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二月是老舍先生九十五周年誕辰。想起一些往事。

四十四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東單三條一間屋跟朋友聊天，那裏是“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一間客廳，大家在等候開會。上次會我沒來，偏偏那天老舍先生來了。他們談對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聽他們談的帶有太多恭維、崇敬色彩，跟我從小說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樣。我想像他是跟拉車的、開店的都能論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們說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頭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陣腳步聲，從門外走進幾個人來。最前邊是位大高個，頂著幹部帽，穿著件清河製呢廠出的粗呢幹部服，褲子上有香煙燒的洞；中間一位穿著嶄新的棉幹部服，沒戴帽子，微微有點“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後一位個頭不高，戴一頂英國呢子禮帽，穿一身剪裁合體、麵料考究的絳色西裝，戴金絲眼鏡，手執“司提克”，活脫是個洋紳士（我並沒見過洋紳士，這洋紳士的印象來自狄更斯的小說）。前邊這人我認識，是尊敬的趙樹理同誌。中間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這最後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沒對上號！

人們站起來搶著握手，端木沒戴帽子趙樹理不摘帽子，兩人握手都應付自如。老舍右手拄著文明棍，一進門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兩手都不得閑，就有點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處瞧了下說：“找不著釘子，帽子還是掛在頭上吧。”把帽子戴在頭上，這才騰出手來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卻麵不改色，一本正經地跟大夥寒暄。

散會時，他對身邊的人說：“明兒個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們帶豆腐幹花生豆怎麽樣？”回頭又衝我找補一句：“你還小，就別跟我們學壞了！”

我覺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對上號了，還覺得老舍就該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後來有一次在他家中見他身穿長袍，腳蹬老頭樂棉鞋，才覺得這樣更對路。

“大眾文藝研究會”是北京文聯成立前，由李伯釗、趙樹理、康濯、馬烽等挑頭的一個文學團體，是團結“大眾大學”作家的一個團體。北京解放後寫武俠、言情、偵探小說的通俗作家和小報撰稿人，一時沒了章程。如李薰風、陳慎言、鄭證因、梅娘等，一向賣文為生，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如今照老路子寫的作品沒市場了，“革命小說”一時還寫不來，又沒大鍋飯吃，生活發生困難。連張恨水、還珠樓主也很拮據。“創研會”就組織他們學習，采訪，寫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並設法幫助一些人安排工作。從解放區來的作家和剛從大學出來的文學青年參加進來，一麵向他們學習，更主要的是協助工作。那天開會談的題目就是怎樣幫助通俗作家們寫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老舍先生出主意說：馬上寫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難，可以從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點民間傳說，替曲藝界、戲曲界改點舊段子、舊劇本。他說：“拿大鼓說，有的段子人們都聽熟了，會背了，可是誰也不懂什麽意思，因為要麽太文要麽不通，唱得聽得都糊塗多少年，解放了總不能再糊塗下去了吧。把它們改順了，能聽懂，這用不著學多少革命理論，伸手就能辦嘛。拿《白帝城》說，是名段子，開頭幾句你們聽得懂嗎？”說著他點著一支煙哼了起來：

“壯懷無可與天爭，淚灑重衾病枕紅。江左仇深空切齒，桃園義重苦傷情。幾根傲骨支床瘦，一點雄心至死明。閑消遣酒後茶餘談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著問：“什麽叫‘無可與天爭’，怎麽個‘重衾病枕紅’，‘一點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壯懷’、‘傲骨’又太文了，誰的耳朵能聽懂？相聲該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給你們找唱家，找地方發表。要嫌這活小丟了身份，我帶頭先幹。”

