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願堅　憶當年

1月23日晚上，張鍥來電話說願堅托他帶話給我，希望能見我一麵，張鍥還說他剛從醫院回來，願堅情況不好，怕就是一兩天的事了！

知道願堅病重，已有好久，總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這訣別的場麵，又不知對他說些什麽，到了這時刻，空泛的安慰還有什麽意思？

這一夜我通宵沒合眼，第二天到醫院去的路上，我心情還很沉重，但進了病房，見了願堅，反倒冷靜了些，輕鬆了些，他比我想像的狀態好，很清醒，不沮喪，但很亢奮，一見我就伸出手來說：“友梅，你來了，好，我好像又挺過來了，我看見死亡像一團黑霧，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現在又走出低穀了，看樣能穩定一段時間，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說：“這就好，你少說話，別累著。”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說：“你住嘴，聽我說好嗎？我們認識多少年了？”他說：“四十五六年了……”我說：“是的，你好好養著，到50年時我們慶祝一下，把老戰友們都找來。”他高興地笑了，並提起幾個熟人，沒有一點悲戚樣子，我心頭的重壓似乎輕了一點，我想他也許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場的家人，也許對自己裝糊塗，不論哪種都比我看到過的一些訣別的情景好。

我不願離去，我知道這一走就是永別了，但我不能總待在那裏，我不走他會說個不停，其實我想叫他多說幾句未必是壞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擔心他太疲勞。我向他告別了，走出病房門，在門外站了好久，然後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陣，我沒怎麽悲哀，我對自己說，願堅能這樣充實地度過一生，把《黨費》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間，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了，當然是走得早了點，可是這條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淚水還是順著臉頰流下來了，心中怎麽也排解不開一種說不出的空寂清冷。和願堅初次相識，那年我15歲。

1945年冬或是1946年春，山東濱海軍區宣傳隊調到魯南八師去，從新四軍軍部駐地經過，軍部文工團演出話劇《氣壯山河》表示慰問。這是個寫抗日戰爭的戲，我在裏邊演個通訊員，演出結束後他們到後台來致謝，大人找大人們談，孩子們自然也湊在一塊東拉西扯，一個和我年紀差不多的小宣傳員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說：“你演的真不錯，我看得都掉淚了，你的國語說得挺好，怎麽學的？”我說，“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過。”旁邊另一個孩子就向我介紹，這是他們分隊長，叫王願堅，是詩人王希堅的弟弟，我那時正迷著寫詩，對王希堅挺崇拜，能背好幾首他的詩，聽說眼前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視，從此就記住了這個名字，並為他對我的誇獎而高興，近年有朋友把我這“演員出身”當作笑柄，我倒並不因此自慚形穢，回想起那段生活，還是很珍視的。

過了不久，國民黨軍隊向山東解放區發起進攻，抗戰勝利後的短暫和平時期結束了。新四軍軍部文工團派出一個小分隊，到前線去作火線文藝工作，到達魯南前線後，陳毅軍長要我們下到八師部隊去，魯南八師是山東的主力軍，出過安保全、郭繼勝、陳金合、張明等著名的戰鬥英雄，而且鐵道遊擊隊的許多人就編在這個師裏，能到那裏去，大家那股高興勁絕不亞於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國簽證，雖然那是走向火線，走向危險。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際，卻又傳來個壞消息，說是前線危險艱苦，年紀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個人留下來，我聽了後那股沮喪勁也不亞於今天有些人被外國領館拒絕簽證，雖然這是出於愛護。為此我去找戲劇股長丁世賢，就是現在的電影界名人丁嶠，我求他帶我去，他說要去也可以，但必須服從命令聽指揮，我滿口答應下來。他們就帶我到師部，到師部後丁嶠就把我寄存在師部宣傳隊，我已作過保證，無價錢可講，眼巴巴地看著他們下了團、營，自己到宣傳隊報到，宣傳隊把我分在一個分隊裏，分隊長正是王願堅。

