以治愈。
自以為能上天入地無所不可的現代人，突然發現，許多年以前困擾人類的一些可惡的傳染病正在死灰複燃。曾在歐洲肆虐數千年的結核病，正從前蘇聯的監獄裏向外蔓延開來。結核病是通過空氣傳染的，隻要接近帶菌者就有被傳染的可能，而人滿為患的前蘇聯監獄，便成了結核病菌繁殖的溫床。
美國公共衛生研究所的專家說（真是奇怪，愛管閑事的美國人幾乎沒有他們不知道的事情），前蘇聯監獄裏的囚犯大都染上了結核病菌，而每年從監獄回到社會上的人大約有30萬，這些人中估計有1/3的人感染的是抗藥性結核病菌。
慘啦，慘啦！
命運引導和鼓舞人類，又嘲弄人類。今天的命運應該能使人類清醒，重新認識自己的道路：任何結果都有理由，發生的一切都有其緣故，因此是必然的。
但願自作聰明的現代人，不光受歡樂的控製，也接受痛苦的製約。根據歡樂和痛苦決定該做什麽和不該做什麽。
被燒死的中國女孩
我要命也想不到，都到了這種年月啦，居然還會發生這樣的事！
1998年8月2日的清晨，貴州省有名的貧困地區普定縣西北麵的大山裏，有個土廟鄉朱家村，在村外一塊草坎上架起了一堆柴火，四周滿山滿田裏圍站本村的男男女女、大人孩子。不一會兒，本村的農民朱某，他的連襟劉某，還有本村專會掐屍入殮、操辦喪事的賈某，用滑竿抬著朱某17歲的女兒來到草坎中央。
這個女兒兩年前得了肺結核，當地人叫“幹癆”，一下子全村人都躲著他們，走到哪裏背後都有人在指指戳戳。朱某把家裏僅有的一頭牛和兩隻豬賣掉，帶女兒到縣裏治病，錢花光了，女兒的病卻沒有治好。他認為這個女兒是來討債的，“幹癆”治不好，日久天長若再傳染給小女兒就更慘了。
朱某便跟妻子商量，不如一把火將大女兒燒了幹淨！他妻子居然也就同意了，還哄騙女兒是去姨家裏呆幾天——於是就有了上麵提到的那種場麵。
一到燒人現場，看見陣勢不對，姑娘本能地感到了危險。但她骨瘦如柴，已經沒有反抗的力氣，隻是掙紮著滾下滑竿，問她的親姨夫：“姨爹，你們要做哪樣？”
劉某再混蛋，這時候也哭了：“送你歸天呢，兒！”
姑娘一陣驚恐，立時嚇癱了。向著站在幾步外的親爹嚎啕起來：“爹，饒了我吧，我不想死！饒了我吧，爹！”
此時的朱某，難受歸難受，心疼歸心疼，竟麵目恐怖地向劉某和賈某下令動手，把姑娘放到柴火堆上，點著了大火……
這樣的事怎麽能瞞得住，有人給捅到了公安局，第二天警車來把三個火燒活人的家夥給銬走了。朱某的妻子又急又怕，當場一口氣沒上來竟活活嚇死了，也許是出於自悔自責，悲痛過度而死。
後來，朱某被判了12年徒刑，另外兩個人都被判了11年徒刑。
一個完整的家庭就這樣在頃刻間坍塌了，隻剩下15歲的小女兒。姐姐被燒死後她的境況不僅沒有得到改變，反而更糟了，村人們依然像逃避魔障瘟疫一樣地躲著她。她也確實早就感染了結核病菌，手心潮膩，身淌虛汗，四肢無力，並伴有陣發性咳嗽……但不能向別人說，每天躲在自家的房子裏不能出門，等待著她的又是什麽呢？
子宮在哪裏？
這是從最近一期《文摘報》上抄下來的題目，講的是一位婦產科的醫生做流產手術時，找不到該流掉的孩子，誤把子宮當孩子給拽下來了。
還有，吉林一位蓋姓男子，在做B超檢查時竟查出體內有子宮，且“大小如常，回聲均勻”。沈陽一家醫院給已經死了數天的“病人”照常打針吃藥……
在《人命關天》一書中披露了這樣一些數字：有20%至30%的結核病人，在來到結核病醫院之前都有被其他醫院誤診的經曆。為什麽這些過去連鄉村的遊方郎中都能診斷的常見疾病，在現代醫院的高級別醫生手裏反而診斷不了呢？
原因有二：
一、過於依賴現代檢驗和監測技術，使自己的診斷水平和觀察能力下降，即所謂現代化程度越高醫生的技術水平則越低了。
二、醫生缺少人文精神，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對生命的責任感。因之發生了失衡狀態，用美國生理學及醫學獎得主盧裏亞的話說，“原本是人與人之間的醫學故事，變成人與金錢的故事和人與機器的故事。”焉有不出事故之理？
