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德山
去廣島前的一天，秋岡先生輕聲問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時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還在北京未出發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關切地問過公木同誌：“聽說鄧友梅先生小時候在日本勞動過，是真的嗎？”
多年來我是絕口不提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我遭遇很多艱難困苦，但有兩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話）我一直不願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四人幫”橫行年代天昏地暗的歲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當年，像豬羊一樣，被趕進堆滿礦石的船艙。一千多噸的小船像落在滾水鍋裏的一隻餃子，反轉顛簸七天七夜，終於靠在下關碼頭上。那時我剛滿13歲。船上三百來名中國工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各處，用各種手段“集中”來的。在下關檢疫所脫光身子消毒後，我們一批四十人，就換乘機動木船，沿瀨戶內海被押往山口縣。
半夜，船在一個工廠的破爛碼頭邊靠岸了。穿過滿是管道的曹達工廠，走過黑沉沉、空****、一副破敗景象的市街，走進一處鐵絲網圈著的華工宿舍，還沒進去就聽見沉重的毆打聲和壓抑著的呻吟聲。魚貫進門後，隻見沿牆的水泥地上，一溜跪著四五個赤膊的中國工人，兩手舉著凳子，一個穿著馬褲馬靴麵目猙獰的日本人，正揪住一個中國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懲罰偷懶的人！”押送我們的人說，“在這裏要守紀律，不然就受懲罰。你們就站在這兒看看吧！”
由此開始了名為“養成工”，實際是“征用工”的生活。每當回憶起來，就像個鐵蒺藜一樣刺得心頭出血。所以，數十年來除去在入黨時我講過一次外，就是對母親和愛人也沒說過那些細節。在“女皇”江青肆虐的時代，他們在千人大會上宣布我“從十三歲就當賣國賊”，“雙手沾滿了鮮血”時，我倒是力爭要講講這些細節，但一張嘴就被一位雖沒穿馬靴馬褲、卻有同樣猙獰麵目的漢子一拳打得張不開嘴了。
不願重去揭那已結痂皮的傷口，所以，這次到日本我一直沒有提出去德山的願望。主人是太殷勤，對誠心誠意與中國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談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們還是攜起手來共建中日友好的未來吧！但是，隨著在日本停留時間的延長，我想看看德山的願望愈來愈強烈了。
在德山做工時，我在碳酸鎂車間。那時，日本青壯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們並肩勞動的隻有婦女和未成年的“勤勞奉仕”的學生。日本軍閥從日本人民身上吸幹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幾歲的姑娘勞動時穿的是露肉的爛布片。正常勞動一天12小時，到月底要幹幾個徹夜，“勤勞部”的監督員，騎輛車在各個車間轉，到處搜尋“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們宣布每一個日本公民都是“戰勝者”，都有權管理、督導“中國征用工”。可是共同命運抹去了民族的界線，我們躲在一個角落裏偷偷歇氣，一看到勤勞部的人趕緊互相關照；我們在一個防空洞裏躲避轟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讓給對方；我們在一塊河灘上撈取海草，烘幹後一起分食這些珍寶。有一次，我病了，幾個大嬸把我藏在車間角落裏休息，慷慨地把我分內的勞動空額分擔下來。沒想到她們剛把車推走，勤勞部的人就過來了，把我從高燒的昏迷狀態中踢醒，吼叫著：“誰叫你偷懶？你對大東亞聖戰不滿嗎？”大嬸們一聽到這聲音，撂下車全圍過來，爭著說：“他在發燒，我們叫他休息的。”勤勞部的人又叫：“你們有什麽權力？你們能負責嗎？”她們說：“我們替他把勞動額分擔了，怎麽不能負責？”那個人還要糾纏，一位老大娘悄悄轉到爐旁按了下電鈴開關，出爐的鈴聲震耳欲聾地響了，人們喊著“出爐了！”拉起我向爐門擁去。勤勞部的人隻好罵罵咧咧地溜出車間。他一出門，人們哄笑著又拉我回轉爐後去休息。原來並沒到出爐時間，電鈴是拉來攆他的。大家說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卻把我摟在懷裏哭起來。她說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現在也在外國，她惦記她的孩子，所以想著我的媽媽一定也在日夜掛念我。
工廠裏有一些年輕的女工，住在叫作“愛國寮”的集體宿舍中。有時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監又派我去給住院的傷病號送飯，送飯時要到“愛國寮”捎帶上女工們的飯盒。她們當中有的隻有十六七歲，小孩子容易熟悉，她們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個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個車間勞動。她在實驗室上班，每天在車間門口走過，總要客客氣氣鞠躬說：“鄧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車間來取樣時，總找機會向我打聽一點關於中國的情形。聽我講起家鄉的情形，她總是把眼睛睜得大大地說：“是嗎？這樣子嗎？跟宣傳的可不一樣呢！”
有一次為一件事我和監督人爭了幾句，那個人就打我，一邊打一邊問：“你還敢頂撞？”我說我聽不懂他的日本話，他伸手就把我剛打開還沒吃的飯盒奪過去扔到水溝裏。正好這時百合子取樣兒來了。一看見她，我就感到恥辱像火一樣燒得我全身顫抖，我不顧一切朝那個人叫罵起來。那個人抓住我，發瘋似的毆打。百合子趕過來拉住那人說：“廠長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開後，輕輕對我說了聲：“真對不起。”然後低著頭，滿臉通紅噙著淚走開了。我無心再顧那個飯盒，一個人躲到角落去飲泣。過了一陣，一個女工拿著飯盒找到我，說是百合子揀回來，托她送來的。打開盒蓋，見裏邊放著一個用紫菜包著的飯團。
