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歐洲到美國
一
1988年秋天，中國作家代表團去漢堡參加中國藝術節。正式活動結束後，在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小鎮休息了兩天。鎮很小，但出過一個大作家，名叫席勒。這個鎮似乎就成了個席勒紀念館。沾作家的光，這裏仍保持著一百年前歐洲小鎮的麵貌。高聳的屋頂，狹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靜的庭院，爬滿青藤的院牆，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連那淡淡的斜陽和藍天白雲也是百年前的舊物。使人一走進那古老的城門，仿佛不論空間和時間，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時代。我相信連我們住的旅館，也是當年的模樣。隻是吃飯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會有個挎著美人騎著白馬的劍客從門前走過，他卻一直沒有來。
我們看了席勒的故居，參觀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學館，飲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協。幾個德國朋友正在等我們。為首的一位叫克呂克，很年輕，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說得很不錯的小姐，柯葛蘭，她在複旦大學學過兩年中文，對中國很有感情。可是現在做的工作，與中文毫無關係。還有一位正在大學學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們幫我們取下行李，暫存在友協，立即陪我們去看國際書展。
在車上閑談，才知道這個德中友協的工作人員，全部隻盡義務，不取報酬。不僅不取報酬，還掏腰包捐助。他們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來的錢來維持。就連我們坐的這車也是他們自己私人的。但他們以此為樂。他們愛中國的人民，中國的文化，把促進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作自己的天職。他們冒著雨陪我們到了書展會場。
法蘭克福的書展是世界聞名的，已經有80年曆史。戰爭時期中斷了幾年，現又恢複。每年以一個國家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書展的攤位是出租的。為了使更多國家有參展機會，書展規定，不論公司大小，最多隻能租兩個攤位，對第三世界的公司則減收租金。今年有八十幾個國家，幾千個出版社參加，到會記者就有1000多人。
本來隻想走馬觀花看個大概，再抽出點時間去看看法蘭克福市容。進門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聯書店的彥火。他傳達了兩條消息，一是巴黎的阿蘭正找我，一是瑞士籍華裔作家趙淑俠請我們到她的展位去。阿蘭是個很可愛的小夥子，會幾句中文，給我帶來了巴黎朋友的信。收過信閑聊幾句，他那幾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辭。第二件卻費了時間。書展上在賣趙淑俠的《翡翠戒指》，她正為此開記者招待會，請我們參加，我們全團的人就都欣然赴會，原來是想參加個開幕式，禮節性地說幾句話就告退的，誰知欲罷不能。她租的廳很大，四麵圍著會議桌足可坐幾十人，不料開會時來人很少，作為主人的出版社經理、編輯和趙淑俠本人坐上主桌之後，來賓和記者竟連一麵桌也沒坐滿。我們幾個中國人成了基本群眾。趙淑俠頗為感慨地說：“我真羨慕你們國內作家的工作環境。你看一個中國作家在西方打開局麵有多難。”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們當然堅持到把會開完才離開。而這時書展負責人發現有個中國作家代表團來參加會了，立刻派人請我們參加他的招待會，專門向我們介紹書展情況。同時就在會場餐廳用了自助餐。
從書展出來雨更大了。隻能坐在一個咖啡店裏閑聊，直到參加德中友協的歡迎晚宴。
這天晚上友協安排我住在一個熱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這家隻有一對老夫妻，已經退休了，曾經到中國旅行過一次，從此對中國產生了熱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積極分子。他們的住房並不大，似乎隻有一間住房和一個廳。但他們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間讓給了我，使我很過意不去。這屋中掛了中國畫，擺設著中國工藝品，放了鮮花和水果，床鋪也安排得很舒適，看得出是為我精心布置過。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隻會說：“謝謝”、“晚安”、“早安”三個德語單詞，第三個詞半夜裏還用不上。兩位老人比我好，他們雖然也隻會說三個中文單詞，但全能用上：“謝謝”、“你好”、“再見”。於是我們全把所會的對方語言說完，就各自進屋睡覺。
第二天一早打手勢吃完早飯，友協的朋友就來接我了，由他翻譯著匆匆而熱情地交談了幾句。老人說自從他們去過中國後，見到每個中國人都感到很親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國來的朋友，他總要湊上去問候幾句。我問他：“中國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難分別吧，你們不會認錯嗎？”他們說：“不會，日本人有個特點，他們連上廁所都照相，很容易認出來。”從他家出來後我久久不能平靜，心想一對普通的德國老人，已退休，過著閑適寧靜的生活，忽然闖入兩個連語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們卻滿腔熱情地留食留宿，問寒問暖，用手勢和目光來傾訴他們由衷的喜悅。隻出於一個理由，客人來自中國！我很為此感動，並覺得這個世界看來要比想象的可愛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機場，在這裏又碰到我們代表團的同誌們。安憶已從荷蘭回來，魯彥周荷蘭沒去成，張潔也從漢堡趕來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陣兒咖啡，我把他們送進候機室，從此就開始了我一個人的旅行。
我以前幾次在國外旅行，全是作為代表團的一員，生活有人安排，對話有人翻譯，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計劃，如今單槍匹馬，可就寸步難行了。從公告牌上看，我的飛機誤點了，誤點兩個小時。我需要先去洗手間，輕裝一下，然後找個角落定下心來休息。看到不遠處有幾位華夏同胞圍成一團，便湊了過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聽一位戴眼鏡的同胞講話，講話人有40開外，滿臉精明，一口洋涇浜普通話，講得眉飛色舞，細聽其內容，乃傳授國外購物之法門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講到一個段落，就對離我最近的一位同誌說：“勞駕，你幫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間……”話還沒講完，那位演講的同誌，一個箭步衝了過來，衝我打量著說：“你是幹什麽的？我們對你毫不了解，不管！”這話使我頓生敬意，很為我們同胞這種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當場出醜之虞，無可奈何，也不顧民族自尊，隻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邊有幾個年輕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態，有位就過來問我：“我可以幫你什麽忙嗎？”我也不再調查他的家庭出身、個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說了句：“WC.謝謝。”那洋人馬上就懂了，連說“OK”。我這才過了這一關，並仍然覺得這個世界很可愛。
二
我乘的這班飛機，是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從伊斯坦布爾經法蘭克福到紐約的航班。按規定應當是上午9點到法蘭克福，10點從這裏起飛。忽然晚點了，9點鍾時公布晚點兩小時，12點時又公布再晚點兩小時，下午1點總算廣播檢票登機了，宣布2點起飛。我便拉著行李車排進了登機隊伍，排隊時還順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認準了是從42通道登機。這隊伍很長，因為要驗護照和機票，走得很慢。好不容易過了海關和邊檢口，進到裏邊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這裏也要排隊，而且入口處還要驗一次護照，比出關隊走得還慢。心想這德國人好奇怪，別處都驗一次護照就完事了，他們要驗兩次；誰再說我們中國出入境手續麻煩，我掌他的嘴！一邊嘟囔一邊就選一列較短的排了進去。足排了有20分鍾，距我驗證就3個人了，輪到一個土耳其人，那邊檢人員就沒完沒了地盤問。問到最後，邊檢人員從桌下拿出個小木牌掛到桌前，上寫兩個大字“NO”；用鐵鏈攔上通道，帶土耳其人進到後邊屋裏去了。我這一排人立即嘩然，咒罵著轉到旁邊一列排尾，從頭排起。這時距起飛時間隻有不到5分鍾了。我拉著行李車拚命跑，連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著走著覺著不大對，怎麽這地方像是來過呢。這不是我進關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嗎？細一看，糟了，原來我跟著登機隊伍進了關，又跟著下機隊伍出來了。這時距起飛時間還有一分鍾！這一急非同小可，馬上汗就順脖子流下來了。