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的回憶

改變總是快樂的。在路上觀看沿途的風景，或想到下一個景觀，總會令人激動和向往。但是，進行中也需要停留，難免要回頭張望已經走過的路。這是一種習慣，有欣慰，有滿足，有啟迪，也會有遺憾……

站在兩個世紀交替的邊緣回顧20世紀，眼有點暈，頭皮發乍，腹部一陣緊縮，類似一種饑餓的感覺——好了，就從饑餓感談起。到20世紀的下半葉，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上天（人造飛船“可上九天攬月”）入地（北約的導彈在科索沃可穿透8米厚的鋼筋水泥），幾乎是無所不能的地步了。但是，聯合國的最新報告卻稱“全世界仍有10億人，也就是全球近1/5的人生活在嚴重的饑餓狀態之中，其中有1億人瀕臨餓死的邊緣，每年都有50多萬人死於饑餓。”難怪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在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痛心疾首地說，饑餓成了地球的幽靈是對全人類的蔑視！也是對現代文明的蔑視！

饑餓，日甚一日地威脅著我們這個苦樂不均、四分五裂的世界，飽的過飽，餓的越來越餓。20世紀80年代初，非洲一場饑荒餓死100萬災民。到90年代初，又一場大旱肆虐非洲20餘國，使6000萬人受到饑餓的折磨……於是，越是貧窮饑餓的地區，禍亂越多，改變多，國家的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戰爭多，而且常常是家賊引來外亂……20世紀許多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以及曆史進程的改變，皆因老百姓吃不上飯，肚子饑餓！

我們不妨先翻一下中國近代史：

1929年至1930年，陝西大旱，“餓殍遍野，千裏之內人煙渺無”；

1931年，湘、鄂等8省水災，饑民上億；

1933年，黃河決口，饑民364萬；

1935年至1936年，在全國1001個縣中，死於饑餓者至少在2000萬人以上；

1942年至1943年春，因連續幹旱，河南大部分地區“出現了地獄般的慘象，漯河至周家口大道兩側的麥田中，每隔8步、10步，即有餓殍屍數具，被野狗爭食……”（引自《中國人還會不會餓肚子》）。

就這樣，以反饑餓為導火線，爆發了一起又一起的農民運動和“搶米風潮”。在中國的農民革命不就是從打土豪分田地為發端嗎？打土豪是為了能夠分到田地，分到田地能夠種糧食，吃飽肚子——這就是最原始的動力。當年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就不無偏激地說：“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失敗，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沒有給中國以足夠的東西吃。”

饑餓人間，逃避饑餓就成了一種動力。1955年我考到天津去上中學，原以為在大城市裏肚子不會吃虧，豈料糧食限量供應，從農村來的學生飯量大，且無處去摘棗摸瓜以補充肚裏的虧空，那是一種絲絲縷縷、綿綿不絕的腐蝕性饑餓。記得真正吃飽過隻有一次，那天我去食堂晚了，剩下的幾個窩頭都是碎的，便跟炊事員矯情，既然你把它弄碎了就應該多給。也是炊事員急於要下班，就把自己的那一份也給了我——可惜這種便宜事不能經常遇到。當時曾給自己的肚子許願，參加工作以後就不再讓它委屈。1960年我去太原重型機械廠實習，全國已經開始度荒，買6兩蒸米飯，裏麵有一半是紅薯或土豆，吃進肚裏不頂時候，很快就又餓了。因太重廠在郊區，周圍有白蘿卜地，上夜班的時候幾個同學就輪流去偷白蘿卜充饑，但白蘿卜是越吃越餓。按理說，當了兵，保家衛國總應該能吃飽肚子了吧？同年的秋天我穿上了海軍軍服，在新兵訓練基地照樣也挨餓。當盛著熱騰騰米飯的大笸籮一抬上來，戰士們便一哄而上。他們第一碗盛平碗，三下五除二就扒拉到肚子裏，再去盛第二碗。這第二碗，就像砸夯一樣，摁了又摁，壓了又壓，直把碗裝得成了墳頭，然後慢慢地享受，因為沒有再盛第三碗的機會了。每頓飯就是這一笸籮，夠不夠都是它。我是班長，不能搶飯，每次隻能吃上一碗。有一天實在是餓得不想作假了，當教導員詢問誰還沒有吃飽的時候就舉起了手，至今我還記得教導員當時看我的眼神，像槍口一樣，恨不得一下就把我給斃了，且充滿蔑視和厭惡。

這種時隱時現時強時弱的饑餓感一直追隨我到70年代末，後來我出版了一本小說集叫《饑餓綜合征》。魯迅在《狂人日記》裏寫了中國人的大饑餓：吃人！謝冰瑩則寫道：“饑餓的確比死還要難受，比受了任何巨大深刻的痛苦還要苦。當你聽到腸子餓得咕咕叫時，好像有一條巨蛇要從你的腹內咬破了皮肉鑽出來一般；有時你餓得頭昏眼花，坐起來又倒下去了，想要走路，一雙腿是酸軟的，拖也拖不動。”

經典作家們總結出文學永恒的三大主題是戰爭、生死和愛情。而中國新時期文學一個最充滿魅惑力的主題之一卻是饑餓：右派分子的饑餓、困難時期的饑餓、下鄉知青的饑餓、牛棚的饑餓、農民的饑餓……張賢亮最好的作品就是寫饑餓的感覺。其實，把饑餓作為重要主題的不隻是中國當代文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索爾仁尼琴，其成名作《古拉格群島》就是寫饑餓的經典之作。

