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漫記
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對我說：“寫文章的人一個勁兒地追求‘知名度’，這是很傻的。知名度遠趕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對這番話的正確性我從未懷疑過，但對它真正有深切體會，是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嶽華同行。辦理機票時，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見手執機票的是“大醉俠”，真是眉飛色舞，滿麵春風，和言細語，有求必應。笑嘻嘻地在機票上簽了兩個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機艙緊急出口處的第一排，麵前一條通道，可以伸開腿睡覺，站起身伸懶腰，萬一出了什麽事故，跳傘也比別人搶先，比起兩個月前去美國，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那次是14位作家，什麽張潔、李存葆、祖慰都是滿有度數的名字，上了飛機老老實實和我一塊擠在又窄又悶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帶了位不滿1歲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將來肯定會成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來嗓門又大，氣力又足，從太平洋西岸一直哭過東岸。耳朵聽著這哭聲，兩條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著，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後來張潔實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給她換個位置。那是新加坡飛機，空中小姐聽她講華語，又是女性，這才動了惻隱之心，為她換了個離哭聲遠些的座位。根本沒問她會不會寫小說。
這次的旅行還有一個優越處：法航飛機上的酒好，而且滿足供應。什麽時候要什麽時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開腿閉上眼，一路上騰雲駕霧，就有點半仙之體了。當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為便宜酒喝多了些，飛機停在孟買時，糊裏糊塗隨人群走下飛機去轉了一圈。看到商店裏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頗為精致，就買了一尊。第二天醒來再打開看，發現竟是一對印度青年在擁抱，春色濃豔，毫無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這驚訝與懊悔間到了巴黎。
二
到巴黎是淩晨。出門的人很多，我和嶽華分別排在兩行。我這一行進展較快，邊防人員看看護照，衝我笑了笑，說了句法國話。我衝他笑笑，說了中國話。他蓋了個章我就出來了。他說的什麽我一點不懂，我說的估計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後走著的也是幾個中國人，我便問他們：“剛才那法國人對我說什麽？”他們熱心地向我解釋，為我翻譯，但他們的話並不比法國話更好懂。我費了半天勁，隻分辨出他們講的是溫州話，話的內容還是不明白。
出了關，我就站在大廳裏等嶽華。他那條隊排得很長。等他出來，已沒有多少人了。我問他：“現在上哪兒去？”
他說：“哪兒也不去，等朋斯先生來接我們。”
我問：“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說：“沒見過，不過不要緊，中國人總會互相認出來。”
我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國人，而且他也沒見過。
我們的飛機提前到達了，天還剛拂曉，巴黎人大半此時還在睡覺。我百無聊賴地站在大廳看人、看狗——一個法國人運了一箱大小七條狗，狗長得都不像狗樣兒，方腦袋、圓腦袋、三角腦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種形狀，染成各種顏色，有點像我在美國和日本看到的應克頭發。遠看巴黎的交通圖，因為不認識法文，越看越亂。正這時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話打招呼：“儂阿是嶽華先生？電影上見到過的，還是格漂亮來……”原來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個兒，戴一副近視鏡，滿臉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見他就想起狄更斯筆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聰明、漂亮。先生不大說話，隻是笑著點頭、握手、搶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問好，道歉晚來一步，說一口地道的上海話，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話，有時夾一兩句我聽不出地道還是不地道的英語或法語，總之我們在一片友好熱誠的氣氛中被送上汽車，朋斯先生駕車拉我們直接奔往巴黎。