我倒不怕誤機，問題是誤了之後不好辦。無論改變航班手續還是找朋友住旅館，我三句德語都不夠用！把我會的英語單詞加上也不行！想到此，當機立斷，拉起行李就再往裏跑，跑到海關，那兩個德國人愣了，攤開兩手互相說了一大串話，從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說這個中國人好奇怪，怎麽拉著行李來回轉腰子？我一急突然從嘴裏蹦出個英語單詞來“佛剃徒！”那德國人一聽還懂了。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這才看見原來42通道入口就在他身後。看看表，按規定這時飛機已經起飛了。我想在中國人若沒到齊，飛機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裏跑。到了候機室。隻見滿屋是人，沒任何要登機的跡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飛走，這是等下一班飛機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廣播喇叭響了，說的是英語。雖然我大部分聽不懂，可聽懂了兩詞，一是我這班機的代號TWA，一是“隨當”！再偷看一眼別人手中的機票，果然與我的一樣。頓時福至心靈，突然明白了還是叫我這班機的乘客“隨當”，便放心地坐了下來。誰知這一“隨當”，就“隨當”了4個小時。盡管肚子餓得直叫，再也不敢離開。傍晚登機時，碰巧身後有人說日語，回頭看見是一對青年夫妻，黃膚黑發，純粹亞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語搭訕，果然一說就通。我問他們這架飛機為何誤點？他們說，發現從土耳其上來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機嫌疑，所以要整機作安全檢查。怪不得剛才邊防人員把那土耳其旅客帶進屋裏去盤問。謝謝他，不然我是絕趕不上這架飛機的了。
天黑之後，飛機飛在大西洋上空飛得很平穩。吃過飯——說不清算中飯還是晚飯，睡了一會兒，空姐把叫我醒，遞給我一張報關單，給我出了道難題。
兩年前我初去美國，對美國的海關製度很是留下點印象。他們的報關要填的項目繁雜，而且一個中文字也沒有。沒辦法，我隻好又去找那兩位日本朋友。聽說我要他幫忙填報關單，他們馬上答應，並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問一句我答一句。問到國籍，我說中國。那位男士停下筆衝我看了半天，忽然說出句道地的國語來：“哈哈！你原來是中國人！你剛才怎麽和我們說日語？”我說：“我聽到你們互相在說日語呀。”他說：“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會說中文。我們倆在一起又不願說英語。”我問：“您是……”他說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國20多年了，為了不忘記母語，他見到中國人總是用中文交談的。我們聊了一陣，他告訴我，到紐約入關時，還會有一次頗麻煩的問話，到時候他會幫助我。
晚上10點鍾到紐約。這位朋友打聽了一下找到我說：“不行了，我們是持美國護照的，隻能從另一道進去。真抱歉。”我謝過他，正感到為難，忽然廣播傳來了中國話：“從漢堡來的鄧友梅先生下機後請在門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馬大哈，沒想到這次長了心眼，到飛機門口來接我了，不然真夠我戧的。
走出機艙，我就老老實實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這時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製服的小姐走過來問道：“您是不是鄧友梅先生？”我說：“是的。”她說：“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職員，你的朋友托我們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說得不好，請原諒。跟我來。”
我問他：“我的朋友呢？”
她說：“他們早上來過，飛機一再晚點，他們沒法等下去了，就請我們公司代他接你。他說您不會說英語，要一個會說中文的人來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實我的工作不包括這個。”說著她笑了起來。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煩的。她領我辦出關，辦入境，因為已是午夜了，偌大個大廳除去幾個夜勤工作人員，隻有兩個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麵，邊檢人員把他叫進屋內好久沒有動靜。那位小姐告訴我說：“這個人有點麻煩，似乎是無證入境，可能叫他隨下班飛機離開美國。對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國是每個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機樓的。我在的這個大樓，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員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認識。看我們坐在那兒沒事，幾個沒事幹的值勤人員，便湊到我們麵前來閑聊，那小姐替我當翻譯。有位黑人小姐，問我對他們公司有什麽印象？我說服務態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沒來你們居然派人來接我。她說：“這就算服務好嗎？不這樣還能怎樣，難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嗎？唔，你們中國人真好相處。唔，還有什麽印象？”我說：“好像你們的女雇員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說：“不，當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嗎？”她聽了大笑，說道：“這又是你們中國人的性格吧？你記住，在美國千萬不要當著一位小姐的麵，誇獎另一位小姐漂亮……”這時邊檢人員出來做個手勢，表示不用再辦手續；我可以出關了。我匆匆和幾個人告別，仍由那位小姐領著出了大樓，她替我叫了的士，並講好地點車價，這才告別回去。
三
紐約機場不在紐約，而在新澤西，這條路很長，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紐約，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鮮，尚不覺太累。這次本已在德國就折騰得夠累了，又乘了十幾個小時飛機。一上汽車就打哈欠，車子開動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機把我叫醒時，車正停在一棟公寓門口，司機按過門鈴，又衝著對話器說了什麽，不一會兒就從門內跑出幾個年輕人來，問道：“是鄧先生嗎？”我應了一聲，他們七手八腳拿起行李領我走向電梯。我心中奇怪，這是到哪兒啦？我在紐約確有幾個朋友，但來前我都沒通知他們。隻有於梨華和王渝知道我來。梨華在奧伯尼，距紐約市有幾小時火車路程，王渝是個急性子，聽見車響必會跑下樓來埋怨我報錯了航班。兩個都不像，那麽是誰家呢？正在尋思，電梯停了，隻見門前站著個靚女，雙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見我下梯，劈頭蓋臉一頓責問：“沒見過這麽糊塗的人，航班報得也不對，時間也不對，連航空公司名稱也是錯的，害得王渝去了兩次機場，等了四五個小時，最後才打聽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沒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來，我這正舉行派對，你參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華那兒，王渝和咱們在火車站見麵……”
不是別人，大名鼎鼎的台灣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熱心與快嘴是出名的，落在她手，除去低頭認罪別無他途。我隻得連連告罪。她領我進屋。隻見屋內坐著站著，談話飲酒，仨一群倆一夥，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紹了一聲：“這是北京剛到的鄧先生”，大家客氣地打了個招呼，她就領著我去安排住處，指點洗手間、飯廳的位置，並宣布紀律說：“不許抽煙，抽煙到樓道去抽。”我問：“可以聞鼻煙嗎？”答曰：“可以，但不許打噴嚏。”
明確了紀律，我就參加到人群裏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寫詩的，有作文的，也有學音樂、學攝影、學法律的，大部分和文藝都有點關係。又方這時負責中報文藝副刊，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們的打扮豐富多彩。一位男士，頭上留著幾尺長的發辮，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裝，正和一位西裝筆挺、打著領結的紳士閑談，見我過來就客氣地打招呼。我說：“看樣你們各位都在美國很久了吧？”紳士就笑道：“鄧老師你猜猜我來了有多久？”我說：“3年。”他笑了，說道：“我剛來兩天。前天下的飛機。”我說“你別逗我。”旁邊的人就證實說，他確實剛到兩天。我問是來定居還是上學的？他說是來開會，和我參加同一個會，就是艾倫·金絲伯格召開的中國詩歌朗誦會。我問他貴姓？一旁的E就說：“原來鄧先生還沒見過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聽了暗地叫聲慚愧，我不僅沒和他見過麵，實在連這個名字也未曾聽說過。在德國我就體會到了我國詩界藏龍臥虎的局麵和自己孤陋寡聞，沒想到剛到美國又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國的著名中國青年詩人，在德國電台和晚會上朗誦他的詩。德國人問我中國國內對這位詩人評價怎樣？我卻從沒在中國任何刊物上見過他的詩。在德國我聽到了他的朗誦，有一首還頗有印象。這詩最大的優點我想在於它的好記。詩雖然不短，但隻用了一個字。