醫學包含著兩塊內容，一塊是技術科學，一塊是人文關懷。中國醫學向來屬於“仁術”，仁愛、生生、惻隱之心與遣方用藥同樣重要。醫生也跟其他人一樣，都要經曆生老病死的過程，都有體驗病人角色的機會，不了解和不關心病人痛苦的醫生怎麽可能成為好醫生？
可惜，重技術輕病人的醫生卻越來越多。
為此，曆史已經深刻地教訓了人類。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達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人類的麻煩可曾減少？人類的痛苦可曾減少？
似乎倒更多了。
戰爭、饑餓、高溫幹旱、洪水泛濫等人為的和自然的災害姑且不論，單講人的病痛，不也是更多了嗎？一個肺癆好像已經被降服住了，卻突然又卷土重來。還有癌症、艾滋病以及許許多多五花八門的怪病，似乎在證明著一個老掉牙的辯證關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現在，該說到這篇短文的正題了。目前全球有310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其中1/3合並有結核病。1/3的艾滋病是死於結核病。
這可真是禍不單行啊！
印度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2/3合並有結核病。
中國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我們有龐大的結核菌感染者，眼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已達到30萬至40萬人，預計到2005年將達到100萬人。一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合並結核病，將對我國結核病控製造成極大的威脅！
惟願醫療界能將誤診率減少到最低限度，提高對結核病合並艾滋病的診斷，及時地進行隔離和治療。
則國家幸甚，百姓幸甚！
麝香
世界瀕臨物種的保護組織設在亞洲的監督機構通報我國，僅今年1-5月，從中國走私到日本的麝香多達1.41萬兩。自1978年以來，走私到日本的麝香至少有4.4萬兩。
這個數字，遠遠超過了我國國家藥材部門同時期從傳統麝香產地四川、西藏、青海收購量的總和。
日本是無麝國，而近年來日本的中藥業卻乘風直上，所需的大量麝香完全依靠從中國內地途經香港走私輸入，製成藥後又大量傾銷世界市場。中國丟了麝香，反過頭來又花高價從日本進口成藥，比如“救心丹”，就是用麝香為主要原料。僅此一味藥，日本每年在國際藥品市場上就創匯8000萬美元。
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年出口近千種丸散膏丹的全部換匯額！
我們怎麽會蠢到這個地步？
國家也曾動用價格杠杆試圖改變這種局麵，1公斤麝香的國家收購價上調到1萬元，黑市價格卻隨之上浮到6萬元。調價不僅未能保護麝香資源，反而雪上加霜，把野麝推到了萬劫不複之地。
獲取1兩麝香，至少要獵殺10隻野麝，4.4萬兩就意味著有44萬隻珍貴的野麝已經斃命！
麝香其實是鹿科動物的腺囊，其香氣過於濃烈，幾乎近於惡臭。麝俗稱獐，存放麝香的腺囊就生在雄獐的肚臍眼上。所以獵殺者必須一槍封喉，否則雄麝一旦發現自己處境危險，便會首先咬破自己的香囊——這是一種對人類了解深刻，又非常剛烈可敬的動物。
許多這類的報告中都有觸目驚心的描寫。屠殺者們為了彌補自己槍法不準造成的損失，就在地上下套，滿山溝裏鋪成天羅地網，獐子無論大小公母，無一幸免。早先是麻繩子套，趕上陰雨天有兩三個月就腐爛了。現在則改用編漁網用的尼龍繩，支上以後兩三年還張著，早晚套住為止。獐子被套上以後就拚命掙紮，越掙越緊，當場勒死。不光是獐子，凡長蹄的動物都沒法跑，隻是近三四年，在四川的茂汶、寶興、南坪等幾個縣，獐子套連大熊貓也套死了，少說有十幾隻。