我對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為它的建築壯觀和市麵的繁華，是因為它實在清靜。8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曬太陽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見人，偶然過一兩輛車，也是懶洋洋的。在北京擁擠慣了又到香港更加擁擠的過了幾天，一到巴黎馬上覺得格外的清靜、安靜、整潔、從容，遠遠看見了鐵塔，從凱旋門近處轉了個彎，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們送到雨果廣場附近一個僻靜街上，這街上接連有幾家三星的旅館，我們住進挨近廣場的一家。三層小樓，房間不大，壁紙和家具的顏色有點俗氣，令人想到左拉筆下寫過的巴黎小旅館。我估計這旅館年齡也絕不會比左拉小。洗過臉後，朋斯先生請我們去飲咖啡。他領我們走出旅館，轉進一條街，來到直通凱旋門的一條街上，伸手掏鑰匙，打開一間咖啡店的門，屋裏空無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門關上，朋斯先生放下幾張椅子請我們坐下，他就到櫃台後邊自己動手煮咖啡。我問朋斯太太：“怎麽店裏沒有人？”她說：“他們全休假去了。我們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鑰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開門來煮，喝完鎖上門走人。”
喝咖啡中間聽嶽華和朋斯先生談話，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電影圈，是頗有修養和名氣的攝影師，後來不幹了，來巴黎開飯店開酒吧和咖啡廳，再後來則不開飯館也不開酒吧了，並且把咖啡廳也賣了出去，這間咖啡廳就是他賣出去的，買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開門自煮咖啡的權利。這次來巴黎拍片，翰祥約他當臨時攝影師。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戀他的老行當，欣然答允，重作馮婦，隻是說：“我沒得機器！”
嶽華說：“我們去租。”
朋斯說：“8月份，統一休假了，租不到。”
嶽華說：“租個工作用電視攝像機也可以的。”
朋斯說：“沒有玩過那個東西，怕玩不靈光。”
他們約好睡一覺後去租機器，朋斯先生就鎖上咖啡廳的門送我們回旅館。他有一輛很新的雷諾車，車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現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輛車完全法國味，他二位身上法國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隨身總帶個小錄音機，錄音機裏反複放《蘇三起解》。我問：“誰唱的？”她說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問她有小孩子沒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說：“我們的孩子上個月死了……”我抱歉說：“對不起，我不該這麽問。”朋斯先生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張照片說：“這就是我們孩子的照片，蠻漂亮吧。”
我鄭重地接過來看，照片上是一隻小狗，蠻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作他的兒子，大概是公狗。同時我也為朋斯夫婦感到一點安慰，這樣的兒子我相信還可以再找到一個，不致使兩個善良的人成為絕戶的。
四
睡醒一覺後，朋斯夫妻果然來接我們。我們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說有兩個從北京來的琴師在給她們說戲。在票房門口我碰上北京來的母女二人。女兒早來定居了，似乎是京劇界的。老太太剛來，一聽我說北京話，大家就談得很親切。老太太不喜歡巴黎，覺得什麽也不對味。“您瞧瞧，滿街都說外國話。咱說中國話的倒成了外國人了！我怎麽也轉不過這個彎來。”我說：“您也常來聽他們唱幾段嗎？”她說：“我就來聽聽自己人說中國話。盡管他們說的事跟我多不挨邊兒，可我全聽得懂哪！這比唱得還好聽哪！”
我們到拉丁區一家出租機器店問了一下，那裏說9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機器出租，但打聽到在聖母廣場附近還有出租店。這時大家已經餓了，決定先去填肚子，順便看望嶽華的老朋友劉先生和劉太太。
劉先生開的中國菜館叫錦豐園，中等門麵。他隔壁一家同樣的門麵房屋大敞著門，似乎在搬家。有幾個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間，彈著吉他唱歌。這時已過了中午的開飯時間，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隻有一個法國學生在吃餛飩麵，一個中國青年陪他聊天。劉太太和劉先生意外地看見嶽華和朋斯先生，高興得笑不攏口，忙招呼我們坐下，先弄來點小吃和飲料，陪我們談天。劉太太說：“我才買來韭菜，我給你們包餃子吃，嚐嚐是不是家鄉味。”劉太太說話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鄉味，一問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劉先生則是台灣人。攀談幾句之後，我大致就知道了劉太太的情況：40年代末上學的時候，隨著學校逃到台灣。在台灣和劉先生相認、戀愛、結婚，隨後逃到了巴黎。幾十年下來，事業頗有發展。兩個孩子都長大了，一個在工作，一個大學將要畢業。坐在旁邊吃餛飩麵的那個法國青年就是他小兒子的同學。隔壁那個門麵房是劉太太的，他租給了幾個黑人做生意，但那幾位卻賴著不交房錢，劉太太無法隻好告狀。