詩的題目叫“門”，整個詩讀起來就是：
門
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
門門
門門
門門……門……門
這些“門”用高低快慢、抑揚頓挫的聲調和節奏讀出來，德國人覺得奧妙無窮，鼓掌是很熱烈的。在中國刊物上能否發表，我確實說不準。因為中國人讀中國詩，總會和德國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聽朋友告訴我，說那位詩人已經發過誓，決不在中國詩刊上發表詩作。中國的讀者因此欣賞不到這麽有特色的詩，我替他們難過。
現在麵對的這位詩人是在國內生活和寫作的，我卻無印象，便很為自己的無知而羞慚。馬上就用轉移話題來打馬虎眼：“這個這個，您真是新潮，作風氣派都看不出是才來美國的……金絲伯格的會倒是也給我發了請帖，不過和我在美國時間安排有點銜接不上，看來怕參加不成了。”
幸好這時E把話頭接了過去，遮掩了我的窘態。
E說他正幫助金絲伯格籌備這個會，我的詩稿就是他在翻譯，希望我還是盡量參加……說到這E要抽煙，我倆就溜出屋，到了過道。我見身邊沒人，就問E，B是否也是發誓不給國內詩刊投稿的，E說關於這些，他們之間流傳著個笑話：有一天他們幾個青年詩人湊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給詩刊投稿的決心，碰巧來了位詩刊編輯。那編輯老遠就打招呼說：“太巧了，你們幾位都在這兒，省得我跑郵局了。”
說著交給他們每人一個大信封。他們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裏塞，不肯叫別人看見內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編輯打聽：“裏邊是什麽？請帖？稿費？”編輯說：“不，全是退稿！”
正在說著，曹又方來喊我們進去。我們一進屋，她就把門關上，宣布說：“各位，我這請客可不是白請，現在除去老鄧，其餘人到這兒領稿紙，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題目是‘我對未來的展望’，誰寫完誰走，好，開始。”
我自己去洗了個澡，便回屋睡覺，迷迷糊糊間聽到不斷有開門聲，到醒來時天已大亮，又方還在高臥未起，睡得很香，估計她的約稿任務完成了。
王渝來了個電話，先埋怨我報錯了航班，隨後說哈裏遜·索爾茲伯裏來過電話，叫我把去他那裏的日期定下來。我說：“我的老板是於梨華，一切要見到她才能定奪。”
四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妝，我們就奔紐約的中央車站，在車站的電子廣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奧伯尼的火車。中午時分到了奧伯尼。下車後車站上除去我們3個人，連個鬼影也沒。又方說：“梨華大概又記錯時間了，快打電話給她。”王渝就去打電話。回來說：“家裏說她早就出來了，自己開的車。”曹又方說：“糟糕！這比記錯時間還壞。”我問：“為什麽？”她倆說：“梨華從來不記得路，鬼知道她會把車開到哪裏去？”
還好，隻等了20分鍾梨華就到了。進門先一個個擁抱，然後就催促說：“快走，馬上我還要去機場接陳若曦，剛才走錯路，把時間耽擱了。”
出了車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樓。梨華說這是大學辦公樓。她先生是這所大學校長，宿舍在十幾裏路外的一個小山坡上。山上滿是橡樹、楓樹、鬆柏，還有葡萄。楓葉剛剛轉紅，鬆柏依然青翠，紅綠之間隱現出幾棟小小樓房。車子從幾棵大楓樹間穿過，停在一座樓門口。梨華把我們送進屋，指點了咖啡糖塊放的地方，又領我們認了各自居住的房間，便開車去機場了。
安排好行李，洗過臉，煮開一壺咖啡，梨華已把若曦接了回來。
這屋子從此便熱鬧了起來，先是互相問好，然後互相詢問近況，後來話題轉到我報錯航班的事情上，便七嘴八舌對我批評起來。
梨華在忙著做飯，叫她們去幫忙。她三人光答應卻不動。梨華說：“你們有什麽要緊事非現在說不可？吃飯再說不行嗎？”
我說：“一個女人三麵鑼，三個婦人一台戲，此之謂也！”
陳若曦馬上說：“對，我們在唱一出好戲，三娘教子！”大家樂得人仰馬翻，梨華說：“那我也先不做飯了，先跟你們聊聊再做。要餓，先吃點蘋果餡餅吧。我接若曦時買的，還熱呢！”
大家提議，幹脆午飯免去，吃蘋果餡餅，喝咖啡，坐在這兒聊天。
下午倒是聊的正事多，主要是安排我的日程。我一共有五個學校要去講學。這裏，麻省和耶魯，耶魯距康涅狄格近。耶魯講完去索處，至於金絲伯格的會隻好婉拒了。因為我這邊幾個大學講完，距他的會開幕還有十幾天，這些天我住在紐約沒事幹。
而西部卻又等我去辦事。去了西部再回來，回國時還要再返回去，未免太折騰。為此我給金打了個電話。金很遺憾。這老頭是個好人，名氣雖大，可窮得厲害。為籌辦這次中國詩歌周，費了很大勁，拒絕他我心中也很不安。
晚上校長回來了，見我們都到齊，非常高興。為我專門開了一瓶白蘭地，並在梨華指揮下親自下廚。梨華一副總指揮的派頭，我看了有點驚奇，後來多走幾家，發現凡娶了華裔夫人的美國人，一般都同時引進了我國“氣管炎”的光榮傳統，便不足為奇了。
五
第二天開始正式的學術活動，在學校開座談會，討論我和若曦的小說。
美國的大學有一點和我們不同，沒有院牆，沒有大門，更沒有穿假警服的門衛，當然更無填會客單、簽字這套手續。車開到一個遊泳池邊，看到許多人在玩水時，我還以為到了遊泳池或體育館。梨華說到了她們教室門口了。我想，他們這麽不重視保衛治安工作，這學校一定常丟東西，還是我們這裏安全。
先到中文係辦公室休息一下，有兩位女士已經早到一步在等我們。一位是張信生，一位是卓以玉。
張信生女士出身豪門，丈夫在西部教書，但她要自強自立，獨自帶著女兒在這裏教書作研究。她的拿手學問是講易經，為人誠摯得出奇，樸實得出奇，風度極高雅。
卓女士我是久聞大名了，早在香港時就從朋友口中知道了這位名教授、女強人的名字，並知道她是黑教密宗傳人淩雲大師的高徒。
淩雲大師在海外，特別是華人社團中，名震遐邇，德高望重，是我們北京人，幼時居雍和宮附近，天生異秉，慧根深遠，被雍和宮喇嘛發現，收入佛門，得黑教密宗真傳，數十年前，為普度眾生，漂洋過海，適彼異土，一燈長燃，佛光普照，信徒日增，化被四夷，度人救世，法力無邊。據朋友介紹，小則卜吉凶，測未來；大則呼風喚雨，起死回生，無所不能，我認識的許多華人學者或夫人，有不少是他的信徒，卓女士道行很深，有半仙之稱，今日一見，果然兩目炯炯，不同凡人。
她在西部工作，今天趕來參加我們的會，有一篇論陳若曦小說創作的論文宣讀，會散後馬上還要去華盛頓參加一個畫展的招待會，所以我們請她先講演。
會場設在一個大教室，到會有五六十人，這在美國已是難得的盛況了，黑板上貼了一張杏黃色的傳單，上邊有個男人頭像，這份傳單一下汽車我就看見過，遊泳池旁的柱子上就貼著有，我沒注意看，現在一看，大吃一驚，上邊印有我的名字。英文我隻認識不到10個單詞，我的名字是頭一個，我悄悄問若曦：“這是畫的我嗎？”
她說：“這是你講學的傳單，不過畫得像李小龍了。”
曹又方說：“便宜你了，至少多來20人。”
我就不再說話。
這會場的布置，和中國差太多，雖說叫座談會，卻是大多數參加者坐在學生席，講台那一麵放一張長桌，會議主持人和我們外來客人坐在台後，麵對聽眾，卓女士講話時倒還正常，等我往中間一坐時，台下笑了起來，我左右一看，不由得背上一陣冷汗往下流。台上一共7人，左邊是陳若曦、張信生、曹又方；右側是於梨華、王渝、卓以玉。6位女強人不僅筆下生花，而且口尖舌利，12隻眼睛往我這兒盯，我的舌頭就有點不聽使喚。我隻好結結巴巴地向聽眾說：“各位看看我的處境，一定會有所同情，一定會原諒我今天講演可能出現的差錯，我相信隻有‘超人’才能在6位女士的監督下正常講話，可我隻是個普通人，寫小說的，我祝願朋友們以後演講時不會落到我這種境遇……”
台下一陣鼓掌，會場活躍起來，下邊談我自己的創作道路，就順暢得多，還得感謝幾位女同胞，在座談中多方為我創造條件，使我能暢所欲言而又避開了麻煩的話題。會議順利結束了。
會一散就送卓以玉去華盛頓，然後回家休息，養精蓄銳，晚上去參加亞馬遜河上的招待會。
招待會的主人，是位猶太裔的美國地產商，紐約著名富豪，他有一隻豪華遊輪，每年春夏兩次舉辦答謝晚會，感謝各界知名人士對他事業的幫助，實際上借此進行社交活動、聯絡感情，請帖本是隻請校長夫婦的，但梨華說我們都去他會格外高興。
從校長家到碼頭，要走好遠一段路程，天黑才到達，主人已80多歲，但身強力壯，毫無老態，戴一個船形帽，穿一身海關服，一副船長服裝束；夫人也年已古稀，看來卻像40多歲，穿一件鱷魚皮大衣，二人站在甲板入口處歡迎賓客。看我們幾個華人同到，梨華又介紹了各人的身份，老夫婦十分高興，特別感謝校長為他帶來的尊貴的客人。
我們先參觀了一下船，這船上中下3層甲板，按同樣模式布置成3個客廳，一樣的餐桌，一樣的燈飾，在同一個位置上安排下同樣人數的樂隊。中國人講究不偏不倚，我們選擇中層甲板一個靠近樂壇的桌子坐下，取來飲料食品，海闊天空地神聊一通，有兩個題目聊得最久。一個是關於中國人的“風症”，什麽事都會成“風”。大陸上甩手呀，氣功呀，特異功能呀，家用電器，一哄就是一陣風，台灣也不示弱，前兩年興吃蘑菇，就處處蘑菇，餐餐蘑菇，直吃到看見蘑菇就想吐，這才罷休；近來又看風水，紫微鬥數，玩古玉，炒股票，真是一風未住一風又起，她們偶爾回趟台灣，要被看成土老帽兒，因為趕不上風氣！
第二個題目關於西藏，近來達賴在美國發動宣傳攻勢，美國人被說得大動“惻隱”之心，達賴的人開演講會，門票賣40美元一張座無虛席，若曦去聽過一次，講什麽呢？說中共政權殺死西藏人120多萬，若曦提問：“西藏一共有多少人口？殺死這麽多人還剩下幾個人？”演講的人答不上來，一些美國人卻噓陳若曦，說她有意為中共辯護。幾個有愛國心的華裔人士，自備經費去西藏考察，回美國作演講介紹真相起了不小作用，他們為進一步做好這件事擬請西藏作家訪美，現身說法介紹一下情況。
看到我們總坐在那兒不動，美國朋友好奇怪，便邀我們下場跳舞。我們便離開桌子，跳狐步、跳倫巴、跳迪斯科。最有趣的是樂隊指揮領導全場跳集體舞“雄雞”，把手舉在頭上作冠子，彎著身，弓著腿，一邊邁步一邊唧唧叫。
散會時已是午夜，主人親自把客人送上碼頭，再次對我們光臨表示感謝，我們開車回家時卻出了岔子——於梨華的車在後邊，不知拐哪個彎時她又走丟了。
好容易找到梨華，把車開到家門口，大家說：“感謝上帝，總算平安到家了。”