在那軍國主義統治全日本、中國人到處受敵視和蔑視的環境裏，一聲“鄧友梅先生”，一個紫菜包的飯團，代表著多麽崇高的正義感和真誠的友情啊！正是這種人民之間的同情友愛戰勝了法西斯製造的殘暴與偏見，曆史才得以進步和發展的吧！
戰爭的局勢終於倒轉，工廠停產了，工人被趕去拆毀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難的大嬸大娘哭哭啼啼，被趕進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軍閥高喊“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口號聲中，我回到了祖國。幾個月後我在新四軍聽到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的消息。廣島距德山不遠，那些共患難的大娘大嬸，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輕夥伴都安全嗎？我希望原子彈隻射向日本軍閥，不要傷害那些和我一樣吃苦的窮人。這當然是孩子的想法。
時間過去35年多了，我又來到了日本。我怎麽會不想探望一下德山這塊土地，再見見共同度過艱苦歲月的老朋友呢！這種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覺了，他們熱心地為我做安排。
秋岡先生像個老大哥，他主動提出陪我一起去。
8日那天，雨後初晴，一早晨，中國新聞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館來接我，一起乘坐新幹線“光”號快速列車去德山。比起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紙畫了一張德山的簡單地圖，標明了當年工廠、宿舍、車站、醫院幾個位置。我指著圖簡單地講述一些當年生活情況。聽到中國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難，他們的麵色都沉鬱下來，山田先生極力把頭扭向窗外，以掩飾眼中的淚光。我忽然想到，這次來，我是找朋友敘舊情的，那些應對侵略戰爭負責的人，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為了扭轉氣氛，我把草圖交給山田先生，問他：“你看，畫得還對嗎？”
山田長長吸了口氣說：“我隻能說你畫的工廠、車站兩個位置還對。舊的德山我沒到過，戰爭後期這裏已經炸成瓦礫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廣島到德山，坐新幹線火車隻要20多分鍾。山田先生指著窗外說：“這就是你幹活的工廠，德山曹達株式會社。”
我在德山時，曹達工廠是最大的工廠，除去附近還有一個水泥廠和一個較小的東洋曹達工廠外，再沒有工業。現在望去，沿海一片數十裏，全是銀白色工業建築物，要在它們中間分辨出德山曹達工廠來，是很困難了。
我們在中國新聞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問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畫的草圖交給他。他說：“請稍等一下。”便拿著這張圖走出去，過了三四分鍾他笑嘻嘻地回來說：“我為你複製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圖，想不到您畫的這張圖大體方位和地圖是一致呢！”大家聽了都伸過頭來拿兩張圖比較。西村說：“可惜你要看的許多地方看不見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僅房子沒有了，那條街也不存在了。那時德山隻是個小鎮，現在已成為現代化的都市了。”我說：“看到德山這樣興旺、發達，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興。”他說：“發達也帶來新問題。這裏是日本汙染嚴重的地區之一，震動世界的水俁病就在這一帶。我們在為這個鬥爭呢！”
德山曹達工廠派人來接我們，驅車直到辦公樓。這一路應當是我最熟悉的，我卻找不到一絲相識的痕跡了。工廠的董事、人事部長、專務齊集樓門口歡迎我。到會客室剛坐下，董事長友清英雄先生熱情地趕來，他正在召開一個會，臨時把會停下趕來了。人們告訴我，當年我在這兒做工時，董事長還是個20多歲的青年工程師。戰後這個廠被封閉四年，原來領導人根據他們對侵略戰爭應負的責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現在的領導層是戰後新起用的。董事長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說：“熱情歡迎您來，在那個年代，您在這裏吃苦了。”
我說：“侵略戰爭給中國人帶來苦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了苦難，我這次來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長說：“是的，現在咱們廠正在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車間的產品就是為中國生產的，全廠用的原料也大部分來自中國。希望中日兩國人民永遠友好。”
當年和我一起勞動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許多人已經四散。聽說我要來，人事部的朋友費盡力氣找到兩名和我同一車間的工人。兩位老同事急忙趕來見我，男的叫貞本勝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歲以外的人了。貞本先生和我不熟識，可是藤井光子一見我就愣住了。望著我足有幾分鍾，眼睛閃著淚光說：“啊，你的模樣還能認出來，好幾十年了，又能見到，這是真的嗎？”
我依稀記得藤井先生的麵貌，但這名字卻想不起來。我說：“你是住在‘愛國寮’的吧？”
“愛國寮？”她激動地說，“這個名字多久沒聽人講了，現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後不久，這裏遭到一次轟炸，‘愛國寮’炸毀了，有五個女工被炸死……”
我問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麽地方？在座的人誰也說不出這個人落到了什麽地方。