我說：“唔，房子騰空後，餐館可以擴大一倍麵積了，您的生意會更有發展。”可是劉太太說：“我不想再擴大了，現在收入很好。做兩年我們該領養老金了，孩子們也不需要我作資助，我們要歇一歇，過點清靜生活了。”
這使我很意外。我認識幾個定居美國的朋友，他們隻要有機會就擴大自己的事業與收入，很少見過這種“知足常樂”的超脫精神。我對劉太太頓起敬意，並且懷疑這是法國風尚與美國不同之處。忘了以前上學時聽有位老師講過，說法國人懂追求安逸，樂於享受，與美國人那種事業競爭高於一切的作風有所不同。我覺得有些道理。
我和劉太太談話間嶽華去打電話，撥了許多號碼，終於找到了那位被稱作肥仔的朋友楊安明。恰好韭菜餃子端上桌時，肥仔來了。名不虛傳，這真是一個可愛的人。
五
肥仔實在是個可愛的朋友。沒見到人我先見到車，這是輛滿不錯的雷諾跑車，可是天知道怎麽弄得這麽邋遢，仿佛不是這裏少個螺絲就是那裏少個零件，若認真去檢查卻又什麽也不少。肥仔本人和他的車一樣，質地很好卻邋裏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碩大的圓襟襯衫（這襯衫很可能原來是白色的）、黑褲子，腳上一雙塑膠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經很薄了。戴著副黑架近視鏡，滿臉笑嘻嘻，仿佛剛睡醒，問我們：“什麽時候來的？我怎麽一點也不知道？”聲音很甜，而且懶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話。這句話沒說完又對那吃飯的法國學生用法語說了句什麽，那學生笑了，隨後又向門外的一個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語，那孩子正偷著去捅他的汽車，一聽他說話撒腿跑了。這時坐在門外的幾個黑人就笑著大喊，肥仔探出頭去又用英語喊了幾句，這才笑嘻嘻擠進我們桌前坐下來。劉太太說：“巴黎好像沒有一個人不認識肥仔的，一樣去買東西，他都會比我們便宜些。”
嶽華問肥仔現在做什麽？他說供應巴黎各中國餐館原料，這件事隻用他早上的時間，我問他：“你要開車給各家送貨，一早忙得過來嗎？”他說用不著他送貨，告訴菜店、肉店、魚店要什麽，要多少，送給哪家就行了。我說：“這樣的采購，各餐館自己不可以辦嗎？”劉太太說：“有許多東西別人買不來，隻有肥仔去才能搶到手。”我問肥仔：“那麽剩下來白天、黑夜還有好多時間，你做什麽？”他說沒事幹。事情是有的，他不愛幹，錢夠用了，掙那麽多幹什麽？劉太太又來補充，說肥仔不斷有新的計劃，但多半沒實行，隻有買房子是他的樂趣，買了賣，賣了又買。肥仔並不反駁劉太太，隻說好多事幹到一半沒了興味，他在楓丹白露買了一大塊地，計劃挖成水塘養殖中國金魚，可是8年過去了，塘也沒挖，地還扔在那裏。不過這幾年地價上漲，也許比他真養金魚賺得還多些。他還買了一幢房屋，專門接待中國來的留學生。中國學生住房免費，有的學生畢業了，回國後和他保持通信，請他回去參觀。他打算去，總在打算去，但始終沒去。劉太太說：“肥仔，你該成家有個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規了。”肥仔說：“我已經托回去的留學生為我找尋了，一找到合適對象，我就回國去見麵，所以我現在並不著急回去。”我問他：“為什麽要從國內找對象？”他說：“法國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來做老婆還要中國人，我們這裏的老徐教授，回去找來個太太，過得好美滿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個新話題。他們說徐太太是當今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說得最好，車子開得最好的，又是最會持家的。嶽華說打了好久電話，他家都沒人接。肥仔講：“不要找他。明天我開車去把他拉來給你就是。”
吃過飯肥仔開車拉我們去找旅館，為翰祥他們大隊人馬打前站。嶽華前些年在巴黎住過一家旅館，對那裏記憶猶深，但他說不出街名。盡管如此，肥仔還是把它找到了，實在不如嶽華說得那麽好。房間壁紙和地毯都是桃紅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說中所寫的春光旖旎的場麵。房間低矮，樓梯窄狹，甚至走的步子重一點腳下地板都顫抖，我們把它否定了。我說嶽華所以對它有好印象，可能和當時旅館本身無關，另有緣由。他說我這老大哥不厚道。
肥仔又把我們拉到另一條街，這街很僻靜，在鬧市的身後。也是二三層的舊式旅店，周圍不斷有些阿拉伯流浪漢轉來轉去。我覺得有某種危險性，肥仔咧開嘴大笑，說：“我是叫你們看看，還有比剛才那個旅館更神秘的地方，這地方當然不能住。今晚我們不找了，去夜總會聽歌去，正經事明天再說。”
肥仔拉著我們又一次過了塞納河，鑽進一個很深的地下停車場。然後乘電梯升往樓頂，進了一家夜總會。
這是一家華人夜總會，歌星、樂隊、侍應生和客人全是華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認識肥仔，肥仔一一點頭、問好，然後找個角落坐下來，點了飲料、食品，也點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來的，肥仔點了兩首歌，扔下1000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點的歌時，他卻仰在椅上打起瞌睡來了，我推推他，他說：“她的歌我都聽煩了，沒趣味！”我說：“那你為什麽還點？”他說：“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說：“你常來？”他說：“天天都來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嗎？”“是的！”“那為什麽要來？”“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別處也一樣沒意思，也要打瞌睡，交錢比這裏還多。”