我說：“先別高興，我覺著不那麽平安。”
她們問：“怎麽了？”
我說：“我的皮包忘在船上了。”
“裏邊有什麽？”
“有護照。”
這一下又炸了窩，大家趕緊下車打電話。電話打到碼頭，碼頭說船已開走了，隻好等天亮打電話到地產公司，打聽遊輪的去向。
校長說：“你們安心睡覺吧，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六
第三天一早，梨華又囑咐校長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們仍按計劃進行我們的活動。
上午張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訪了此地作協主席；下午我在梨華的課堂上給學生講了課，然後又為教師和研究生們作了個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狀況的演講，兩次講演成功失敗都各占一半。凡講到理論部分，美國人都冷漠；講到具體例證，他們就活躍起來。聽眾中有不少華人，台灣來的和大陸來的都有，台灣學生提問專注於藝術方麵，倒是大陸學生總想問點敏感性政治題目。我的回答是勸他看《人民日報》海外版，那上邊比我說得清楚。
晚上校長為舉行家宴，學校派來兩名廚師和兩位女服務員。我們回到家時，菜都準備好了，可是校長卻不在，梨華大為生氣，說馬上客人就來了。他上哪兒去了呢？不一會兒，校長風塵仆仆地走了進來。笑著說：“抱歉得很，我回來晚了，我給鄧取包去了，這是個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務人員去，隻能下了班我自己開車去，現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說笑了。”
我除了向校長致謝，實在不知說什麽好。
晚會到了幾十個人，和我談得最久的，一位是與辛格合作寫劇本的女作家，一位是東歐某國前駐越南大使。女作家對幽默文學有研究，和我討論中國幽默與西方幽默的異同，大使先生到過中國，對中國懷有友好情誼，我也到過他的國家，自然話題就多些。
為了禮貌，我特別稱讚了兩位廚師，我說：“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說：“聽說校長夫人的中國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長的專利，別人很難吃到。”我告訴她：“校長夫人的菜我已領教了好幾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說她學中國菜學得很像了。”
女作家說：“這是中國幽默。”
七
第四天送走了王渝，張信生女士開車帶我們去看紅葉。
美國的紅葉，不像北京西山，一點一點，也不像日本奈良，一片一片。而由北往南，幾百裏方圓海潮一樣鋪地而來，匆匆而去。
我們跑出去很遠，我懷疑已出了紐約州的範圍，登上了一座小山。山頂還蓋上一層新雪，天朗氣清，望下去從淺紅、金黃、杏紅到紫紅，一片錦繡的海洋，令人心曠神怡，但山風陣陣，頗有寒意，拍了幾張照就下山了。在附近一個“麥當勞”吃快餐當午飯。
飯後閑談時，信生女士要為我看一下手相，信生女士也是淩雲大師的信徒，雖不及卓女士有半仙之譽，但人們稱她是：“四分之一仙。”我本不大想看，我想，如果看得不準，白搭時間；若看得準更糟，比如好運到來之前天天盼著多急人。反過來，若看出我幾年後會交厄運，我先知道了又會天天犯愁，豈不把眼前的歡樂也錯過了？但信生女士誠摯可信，我不由得把手伸了出去。
不看則已，看後她說出一番話來，不由我不認真了。
她先說我過去，說得很準，準得可怕；又說我未來，我謹記在心，不敢大意。至於什麽內容，事關天機，又有個人隱私，我是絕不對外人講了，隻是這一夜又睡得不大安穩，次日起來，由梨華、信生、又方3位押解去馬薩諸塞時，一路上頭腦都不大清楚。
八
到麻省去又是浩浩****一大隊人，除去王渝已回紐約外，梨華、若曦、曹又方和張信生全一起前去，說是陪我，其實她們也借機會玩玩，雖說都在美國，紐約距馬薩諸塞也不遠，平時各忙各的工作，來往機會也並不很多。
從奧伯尼到麻省，一條大路直往正北，這時楓葉正從北往南紅過來，一路上我們就走走玩玩，足走了三個多小時，路邊景色越走越紅，麻省大學就像紅葉海洋中的一片小島，這地方和奧伯尼一樣，仍分不出城在哪裏，大學在哪裏，梨華開車在前邊帶領大家轉了許久，像是在城裏轉也像是在大學校園內轉，忽而在古典、現代、超現代各派建築樓群中穿行，忽而在火紅、金黃、翠綠、彩色斑斕的樹海中漂流，最後承認無法找到鄭清茂家了，便把車開到一間賣意大利皮劄店前，派又方進去打電話詢問，又方回來高興地說：“鄭清茂家就在我們旁邊五十米外，他在自家窗口看我們半天了，想看看我們到底還想往哪裏轉。”梨華就說：“我說我不會把路領錯，你們不信，怎麽樣？我們到他家門口了吧？”又方按問來的路線指揮著把車子掉個頭，拐個彎，就看見鄭清茂拉著兩條狗迎麵走了過來，我們要停車，他連連搖手說：“你們先到家去，秋鴻在等你們呢，我得先陪狗去散步回來再陪你們。”
在美國，遛狗是件大事，狗在家庭中的地位，大概相當於中國的獨生子女，甚至還有過之。美國有狗旅館，狗醫院，狗托兒所，狗學校，狗賓館，狗殯儀館，有專為狗做時裝的時裝店，有專為狗作美容手術的美容院，律師們不時還要出庭為狗作辯護，有時狗官司從地方法院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去，曾經有位參議員在最高法院為他的狗打官司時向大陪審團發表了一篇演講，題名為“狗的禮讚”，演講後得到一片掌聲，於是當地人就為他的狗樹了座紀念碑，把這演講詞刻在碑上，至今這碑已成了密蘇裏州的一景。由此可知，在美國到了遛狗時間，把客人放下先去照應狗，誰也認為理所當然，沒有人會對此有異議，於是大家就對清茂說：“別客氣，您快陪著狗先去遛吧，我們會找到。”清茂往身後一指道：“找什麽，就在這兒。”抬頭一看，原來樹後就是他家門口。
鄭清茂的家是二層樓，一進門就是樓梯的中間，往上走一半是上層，往下走一半是下層。清茂的家從家具到陳設都有濃鬱的日本風味，隻是門口和樓梯轉角處掛了許多風鈴和鏡子，是地道中國產物，這是受淩雲大師指點用來驅凶辟邪、招財迎喜的。他們夫婦和大師是朋友，不同於師徒關係，以前大師不那麽忙時，還常到他家來做客，大師一來，前呼後擁，總要跟著雙位數的門人信徒，一時鄭家熱鬧非常，很有節日氣氛，有次大師來時，恰好半仙卓以玉女士在此。她一見大師，立即行五體投地參拜大禮，口中念道：“參見二哥，我的一切都是二哥給的……”使清茂夫妻看了十分感動，作為朋友，秋鴻曾數次陪大師出遊過，她告訴我確實親見過大師呼風喚雨的本領，有次在印度，大師與印度僧人盤法，大師手中握著朱砂和糖食，雙眼微閉，念著咒語，霎時間飛沙走石，隻見幡杆上旗幟呼啦啦擺動不停，那印度僧人認出是神來臨，趕緊下拜……不過大師一向謙和，從不許人叫他師父，隻準人稱他二哥，所以卓女士口稱二哥。
他們在做飯，我插不上手，看到一個盤裏有幾個蔥頭似的東西，便想幫著剝皮，秋鴻一看忙說：“你別亂動，那是我買的水仙花。”我問：“水仙花怎麽這個樣子？”答曰：“美國的水仙就長的這個模樣。”這時兩條狗先後躥上來了，隨後清茂也上了樓。他倒了兩杯酒，我們就坐在一邊閑聊。清茂是道地台灣人，中學以前受日本教育，中文是光複台灣以後才學的，不久就寫起小說來，而且滿有成績，大學畢業後到美國留學。學的是曆史。此後就在美國教書，從此也就放下了寫小說的生涯，中、日、英文都一樣的運用自如，他教的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曆史，平日生活，社交用英語，而使用的許多資料又都是日文的。有次我和他在一個餐館吃飯，餐館小姐為了表示歡迎，唱起日本小調來。每唱一個他都跟著哼，許多幾十年前的歌曲，連現代的日本青年都不會唱了，他還會唱。他學問廣博，在美國學術界有蠻高的聲望。但還沒熬到終身教授的檔次，這教席仍不算十分穩當。前兩年，麻省大學換了位領導，是位少數民族，就碰到場危機。因為這位領導要在學校擴大他那民族的學科，便宣稱中國文學曆史等課程沒有存在的必要。想由此擠出經費來實現他熱愛自己民族的計劃，過去我們對美國的少數民族和有色人種受的苦難，介紹不少，記得黑人教士馬丁路德·金被刺身亡時，我們的領袖還發表了極為動人的聲明。每當我們談到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是我們最可靠的朋友時，當然把美國少數民族朋友列在其中。從美國國內角度來看，華裔美國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有著共同利益，按理說中華文化也是會得到支持的。不料世界上的事常常和我們想得不完全合拍。偏偏是這位有色人種的領導人，向華人文化使出了殺手鐧。隻是這件事牽扯的麵太大了，引起了美國所有中文學者的憤慨，大家聯名寫呼籲書給國會才把中國文化在美國大學中的地位保留下來。鄭清茂也才保住飯碗。
在家政管理上，秋鴻看來比於梨華要強得多。這晚上她做的一頓中國飯，是我從出國後吃得最好的。有醬菜、什錦火鍋，還有海鮮，而且喝了地道的功夫茶。我國台灣近來受日本茶道影響，也在喝茶上下功夫了，成套的茶具中，除了壺、碗，還有一套聞杯。茶先倒進聞杯中，端起來嗅其芬芳之氣，觀其柔美之色，並欣賞茶具之精，然後再倒進飲用的杯中，輕輕啜飲，很有興味。我們國內出口的茶具，似乎至今還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喝茶時當然伴隨著聊天，這天聊的主要內容是不久前秋鴻隨淩雲大法師去中國朝聖的情況。大師不久前曾去過西藏，隨後又去了北京和西安。大師到天安門上去看了一下，說比起來西安比北京的運氣更好些，北京有些不良現象，其中之一是北京青年人頭發留得太長，把運氣壓住了，應該勸北京青年不要再留長發。改革開放的成效會有更明顯的成績。
九
清茂家待客的規矩是，早餐客人自便。他把冰箱的位置，灶具的開關方法，各種食物放置的地方全向你交代清楚，早上起來你愛吃什麽自己動手。因為他們夫妻是要遲起的。我起床後照例先出去鍛煉，平時是打太極拳或練氣功，到一個生地方就借此機會漫步閑遊，這天我就觀看周圍環境。清茂的家是坐落在一個小山穀裏，這山穀裏共有兩戶人家，另一戶是位很有名的詩人，哪一派的已忘記了，我出門時他正掄著把掃帚打掃落葉。山上樹很茂密，金黃和褐色的葉子落滿山道。工作量很大，但看得出他幹得很有興致。見我出來，很友好地笑了一笑，衝我說了一大串話，大概是說我的朋友清茂起得太晚，看不見這落葉繽紛景色有點可惜。我回答說：“古得毛寧。”因為我不會說別的。
