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姐誌鵑
一
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時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兩字能形容的。
誌鵑去世對我來說不隻是走了一個戰友，一個親人，隨她而去的是我經曆的一個時代。那是個光彩奪目、青春煥發的時代。物質上很艱苦，精神上很多彩，我們在槍林彈雨中奪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變，不管物質方麵、精神方麵，都比那個時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們是不是也失去了點什麽寶貴的東西呢？比如說那種親密、無私，甚至可以說聖潔的人際關係……
二
我知道阿姐會生氣，因為遺體告別那天我哭了，當著一屋人我出聲痛哭。她警告過我：“小鄧，你記住，你要是再當眾哭鼻子，我永遠再不理你，我是說話算話的！”
說話時間是1947年一個夏夜，在魯南突圍的路上，在茹誌鵑寫過的“澄河邊上”。
華東野戰軍文工團一個隊正在葉飛將軍率領下，擺脫九倍於我的敵人的追擊與攔截，越過津浦線，超過澄河，向西疾進。
那是華東戰場最殘酷、最激烈的一年。我們剛在孟良崮消滅敵軍74師，增援敵軍就沿隴海路、膠濟線、津浦路從南、北、西三麵合圍撲來，隻在東邊留一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蔣先生給“徐州剿總”的命令就是“把陳、粟共軍趕過大海！”我們跟蔣先生鬥了鬥心眼：白天在敵機偵察下紅旗招展地擺慶功宴，演戲祝捷；夜幕一落分頭轉移，悄無聲息地從敵軍夾縫中鑽出口袋。南、北、西三麵並進，隻留下大海一麵供蔣先生憑眺。野戰軍文工團分作幾隊深入部隊。我和誌鵑姐到一縱部隊演戲慶功。天黑戲散就隨部隊插入魯南敵後。先向南疾進，天亮後有敵機偵察時轉向東行，來到沂河岸邊，接到命令停止前進，埋鍋造飯，指戰員抓緊時間休息。大家以為吃飽肚子後要東渡沂河。不料一覺醒來，接到緊急命令做180度轉彎，沿白天走來的路退回去。
就這樣，我們遠離了根據地沂蒙山，向豫、皖、蘇、鄂一帶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發，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難走時拚搏一夜才移動四公裏！腳上的鞋被泥水漚爛山石磨穿隻好丟掉，軍裝淋濕了烤幹，烤幹了淋濕仍貼在身上。多少個日夜沒正經開飯沒進村宿營，餓了抓一把雨水漚爛的煎餅渣填到嘴裏，困了邊走邊打瞌睡。因為不定什麽時候就碰到敵人伏擊，我兩個腳掌潰爛，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膿瘡，仍舊咬緊牙關前進，不敢掉隊一步。
這天夜裏正走在一片泥濘的小道上，後邊趕上來一支炮兵，帶著幾頭馱炮彈的騾馬，一會兒插到我們左側，一會兒漂躥到我們右側，把隊伍攪得挺亂。走到一個岔路口，我站住腳想看清前邊同誌往哪邊走，一匹騾子從我身後躥過來，炮彈箱鐵角正撞在我背上瘡口，鑽心劇痛使我頓失控製，尖叫了一聲中帶出了哭音。立即招來一陣責備與嘲笑：“嘿，碰一下就大聲叫痛，像個丘八嗎？”“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哭，你算輕傷還是重傷呀！”“這動靜像個男人嗎？”……
我那一點哭音本是在失控狀態中流露出來的，發現後已極力忍住，他們這一說，委屈超過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聲哭起來。火上澆油，又引出來怒吼聲：“要哭到路邊哭去，別叫我們陪著丟人好不好！”“這麽大了，理智點！”
一片男人聲中，冒出個女中音的話聲了：“你們公平嗎？炮彈箱把他背上的瘡都撞破了，怎麽不說炮兵反倒說他呀！”她提高聲音嚴厲地喊道：“炮兵同誌，騾子撞我們人了，為什麽還不來人牽著！”
這兩句話一說，把責罵聲壓下去了。有人跟著說：“可不是，小鄧背上血都滲出來了。”炮兵那邊本來看著我笑的，這時不笑了，有人默默走過來拉住了韁繩，把騾子牽到一邊去了。
我想收住淚水卻收不住，隻是剛才帶有苦味這時變得甘甜。我站到路邊等說話的女同誌上來，輕輕叫了聲：“誌鵑姐……”還沒等我說出感謝話，她拉了我一下，壓低聲音說：“小鄧，你記住，要再看見你哭鼻子，我永遠不理你。我是說話算話的！”
這話我記住了。此後幾十年我幾乎沒再哭過。1957年定為“右派”，我沒哭。“**”打翻在地踏上一隻腳，我眼都沒眨。甚至母親去世也隻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淚。在去殯儀館的路上我告誡自己：“快70歲的人，不要失態。”可是一進靈堂就失去了理智。
三