肥仔睡完1000法郎，開車把我們送回了旅館。
六
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們上午決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廣場，真清靜到了通街不見人影，不見車跡的地步。廣場上有一家餐館，在露天擺了幾副桌椅，我們就連吃館帶看街，客人除我和嶽華兩人外，隻一位中年婦人帶著一隻狗，但她一人卻要了比我們兩人還多的飯菜，並且不聲不響又極迅速地把它們全吃了進去，而我們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為止。周圍幾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賣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買了幾個，剝開嚐嚐，真正“味同嚼蠟”。嶽華看了大笑，說這東西不是這樣吃法，應當用來做菜。我想不論做什麽我也不會再吃它了，剩下幾個就扔在了旅館的垃圾桶裏。
中午睡了一會兒，電話鈴響了，嶽華接完電話告訴我，老徐要來。
七
徐教授是下午3時左右來的。
這幾年我也算走了十來個國家，最普通的衣著見了，奇裝異服也見了，但從未見過徐教授這麽普通而又這麽奇特的裝束，他穿了一身純粹中國大陸農村家庭縫製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國布鞋，連頭發也是中國農村青年農民式的，若說普通，10年前大陸上8億農民中除去4億婦女和2億孩子，其餘2億大概都是這樣的服裝這樣的發式。奇特的是當今在大陸農村都已少見了的這裝扮竟出現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種中，我敢打賭徐教授這一身是絕無僅有的，真正的奇裝異服。
他的口音是山東味的普通話，性格也是山東式的直爽和執拗，他和我握過手，拉起嶽華和我就走，說：“先去辦事，有話路上說。”走出旅館。他領我們去乘地鐵。從地鐵站出來，他領著我倆東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機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館，然後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等我們，我們要了點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櫃前割了些香腸、叉燒之類，切成一大盤，先端過來。他說：“我既是這裏的東家又是供應商，吃東西錢要照付，但有自己動手的特權。”
和老徐相識了幾個小時，現在才有時間坐下談家常。他家是山東臨沂北鄉的湯頭。40年代中期我在這一帶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過，有這麽一點因緣，話題多了，壁壘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隨著他上的中學：由臨沂而青島，青島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灣去的，在台北戲劇學校受完教育，到大鵬劇團工作，20年前由台灣轉到法國，在這裏一家大學教中國文學。我認識的不少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都聽過他的課。在法國漢學界也算是名人，我問他：“你在法國如此多年，何以還是這身國粹打扮？”
他說，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親手做的，頭發也是太太給剪的。太太是8年前離開中國山東農村的。這裝束、這發式全是當時最時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時髦、最漂亮。老徐愛他的太太，隻要太太看著滿意，他認為自己沒理由反對；於是他就成了現在這模樣，而巴黎這地方對服裝是持有兼收並蓄、見怪不怪、越奇特越有價值的觀點的。老徐這身打扮從沒有人認為不時髦，我聽了真想把這消息傳達給國內那些選服裝以洋化、港化為標準的朋友。提起太太，老徐滿臉像開了朵細瓣**：太太名叫蘭英，他由衷地說：“我們蘭英真好，有了她，我什麽都變了：整個家像個家了，她帶三個孩子，還給服裝公司繡花，買菜做飯，做衣服理發，從沒叫過苦，我娶了她，經濟上也改觀了，以前一個人生活也那麽多工資。雖不貧乏，可也不富裕，現在我買了幢房子，還有積蓄。”
肥仔說：“最重要的是給你生了三個兒子！”
“那當然，那當然！”老徐毫不謙虛地說：“現在兩個上學，一個還小。還會說點話，法國話，兩個大的能說點中國話，複雜的不行。在法國孩子也是份財產，生三個孩子，國家每月給母親和孩子各兩千法郎的補貼。等於我一年寫本書，而且是銷路較好的書。”
我說：“隻對母親和孩子給補貼不公平，父親也付出勞動了！”
他說：“對父親也有優待，我乘公共車一律是收半價呢！蘭英車開得很好，可我還是乘地鐵，安全，便宜，比別人便宜一半。”蘭英是他們鄰縣，莒縣人，莒縣我也住過，這地方很貧瘠，但是出名人，劉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戶，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鐵修，抗日戰爭時帶著武工隊隻身打據點。日本人聞風喪膽，後來負了傷被日本軍隊捉住，用盡酷刑，毫不動搖，終於又被中國軍隊救了出來。他的事在家鄉像傳奇故事般到處流傳：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個劇團演過戲，而且就演丁鐵修的故事。一說蘭英是那裏人，自然感到親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說：“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來接你們，到我家吃中飯。”