和王願堅相處後，我反倒對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過十七八歲，個頭比我高不了多少，卻總是裝作一副大人相，說話麵帶笑容，口氣嚴肅正經，而且滿嘴政治術語，他自己軍風紀整齊，對別人也要求嚴格。那一陣沒有戰鬥，每天隻是出操、唱歌、排練節目，分隊長輪流值日管集合、作息這些雜事，每逢他值日，好像總愛挑大家點毛病，集合時哪一分隊慢了，誰的背包打得鬆了，隊伍解散前他還要批評兩句，我心裏就叫他“假積極”，我是從軍部來的，自認為是上級機關來的，應對我客氣點，誰知他對我卻一視同仁，軍帽戴歪了，他會叫我扶正，綁腿散了，也要批評，雖然是盡量笑著說：“小鄧同誌，你這個綁腿怎麽總像二大娘的腿帶子似的。”我心裏就不痛快。為了逃脫這類的管束，我提出來不參加他們的節目排練，我要寫劇本，他們也同意了。這樣除去出操、行軍、開會我和大家一起行動外，其餘時間我就蹲在屋內寫劇本，願堅偶而也進屋跟我聊幾句，拿起稿子看兩頁說：“真不簡單，你能寫出這麽多來，什麽時候寫完給大家讀讀，討論一下？”我答應著，但始終也沒讀過，因為我始終也沒寫完。就這樣，在這個宣傳隊裏我還是過得別別扭扭，也交了兩個朋友，但不是王願堅。一個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明星，那時連郭允泰自己也不知道啥叫明星，他雖比我大兩歲，並且喜歡人稱他“老郭”，卻並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說笑話，也發牢騷，行軍還一塊掉隊，掉了隊我們倆就湊在一塊胡扯，我覺得他以平等待我，於是引為同誌。還有一個是小丁，是個小姑娘，出身名門，是丁肇中的本家，是唯一比我還小的隊員，也是我唯一敢指揮又指揮得動的人。我那時還學畫畫，一有空就拿著紙筆找模特，可是誰也不肯叫我畫，我就找小丁，我說：“坐在那兒別動，等我畫完再起來”，盡管滿肚子不願意，她也不敢走開，所以我把她當作朋友。

現在想來，我在宣傳隊的別扭和對願堅不喜歡，除去我個人毛病之外，還由於兩個團體作風的不同。軍部文工團有不少從上海、濟南等大城市來的知識分子，還有幾位在全國頗有名氣的大明星，比如與石揮搭檔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鄭重，洋戲可以演《前線》、《俄羅斯人》，大戲可演《雷雨》、《李闖王》，平日業務演習，基本功的訓練都較重視，藝術空氣較濃，作風上也多少有點文藝作者的浪漫勁頭。有人還有點個人癖好，比如我們的畫家彭彬，不論發了什麽軍裝，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簷加長，領子放大。還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總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時用秫秸紮成架子，外邊包上被單，作成一個空殼。當然碰到開會時，別人坐在背包上他隻好蹲在地上，蹲久了就會假裝上廁所出去休息一會兒。這些我們隻覺得有趣，並不看成是什麽缺點。這些人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無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師宣傳隊這就不行了，這裏有嚴格的軍事作風。我的有些習慣就成了自由散漫、軍事觀念不強的缺點，我覺得人家對我要求過苛，其實人家還是格外客氣了的。我對願堅的不滿其實是誤會。

沒多久，這誤會意外地解決了。

開始了“宿北戰役”，頭一天出發，當夜就行軍120多華裏，從魯南一口氣走到了蘇北，走到80多裏時我的腿簡直就不像是長在我身上了。每邁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氣，腳一落地就痛得咬牙呻吟，王願堅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導員那裏說了幾句什麽，指導員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著我前進。我認為這是寒磣我，堅決予以拒絕，指導員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著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兩隻手伸進我的兩肩，抓住了背包帶，不由分說把我的背包搶了過去，馱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願堅，我強充英雄地說：“不用，我可以……”他說：“我知道你可以，這是頭一天，明天還要行軍呢，你留點力氣給明天吧，我比你大，吃得也比你多，這在我不算啥。”其實我早就背不動了，就順坡下驢，把背包給了他，心裏覺得以前對願堅的反感有點過分了，我真懷疑，他要不給我背背包，這最後20裏地我能不能堅持到底。