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著這小路走不遠就到了昨天打電話的皮劄店。繼續走下去，就來到一個小教堂的門前。旁邊一條街上有些商店。賣早點的店已經開門了，但吃的人不多。從商店的櫥窗看，這些店雖小，但貨物很齊全。吃穿用學，幾乎什麽都能買到，但仍不知這是在大學範圍內，還是大學在它的近旁。
終於全體都起來了，熱熱鬧鬧地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飯，送梨華等上路。梨華他們的車在前，清茂開車和我在後邊相隨，開到州際公路邊上停下來，互相握手告別。看他們走遠，清茂就開車拉著我去遊覽市容。我們先從郊區看起。車到河邊，登上了一個瞭望台似的小塔，整個城市全展現在眼底了。原來清茂的家是在個小山穀裏，而城市和大學是在一個大山穀裏，河水就從城中流過。河很寬大，有輪船在航行，叫什麽名字卻沒記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亞馬遜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國一共就玩過三條河，密西西比在新奧爾良，上那兒去之前我重讀了馬克·吐溫的小說，不會弄錯。至於亞馬遜河，才把護照從那裏找來，至今驚魂未定，也不會忘懷。這條河去前既未做準備，事後又沒丟東西，記不住是難免的了。河兩邊有不少菜田和一個很大的木材場。清茂告訴我，這裏是英國人最早的殖民區，以前有很多農場，後來工業發達，農場反而衰退了，所以地價有一度很便宜。許多華人移民，看到這裏地價賤而菜貴，就在這裏買地經營農場種植蔬菜，有一個留學生畢業後沒找到職業，便貸款開辦菜園，發了好大的財。說到這裏笑了笑說：“這個農場裏還住著你的一個熟人呢。”
“誰？”
“林希翎！”他說林從法國來到這裏後，和“中國之春”王秉章那批人鬧翻了，她不會英語，又沒有職業，生活頗狼狽。這裏一位華人農場主出於同情，就接她到這裏住了下來，並且出資幫她辦了份刊物。不過這位財主隻資助一期，估計第二期就要停刊，創刊號就是終刊號。聽說林也要離開此地了。塔上風很大，看了一會兒我們就下來去開車漫遊。他還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農場外繞了個圈兒，林剛來時他在一個華人集會場合見過她，後來便沒什麽來往了。清茂是個做學問的人，不太願意參加政治意味太濃的活動。
他拉我到一個中國餐館去吃飯，這個餐館就是原來生意不好，被淩雲大師指開財路，起死回生的那個。我看了淩雲大師指點另開的門和掛祥物，確是妙不可測。
晚上7時，我在大學禮堂作演講，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難怪這裏演講費比那裏少得多，好處是在座的全是中國人或中國血統的美國人，隻有兩個白種人，還會說漢語，這樣我就可以不用翻澤，我覺得講得倒比奧伯尼還要自如灑脫些。演講完後，一位年輕女生跑上來問我道：“鄧老師，您還認得我嗎？”我一看：這不是我們的小陸嗎！
這晚上的酒會請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黃子孫，吃中國飯，說中國話，談和中國有關的事。所以非常親切。除去小陸還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這位女士已經延期一年，快要回國了。說起初來時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氣。她說一些美國老板對中國臨時打工的人之殘酷就像奴隸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說著有位久居美國的華裔來插話了，他表示對她的看法不以為然：“什麽叫剝削？不是你自願去幹的嗎？他不是給了你掙錢的機會嗎？他要不給你這機會你也許要挨餓不是？再說他還要承擔經營的風險呢。”於是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幾位從國內來留學的孩子反駁他時措辭之鋒利，階級觀點之鮮明，是我近年在國內很少聽到的。我估計他們幾個人在國內也沒有為此這麽激動過。我倒真希望有幾個國內青年聽到這場爭論。幾個人舉出的實際事例，如今在國內已經見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雖有了小型個體企業，但在社會主義法律保護下，是絕不允許采取那樣苛刻的雇傭手段的。其實在美國這樣的超經濟剝削也不被法律允許，就因為不少中國人舍此便沒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為本身就不合美國之法。老板們當然就肆無忌憚地露出其階級本色來了。
這場爭論對我還有個好處，使我無意中了解了一個本家叔叔在美國生活的真實狀況。
十
請允許我把話扯遠一點。我的祖籍是山東。據家譜所載，是燕王掃北時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而來的。有一說是同時遷來弟兄兩人。但弟兄倆在路上幹了一架，從此兄弟分家。到了山東地界後，一個在城東落了戶，一個去城北紮了根。這樣同一縣裏就有了兩個鄧莊。我是城東鄧莊人，我們莊人都是一個祖宗的後代，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和城北鄧莊則素無來往，是否有同族關係，本族人意見都不一致，倒是不認這門親的多。不過近年台灣鄧麗君小姐歌聲傳入大陸後情況有所改變。因為有情報說，鄧小姐也是山東我縣人氏；我們村是肯定沒有這一戶人家的，鄧小姐若真是出身本縣，就定是城北那個鄧莊。有人覺得這光榮不能歸他村獨享，這個同宗還是認了好。
我村風水雖沒造化出歌星，據說卻出了位有錢的美國公民，按輩分我要叫他叔叔。
這位叔叔（我絕不是因為人家成了美國人就冒認洋親，有家譜為證）雖說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較近，小時候和他常在一塊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當家。他哥哥想由他這兒改變一下門風。就竭盡全力供他念書，在一段時間內，他和我稱得上我村僅有的兩大知識分子。因為我隻念完了四年初級小學，他還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學，就進城住校，我參加了八路軍從此就很少見麵了。1943年冬天，我們的隊伍駐在我村附近，我乘機回家探親，碰上他放假回來娶媳婦，我去祝賀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歲。此後部隊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聯係，當然也就再也沒見過他，全國解放後我回家探親，見到他的哥哥，問到他的情況。他哥哥歎了口氣，悄悄告訴我說：“日本投降後，縣城為中央軍所占，城鄉交通就全斷了，全國解放前整個中學往南方撤退，他隨著去了台灣。他媳婦就在結婚時和他過了5天日子，從那以後再沒見過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幾個孩子就靠這個小嬸給帶看，她要再走了，這個家可怎麽維持呢？”我認為這問題很可笑，便說：“解放台灣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這還能等多久嗎？”
“**”之後，家鄉有人來北京辦事，順便來看我，說起家鄉新聞。他們講跑到台灣去的叔叔來信了，原來他早已離開台灣去美國了。現在很有錢，當了大資本家了。他想回來探親，來信問他家裏還有什麽人？叫他家裏人給他去封信。他侄子問這信咋寫法，公社幹部研究好久，到現在還沒回信呢！我問為什麽沒回信，現在開放改革，歡迎海外僑胞回來觀光探親。他們說不這麽簡單，他問家裏有什麽人？主要是問他女人還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沒改嫁也沒離婚，把幾個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時可過不下去了，從城市裏來了一夥串聯的紅衛兵，說這村裏隱藏著一個台灣國民黨反革命家屬，走資派一直包庇著她，要再不揪出來鬥倒鬥臭，那就連包庇她的人一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本家的人給她送了信，那女人連夜跑了，後來從外地來了封信宣布和鄧家斷絕一切關係。現在這信怎麽寫法呢，照實寫影響不好，對外邊人說這些，搞不好還要犯錯誤，不照直寫，萬一他真回來了，發現說得都不是實話就更不好。所以到現在還拖著。但是總拖著也不行，現在開放搞活，農村發展生產，也想引進外資，聽說他很有錢，把財神爺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閑話說完，他們就走了，過了一年又有人來時，告訴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訴了叔叔，從此這人就再也沒回過信。估計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離家，便不回來，大家很為放走這麽個財神爺而遺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們村村支部書記和那位叔叔的親侄兒一起半夜到我家來了，說是叔叔從美國回來了，今天到北京，他們來接他不知住在哪個飯店。問我可和他有過聯係。我說我從沒和他有過聯係，根本不知道他回來的事。他們就要到一些飯店去詢問，我說北京這麽多飯店，如果沒一點線索，怎能問到呢。我勸他們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買火車票去。他們聽了我的話，不久就從山東寫了信來，說是他們到家叔叔已經自己來到了，希望我回家鄉去和他相會，還說這次回來帶來不少錢。要在家鄉做些投資，現在決定先為每個侄子修個養魚池，以後還想買套房子，希望我去給他作作參謀。我工作走不開，隻好謝絕了。
過了一個月，他回美國，路經北京時來電話約我見麵。多年不見，為了給他選擇禮品，我們夫妻還真費了點心思，後來選定一件景泰藍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錢的人，居住條件總會也不錯，送陳設品還算合用。