八
老徐竟然有兩處住房，一個在塞納河邊距拿破侖波舒巴特的墓地不遠處的一幢樓上。他在這裏租了三間房子，房東老太太到過中國，十分善良，老徐結婚後，蘭英來到法國，第一位法語教師就是這位C夫人，C夫人教蘭英法語，發現這個學生這麽勤奮，這麽聰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這麽孤獨，於是自願地當了她的保護人，從蘭英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又兼了孩子們的教母、養母和家庭教師，一句話三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們吃、住、玩、清洗衛生、入學前的幼兒教育。孩子們管她叫奶奶，老徐和蘭英在不在家孩子們無所謂，可這奶奶若不在就沒了主心骨。老徐當然很感激這位房東，實際上也是拿她當親眷看。可山東人的怪脾氣實在難改，有時一犯脾氣就幾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無所謂，孩子們和蘭英照樣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獨立性”，又在聖母院廣場附近買了一處房子。這是一幢高層建築的最下一層，把著街角，因此兩個門開在兩條不同的街上，如果開商店，無疑這是個好地點，但老徐把前麵門的鐵合頁門一開到底，從後門出入，這屋子地麵之上，是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有近30平方米，小間10多平方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而地麵之下還有同樣大小的地下室。地麵上這間大屋內，放著一個長餐桌，一套沙發，一台電視機，還有個書櫃，但沒有寫字台，在小間裏放了一個折疊單人床，在床、桌、櫃之間是各種有用和沒用的雜物，如玩具、兒童畫冊、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還有個兒童車，而偌大的地下室裏，幾乎什麽家具也沒有，隻有一台錄音機和多得數不清的畫冊和兒童玩具。根據這些陳設，你怎樣也猜不出這間屋子做什麽用。給我隻留下一個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現代西方的，生活方式絕對是中國山東農村的。
我問老徐，這棟房子他平時作什麽用？他說這裏離兩個孩子的學校近，他們中午下學可以上這兒來吃飯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邊過夜。白天全家和孩子們一起到這兒來。孩子去上學，他就在這兒備課、讀書，蘭英可以在這兒繡花、洗衣、做針線。不過也不是每天大家都過來。總之要有一個大人陪著過來。如果他們倆都沒有空，也有房東夫人陪兩個大孩子過來的時候。善心的“奶奶”中午為兩個孩子做中飯，晚上再把兩個孩子帶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開車送到這裏，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樣，自己下廚房去燒水、煮咖啡。老徐利用這個時間把扔在地上的畫冊、報紙和各種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這時後門外有了腳步聲。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用力推開門，大叫著闖了進來。接著又跟進來一個和這孩子一模一樣、除去喊叫的聲音外，其他都小了一號的孩子。再後邊就進來一位婦女抱著個又小了一號，和前邊兩個孩子長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這婦女無疑就是蘭英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肯定見過這個人，甚至從她孩童時代就認識她：因為她的衣著、神態、語音都是我多年來看慣聽熟了的。我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巴黎，連在北京也很少見到這樣打扮的婦女了，隻有在十年前的山東山溝裏我才能碰上這樣的婦女。她們的聰明、美貌是那山區裏人的驕傲，而她的衣著也就為那地方的少女們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紅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淺灰褲黑布鞋，頭發齊領口。不吹不燙，隻在左側卡了一個金色的發卡。她的身材是標準的中國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稱而不誇張。臉上仍保留在露天勞動時染上的陽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對她介紹過我，所以進門來頭句話就說：“友梅大哥還沒到嗎？”這樣純粹的山東鄉音我已多年沒聽到了，聽了無限親切。我正要回答她的問話。第二個孩子和肥仔談話的聲音大了起來。他倆都用法語。倆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摟著他。孩子說很長一串話，肥仔簡短地問了句什麽，孩子又指著他媽媽大聲說了幾句，這時蘭英忍不住裝出一副嗔怒樣子，衝他們倆說了起來。