他剛從美國回來，家還沒安下，人們把這話隻當表態，並沒當真。誰知沒過幾天，大眾創研會的刊物《說說唱唱》就登出了他寫的“太平歌詞”《中蘇同盟》，電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聲段子《維生素》。隨後《光明日報》就連續發表了他改編的相聲段子《繞口令》、《假博士》和《鈴鐺譜》。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說說，是動真格的，這時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頭，知名作家，從美國回來竟用這些作品打炮，不僅令人叫絕，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熱情愛國，助人為樂，不擺譜，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這對別的文學青年有什麽影響，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個新段子叫《張樹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寫出來的，是我終生唯一被演唱的曲藝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開了第一屆文代會，成立市文聯，老舍先生當選為主席。我也調到文聯工作，就幾乎天天見麵了。老舍先生這主席當得很認真，風雨無阻，每日上午必到機關辦公，但他又是我見過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對屬下像對家人，隻有平輩與晚輩之別，沒有職務高低之分。跟我們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別注意儀表的整潔。我在《說說唱唱》編輯部工作，他常上編輯部來閑聊，他的整潔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就住在編輯部對門，有天我就穿著褲衩背心進了編輯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兒，他看見我先是一愣，隨後笑笑說：“小鄧，把衣裳穿齊了再忙事兒吧，大小咱們也是個衙門不是，來個人看見招人笑話！”我從此開始注意整潔。我們寫的習作他不僅親自過目，而且評點。有次我寫了篇涼山彝族的故事。裏邊有段描寫說：“山穀中的霧氣，夜間落到草葉上變作露珠，太陽升起後又化作白雲升到空中……”寫完自己還很得意。交給編輯部後，老舍先生批了幾個字拿回給我，上邊說：“雲是雲，霧是霧，露是露，你別瞎攪和。”那時我正崇拜蘇聯文學，連文風都模仿翻譯文字。寫文章絕不說“河邊有三棵樹”，而要寫成“樹，一棵，兩棵，三棵，直直地美麗地拉開距離排列在那看得見激流聽得見水聲的河上，挺立著”。有回我問老舍先生：“人家說我文章寫得不順溜，您說怎麽才能順溜？”他說：“寫完了自己關上門先大聲吟念兩遍，自己念著順嘴，不打奔兒，它就順溜。要是連自己念著都繞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順眼！”這點教導，我受用了一輩子。至今寫完文章還要關上門先念一遍，有不順溜的地方，堅決改過。

除去公務，老舍還愛攬“閑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內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點“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寫舊小說的作家生活困難，國畫家們日子也不好過。齊白石的畫在中山公園展銷，一幅中堂定價40元人民幣還賣不動。陳半丁、於非間更不用提，有位名畫家揭不開鍋，裱畫師傅知道老舍愛畫，出於同情，拿了幾幅畫去找老舍說：“這位先生過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畫得了，價錢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幾十元錢給來人說：“這點小意思拿去請他先墊辦一下，畫我不敢留，藝術是無價的，我哪能隨便留人家畫？”事後就跟文聯的同誌們說：“這國畫家也是我們團結對象，得替他們想想辦法。”在他倡議下成立了個“北京市新國畫研究會”，組織大家學習和寫生，幫助解決生活困難。當時正重新翻修天安門。他就以文聯名義跟有關領導請求，把天安門內部宮燈、隔崗的繪畫工作全為國畫家們包了下來，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總在胡同裏碰見兩個算命的盲人，見他們生活困難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聯同誌們說：“解放了，人們不迷信了，這算命的瞎子沒生意了。他們裏邊多數人都能彈會唱，把他們組織起來，教他們為新中國唱歌，既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困難，又擴大了我們宣傳隊伍，不是一舉兩得嗎？這事咱文聯、文化局也該管吧？”就在他的倡議、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國第一個“盲藝人學習班”。他們下鄉下廠，演唱歌頌新中國的節目很受歡迎，還整理了一批傳統的曲藝段子，成為一個出色的殘疾人演出隊！

1957年因為陰錯陽差，我被錯劃成右派分子。開批判會時，老舍先生對我一言未發。我去勞動改造後，有一次放假回家，見到老舍先生在場，我想躲避，但他看見我了，忙叫道：“這不是小鄧嗎？你躲什麽？”我紅著臉說：“犯了錯誤，不好意思見您。”他沉默半天，說道：“好好幹吧，你還年輕呢不是？來日方長嘛。”

