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製連行”生活雜憶
一
在“二戰”勝利50周年之際，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歡慶和反思聲中，從東瀛三島也傳來點兒嗡嗡叫的不協音：日本軍閥發動的那場戰爭是對亞洲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懷疑這幾位先生是沒受過掃盲教育還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漢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國土、**燒殺、擄他人做奴隸等行為叫作“慘無人道”，發動這種戰爭叫作“侵略行為”的。
這幾位先生應當是參加過那場戰爭的，也該記得在中國進行的那場“狩兔之戰”，也就是遵照東條英機內閣決議，在農村全副武裝的侵華日軍抓擄手無寸鐵的中國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騙押中國人民，強行裝進貨船，運往日本，從事奴隸勞動。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島，並與“礬土麵岩”一塊裝進貨艙運往日本的。那個船很小，隻有3000噸。前後兩個貨艙，蓋嚴了艙蓋，留下個隻能通過一個人出入的孔道，從這裏竟裝進去近300名華工。人擠在礦石堆上，不僅不能躺臥，就是坐著也伸不開腿。從青島到門司，要航行10來天，每人隻在上船時給背上一壺淡水，不夠半天飲用。一天兩頓發黴的混合麵窩頭是用海水和麵做的，無法下咽。對馬海峽附近風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瀉。而船上的廁所，隻供他們日本人使用，300多名華工隻用一隻懸在船體外被海浪衝擊著的破木箱。華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過那齊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難。人們連暈船帶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過去抓不穩也會落水而死，有人瀉肚便在褲子裏，日本人說是得了“虎列拉”，活著就被扔進海裏。
擁擠、顛簸、悲痛、無人能夠入睡。艙內沒日本人看守，挨著的人就悄悄談話。從談話中聽到，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農商學兵，什麽人都有。每個人都經曆一番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劇。
一個泰安吐絲口附近的農民對我說，他是帶著老婆和6歲的孩子去丈人家時，半路碰到一隊日本鬼子在前邊公路上行進，一家三口嚇得趕緊鑽進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發現了他們，就有三個端著槍追了過來，一邊鳴槍一邊喊：“出來出來，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們想自己是老百姓，出來說幾句好話也許就放了，他抱著孩子，妻子提著包袱就鑽了出來。剛一露頭，過來個日本鬼子兵把孩子從他手猛地拉開，扭轉他的雙臂，另一個鬼子兵就用繩子把他捆綁起來。他妻子嚇得跪下求饒：“太君，我們是老百姓……”一邊說一邊把手中包袱打開舉給他們看。日本兵罵了聲：“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揚，衣服、鞋，還有一疊剛攤好的煎餅，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著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顧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褲腿，鬼子兵回身一腳，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遠，連推帶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聽到背後哭叫聲，回頭看看，隻見孩子呆呆地愣在路邊，妻子瘋子似順他走過的路一邊爬一邊叫：“俺跟你們無冤無仇啊，抓走他毀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爺你開開眼，你開眼吧……”
我身旁蜷伏著50多歲的老人，是濟南郵局的郵差，在執勤送信時碰到戒嚴，日本軍人把他的車子和車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車送到了集中營。他抽泣著對我說：“你還小，將來還有回國的機會。將來你回國給我家送個信，告訴他們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記住這筆仇！唉，我給人送了一輩子信，沒想到臨死卻無法給自己家裏報個信！”
東條內閣的決議，字麵上規定隻要40歲以下的人作勞工，實際在“獵取”時不分老幼，見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個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後來回憶說，他們在山上“狩獵”時，接到的命令就是：“見到中國男人，一個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強製連行”押往日本的華工既有80歲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歲的孩子。我當時13歲，已經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過多少勞工，無法作精確統計。“狩兔之戰”一直進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據極不可靠的文字資料，4年內被運往日本的中國勞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的有7000多人。這裏不包括被抓後還沒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沒等到達工作地點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國東北去的勞工。被送到偽滿的勞工，命運同樣悲慘。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興安嶺修工事的5000多華工，工事修完後，全部被日本軍隊槍殺，無一幸存！