她的法語那麽悅耳、自然。雖然我聽不懂意思，但聽得出完全像她說山東話一樣地道。何以見得？我是從語氣、語感、神態上判斷出來的。這三個人說法語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說；肥仔半閉著眼——我懷疑他已有一半在睡著——附和著孩子說些什麽同情的話；蘭英一邊在做事情——將懷中孩子交給老徐，理正自己衣服，從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間去洗手，拿著青菜到灶間去洗做……一邊假嗔地反駁著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邊笑，我問老徐他們在談什麽？老徐說孩子在抱怨這兩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渾身是包；肥仔說蚊子總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媽媽沒替他們把門窗關好和沒有用殺蟲藥去殺它們；蘭英申述自己不噴殺蟲藥和不應當把一切責任全歸於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們說中國話，不然我們至少有兩個人不能參與他們討論。大的和中的兩個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議，他們一張嘴我才知道，他們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語，他們發“躺著”叫“切著”，稱“我”為“俺”，一句長長的這種山東土話，中間還要加上不少法語詞匯，嶽華聽了苦笑說：“我聽他們的中國話比聽法國話還要費力氣。”
蘭英就在和我們的答話中，洗了菜，和了麵，拌了餡，並且動手包餃子。我們大家都要動手，她說用不著，這幾個人吃飯不夠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華人社區以“風流才子”聞名，黃發白膚的女朋友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打定主意：要成家還是得找中國姑娘。中國一般的地方還不行，必須是他的故鄉山東人。1978年，在他離開大陸30年之後，第一次返鄉去探親。據他自己說，他是少小離家，思鄉心切回去的，並不是為了找對象才回鄉。我無意評價他這句話的誠實程度。總之他剛到山東省城，還沒有回到老家，他們縣裏已經有人知道他有意“找個媳婦帶出洋去成家”，並且替他認真籌劃了。
那時候中國的社會風氣和今天還不同。今天有親戚在海外定居，和有親戚在要害崗位當官一樣，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羨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誰家有親戚作了“外國人”，那可跟有親戚在蹲監獄差不多，是個令人側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兒誰會嫁給個假洋鬼子呢？
農民自有農民的心計，他們一下就把視線對準了蘭英。
蘭英人好，心好，模樣俊，能幹活，可是命運不好，她爺爺的爹是“地主”，盡管她生下來時整個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地主了，可“四人幫”仍要她為祖宗的剝削行徑負責。把她從青年農民的隊伍裏區別出來，列入黑五類子女中去，讓她在眾人的歧視、蔑視、敵視下生活。村民背地裏同情她，盡量不難為她，但誰也不會拿屎盆往自己頭上扣，去和她家攀親戚。所以盡管已經過了當地姑娘們習慣的結婚年齡，她連個對象還沒有。老徐的到來，人們認為這是天賜良緣！一個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錯，還會嫌人家住在外國嗎？對於老徐方麵呢，大家想在外國地主資本家還沒打倒，蘭英的出身不會引起老徐的顧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們一提，對方就表示願意見麵一次。見麵談了一上午，兩邊就都笑嘻嘻心滿意足地把婚約定下來了。並且講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給蘭英辦移民手續，護照簽證一到手，立刻來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來不了，請個朋友來代他接，隻要有徐的親筆信，蘭英就跟著去。
幾個月後蘭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問蘭英：“就見了一麵，你怎麽就敢答應老徐？你怎麽知道他不會騙你？”
蘭英說：“這人一看就是實在人，出去幾十年，還不忘鄉下老家；他不嫌棄我我還嫌他什麽？”我說：“你以前出過遠門嗎？”蘭英說：“連俺們縣城我都沒到過，沒坐過汽車。”“那你怎麽敢上巴黎這麽遠地方來？”蘭英說：“嫁雞隨雞哩，不管多遠，他在哪裏哪裏不就是我的家嗎？”我說：“你也沒問問巴黎是什麽樣？”這時老徐在一邊插嘴說：“她問了！巴黎遠還是新疆遠？坐飛機頭暈不？”
我笑說：“她沒問問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適應？”
蘭英說：“不問那個，再困難也不會比我在村裏的處境更困難，再辛苦也不會比我在山東種地更辛苦，我沒有受不了的罪。有個貼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別的啥也不怕！”