按他說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見到了他，一見麵立刻都互相認了出來。他顯得很疲憊，但還是很興奮。穿得很樸素，行李也很簡單。我問他為什麽從第一次來信後過了這麽久才回來，是不是因為那個嬸嬸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說：“那沒什麽，這次找著她了，我們談了好久，她已經又結婚了，這樣更好，我在台灣也已經又結過婚，兩個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難安排。”
這次到美國不久，我就打電話找他，接電話的是個中國婦人，我還以為是沒見過的嬸嬸呢。說過幾句話才知道，對方是個中國餐館的女老板，她說這個人早已不在我這裏做工了，不過有時還到我這兒來借宿。你留下電話號碼好了，他來了我叫他回你電話。我問他家中電話號碼，對方說他在美國沒有安家。
我隻好把電話掛上了。心中頗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聽錯名字，他在美國這麽久，而且據說發了財，怎會沒有個家呢？
到麻省後，我又請鄭清茂幫我打了一個電話。清茂一看電話號碼說，看來這地方距此不遠，是一個電話局。電話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說那位叔叔還沒來過，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號碼告訴了她，請她轉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時我在愁予的係裏講演，中午才動身。早晨小陸就開車來接我到附近另一個大學區去玩玩。她剛用很便宜的價錢從同學手中買來部二手車，車還很新，不過她的駕駛技術還不大行，為此特請了一位中國同事來幫忙。她們先拉我到一個著名女校去參觀，這裏比起麻省大學，似乎要更清靜正規些，建築也更帶古典味。街上幾家商店，大多更帶文化氣息，因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連了過多時間，出來時已到了中飯時間。小陸一定要請我吃飯，她那同事又堅持請我吃中餐。這裏沒有中國餐館，所以又拉我到數十裏外另一個較大的鎮上去。找到了一家頗不錯的中國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著這位叔叔的電話，一是看到這個鎮與清茂家方向剛好相反。怕耽擱時間太多，誤了下午講課，結果飯菜滋味都沒吃出來，真辜負了小陸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趕回清茂家時，果然他們已經坐在車內等我。清茂說：“4點鍾講課，我們絕不能遲到，現在真要爭分奪秒，動作快些。”我從這個車門出來就鑽進另一個車門，還沒來得及和小陸告別，車就箭一般開了出去。
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來了電話。我很為與他失之交臂而遺憾，因為不能再見麵了，所以電話談了很長。我問他為什麽來美國這麽久沒把家搬來？他才告訴我：“去年以前，我在美國一直是非法居留。不僅沒能把家搬來，10多年來也沒到台灣探過親，隻在幾年前我太太以旅遊名義到美國看過我一次。在美國我沒有自己租房子，從來是給哪家幹活就住在哪家店裏，或是幾個同樣的流浪漢合租一間屋大家夥住。我不接受你送的花瓶，原因就是我根本沒有擺花瓶的地方。”說到這裏他停一會兒，勉強笑了一聲又接著說：“我想你回去之後，是沒必要把這些與家鄉人道及的，離家這麽久，家鄉人都傳說我發財了，對我有好多期望，我不願讓家裏人失望。”我問他：“這樣你能負擔得了嗎？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說：“那倒不至於，在美國掙錢還是容易，10多年我確實積蓄下了十幾萬美元，這點錢在美國不算什麽，拿回去就很頂用。”我問：“你不還要養活台灣的家人嗎？”他說現在那邊不用花費太多了，兩個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對他在家鄉的做法也很理解。美國紀念建國二百周年，實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長期居留權，所以才敢回大陸去探親，目前正辦理入籍手續。他不會英語，美國政府限期他學會英語，才準辦理。為此他正在加勁補英語，等英語考及格，入了美國籍後許多事都好辦了，工錢也會增加的。再幹幾年，再積點錢，就不打算在美國住了，大陸物價便宜。他想在家鄉買所房子，和老伴回去養老。有10萬美元就可度個舒服的晚年，這個目標不難達到。
我問他，在美國這麽多年，怎麽英語還不及格？他說：“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時間去學英語呀，何況成年累月都在後廚房幹活，偶爾休息兩天，隻是在唐人街上轉，也用不著英語，現在臨陣磨槍，為了安心念書才租了間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沒上那家餐館去，錯過了我們見麵的機會。”
放下電話，心中很不是滋味。家鄉人都把他當成腰纏萬貫的美國財主，為此有的人對他帶有更多的羨慕和索取心願，當然，按他所有確也可以算個美金萬元戶了，以我家鄉標準，倒也該列入財主隊中去。不過人們若都能聽到昨晚那幾個青年說的話，知道點非法移民在美國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該會有點兒不同吧。
清茂夫婦開車把我送到耶魯大學城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學樓。把我交給愁予，他們先行去愁予家了。因為我們出發晚了一點，這時學生們早已到齊，坐在課室等著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講台。講課總共也就用了個把鍾頭，我在耶魯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來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時間，我就輕輕鬆鬆到了愁予家。
我曾並非開玩笑地說過，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婦隨派。愁予在台灣是鋒頭極健的名詩人。每次回台灣，他在街上一走，不一會兒身後就跟上一群崇拜者，當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別是女大學生們。而梅芬在台灣是紅極一時的歌星，其崇拜者絕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灣報紙報道，台北一個新的大劇院落成典禮，就請的是愁予夫婦打炮，愁予朗誦他的詩，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而他們在美國度的卻是清靜超脫的學者生涯。有些朋友談論起來，覺得愁予在美國是受了委屈了，很為他有所不平。到這裏後我見到的是愁予教書得誌，梅芬治家有方，兩人生活得恩愛溫馨，其樂融融。朋友們到此很少不被他們的幸福氣氛所感染。
愁予盡管掌了大學教席，仍然是一派詩人性情。他勢情豪邁，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國內朋友到紐約來，隻要時間來得及，他總要請到耶魯來玩，隻要來，還必定他自己開車去接。紐約距耶魯也是好幾百裏地呢，他從未有過難色，而他到國內來時，卻是處處為朋友著想，盡量少給人添麻煩。在這點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有共同處，但他和那位卻又有著極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辦公事，別的一律不幹或少幹，尤其是旅遊，幾乎毫無興趣。而愁予則是對任何事都充滿興趣。他愛旅遊，又不想麻煩別人，結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來。有次他來北京，本來說好我幫他聯係去某個地方的，我還沒聯係好，他人忽然不見了，向酒店查問，人家說他已退了房子，打聽幾個熟識的朋友處，誰也沒見他。弄得我好擔心。過了兩天，他來電話說他自己買了張火車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邊住了幾天小店，擠了幾天公共汽車，誰也沒麻煩，玩得挺好……我說：“老弟，別忘了你是美國護照哇！”他說：“什麽護照也沒關係，在中國我的長相，我的語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護照！血濃於水，懂嗎？”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時在北京上過學，北京話說得很有韻味。沒有台灣“國語”腔，甚至比大陸那些以港台國語為時髦，故意裝作大舌頭，把話說得含含糊糊的大陸歌星們也講得像話。在台灣用這種“京片子”口音朗誦自己的詩，是招人讚羨的。可是他說“北京話也有短處，要當政治領袖，當大官，北京話可欠點威風，要用四川話說‘我們中圭啊’這多有氣派！用北京話一說‘我們中國哇’就沒勁了不是！”
梅芬也是淩雲大師的信徒。他家裏也掛了不少風鈴之類驅邪的吉祥物，蒙秋鴻好意還傳授了我幾種卦法，所以到這裏後我已能認出幾種方位的意義了。愁予認為世界上尚有許多事物是還未被人類理解的，不要輕易否定它。在這裏我和張潔的女兒唐棣通了話，原來我們冰心媽媽的母校衛斯理距此不遠，她正在那裏上學。但索爾茲伯裏來電話說下一天他就從西部趕回來陪我去他家鄉。我隻好放棄去參觀這所女校的打算，約唐棣和我在機場見。第二天，愁予夫妻開車拉我到機場，在那裏大家會合，一直奔康涅狄格索爾茲伯裏鎮去了。
十二
1988年10月16日，索爾茲伯裏夫婦把我從康涅狄格送到了紐約。
車子開到索在紐約的公寓夏洛蒂先下了車，和她告過別，索繼續前進，開到一個汽車修理店（不能叫廠，因為它太小，相當於我們的自行車修理鋪，汽車體積比自行車大，這鋪麵也就大點），索把車交給店主兼修理工，叫他去檢修擦洗，我們又叫了部出租車去僑報。