“越少越貴，越貴越捕，越捕越少——這態勢已經成為套在藥用野生動物脖頸上越勒越緊的繩索。”在西藏與四川交界的阿壩、甘孜等一些曆史上出名的產麝區如今已成為無麝區。
麝香被稱為“百藥之王”。一旦麝香消失，將造成270種傳統急救中成藥的停產，從而引發整個中成藥精華部分的“雪崩”，那是中國中藥業的一場大災難。
《本草綱目》裏收入的動物藥材有444種。誰能說得出現在還剩下多少種？
我們隻知道生產“羚羊感冒片”的地道原料、新疆塞加羚羊已經絕跡了，因此影響了120種中成藥的療效。牛黃是人造的，虎骨、犀牛角是替代品……病人抱怨，好醫生開出了好方子，卻抓不齊藥。醫生抱怨“病明方準藥不靈”，因為中成藥本身也“病”了！
許多年前，一位老中醫就大聲疾呼：“中醫將毀在中藥上！”
這絕非危言聳聽。古羅馬、古埃及、古印度三大傳統醫學，不都先後失去光彩，默默地被淘汰了嗎？對比他們，我們曾無比驕傲地宣稱，曆經數千年人類文明的篩選，惟我中醫藥始終巋然不動！
——如此下去，這樣的信心我們還能保持多久？
錢對藥的驗證
中藥者，中國之藥。
可是，我們今天還敢說，中國是中藥大國嗎？
每年在國際市場上，中成藥的貿易額高達150億美元，中國卻僅占其中的3%。就在這3%中有70%以上是藥材，而不是成藥。日本倒在中成藥的國際市場上占了90%的份額，連韓國的中成藥出口量都超過了中國。
日本從中國大量進口中藥材，用生物、化學及物理等先進的科技手段提取有效成分，進行定性、定量的科學分析，而後製成口服藥、片劑、針劑、膠囊，輕而易舉地打開了傳統中成藥長期未能打開的國際市場。以中國家喻戶曉的“六神丸”為例，日本人利用科技優勢對其配方加以分析，改進傳統的製作方法，還加入丹參、沉香等製成所謂暢銷國際市場的“心髒靈藥”。每年中國進入國際市場的中成藥貿易總額，竟趕不上日本這一味藥的銷售額！
難怪日本人揚言，21世紀，中醫中成藥將改名為“東方醫藥”。而日本，就是“東方醫藥”的霸主。
我國每年的藥業總產值約為1250億元，隻相當於英國一家葛蘭索製藥集團的年銷售額。這也不能全歸罪於中藥的落後，我們的化學藥品中，據說不少是外國藥的仿製品。
目前，還沒有一味中國藥在國外獲得專利。
新中國成立半個世紀啦，而德國、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重新強盛起來又用了多少年？我們的製藥業還如此落後，實在是說不過去了！中藥的落後，就更是匪夷所思了……自神農氏嚐百草、黃帝著內經開始，中醫中藥曆經數千年，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今天怎麽會失去了應有的光彩呢？
科學技術落後固然是一個原因，我們國內對中藥材缺乏管理、質量退化、材質變異才是更重要的原因。我們不自重，越是急功近利，卻越是賺不到錢。比如，全球約有70%的中藥材產自中國，為什麽銷售收入卻隻占全球該項銷售總額的3%呢？濫施低級農藥，殘留汙染嚴重，這樣的藥材很難直接進入國際主流市場。隻能低價賣給外國收購商，他們重新加工後再賣，其價格高於在中國收購價的十幾倍。“肉頭”都叫外國商人賺走了，最後是外國的製藥廠家賺大頭，我們辛辛苦苦跟著瞎忙活！
世界中藥材的市場明明在我們手裏，長期以來卻不知道愛護，不懂得扶植自己的名牌，樹立產品威信，濫采亂種，你爭我奪，以至於砸了自己的牌子。如地道的黃芪在內蒙古，偏偏讓內蒙古的黃芪越來越少；地道的地黃在河北，河北的地黃卻出不了口……自古中藥就有著名的六大產地：關藥（東北）、冀藥（華北）、淮藥、浙藥、川藥、雲藥。
我們真的連老祖宗給創出的牌子也保不住了嗎？
注：洛林十字是國際抗癆協會的標誌。
寫於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