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之日在南京

來到這個世界上已過了兩萬多個日夜。但留下清楚印象、能久記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數，粗估一下絕占不了總數的千分之一。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

那一天我在南京，當時的身份是新華社華東海軍支社的見習記者。

我說的“久記不忘”，不是指天安門上的開國大典，南京人民的慶祝遊行。這個誰也記得，印象都差不多。難得的是還記著幾件隻與個人有關的小事。

早已得到通知，作遊行準備，10月1日早上集合好遊行隊伍在本單位門前聽廣播，隻等毛主席一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馬上就開始遊行。這天早上我和海軍的隊伍站在前“交通部”門口聽廣播，聽完毛主席的講話，還沒動身，電台又現場直播起天安門前遊行的盛況：“走在隊伍最前邊的解放軍海陸空三軍的儀仗隊……海軍部隊穿著嶄新藍色軍裝正接受檢閱……”說到這裏，別的隊伍還沒反應，海軍的隊伍卻響起一片歡呼。歡呼後就急著打聽誰知道新海軍軍裝是什麽樣（當時華東海軍還完全穿著陸軍軍裝，隻不過胸章上寫的是“中國人民海軍”）？

有個人一指，我就頓時成了“權威人士”。因為在場的隻有本人穿過新軍裝！我便眉飛色舞地給人家介紹起海軍軍服的樣式來。

大約半個月前，一天上午我正在辦公兼宿舍的屋裏看書，通訊員來喊我說：“主任命令你馬上去辦公室，有重要任務。”我想必是有重要新聞要我采寫，便跑步到了政治部。一進主任辦公室，隻見坐了一堆人，除去主任、部長還有參謀處、後勤部以及被服廠的人，正圍著一堆衣服說笑。見我進來主任就說：“給你個光榮任務，把這幾件衣服穿上……”後勤部同誌就提起一件藍色的海軍士兵服給我穿上，又在我頭上扣了一頂水手帽。主任喊道：“立正，齊步走，向右轉，立正，敬禮……”我照口令動作，旁邊的人就發表議論：“袖子太長了點。”“帽頂還太小。”又問後勤部的人：“為什麽這大領上是四條橫線？怎麽全身沒一個扣子？”後勤部的人一一作答：“四條線代表中國四大海域，海軍士兵服裝照例隻係帶子，為的是落水脫衣方便……”穿完士兵的又叫我換上軍官服，白軍服大簷帽，藍呢軍裝藍呢大衣……

原來叫我來是當衣服架子，試穿新製的海軍軍裝，供領導評判，提意見。有位科長解釋說大樓裏別人全有事出去了，這光榮任務就落在我身上。

這樣，新中國成立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新軍裝做廣告。我說得很得意，大家聽得也挺高興，過後也就忘了。最近從報上知道服裝模特成了最時髦、最先富起來的行業之一，這才又想起這段光榮曆史，懷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國第一個軍裝模特，但不知能否從這裏找到點騰飛之路。

聽到出發口令，我就帶著一臉高興走上街頭。遊行前記者們都劃定地段，分配了采訪任務。重大新聞輪不到我寫，我的任務是寫遊行花絮，而且隻限定寫從新華日報社到“國民大會堂”這一小節路上的情況。我觀察了些什麽，如今已完全忘記。隻記得隊伍過去後我就到新華日報樓裏去寫稿發稿。大會規定，所有記者采訪完都到那裏去寫稿。隨到隨寫，隨寫隨發，新華日報為此專騰出一間大廳來供記者們自由使用。來人中既有軍隊記者也有地方記者，有官方記者也有民間記者（當時南京最大的民辦報紙似乎是張友鸞先生主持的《新民報》）。在那個日子裏，人們滿懷喜悅，互相毫無戒心，不論穿軍裝的穿便衣的，穿列寧服的還是穿西裝的，大家一見如故，歡聲笑語，大廳門外就成了全南京記者們相識、交談、聚會的場所。