50多年來，我的小說中出現最早而又重複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說寫於1952年。那年夏天我作為“赴朝慰問團創作組”成員住在大連寫作。我寫了篇小說叫《咱們都是同誌》，寫的是朝鮮女兵救助中國人民誌願軍傷員的故事。寫好後交給團長田漢同誌審閱。田老讀完高興地說：“小小年紀寫女人還寫得不錯嘛！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動，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裏有個人作藍本。”
這篇小說處女作發在北京文聯的《說說唱唱》上。發表後主編趙樹理同誌對我說：“看來你能寫兵，下個月正逢‘八一’，刊物要發篇紀念性作品，你再寫篇好不好？”
我就寫出了第二篇小說《成長》，是抗日戰爭故事，主要人物又有個女兵！老趙同誌看了後說：“女兵寫得不錯，就是認不出她姓甚。別的字你寫不清楚，我根據上下文能猜，這姓名沒法猜。到底是個啥大姐？”我拿過紙寫了個“茹”字。老趙同誌看看說：“茹大姐？你咋想出這麽個姓來，這叫我上哪兒猜去？”
那時我20多歲。後來被劃入另冊停筆22年。小平同誌的撥亂反正政策再給我寫作機會時，我已年近半百。第一部中篇小說就是《追趕隊伍的女兵們》，寫了一群女兵。我對其帶頭人、班長周憶嚴描述是——
“周憶嚴今年19歲，但看起來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兩歲的人中間，她也像個大姐。她很少發火兒，至多臉紅一陣，話語帶點顫音；碰上叫人們狂喜的事，她也不會大笑大喊，多半把兩個好看的嘴角彎上去，輕輕地在嗓子裏格格兩聲……”
周憶嚴班裏還有個比她小6歲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氣橫秋外帶調皮搗蛋。在艱苦戰鬥中周憶嚴以班長的嚴謹和母愛溫暖竟把她調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戰士。
這幾篇作品似乎隻有最後一篇誌鵑看過。這篇小說發表不久，她來北京開會，一見麵就把頭搖得撥浪鼓似的說：“《追趕隊伍的女兵》我看了，寫得不好。開頭虛張聲勢，好像周憶嚴身上要發生很多驚心動魄的情況，結果什麽大事也沒有，毫無精彩之處。”
過了一陣她忽然問我：“我隻比你大6歲嗎？不止吧。”
我說：“宿遷戰役時我15，你滿21。”
她說：“我一直覺得比你大得多……”
過了一會兒又說：“你現在大了。《軍長》、《那五》都寫得蠻好嘛。寫那些才顯出你的特色來，不要再寫什麽女兵了。”
大概她沒看過我另外幾篇寫女兵的小說，因而提也沒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發覺這個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現最早而又重複最多。我從沒意識到這是誌鵑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識的。
我慶幸以前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也沒請誌鵑看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歡。我寫得不像，連她十分之一的麵貌也沒描述下來。我寫她永遠不會趕上安憶。
但是這篇文章我不能不寫。不寫我的心安不下來。我隻能寫我心中眼中的茹誌鵑，和別人心中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樣。我隻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誌鵑記錄下來，為懷念她的人增加點話題，給研究她的人留下點資料。
四
戰爭時期，革命軍隊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密、坦誠、透明、平等。也爭吵，也慪氣，但說開就完，不搞你死我活的鬥爭。見不到敵意攻擊、惡意誹謗、穿小鞋、放暗箭、臉上賠笑腳下使絆等醜行。我十五六歲時常受幾個大同誌數落、氣惱、冷落，原因在我。他們無壞心也無惡意，充其量是用成年人的標準來衡量一個孩子的言行，恨鐵不成鋼。這是我成年後回首往事悟到的。在當時我卻是很不服氣，很憤慨。在逆反心理作用下還故意幹惹他們生氣的事，當然他們也有誤解我的時候，我真的在做好事也被看成是逞能幹、出風頭。
平心而論，當年同誌們對我還是夠容忍的。假如今天有這樣的孩子在我麵前，我也不會喜歡他，我的態度也許要比當年人家對我強烈得多。瞧麽，年紀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氣橫秋，鷹嘴鴨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點汽燈燒壞紗罩；叫他敲鑼敲斷鑼錘；唱歌跑調；演戲淨犯“舞台自由主義”。秧歌戲本就以唱為主，派他個主要角色，上台去沒唱兩句覺得嗓子不好，竟大聲向樂隊宣布：“別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後台樂隊無法伴奏，前台演員不會接詞兒。團裏開會批評這一錯誤，竟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定語。這叫個什麽？個人主義？英雄主義？自由主義？都欠準確。隻好現創造個名詞“舞台自由主義”！有時他也想幹點好事，結果把好事幹壞。部隊住在老鄉家，幫群眾幹活兒是好事。掃院子、打柴火都行，可他偏要給房東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區挑水用瓦罐，水沒挑來罐子打了好幾個，隻好大家湊錢替他賠！戰爭環境中人們難免有些暴躁，責罵他幾句無可厚非。