二
那些昨天發動“狩兔之戰”，今天又把它稱作“解放亞洲人的戰爭”的先生們，對他們曾經怎樣對待抓到的華工，是心裏有數的。
前邊說的那個老郵差，上船前被關在濟南“新華院”集中營，出發前有個難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險逃跑，被日本人抓回來後，衣服脫光，綁在操場一棵樹上。命令全體華工集合，叫大家看著他們怎樣用刺刀把這人刺得體無完膚，然後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經簡略談到了，下了船以後怎樣呢？
船沒進門司港，就先上來兩名警察，不由分說就把一個在船上曾經偷過日本人生菜吃，並不肯聽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銬抓走了。與此同時押解我們的日本人把他們帶來的幾壇汾酒，兩袋麵粉給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後船才開進門司港，一直開到門司、下關之間一個孤島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場趕畜類一樣被趕進消毒室消毒，同時把華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檢查。
華工們消毒出來，赤身**蹲在草地上，就來了各產業部門的接收入員，押運的日本人陪著他們走到華工麵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著名冊點名，被點到的人走出隊來，湊夠一組時，領取消過毒的衣服穿上，由各產業接收人員再押著登上小木船，分頭運往不同勞動地點。
到了勞動地點華工們又過的是什麽樣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規定，人們就會從中想像個大概。
設置：
1.必須在“華人勞動者”宿舍牆外七尺處設鐵絲刺網，刺網出入口用繞了鐵絲刺網的木柵欄擋；
2.院牆出入口也必須用加了鐵絲刺網的木柵門；
3.也可以木板牆與鐵絲刺網兩道並用；
4.每個華工的衣服上必須用墨寫上番號；
5.在作業場所必須建立可以監視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須經常巡回宿舍內外；
2.到勞動場所時必須由監守人員押送，勞動期間監守人員也要不斷巡視；
最後還有“其他”，如：
華人勞動者絕不允許持有現金；
華人勞動者任何時候都必須穿寫明番號的衣服；
華人勞動者絕不允許帶有火柴、火藥等危險物品；
嚴禁華人勞動者與外部華人、朝鮮人、一般日本人（不論男女）接觸；
嚴禁華人勞動者單獨外出，不準其在宿舍外單獨活動；
必須將華人勞動者的照片、名冊分送給鄰近各縣警察署，共同監視……
規定很長，我想隻要看看上邊這一點也就夠了，試想一下在這樣的嚴密監管下，華工過的還算人的生活嗎？
這還隻是“生活管理”的部分，進了廠礦、作業部門還有一套勞動管理條例。工作時間是每班12小時，早上5點鍾就要進廠，先集合在操場上和日本人一起作“東方遙拜”，背“社訓”，聽宣讀“天皇詔書”，做早操。6點鍾開始幹活一直幹到下午6時，中飯都隻能在工作間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幹幾個“徹夜”，就是今天早6時上班，明天早6時下班，連續勞動24小時。休息12小時後，晚上6時再上班，一直要幹到後天晚上再下班。幹什麽活呢？當時日本廠礦已經有40%的體力勞動都由“女子勤勞報國隊”、“學生勤勞奉仕隊”和各種女工擔任，連推“軲轆馬”的都是穿著破衣爛衫的年輕女性。給華工幹的當然是最繁重、最危險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體弱，承擔不起搬運之類的重活，就幹危險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堿性極強，不發手套，給的那雙膠靴連底都掉了的。一天下來手腳全部燒破出血，第二天裹上點水泥紙袋上撕下的爛紙照常勞動。在碳酸鎂間幹活時，叫我守著皮帶運輸機整理濕料，我個子小夠不著機器，隻能腳下墊個破木箱，冬天也要**雙臂，就這樣碳麻粉塵也無孔不入沾滿身體，夜裏渾身痛癢難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達”車間，“苛性曹達”就是火堿，連在這樣的地方幹活，日本人都不發合格的勞保用品，幹幾天活就弄得體無完膚。
如此沉重的體力勞動，每頓飯隻給一小碗飯兩塊鹹菜一碗菜湯，絕看不見點油星。飯也不全是用糧食做的。起先飯中摻1/3白薯，隨後摻一半蘿卜，再往後摻大部分蘿卜葉。華工餓得受不了，逼得在勞動空暇到海邊撿海草，從船上扔下的橘子皮，拔野菜充饑。日本監管人認為這違犯了“擅離職守”和“單獨行動”兩條紀律，發現後就狠狠懲罰。我有次到海邊撿了點海草吃，被工頭發現後打了一頓後又報告給華工管理人員，下班後全組人除為我挨了幾個耳光外，還罰掉我的晚飯，並且命令我：“飯不許吃，可是晚飯禱詞要跟大家一塊念！”日本人規定華工吃飯前要麵對飯碗背一遍祈禱詞，閉上眼默禱三分鍾才可以動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數日本人，不把中國人當人待，視華工生命如草芥，常常為一點芝麻小事，甚至毫無理由的殘害華工。秋田縣鹿島組一個老華工，也就像我一樣餓得受不住，從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燒紅的烙鐵燙他，華工忍無可忍，奮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場駭人聽聞的“花崗慘案”！