我寫完稿跟剛相識的《新民報》一位記者閑談，猛抬頭忽看見從外邊大步走來一位軍人，頓時嚇得我把說了一半的話停住，下半忘了要說什麽。

那記者見我神情有異，忙問：“你哪裏不舒服？”可我顧不上回答他。

原來從我們文工團調出來當記者的有兩個人，另一位比我年紀大、修養高、學問深、本事強，名叫周澤民。正當他連續發稿件引得我羨慕、老同誌讚許時，忽然傳來消息說他在進軍的途中與敵人遭遇，光榮犧牲了。大家聽了都很難過，一時間還成了議論的中心，正要打聽花圈往哪裏送，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來了，錯了管換，正是這位周澤民！

他見我發愣，就首先伸手問好。我覺得他手並不像傳說中來自另一世界的那麽透骨寒冷，便遲疑地問道：“你不是已經當了烈士了嗎？”

他說：“那是誤傳。我要趕著發稿，咱們回頭再細談。”這一回頭就回了40餘年，至今也沒再談，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麽死而複生的。隻聽說他一路春風得意，後來還當了新華社軍分社的領導成員，確是應了“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話。當時見他意外地出現，實在是增加了我的喜慶感和對那個節日的印象。

我發完稿後，遊行隊伍已經轉到了挹江門內地方，我又追上去，追到一半隻聽半空中有人喊我，抬頭一看，在一座小洋樓的陽台上站著新華社的攝影記者在拍照，見我抬頭就招手叫我也上去，我就進了那洋樓。隻見屋裏有更多的熟人，有的坐在沙發上休息，有的在喝茶。我問這是什麽地方？人們告訴我是“蘇聯大使館”。我軍進城後，許多大使館，包括司徒雷登的美國大使館都還原地不動地在觀望，可蘇聯大使卻撤走了。別的使館大使雖然沒走，但都門戶緊閉。這裏大使雖然走了，留守人員卻一直站在陽台上為遊行隊伍鼓掌，並開辟出主客廳來為記者們當休息站，並借陽台給攝影記者拍照遊行的人。我很為這種友好態度所感動。後來我搞了外事，有機會多次出入蘇聯在北京的使館，那地盤可比南京的大多了，但印象卻沒那個深刻。

這一天慶祝**，更像是在晚上玄武湖裏的遊園會。

那晚上玄武湖免費開放，除了放煙火、劃船，還搭了數十個舞台，集中了全南京市的文藝團體舉行慶祝演出。演出的節目可謂百花齊放，既有音樂學院教授雙手捧著肚子唱“小黃鶯鳥”，也有舞廳的流行歌手，耍著兩個沙沙響的大錘，扭動著腰肢，帶著神聖表情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來在電視上看到當代歌星們的表演，懷念起那幾位濃妝豔抹的小姐來，懷念那種虔誠的神情、認真的台風。

我在兩個露天台前停留最長，一個是京劇，唱的是“四進士”，挑班老生是李慕良！李先生本是馬連良先生的琴師。馬先生去了香港，他沒去。馬先生留在香港，於是他就放下胡琴粉墨登場，自己唱起馬派戲來了！唱得還真地道，馬派戲迷閉上眼把他當馬連良聽。另一台是話劇，由當時在南京的著名演員臨時組合，現編現排了一出戲叫“國民黨一團糟”，裏邊有我們的新戰友老明星黃宗江，還有一代名伶戴涯、齊衡……宗江演個穿藍長衫的國民黨元老，在戲快結束時歇斯底裏地叫喊：“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了……”隨後就暈倒台上。這大概是宗江最後上台，此後就退居幕後專門炮製電影劇本了。數十年後有次我跟他提起這檔事來。我說：“你們那台戲演員挺好，可劇本實在不敢恭維，唯一的好處是確實體現了‘一團糟’這三字。”他卻說：“可我很留戀那個戲。那種親密無間、團結合作、振奮向上的氣氛幾乎是空前絕後的。幾十年來再也沒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