卻也有人不惱怒，不發火兒，以更深的愛心來感化他。這樣的同誌有：馬旋、魯萍……不止一個，總代表就是茹誌鵑。
被騾子撞後有一天白天行軍，碰到敵機轟炸，她跟我趴在一個墳頭後邊，敵機俯衝掃射時我們埋下頭，敵機掃過後我們就聊天。她好像不經意地問我：“那天你為什麽故意放聲哭？”
我說：“疼的，騾子把我背上瘡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說：“頭一言是沒準備，忍不住，可一發現你就忍住了。正好這時有人出來批評你，一聽批評你又故意放聲哭的，對不？”
我衝她笑笑：“你看出來了！”
“這點鬼把戲還騙我？你跟他們故意賭氣，是不是？”
我說：“我忍住疼不再哭，他們還罵我丟人！反正是丟人，那就哭個痛快。”
“我正要替你說話，可你這一哭我沒法說了。”
我搖頭說：“說也沒用，反正我在他們眼裏一無是處！”
“不，許多同誌還是公平的。丁隊長、馬旋、顧繹，連小梁背後也說你有優點。”
“我還有優點？”
“從突圍以來，你沒掉過隊。”
“這是應該的。”
“應該的事多了，並不是人人都做到呀。還有，在澄河邊上，你跟小耿兩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後有追兵，你毫無懼色，設法聯絡上膠東民兵，把我們大家都架過河來了，這應當算堅強勇敢吧？給你倆記一功也不算過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說：“嗬，照這麽說我還不錯呢！”
“你打鑼用心時打得很好，汽燈也點得不錯，演戲也入戲，既不忘詞也不怵台。你還能編快板，填唱詞，按你的年紀這也不容易。”
“可除去你誰也不承認我也有長處。”
“那是因為你尾巴翹得太高，引人反感，其實大家心裏也承認你有優點。”
我不以為然地搖搖頭。
“就算人家不承認，自己總還得承認吧？首先要自己看重自己！自己把成績不當事，當著全隊一哭鼻子，人們當然就隻記著你的眼淚鼻涕，誰還記得你放哨值勤的樣子？劃得來嗎？”
我不再嬉皮笑臉，有點難堪地把頭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著我繼續說：“你的優點，要培養出來並不容易。你的缺點都是些屁事，注意一點就可以克服。叫小缺點掩住了大優點，不上算，好冤枉！”
我已養成條件反射，聽到教訓從心底反感，可是誌鵑教訓我，我卻沒有反感。聽別人一說我就渾身發冷；誌鵑說我卻能從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說，心裏把她的勸告接受了。
不久調整序列，男女分別編班。唯獨把我從男兵班抽出來，編進茹誌鵑當班長的女兵班；後來又改回來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說是羽翼下）度過了解放戰爭的大半段時光。我一人調進她組時，隊長一宣布就有人發出了笑聲。隊長特意做了解釋：“這是茹誌鵑同誌建議的。她說女同誌組確實需要有個男同誌幫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裏行軍的事，那就是個例子……”
連續雨季行軍，同誌們的大腿都被磨破漚爛，夜行軍時男同誌都“解放前進”。前晚走到半路要換向導，前邊傳下口令：“往後傳，有穿著褲子的上來一個。”傳遍男兵隊伍沒人應，傳到女兵處才有人回話：“請男同誌先穿上褲子，我們好上去。”傳到一半，有人醒悟似的說：“男同誌穿上褲子直接去找向導好了，還用女同誌上來幹什麽。”
隊長這樣一說，沒人做嘲笑狀了。會後，丁隊長把我叫到一邊說：“今天你表現很好，有人笑你也沒吵，這就是進步。”我說：“我服從命令。”我沒講茹誌鵑已經給我透過信。頭一天她對我說：“男女同誌要分開編組，可我想把你調到我班裏來。”我說：“我願意。”她說：“你要想好，這班可就你一個男同誌啊，有人會說笑話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嗎？”我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她才去隊部提的建議。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過了。沒有人對我再說刺話，我也就不再賭氣鬥嘴。怕給組裏添煩，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誌組時，別人都比我年紀大，我幹活兒少點心裏無愧。一夜行軍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號房子抱鋪草我就偷點懶。如今我是唯一的男子漢，不能女同誌幹活兒我反賴著不動。有一天我在泥濘中掙紮著打起擺子來，渾身發抖兩腿拌蒜。茹誌鵑過來要背著我走，遭到我強烈抗議。我賭氣離開她跟馬旋一塊兒去走，雖然是由馬旋拖拉著走完全程，但沒叫人背。這樣，在小組會上我就受到了表揚。