三
日本法西斯分子對華工的思想統治更為殘暴。常常在勞動一天之後，睡覺正熟時警鈴大作，日本監督拿大棒把華工打起來，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鋪位前，衝進一批警察來進行突擊式搜查。發現有人偷著寫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紙，馬上扣上手銬逮捕。
在勞動場地，日本軍方派來監管華工的“勤勞部”人員，也進行突然性襲擊。有天我正幹活幹得連氣也喘不過來，一個勤勞部（軍方派駐廠中管理華工的部門）卻把我叫下機器，冷不防問道：“你說蔣介石跟汪精衛誰是好人？”幸虧我當過八路軍交通員，馬上意識到這是兩個政權的代名詞，就裝傻充愣反問他：“這兩人是哪個車間的？我怎麽一個也不認識？”他打了我個嘴巴，罵了聲“混蛋”轉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錯，就得送進警察署“懲戒”了。
還有一次我帶病勞動，被監工認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頓後，心中痛苦萬分，無意間在破水泥紙袋上寫了“忍耐”兩字，不巧被勤勞部的人發現，他們就追問我：“你寫這兩字是什麽意思？是對這裏不滿意嗎？”我隻好說：“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子斜了我一眼說：“你的病大概是偷著到海邊挖蛤蜊吃，撐出來的吧！”事情過後，難友們都替我鬆了一口氣，一個平時不說話的人批評我說：“以後不要胡寫，有什麽話隻在肚子裏說。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他們也聽不見。啞巴吃黃連，苦在肚子裏算了！”
在強製勞動的同時，日本還加強奴化教育。他們規定華工對日本隻能稱作“內地”，不能說“什麽時候到了日本”，要說“什麽時候回到內地”。在僅僅上過一星期日語課後就下令，即使隻有兩個華工在一起時也不準說中國話，必須用日本話交談。早晨進廠後要作“東方遙拜”，幹活前要背“社訓”，飯前飯後要念禱詞……
四
敵人的壓迫和殘害，更增強了華工懷念祖國，向往抗日的熱情。恐怖手段並沒有能壓熄華工的反抗怒火。憑直覺我知道有幾個人是有來路的（回國後知道了他們身份，證明我的估計不錯），即使在那樣的條件下他們也不動聲色地做了許多工作。有人用僅有的換洗衣服跟工人換來白糖，而不久有的電機就燒毀了，同時華工中就悄悄傳播白糖摻進潤滑油中澆人電機內可以造成燒機事故的“秘訣”。諸如此類的事不斷發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辦法追查許久，到我們回國也沒查出個究竟。坦白地說，一群在國內時政治信仰並不一致的人，來到敵國都站穩了“自己是中國人”這一立場，團結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難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國土上第一次讀到的《大眾哲學》和《革命人生觀》這兩本書。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樣嚴密檢查，反複搜索下這些書是怎麽弄到日本，並在華工中傳閱而又始終沒被發現的！隻這一件事就堅定了我們一個信念：“中國不會亡！”
當然在回憶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時，我也不會忘記善良、友好、愛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張海迪同誌訪問日本時，那位義務替她推輪椅；中國山東兒童藝術團訪問日本時，義務照顧孩子們生活，領他們旅遊的老人中元幸廣，當年就是我們的舍監之一，是唯一不打華工的舍監。多少年來他獻身於中日友好，退休後每年自費來中國學習中文，以便有中國朋友訪日他能更好地服務。那年，他從報紙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裏迢迢從山口縣趕到東京，跟會務人員說：“我是來向鄧先生賠罪的，他在這裏受苦時我沒能盡力保護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們能叫我見他一麵。”在我開會期間，他竟然在我住的飯店對麵小旅館中租了一間房，隻為了每天在我休息時跟我見上一麵。我問他為什麽對中日友好這麽熱心？他說：“中國人給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兩國人民不是敵人，我們共同的敵人是戰爭，是殘暴的軍國主義分子，我們兩國人民應像兄弟那樣相處……”當年與我一同在那工廠勞動過的一個小姑娘現在已經作了祖母的朋友，聽說電視上出現了我的形象，馬上要求電視台專為她放一遍認一下是不是她認識的那個人。電視台應邀放過後，她就打聽我的行蹤，一直把電話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頭一句話就說：“真對不起，當年沒法保護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戰爭後期完全死在廣島的不幸中了（我勞動的地方距廣島隻有18海裏）。
那些把殺人放火、侵略別國領土、擄人為奴的戰爭至今仍謊稱是“解放亞洲人”之戰的先生們，他們隻講日本是遭到過原子彈轟炸的唯一國家，卻從不講為什麽原子彈會落在日本，更不講是誰使發動侵略戰爭的後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為如此，中日兩國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為不使曆史悲劇重演而攜手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