饑餓是因為貧窮所造成的物質極度匱乏，對付物質匱乏的辦法就是限量供給。

於是，20世紀的中國，經曆了一段漫長的票證時期——那時人們手裏的錢不多，錢也更不是萬能的，想買什麽東西還要有政府發給的票兒和“購物證”，堪稱是聰明的中國人的一大創造。

人們談起眼前生活的進步總愛跟發票兒的年代比——此“發票兒”可不是購物後售貨員給你的發貨票。中國人在票字後麵加上兒化音，腔調就顯得柔媚且帶幾分俏皮。在共和國的曆史上形容那個年代有專門的用語：“困難時期”、“特殊時期”、“度荒時期”……在老百姓的記憶裏那就是個發票兒的時期。凡日常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應，國家按人頭發給你各種各樣的票兒，吃糧要有糧票兒，糧票兒又分全國糧票兒、地方糧票兒、粗糧票兒、細糧票兒、單位糧票兒等；吃油要有油票兒，油票兒又分普通油票兒、麻醬票兒、香油票兒；吃肉要有肉票兒；吃糖要有糖票兒；抽煙要有煙票兒；穿衣要有布票兒，穿棉衣還要再加上棉花票兒；買肥皂要有肥皂票兒；購買工業品要有工業券兒……熱鬧吧？新鮮吧？被物質的極大豐富弄得眼花繚亂且購物欲頓減的現代人一定會感到不可思議。

曆史學家說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跛足的，如阿米巴一樣蠕動。歲月跟季節一樣，也總是冷熱交替：新中國的誕生是大熱，肅反是一種冷；公社化、公私合營是熱，反右運動是冷；大躍進是熱，度荒、四清運動是冷；到“**”又開始熱得發脹……發票兒是對燥熱而虛誇的大躍進的一種矯正，一種承受，一種反省，是個冷峻緊縮的時代，卻並不消極。發票兒體現了中國人的聰明和平等意識，無論男女長幼、級高級低，都一視同仁。票兒是一種限製，也是一種保證，有票兒就有貨，有票兒就能活，自己可不必為生活太操心，國家都給你想好了，個人活得單純，累的是國家，所以那個年代人們對國家的感情不一樣，培養起非常強烈的依賴性。最能代表當時人心態的是一首著名的在全國獲大獎的詩：“國家是娘俺是孩，一頭紮進娘的懷，咕咚咕咚喝奶水，誰拉俺也不起來！”你看看，“咕咚咕咚”吮吸有聲，而且還任誰拉也不起來！直到幾十年後，許多人需要自己打理自己的前途和命運時，想不起來也不行啦，才不得不直起腰，離開“娘”的**。

那時各種紅紅綠綠的票兒是領取社會財富的憑證，它淡化了金錢的魔力，你有錢沒有票兒照樣也買不到東西。這既是對社會消費的壓縮，又是對消費的刺激。中國的煙民之所以這麽多，大概跟當年發煙票兒有關，每個成年人都可以得到煙票兒，不買對不起票兒，不抽白不抽……

想起來老覺得有點怪，發票兒的年代人們都爭著當工人，社會上閑人極少。每到逢年過節各工廠還要加班加點，結果是大家掙錢不多，物質還極大地匱乏。現在表麵看起來社會上閑人不少，受大累的人不是很多，物質反倒極大的豐富，真不知人們手裏的錢是哪兒來的？馬克思說生產是起點，消費是終點，分配和交換是中間環節。發票兒的年代似乎是有起點沒有終點，人們隻管拚命幹活，消費很少的商品。現在是都願意呆在終點，不想去起點開跑——生活真是變了，它證實吝嗇往往得到相反的結果，極度壓縮不是經濟，頭腦簡單的時候票兒多，知識發達了物質反而多了。生活比我們強大，不會隻按我們的想法行事；我們比生活渺小，必須遵循它的法則。跟共和國一同經曆過發票兒的年代，也是一種豐富，一種難得的體驗，於是更深信經典作家的論斷：困難和阻礙對於任何社會都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

卻並不是所有貧窮的國家都有這樣的幸運。據1999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年度《人類發展報告》稱：最富裕國家中的1/5的人口，卻消費著全球商品和服務總量的86%，全球出口總額的82%……這就是說，那剩下的4/5的貧窮的人，隻能使用全球百分之十幾的物質產品，豈不是仍然處在嚴重的匱乏之中？更叫人沮喪的是“有80個國家目前的年收入比10年前要少，全球有13億人，靠每天不足1美元的收入維持生計……”處在這樣的狀態，不限量發票兒行嗎？

然而，連中國人似乎都感到票證的年月已經相當遙遠了，更不要說那些西方發達國家了。

人類生活的進步好像就表現在票兒的減少上，現代人的生活中隻剩下一種票兒了——這就是錢票兒。即便隻有這樣一種票兒也還有人嫌麻煩，眼下的時尚是越有錢的人身上越不帶錢，叫“一卡在手，走遍天下”。信用卡給了人們一種瀟灑又擁有財富的感覺，一種隨時可以得到錢的富人的感受和一種虛幻的力量。如果是在網上購物連卡也用不著。越是沒有錢的人身上越要有點小錢，買什麽東西都是付現鈔，還會遇到假鈔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