我以前淨受批評，一表揚渾身緊張，從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這擺子是隔一日一發，發燒時我決不聲張。有一天我參加抱鋪草，動作慢了點，並且喘粗氣，茹誌鵑馬上伸手摸我的臉，摸完立刻說：“放下，你在發燒，為什麽不說話？”我說：“我能幹！”她瞪眼說：“我命令你坐在這裏給大家看背包。”我站著不動，她兩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頭說：“氣死人！”扭頭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淚直流。我自小離家，幾乎不知道什麽是母愛，這一拳打出了我對她的信賴與敬畏。是一種小輩對長輩的依戀之情。
六位女兵帶一個男兵，有些預料不到的麻煩。冬天地上鋪個長草鋪，既不脫衣又要蓋被，我睡緊靠牆一頭，茹誌鵑睡我身邊做隔離帶，別人全在她的另一側。夏天不大方便，有時把我寄存在別的班去。茹誌鵑向人家聲明：“表現不好你們就批評，別留情麵。”又要對我囑咐：“燒洗腳水，打掃衛生，上門板還鋪草這些要搶著幹啊，不要跟人家犯貧吵嘴……”
我嫌麻煩，就找個磨房、草屋或門洞等處，自己單獨住。住草屋點油燈，茹誌鵑不放心，就來跟我做伴兒。她有記日記的習慣，我一個人占著一盞燈比跟大家擠在一個燈下方便。她記日記時要抽煙，我就坐在旁邊給她卷大炮。
誌鵑21歲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樣，我15歲個兒又矮人又渾。她寫日記我坐一邊替她卷煙，看上去大概挺奇怪。有天房東大娘到我們住的地方抱柴燒，笑著問誌鵑：“參軍還帶著你弟？”茹誌鵑一本正經地說：“不，還有我哥呢，我們弟兄都在部隊。”
大嫂點頭說：“這也好，有個照顧。一來我就看出來了，他是你一家人。”
我沒跟她商量，當著房東麵叫了聲“阿姐”。
她開心地笑了。房東走後她說：“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誌關係，說是姐弟她才懂。”
從此我有時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給隊裏了：“這小鄧舊意識還挺強，他管茹誌鵑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最高尚、最革命的稱呼就是‘同誌’二字呀！”
隊長丁世賢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這反映告訴誌鵑姐，她說：“別理他們。”
五
老戰友郭卓在《哭誌鵑》一文中寫道：“越是受氣的娃子你越要護著，鄧友梅就是一個。你總算把他幫帶出來了。”
確實是她幫帶我走上了讀寫之路。
我隻讀過4年小學，沒養成讀書的習慣。在文工團我擔當過“提詞”重任。提一次詞念一遍劇本，連提幾場就背下來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蘆畫瓢“搞創作”。1946年蔣先生撕毀“雙十協定”，召開所謂“國民代表大會”，引起解放區軍民憤怒。我編了個化裝相聲《國大代表》，演出後張拓同誌覺得不錯，給我在新四軍內部刊物《歌與劇》上印了出來，還發給我一斤花生幾個柿子作稿費，成為我首次印成鉛字的“處女作”。此後我就常寫個快板唱詞供即興演出，但既沒讀書也沒想寫文章，隻想當個好演員。不料十六七歲到了變聲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戲裏小孩角色本來也不多，我隻能點汽燈打鑼管小道具，很有點苦悶。這時我到了茹誌鵑班裏。
不論行軍多累，茹誌鵑都要寫完日記再睡覺。女同誌集中住，她點著燈影響別人休息。我一個人住磨道裏單獨有盞燈，湊到我這兒寫正好。嘴上也說：“我寫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煙寫字我沒法睡，就坐在一旁給她卷煙，於是她又說：“你少睡點也可以，越睡越懶，利用這時間讀點書吧。”便找出本書扔給我。由半強製漸漸變成自願，終於有一天沒書可讀我感到手足無措了。茹誌鵑總背著書。突圍前下令輕裝，她把軍裝被單都扔了，就沒扔日記本和書。
我讀完一本書，茹誌鵑會向我提問或跟我討論。我讀完魯迅的《野草》，她就問：“什麽地方給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書中一段話：“在我的後園，可以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另外一株也是棗樹……”
她笑道：“明白意思嗎？”
我說：“就是有兩棵棗樹。”
“那為什麽不說‘兩棵棗樹’，而要說‘一棵是棗樹，另外一棵也是棗樹’？”
這一下把我問傻了，原來隻覺得很有趣，沒想到為什麽。
“這叫強調。”她講解說，“‘有兩棵棗樹’，給人印象不深。這樣一強調，讀者才會記住這兩棵都是棗樹。”
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學課。