蘭英到巴黎後頭一個困難當然是語言關。老徐想，她連小學也沒上過，中國字還不認識幾個，這法文她能學會嗎？出乎意外，她隻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成了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冠軍了。她說她就是用兩手掄鎬頭開山種地的勁頭來學法語的。現在她給家裏寫信要用法文寫，寫好請老徐幫她譯成中文；看香港來的電影，有法語對白她全能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竅不通了。她用開荒種地的精神去學開車，結果車也開得很好，學會法語和開車兩項本領，她的生活就完全打開局麵了。她本來在農村就學會多種手藝。她自己做豆腐、醃鹹菜，給丈夫和孩子縫衣、理發。有餘暇還為一個服裝店做手工繡花。她繡的花很受歡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說：“自從有了我們蘭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還有了儲蓄了！她比我強！”
九
過了三天，李導演率隊來到了巴黎。
這一隊共6人。導演夫婦、李小姐、夏副導演、我內子。還有同路來度假的李導演的外孫女。李太太不辭辛苦為我們操辦夥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嶽華，全部工作人員隻有6人。這和國內我見過的外景隊那種浩浩****大車小車排成隊的陣勢相比實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臨時工，租車租機，自然是方便和節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細算做法有關。我發現李翰祥先生有個特點：個人生活講舒適，交朋友一擲千金；但在製片成本上精打細算。自己私房錢放手花，公用投資分厘必爭，這是個好作風。
我們從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輛小麵包車，嶽華當兼職司機，把全隊人拉到我們住的旅館吃早飯，嶽華報告了準備工作的情況。隨後就拉著全體人員和行李去找旅館，我們住的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幾家也不滿意，最後選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館，地處塞納河邊、鐵塔近旁。這是個公寓式的旅館，有廚房可用，李導演幾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過。房間分好後，進得屋中李太太四處一看，大聲叫道：“真有這種事！”用手指著牆上一顆釘子說：“這還是我住過的那間屋子。這釘子是我釘來掛書的！有此為證！”
趁安排行李之際，我辨認了一下方位，這旅館應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東邊是日光大廈，西邊是鐵塔、拿破侖墓地，南臨塞納河，最近的一座橋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座。這裏要說明的一點是，我所講的“東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覺而定，就是我假定麵前的塞納河在南麵，以左右為東西。本來我有一幅巴黎地圖，按圖述文是不會錯的。正動筆時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說得頭頭是道。讓讀者覺得我熟悉巴黎，作文嚴緊。就把圖交給徐教授，請他翻譯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應了，把圖拿去就從此回了巴黎。連地圖也隨他回了老家。這下就使我露了餡。
吃過中飯，我們就去看外景，頭一站是“紅磨坊”。我看過“紅磨坊”的照片，與照片相比，實地要差得多。那個“風磨”實在簡陋，完全是塊布景片。街道氣氛，有點像紐約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擁擠些。由此我們又轉往香榭麗舍。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這兩條街上。不過巴黎當地人很少，從服飾、語言、膚色分辨，多是外國遊客，8月份巴黎人遊出去，騰出巴黎讓外國人來遊。大家都是這麽遊來遊去。世界熱鬧起來，交通業買賣興隆通四海，蠻不錯。
十
第二天開鏡，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個鏡頭：“鄧友梅和李翰祥、嶽華三人在香榭麗舍閑逛，走進咖啡廳，坐在桌前閑聊。背後是一麵玻璃牆。牆外遠處是凱旋門，近處是麗都豔舞廳。滿街的車，滿街的人，滿街的時裝和歡聲笑語。”朋斯先生把個攝影機放在我們對麵桌上，開機拍攝，咖啡店的侍應生先有點莫名其妙，鬧不清這幾個黃種人搞什麽名堂，隨後就大感興趣。等他明白過來這是用他的地方進行工作應當收費和製止時片已拍完，李導演說聲“麥西”告別走了。當晚看樣片，發現自然的街景，生動的群眾演員使畫麵十分精彩。導演先生還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為這個片的投資人感到高興。
片的主要投資人謝老板，果然在第三天從美國也趕到巴黎來了。