的士沿著河邊走，就是這條河在紐約分開又合攏，造出個曼哈頓島。從而又造出那座大家都熟悉的橋，凡是以紐約為背景的電影，一開頭準要拍它。不論藝術片、功夫片、偵探片、廣告片，甚至“兒童不宜”的片中連作愛都選擇在這橋上。恰好走在這橋旁時，索和司機發生了爭執。我雖聽不懂，但看得出那司機的表情和我國出租車司機耍刁時表情相似。估計要敲我們的竹杠，索爭了兩句，就點頭不耐煩地連說“OK，OK！”然後衝我做了個鬼臉，下車後索掏出錢給了他，頭也不回就領我進了《華僑日報》的大門，小聲對我說：“NOGOOD。”又搖搖頭。證明我的猜測正確。索雖然仍有些悻悻然，我卻暗地有點高興，改變了我對有些事的看法。有次張潔的母親病重，張扶她在路邊攔了幾輛的士都沒停，後來她急中生智，掏出幾張美鈔舉在頭上搖晃，馬上就有的士靠了過來，我對此事就很反感。有時從外地回來，若是半夜下飛機，總是得多付一倍錢才要得到車。我對此類事也不痛快。現在看到美國司機也是這樣，知道這一套原來是從外國引進的，我就想開了，既然有的名歌星連說中國話說法都要從港台引進，非咬著舌頭不把四聲尖團弄說錯不算新潮，的士司機從國外引進點新手法，有什麽可大驚小怪呢？
王渝請我先住到她家去，這樣就可以把不用的行李存放到報社四樓一間住室內。這間屋雖不大，卻很住過幾位名人，國內受單獨邀請來訪的一些作家到紐約後多半在這裏住幾天，一是便於和這裏的華人文化界朋友交往，而更重要的是這裏對國內來的朋友免收房費，目前住的是一位國內某報的記者。僑報和國內有些報刊建立了協作關係，每年請一兩位國內同行到美國實習。僑報也是我這次來美講學的讚助人之一，我雖是應幾個大學所邀，但僑報熱心提供了往返機票，才促成此行。
行李放好後，王渝就領我直奔地鐵站。到中央車站下了車，又換上一列地上的火車，再繼續前進，甩去於梨華處的同樣手續，減去一半時間，才能到王渝住的高級住宅區。這是一片圍在綠化地中間的樓房。雖比起於梨華的山間別墅還有段差距，但在紐約這地方能有這麽片淨土，也就不易了。我估計這是王渝外子老夏買的，他是聯合國職員，收入可觀，不然在中資係統的王渝絕買不起這樣的房。
晚上王渝下廚為我們做飯，吃飯時我表示感謝，老夏就趁機提出，要我去聯合國作一次演講，這個場合提出的要求是無法推托的，但我提了個條件，隻談文學，不談政治。我認為聯合國是個政治機構，估計它的成員對政治興趣比文學大，而我是最怕講政治的。誰知老夏一聽欣然答應，他說我若不提出來，他還想向我建議少談政治呢。聯合國當然是個政治機構，但他們普通工作人員可並不是政治家，上班時間聽各國政治家演講，那是職業上的需要，業餘時間他們才不想再聽那些東西。我接受了邀請，何時去講等他通知。
第二天吃過早飯，仍隨王渝乘地鐵去僑報，和僑報的負責人商量我這兩天的活動日程。18日當天，僑報對我采訪，中午請我吃便飯。19日，由L陪我上街遊覽和買東西。
L和我是熟朋友，他原來是北京一家報紙的理論編輯，寫評論文章很有點名氣，前幾年他太太到美國來住娘家，得了病，便沒再回北京，他請假來美探親，也從此留了下來，他不願待在丈人家吃閑飯，況且這也不符合美國習慣，總要找個工作掙錢，但英語還聽不大懂，又不會占卜烹飪，能幹什麽呢？學中文的，隻能找與中文有關的事作，便應聘到僑報，不過不是做編輯，而是做校對。宰牛刀用來殺雞，當然輕而易舉。每天上午來幾個小時，把大樣上的錯字、標點改改。一天的工作便做完了。輕閑倒也是輕閑的，幾年前我來紐約時，覺得他多少有點寂寞感，這次好多了，有人告訴我現在他也替報紙寫點社論之類文章，隻是不署他的名字，他自己跟我說，除去報社的工作，他還在籌辦個公司並與人合辦個華文刊物。精神上和物質上看來都比我上次來時強。
這個編輯室確實是個結識朋友、擴大交往的好地方。這次在紐約，我在這裏坐過兩次，兩次加一起約有三小時，就遇見了幾個有趣的朋友。這天我為了等吃飯，坐在那閑看報，翻看間忽聽耳邊有個聲音很耳熟，抬頭一看，乃是大名鼎鼎的C先生也，C原來在中央某學院當教師，“**”後期，他有一張反對“四人幫”的大字報很被大家傳誦了一陣，是個有思想有作為的壯士，不知應美國哪個部門之約來進行文化交流，也不知為什麽他延期未回。反正有好幾年沒見到了，不料在此碰見，見他衣冠不整，形容狼狽，我怕認錯人，就問身邊一位小姐，這是不是他？小姐說是的，他近來也在這裏臨時打工，正說著，他回頭也看見了我，歡呼一聲走了進來，我也很高興，寒暄後便問他為何如此狼狽？他說倒黴透了，上午在街上去了趟公共場所的洗手間，跟著又進去一個黑人，黑人進了門就把廁所門反鎖上了，向他伸出手來說：“朋友，我口渴得很，有錢拿出點來給我買杯啤酒。”C可能沒完全聽懂，也可能想發揚與壞人壞事作鬥爭的傳統，也可能就是舍不得錢，總之拒絕了他的要求，這位黑哥兒們全不顧華人和他一樣在這裏都是少數民族，也不懂少數民族應當團結起來為共同的利益鬥爭的道理，三拳兩腳把他逼到屋角，一手卡住他脖子，一手在他身上亂翻，終於從內衣口袋裏翻出一二百美元來，不見錢則已，見了錢這位黑朋友反倒火更大了，搖著錢衝他發表了一通演講；教導他為人必須誠實。說完把錢全放進兜裏，騰出手來，用中國紅衛兵觸人靈魂的辦法觸了一通他的軀體，以致弄成這麽個模樣。我聽後安慰了他幾句。他說：“這個鬼地方，我不想待了，我不久就要回國去！”
十三
不料當天晚上，我還是從王渝家搬出來了。
不是我做了什麽討厭事叫王渝給轟出來的，也不是他們那裏不方便或不熱情，隻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標很大，別人太容易找到我。我隻想在紐約休息幾天，隨便玩玩，不願再忙於應酬，這想法也是由於一個朋友的來訪引起的。
這樣我就勉為其難地接待了這位朋友，並馬上也就下定決心，盡快從王渝家搬出來，對外宣布我已離開紐約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對人冷淡，實在有難言之苦。以前，我是個愛幫人講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結果事情沒辦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這樣我就總結了一條教訓，自己辦不到的事不要輕易應承。但我這人天生不會對朋友說不字，盡管給自己定了這條紀律，可事到臨頭，經不住人家幾句好話。明知辦不到的事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下來，還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滿意，為防止類似錯誤，隻好改為預防為主的政策，估計來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辦不到的事，就連麵也別見。這天來的這個朋友我估計就屬於這一類，後來證明果然不錯。
這是位女士，說出名字來人們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小說頗有讀者。她那時寫的電影至今國內還常放映。據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別的什麽也好，都沒怎麽碰到她，“**”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嚴重的，與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實在是算不上什麽。近十年來在一個省裏當專業作家，日子也過得不錯。當然，發表的作品沒以前那麽轟動了，但這總算不到受迫害的賬上去。可不知這麽一來，這位小姐借個機會跑到美國來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國混得像個樣就難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齡，會的英語單詞比我多點有限，湊合著坐飛機能不上錯就不錯，靠它謀生連門也沒有。用中文寫東西換稿費吧，美國的中文報紙就那兩家，文藝版麵很小，不能光供你發表，中文期刊當時還沒創辦，隻能向香港和台灣投稿，可港台發表外來作品總得有點選擇，反映大陸生活嗎？她離開大陸已好幾年，遠不如仍在大陸的作家寫得更了解當前的實際情況，更有現實性，反映美國生活嗎？在美國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國作家還是以寫在美國的中國人為主呢，靠這條路掙飯吃顯然沒門兒。這樣一來二去，照《紅樓夢》的說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了”。原來向她約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於同情，想約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卻隻要有人來約，一送就是幾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進退兩難，發吧，發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這次沒能回避開，就陪她坐了一個多小時。她提出的一些困難，我很同情，但絕非我能幫忙解決的。我隻能勸她好自為之而已。
第二天L領著我逛紐約。紐約我以前來過兩次，但都沒去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和國際貿易中心，這次我們就先上這個地方去。剛解放時我參觀過上海的“證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雜繁亂，後來在電視上看過美國這個交易所的鏡頭，覺得比上海那個更雜亂，到現場一看，才知道這是誤會。這裏比上海那個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過之，但並不嘈雜。無數個電視屏幕下有無數個小櫃台似的營業台，盡管營業廳人頭攢動，經紀人跑進跑出，電話不停，傳票亂飛，可坐在參觀台上幾乎聽不到聲音。參觀台如同戲院的包廂，每個包廂中都有電話，電話用英、法、德、日等數種語言報告股市行情。我選擇日文按鈕聽了一會兒，結果一句也聽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電影館看介紹交易所情況的電影去，電影是英語說明，L的英語還沒到可以翻譯的水平，也還是隻看了個大概齊。倒是在展覽廳看得更明白些，因為最醒目的地方，展覽著中國金融機構來此訪問和開展證券業務的材料。那上邊寫著中文。我從這裏才知道我國也在開展證券業務，很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高興。但除去買公債外我還沒和任何有價證券打過交道，所以興趣不大，便催著L帶我去國貿大廈。