那時候，我覺得茹誌鵑講話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觀點，不管對不對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響我一生，哪怕後來從理性上我已發現不妥，感情已難改變。我讀半本《紅樓夢》時，她說她不喜歡林黛玉，又嬌氣又是非，小性子，群眾關係極差。倒是薛寶釵說話有分寸，做事顧大體。要說性格坦誠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後我進“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正趕上研討《紅樓夢》**。認真學習後我當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對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擺脫不了誌鵑給我的影響。我不知誌鵑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來的看法。
學著寫日記，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時我們沒有“體驗生活”這個詞。上前線，下部隊，參加戰鬥，進行采訪，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問她：“你每天記日記，都記些什麽呀？是不是下部隊收集的材料？”她說：“不是，是每天看到聽到的新事，有些以後創作會用上，不記下來怕忘了，用不上練筆也好。你也應當學著記。”
我說：“天天行軍，我沒看到有什麽材料。”
她說：“天天記，你就會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發生在我們眼前，不經心也看不出意義來。”
我聽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東戰役”，我們繳獲了些白報紙，她縫了個小本給我說：“你拿去學著記。你編快板，寫唱詞蠻有靈氣，以後可以往創作上發展。”我說：“我不知道要記什麽。”她說：“什麽感興趣就記什麽好了，就算練習寫作。”
在她督促下，我終於養成了每日必記的習慣。新中國成立後我在全國性報刊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戰場日記》，隻是《文藝報》在發表時把題目改成《文工團員在淮海前線》了。“編者按”說這篇作品是“用日記的體裁，樸素地卻是生動地報道了戰場上文藝工作者的活動，實在是一篇值得推薦的文章”。
六
殘留的1948年日記，使我想起那個戰鬥頻繁、工作多彩的年頭。年初我們被騎兵從豫、皖、蘇邊區找回部隊，不久就打響豫東戰役，一口氣解放了許昌、漯河、駐馬店等城市。陳、粟首長為防驕傲情緒，命令文工團排演話劇《李闖王》。在本部隊演完，又帶著此戲去慰問從大別山回來的劉鄧大軍。
解放戰爭中，茹誌鵑隻在這一年上台演過戲，《李闖王》中扮演“長屏公主”。我認為演得蠻好。別的不說，用一口浙江腔的“國語”把不太口語化的台詞念下來就很不容易。可顯然別人有不同看法，此後排戲就沒她的角色了。數年後我從一本書中看到對茹誌鵑演戲的評論：“演公主的女演員高舉著兩隻手走上台來，好像繳槍投降……”我才知道為什麽再沒見她上台演戲。此書作者就是茹誌鵑的丈夫，我們的業務教員、導演兼作家王嘯平！
本來我想做演員，她分析了我的長處與不足，認為還是往寫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覺得她說得有理，便在本職工作之餘學習寫作。通訊、散文、鼓詞、故事，什麽都寫。寫得多了發表的也多些，終於引起有關領導的注意，剛慶祝完開國大典，就給了我到首都北京接受培養的機會。
初到北京時，我每星期都給誌鵑寫信。看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出了一種筆記本，每一頁都有一幅作家藝術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語錄，我拿出一個月的零用錢買了一本寄給她。她來信誇獎我：“小弟，隻有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麽！我高興極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還想給她買個銅獅子式的圖章，但因為沒錢沒買成，特別記在日記本上，以防有錢後忘記。這些東西當時在我眼中都是高貴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買給阿姐，盡一點孝敬之心。