從這開始，我和願堅也有話說了，並且發現他的長處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調，他不跑，到了駐地看房子，鋪草他動作比我麻利。小組會上我把這些優點提出來並表示願意向他學習，他卻說：“你的優點更多，在業務上我要向你學的多了，這麽小就能寫劇本啦，我多久能學會？”終於我和他也成了朋友，過了許多年後，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談起那時的事來，他說：“那時你說你要寫劇本，我們就都依你，你寫的我看了，算個啥玩意呀，俺就裝糊塗，不打擊你的情緒就是了，就你自己認真當回子事。”說完我們大笑，我才覺得願堅當時最大的優點是比我成熟。

後來我們回到了野戰軍政治部。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和願堅他們還經常有碰麵機會。1947年劉鄧部隊從大別山轉戰到河南，我們曾一起到豫西一帶去慰問，受到劉鄧首長的鼓勵，洛陽戰役，開封戰役，我們都在同一條戰線上做宣傳工作。渡江之後，我們在南京，他們進了浙江，見麵少了，後來我調整到北京，並且離開了部隊，就沒再見過他。1954年再見到時，他已在總政文化部編《紅旗飄飄》了，我覺得那是件很繁雜、很辛苦，甚至有點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幹得任勞任怨，而且接二連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黨費》等作品發表出來，思想性藝術性在當時都算得上革命曆史題材小說的頂峰作品。我著實為他高興，也有些納悶，願堅平日拘謹理智，他的作品怎麽這樣感情豐富，這麽生動活潑，這麽有靈氣，這裏有什麽秘密？另外他又是什麽時候學會寫作，並把文字功底打得這麽紮實的呢？我們從小當兵，上學的機會都不多，我隻上過4年小學，願堅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當分隊長時不過十七八歲，已經有好幾年軍齡了，他能比我多上幾天學呢？在戰爭時期我自學文化和寫作，發了幾篇稿子，就自我膨脹，到處張揚，現在才知道人家王願堅悶聲不響埋頭苦幹，比我有出息多了，這對我實在是個教訓。從此對願堅我又多了幾分尊敬。這一段時間，我們常見麵，多半是在各種會上，也有時是在雙柵欄總政文化部的宿舍，每逢我稱讚他的作品和刻苦，他總是說自己不行，這時我已不認為他是“假積極”了，而是極佩服他這種謙虛的品德。他對我的創作不僅當麵給了許多鼓勵，在背後也曾為我某篇作品被誤解而替我辯白。

反右開始後，周揚同誌曾找文學界幾個年輕人談過一次話，關照一下大家，要嚴於律己，謹於言行，實際是愛護與保護的意思。我和願堅都被召去，那天很熱，所有的人都是短袖薄衫，唯獨願堅是全副軍裝，還紮著武裝帶。我說：“這個天你怎麽還穿這個？”他說：“部長召見，哪能隨便呢？”我問他在幹什麽，他說打算寫一篇小說。聽周揚同誌談話後，想先放一放再說了，先整頓一下思想。沒想到從此一別就是20多年，因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離開正常的生活軌道了。這20多年中我隻有兩次想起過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傾時，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說是他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我很奇怪，心想王願堅別的毛病有，可跟資產階級怕是很難沾邊吧？他幹嘛要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連自己怎麽成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也沒想清楚嗎？再一次想起他是“**”時，又從油印的傳單上看見他的種種罪行了，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為他擔心，因為我知道他是個謹慎小心，自製自尊的人，不像我這麽臉老皮厚，經打又經踹。我怕他想不開，受不住，心想如有機會見麵我要和他談談我對諸如此類事的看法，哪知我們再見麵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了，這些已用不著再說，於是又和20多年前一樣，說些創作打算和生活體會之類的話。

40多年，我和願堅就是這樣的淡淡的交往，見了麵推心置腹，無話不談，不見麵也很少找機會故意相會。從來沒親昵過也從來沒有疏遠過，平時相忘於江湖，裉節上又會互相想到。從病房走出來，我才感到失去了多麽難得的一個夥伴。

晤別的第二天，願堅走了。這樣的生活，這樣的寫作，這樣的離去，對人對己都可以交代了。舊朋雲散盡，餘也等輕塵。這條路大家都要走的，隻希望自己也能像願堅那樣有拚搏，有成績，對人對己都交代得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