國貿大廈是紐約最高的建築之一，在國內曾看過一個材料說在裏邊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層辦事的人乘電梯和乘公共汽車一樣，要換幾次梯才能到達。我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到那裏一看，情況並不像說的那麽可怕，來開洋葷的人並不止我一個，哪國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層去的，美國人並不傻，為了給人留個好印象，專門預備了L路電梯，隻換一次就可以直達100層的屋頂了，該怎麽說怎麽說，這100層真叫高。往下邊一望，整個紐約，連同新澤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過這麽高的地方，但那時看到的是周圍更多的山地或田野。從這麽高的地方看到腳下滿是高樓大廈，汽車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東京新大穀和香港的合和大廈屋頂往下看過，雖也有趣，但沒有這裏的奇異感受。大樓當然是美國工人階級建造的。我覺得美國的工人階級確實很偉大，比起日本和我國香港，這裏還有個好處，就是沒把這絕頂弄成高級餐廳，以廣招財源，而隻是在100層中心開了個廉價快餐館，專為來參觀屋頂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覺得美國人雖然也要賺錢，卻賺得比較大方。
這晚上我從王渝家搬了出來，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頭一天到紐約時在又方家碰到的那個青年，應該說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親既是個老幹部，又是位建築工程師，順便還是明式家具研究專家，這個兒子是搞攝影的，對文學也很有興趣，還有個女兒是學經濟的，這兄妹倆前些年先後來了紐約，怎麽來的，為什麽來的我都不清楚，隻知兩人在美國混得很不錯，比那些名家還要強些，而兩人之中女兒又比兒子強，掙錢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紐約的高級住宅區買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費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園的北端，是紐約兩種地區的交界處，再往北走一個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區哈萊姆。哈萊姆幾個字在紐約人心目中是貧窮、肮髒、暴力、犯罪等等恐怖景象的代名詞。就在我來的前一天，警察發現這裏有人在公開販毒，前去搜捕，幾位黑哥兒們就把警察宰了然後一哄而散，至今沒有破案。不過住在這附近的人也並不都擔心受怕，這裏的黑朋友自有他們的規矩，雖然哈萊姆區和小金的公寓隻隔一條街，但隻要這邊的人不越雷池一步，他們是不會到這邊來搗亂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門口，如同站在陰陽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幹淨的街道，色彩鮮明，造型美觀的樓房和綠樹成蔭，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園，街上行人昂首闊步，衣冠鮮潔；園中遊人花團錦簇，歡聲笑語。偶爾有一輛供遊玩用的舊式馬車掛著五彩繽紛的車篷走過，車上便灑出串串笑聲。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遺棄的危樓，門窗釘著木板，牆上畫得亂七八糟。街上靜悄悄，但在屋角簷下偏僻處，總有三兩個形跡可疑，衣衫襤褸的人在走動，看去確實有些陰森可怖。我因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著小金去探了次險，我們鑽到一家南美移民開的鋪子去吃意大利麵條，整個店裏除去一個胖店主外，就我們倆客人，正在等麵條的時候，進來個20來歲的黑人青年，背著個麻袋，進來後從麻袋裏掏出一件什麽電器用品和兩把塑料梳子，先問我們要不要，小金裝作不懂英語，說“NOEN-GLISH”。他又到店主麵前去兜售，誰知那店主也說：“NOENGLISH。”這小夥子就有點火了，衝我們包括店主罵了半天，見我們毫無反應這才悻悻地把門一甩走了，他罵的什麽我聽不懂，但有兩句話卻聽懂了。他說：“這裏不是古巴，不是高麗，這是美國，你們來這裏幹什麽……”他把我們當成朝鮮人了。於是我們趕快吃，趕快走，因為誰也不敢保證他不再回來，替朝鮮人挨罵可以，若再替朝鮮人挨頓打就不合算了。
雖說我躲到這裏來是為了逃避應酬，結果應酬也還是一天不空。
所謂應酬，其核心就是吃飯，吃飯不是目的，借吃飯的機會朋友們談談心。而且據我的觀察，紐約盡管很大，各種餐館都有，真論到吃，不論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燒烤、東南亞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歐洲。到聯合國演講那天，老夏說好演講完請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來就對紐約的日本料理持疑問態度，恰好演講完天下大雨，我堅持改為在聯合國大廈內吃便餐，想不到這倒是我來美國之後在餐廳裏吃得最好的一頓美式自助午餐，聯合國大廈內有數不清的餐廳，有對外營業的，有專為工作人員服務的。工作人員餐廳也有好幾個，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樓層最近的一個。餐廳麵積很大，售貨點也較多，座位寬敞，品種齊全，雖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沒有外邊餐廳的忙亂擁擠，飯菜的味道也好。據老夏說工作人員憑證件就餐，享受優待，比外邊便宜得多。此外，幾次和紐約華人文化界的朋友聚會，就都是在中國餐館。對於海外中國餐館的烹調，我沒多少可說的，中國人在外創業很艱難，能把中國的飲食文化介紹到異邦去，並站穩腳跟，這就很不容易。我感興趣的是海外中國餐館的內部裝飾，想來最先在外邊經營餐館業的華人，多是小商人小業主層次的華人，心裏懷念祖籍鄉土，又便於營業上的招徠，就在可能的範圍內，盡量地把餐館裝點得有些中國情調。他們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調，大約是婚禮壽堂，廟會道場之類喜慶熱鬧的場麵。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國餐館都是大紅大紫，畫龍描鳳，財神壽星，花燈紅燭，飛揚浮躁而又俗不可耐。這些遠離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這樣，完全可以理解。雖然給當地洋人造成個誤解，以為中國人的藝術趣味就是這個德行，總還是動機善良，其情可憫吧，奇怪的是近年來，改革開放之後，國內一些老字號飯館，為了招徠外國觀光客，把原來地道中國裝修競相改成這種唐人街式樣了，這倒好，在文化上也來了個出口轉內銷，我有時真想為這被誤解了的中國文化一哭。
領事館設在紐約最西端，距有名的紅燈區42街不遠。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裏時人家還沒上班。但領事先生已經在等我了。他告訴我，從國內給我打來一封電報，請他轉交給我。我接過電報馬上看了一遍，原來是責成我在此打聽件事，有位從中國出去的持不同政見者，在美國辦了份政治刊物，他辦他的就是了，這本不值得注意。費解的是中國作協有位職位很高的人物，不僅在上邊發表了兩篇文章，並且宣布擔任該刊的顧問。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國講學，作協方麵想請我就近去看看他，問一下此事的內情，弄清楚這是否意味著他在政治觀點上有什麽變化，領事等我看完，就問我打算怎麽去辦？是否要他給予什麽幫助？我說我已買了去西部的機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磯，此人正在東部巡回講學，我怕是沒有可能見到他了，唯一的辦法是我到西部後先弄清他的地點，然後通個電話，我請領事替我回個電報給作家協會。謝了領事先生的一片熱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閑逛。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擺滿了地攤，作小買賣的有美國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國人，我見到兩位同胞擺攤賣他們自己的畫。看樣是正式在美術學院學過的。畫了些美國風光和中國風光畫，標價都不算高，並沒看見有人買。據說現在在美國的中國畫家生意最好，價錢最高的是畫首都機場壁畫的那位。當初他的《潑水節》在首都機場剛露麵時，因為有女人半裸的畫麵，有人怕毒害了我們的人民，說什麽也不許這畫與群眾見麵，用苫布遮蓋了一陣子，到底這畫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熱烈爭論了一陣子的。現在好了，畫家已到了美國，既掙美國人的錢，又可以用畫毒害他的統治階級，勞動人民覺悟高，是不會受到影響的——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在三藩市朋友家住了幾天，這朋友是個戲迷，他太太是位很不錯的程派票友，這幾天就把附近幾個愛好京劇的朋友全請了來，在他家辦起一個票房。有位朋友原是位美軍飛行員，中國話隻能說上海話，他卻迷上了裘派花臉，學習很認真。但腔調實在說不上悅耳，唱完後我問他，為什麽愛上了京劇？他說中國人麽，總得有點中國生活情趣，他在美國生活了多年，已不可能再回中國生活，隻有到這樣的中國文化氛圍中，才能宣泄點懷鄉之情，不管唱得好壞，一唱這個調調，就記起自己還是中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