由於在部隊時打下點生活底兒，到北京後受到些文學熏陶，在“文學講習所”又受到較正規的文學教育，此後幾年我連續發了點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誌鵑非常高興，不斷來信誇我讚我，甚至說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過她，她由衷的高興，比她自己寫出好作品還高興！其實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隻拿進城頭幾年說：1949年《南京文藝》創刊就發表了她的劇本《800列車出動了》；1950年上海《文匯報》刊載了她的小說《何棟梁與金鳳》；過了兩年她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得了軍區的二等獎。她就是在這期間結的婚。解放戰爭中她就和王嘯平要好，所以那時我就認為王嘯平是我們團最有修養的藝術家，最有風度的學者，最出色的男人！進城不久王嘯平就出版一本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藝術的書，我特意向於是之等朋友推薦。於是之笑著問：“作者跟你有什麽關係吧？”我說：“按理我應叫他姐夫。”於是之還真在團小組會上向人推薦說：“這本書可以買來看看，是鄧友梅的姐夫寫的。”嘯平和誌鵑的感情是經過長期考驗的。當然也鬧過矛盾，還在他們“搞對象”時期，有一次茹誌鵑生氣地說要斷絕關係。我很擔心，又不敢勸阻，我一張嘴她就說：“大人的事你不要發言！”茹誌鵑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勸誌鵑不要跟嘯平告吹。魏峨聽了笑道：“你還挺操心呢，放心好了，他們不會斷的。”作品得了獎，跟戀人結了婚，好事連連，剛進城這兩年應該說是誌鵑最順當的日子。
以前我總認為茹誌鵑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年、1952年她給我的信上，談家務談孩子的內容就多了。大女兒安諾滿月時，她寄來一張小孩照片和一封長信，照片後邊還寫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
1955年我從“文學講習所”畢業到南方旅行，專門到南京看望她。在“馬標”他們家裏沒見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卻見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著尿布在小**爬，我伸手抱了起來，誌鵑說：“小心她會尿你一身。她叫安憶！”
誌鵑雖然很愛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會兒她就和嘯平兩人陪我去遊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們拍了一張合影，相約以後每年見一次，沒想到從此一別20多年。
我被劃入另冊後，看到誌鵑姐一步步向文壇高處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見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對其評論同時在《人民文學》發表，盡管我正處在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時候，還是厚著臉皮給她寫了祝賀信。她回信沒多說自己，除了說對茅盾先生的評論感激與驚喜外，更多的是談我。她責備我不給她寫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斷書信，說明你喪失了自信！”
盡管如此，我仍然沒再給她寫信。後來見到丁嶠，他說茹誌鵑出國路經北京時再三打聽我的下落。有的說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說到延慶開荒種地，沒人知道準消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調往東北。郭卓去東北組稿聽說我在當地，找到了我，一見麵就說茹誌鵑一直掛念我，要我給她寫信。這時我才知道王嘯平也被錯劃，隻因是歸僑，沒離開上海就是了。不久就開始“**”了。
經過“**”的九死一生，我終於熬到了鄧小平同誌出來扭轉乾坤！1978年5月，我接到傳呼電話紙條，按紙條上的號碼一撥電話，聽到個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聲音：“喂，你是小鄧嗎？”
我已不記得是怎樣跑到那個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誌鵑、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麵前時，我弄不清是真是夢，也意識不到自己該做什麽和該說什麽。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誌鵑》一文中寫到那次見麵說：“死裏逃生出來的姐弟倆，緊緊擁抱，貼臉……戰火中血肉凝結起來的感情，深不可測……”
誌鵑要到我家裏看看。當我領她走進孤零零亂糟糟的住所時，她把眉頭皺成了一團。不等坐下就打聽我的境況。聽說我已妻離子散，並已被迫“自願退休”，她什麽都不再問了，用手支著頭仰首看天，半天沒說話。
為緩和氣氛，我說：“阿姐，我們多年沒在一起吃飯了，今天我要給你做頓飯吃。”
她說：“好的！”