後來我去了東北，再沒跟他聯係。東北有個劇團，演出了老舍的劇本《女店員》。1965年那劇團派人到北京給老舍先生送演出稅。老舍看他的介紹信，便問：“有個北京去的鄧友梅，你們認得嗎？”那人說認得。老舍就說：“回去告訴他，我問他好。叫他好好幹。”那人回來後轉告了我，我很感動。過了一年，那劇團搞什麽運動。那人忽然跑來找我說：“老鄧，你得幫我個忙，不然我沒法活了。”我吃驚地問：“什麽事？”他說劇團裏有人誣告他貪汙，他不承認，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證。不料，老舍先生家記的賬真跟他交的收條數目不合。賬上比收條少好幾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說：“老舍先生肯定記錯了，他要不給我作證，我這輩子就毀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問清楚，怕他不見我。他既是你的老領導，求你寫個信請他見我一見……”我說我自己犯了錯誤，跟老舍先生已不來往。他說：“我去時他還叫帶話問你好呢，你不能見死不救！”

我實在不好推脫，就冒昧地給老舍先生寫了封信交給他。信中隻說此人有事求助，請老主席見他一見。對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麵談。

過了些天，那人回來了。歡天喜地來看我向我道謝。我問他到底怎麽回事，他把老舍先生寫的證明抄了一份拿給我看。上麵說：“該同誌送來的演出稅確是800元。但我隻交家中500，其餘300留下買煙抽了。特此證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節期間，我回北京探親，有天去青年宮看戲，正碰上老舍先生。我這回沒躲避，趕緊湊上前去問候，並說：“我那封信寫得很冒昧，您沒生氣吧？”他笑著說：“你解人之難，我生什麽氣？做人就該這樣。”我又笑著問道：“怎麽您還留私房錢？師母不至於管得這麽嚴吧！”他小聲說：“說實在的，我也記不住他給了我多少錢。見他處在生死關頭，我想我認了這筆賬比他認了強。萬一我記錯，冤枉了人家，我這一輩子受良心責備；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這次教訓他也會改過的……”他說得很輕鬆，我聽了真想掉淚。

“**”開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卻是在極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中，造反派每次對我“觸靈魂”時，大牌子都掛在我身上，上麵寫著“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文藝黑線爪牙”等一串封號，打滿黑叉。有一回在戲院裏開大型鬥爭會，拉上台挨鬥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還在麵前另立了個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幫”們互相卻能看到的。立著的那個牌子上寫的都不是挨鬥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氣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幫頭麵人物”。鬥誰時叫誰舉著牌子站到台前去。發言也跟平日不一樣，批判那立著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內容多。鬥爭我時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爛文藝黑線，打倒反動文人老舍，掃清他的黑爪牙。”批判發言的內容也有點特殊，專說老舍罪行如何嚴重和我與他有“不可告人的關係”。舉出的事例就是我寫信為那人要來證明信，證明他沒貪汙。拿出來的物證則是從我家抄出來的畫。那畫是我結婚時林斤瀾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來的。當時老舍一邊替我找畫，一邊說：“友梅是山東人，我得找個跟他有點關係的畫才稱心。”費了半天勁找出一幅鬆小夢的畫來。他親筆寫道：“鬆年字小夢，為宦山東，以書畫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對此畫愛不釋手，發配到東北我還帶著它，不時拿出來觀看。我一進牛棚，造反派連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蓋上了，這畫自然也就早成了他們的戰利品。挨鬥的時候我還沒明白這是怎麽回事。等我被鬥完，站在一邊為別人陪鬥時，我忽然發現那些寫在立著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經過世的人，心裏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憶造反派們批鬥我時，反複說“死有餘辜”、“遺臭萬年”之類的話，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計他已離開這紅海洋了。

開過會後，造反派頭頭還找我談了幾分鍾話。問我：“你對今天的大會有什麽想法？服氣不服氣？”

我說：“我服了。”（後來看到有些朋友寫的回憶錄，才知道別人都那麽錚錚鐵骨般與造反派英勇搏鬥，我真感到無地自容。隻能腆著臉活著就是。）

造反派頭頭說：“你有進步嘛，為什麽這一回服了？說說活思想。”

我說：“要是老舍都已經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隻腳了，我就沒什麽可委屈的。”

“就這一點？沒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說：“那倒是也有一點。就是我隻是在老舍領導的部門工作過，還不夠做他黑爪牙的資格。更稱不上他的徒弟或學生。你太抬舉我了。”

他說我這是狡辯，推脫罪行，原則認罪，具體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經用慣的壞招，造反派決不上我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