我心中有些悵然。
工廠全變了。他們填海建廠，把麵積擴大兩倍多，產量則增長了許多倍。廠房、設備、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過，可是廠內道路走向仍保持著原來的規製。當汽車慢慢駛過一座小橋時，我說：“這地方沒有變，當年我們在這撈水草充饑的！”車開過工廠的碼頭，那裏停著巨大貨輪，正裝載運往中國的化肥。我對朋友們說：“這個海灘、這個碼頭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這裏卸過從中國運來的原料。那時，這裏是裝載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誼的橋梁。我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攜起手來，再不讓那樣的曆史悲劇重演。”齋藤先生說：“您是作家，您把這一切寫下來吧，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大知道那個時代了，而這是不該忘記的。”
我們在車間外麵逗留一會，然後把汽車開向附近最高的一個山頂。這山我來過，當年曾從山上背竹子下來蓋防空洞，現在站在山頂，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熱淚奪眶而出。在過去1/3世紀裏，我們跨過了多麽長的一段曆史進程。當年我來日本時，我的祖國正在流血，滿目瘡痍。這裏迎接我的是侮辱、饑餓和奴隸般的無償勞動。經過30多年的戰鬥，我們社會主義的祖國已經屹立在東方，在國際上我們有真摯的朋友，但也隻是在我們強大了之後，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國內，我也曾不滿足於我們的貧窮和落後，對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我曾滿懷激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鄰國的山上，才看清幾十年來我們已取得了多麽大的勝利，這勝利對每個人的命運又有多麽深刻的影響，這次來日本，我見到每一張歡迎的笑臉，聽到每一句充滿友情的談話，都使我充滿了對我們國家的感激和熱愛。我希望我的國家變得更富強更美好，為了她的富強，我甘願獻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廠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宴會。席間，齋藤先生再次提議要我把和德山的關係寫下來。工廠原有個文學愛好者小組，今後要改成“鄧友梅作品研究小組”。我對他們的厚意非常感謝，我認為用我的筆為日中友好盡力，是無可推卸的神聖責任。
回到廣島，我還久久不能平靜。我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悅，也為自己承受了過多的友誼而激動。但是沒有打聽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悵！這種悵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飯時，“講談社”的朋友佐藤先生興高采烈地跑來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給她打電話！”
“哪裏來的？”
“光市，一個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電話號碼撥了過去，一聽到回答，急忙說：“我是鄧友梅，哪一位找我？”
“鄧友梅先生嗎？”我答應以後，那邊停頓一下，依稀聽到壓抑著的哽咽聲，終於說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又問了一遍，才相信說話的正是她。她說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個朋友告訴她，在電視上看到我訪問德山，她不相信，要求電視台為她重播一次。在電視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趕緊打電話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遺憾哪，沒能和你見麵。”
“三十多年前，聽到廣島落原子彈的消息，我很為你們擔心，你家裏人都好嗎？”
電話裏沉寂好長一段時間，然後一個低微的聲音說：“全死了，隻活了我一個人……”
我找不到任何話來安慰她，隻能祝願她今後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見到我。但京都、光市千裏迢迢，我無法再找出獨自活動的時‘間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現在生活美滿，她的丈夫托她向我問候。
臨行前，我又打電話向百合子告別，我們幾乎說了同樣的話：共同度過那段艱苦時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視這患難友誼，讓我們留下的這些人繼續為日中友好而努力。
補記
寫完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後隨夫姓西村）寄來的信。她是由於許多當年夥伴在電視上看見我以後，給她打電話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說，聽到我在革命後成為作家的消息，心裏很激動。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孩子都已經大學畢業，結婚後獨立生活了，現在她和愛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雖然年過半百，滿頭華發，但35年前相處時的情形，還像是近在眼前。35年來，高興的事很多，悲傷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講得完的，以後一點點地談吧。35年日本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隻有友誼沒有變，希望我們兩國人民永遠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