我買了肉和黃醬給她做炸醬麵。我做飯她站在旁邊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斷發出疑問：醬不是這樣炸法吧？這菜煮熟了嗎？麵怎麽這麽粗呀？我發現她有些女人氣了。
我想辦法叫她安心坐下。從床下找出一遝我寫的文字：“你坐在這裏看看這個好了。”
她問：“這是什麽？”
我說：“有天我上街，聽到商店裏收音機廣播陳毅軍長去世了，心裏非常難過，回到家一肚子話找不到人訴說，就寫在了紙上。隻為宣泄自己的感情，沒打算給人看的，所以沒頭沒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沒出聲。等我把飯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來吃飯時，她用手按住稿子說：“喂，你把它改成小說！”我奇怪地說：“沒人會發表我的作品，改小說做什麽？”她沉穩地說：“你改出來我拿去試一試。不說我們認識，爭取先發出來。萬一發表後有人反對，就承認情況調查不細，疏忽大意……”
我考慮有沒有必要叫她為我冒險。她拉住我的手說：“你才40多歲，既沒工作單位又沒事可做，這怎麽行呀，試一試，也許能打開一條路呢！我是來開文聯理事會的，會上一致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論’，《光明日報》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據說大有來頭。局勢會往好裏轉，我們能見麵就是好兆頭……”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說，叫她帶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匯報和認罪書，別的沒寫過，已不會寫小說，改得不成樣子，她看後很失望，立即退回來叫我再改寫一遍。信中寫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七
茹誌鵑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寫了小說，把稿寄給了她。
1978年7月號的《上海文藝》又出現了失蹤多年的“鄧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說《我們的軍長》！我拿著這本刊物止不住熱淚滾滾，對著南方放聲說：“阿姐！我謝謝你了！我該怎麽報答你！”空喊聽不見，我急急把這幾個字寫下來，寄往上海。
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來信責備說：“每來信必感謝，實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寫的又不是我寫的，何謝之理？而且竟然說出報答的話，豈有此理！簡直有點‘四人幫’的幫風！”發過脾氣，她又轉回來督促我的寫作：“我認為你現在需要準備一些寫得像這一篇那樣的好小說，你需要放一個排槍，《上海文藝》、《北京文藝》、《人民文學》連發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強烈的反響。9月份準備發表評論你的作品的文章。現在我有一個矛盾，就是你手裏那個《女兵》，從你的角度考慮，是給《人民文學》發表有利，但從我們刊物看呢，當然很歡迎。隻要我一開口，你是不會拒絕的。我怎麽辦呢……我考慮再三，我還是不開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後是編輯。不過你快點吧。在我們9月號評論你的同時，就在《人民文學》發表吧！”
不久，中國作家協會舉辦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我們的軍長》榮獲了一等獎，成為我獲得文學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誌鵑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學天地中來的。
隨後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個和睦溫馨幸福的後方。
在半個多世紀裏，不論是我的事業還是我的生活，誌鵑阿姐一直在默默地關照著。
進入新時期，她邊做編輯邊搞創作，在不斷發現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時，她寫出了《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別人也不重複自己的好小說。正當看到一個茹誌鵑新文風越來越鮮明之時，她卻心甘情願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協領導工作上去了。
其實，誌鵑自己何嚐不知道這對她是極大的損失和磨難呢？我曾問過她：“你幹嘛要擔任這工作，這會影響寫作的。”
她說：“我想為年輕人創造點條件，叫他們早點出頭。他們有才能但缺少經驗，要有人幫助解決困難才能闖出一條路來。我願意為他們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