謝老板來的前一天，拍片之餘我們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場。這裏有幾家古董店中陳列著中國鼻煙壺。李導演是“大內行”，至少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大內行”。我是“二內行”，也是自封的。“大內行”在一家店看中兩個煙壺。正在討價還價之時，肥仔和嶽華跑來告訴我說他們發現另一家有個煙壺很不錯，有位臨時幫助打燈光的華人小夥子說：“你要買快去，不然李導演看見會搶去。”我去看看，是個料壺，內畫“風雨歸舟”和殘荷，有三條小紋。要價200法郎。我細看一下，題款是“樂元周氏”。我想法國人不懂中國事，周樂元豈是200法郎能賣的？故意還他100法郎，他痛痛快快賣了。當晚回來我們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傳閱。隻見翰祥買的一個是仿任伯年“蘇武牧羊”圖，畫得頗精。題款是“一壺齋”。我告訴他“一壺齋”是王習三的畫室名，他大為高興。後來細看，有“子藝”二字。劉子藝是習三的登門弟子，也算名家。這個花了2000法郎，價錢公道。另一個是彩瓷的，雖不錯，不算精。至於我那個，“大內行”說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100法郎算什麽呢？我們都很高興。我回國後見到習三，拿壺給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遲疑地說：“假的！”並說：“中國寫煙壺的作家，跑法國去買件假古董，傳出去未免丟麵子，你還是收起來吧。”從此我就把它入了庫。
“大內行”此後又買了幾件東西，都是極真極好的。隻有一件東西又和我發生點爭論。那是件孔雀藍小罐，他說是元朝的，我有點懷疑。他舉出各種理由證明確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堅持。過了兩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來訪，他叫那位朋友鑒定這是什麽朝代的？那朋友不說年代，隻說這是波斯瓷器，李大導演雖不服氣，離開巴黎時他卻把這珍貴的元瓷送給徐教授作紀念了，徐拿回家給蘭英看。蘭英說：“這麽好看的罐子用來放鹽太可惜，放別的又不適用，擱在桌上當擺設吧！”不過我認為翰祥眼光不會錯，那東西可能還是元朝的，誰敢說元朝時波斯不會燒瓷器呢？何況這罐子是交了幾千法郎買來的？後來聽說翰祥在澳門開了間古玩店，名叫“古月軒”。我向他祝賀，並問他：“是你自己鑒定貨品嗎？”他說不是。另外請了專家主持店務，而他一位女兒在大學學的也是有關文物的課程，這當然就十分保險可靠了。雖然如此，我仍認他為“大內行”。
十一
在巴黎拍攝的重點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羅浮宮前邊的古玩商場，一個是埃菲爾鐵塔。羅浮宮前的古玩商場是個幾層樓的大市場，布滿了一個賣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樓上有一家店專賣中國古玩，收有石煙壺。老板先生40多歲，頗有風趣。我們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們拍片，並且現身說法演這個店的經理，劇情是我逛到這兒買古董，碰上李導演和嶽華。他們和經理在討價還價，評論煙壺的好壞，我插上一句話，幾個人就認識了。問起我來巴黎的原因，我說來觀賞巴黎珍藏在鐵塔上的一隻煙壺。這煙壺是李鴻章訪法時送給法國朋友的。小說裏當然沒這一段。這是李導演的再創造，純係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國古董商很會演戲，他說他的法國話，我們說我們的中國話，但配合默契、嚴絲合縫。將來放映時一定會造成個效果，認為我們三個人都會說法語，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這是有準備的，倒還好說。還有一段是我進入另一個店，老板是法國老太太，事先我們沒告訴她攝影師朋斯先生躲在門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問我話，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無準備聽得莫名其妙！衝我笑嘻嘻地又說了一長串法文。我照樣回她一大篇中國話。老太太哭笑不得，做了個怪臉，朋斯先生把這一切拍下來。晚上看樣片，竟像我們兩人談得很熱烈。我希望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錄音。因為我跟老太太說的是全不相幹的話。而且一高興還說了幾句日文。我以為老太太是外國人，日文也是外國話，或許她能懂一點。可惜從表情上看她聽日文和聽中文完全一樣，都是一副苦惱的笑容。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這項總結十分可貴，這次巴黎拍片，若沒有巴黎朋友們的熱心幫忙，絕不會如此順利。拍戲需用幾隻好煙壺，徐教授就借來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著箱子陪我們東奔西跑。需用雜物、食品，要人領路做翻譯，肥仔義不容辭。肥仔自己對拍片沒興趣，開車把我們送到，他就找個地方去“吃點什麽”！我的事少，他就總拉我去，他總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攤檔。並且總有胃口“吃一點”！買東西還價他也最內行。似乎巴黎擺攤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們還請了一位女攝像師和燈光助手，全是華裔，熱情幹練得很，這位女攝像師住在風化區，我們要去見見世麵她願做向導。我問她為什麽要住在那裏？她說：“單身女人住在這種地方最安全，到這裏來的人是花錢的，不會發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間，最輕閑的是謝老板和我們夫婦，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多觀光。拍片地點就在羅浮宮外，我幾次去羅浮看它珍藏的藝術品，看到維納斯、蒙娜麗莎的原作，實在是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獲。這兩件作品我都見過照片和複製品。“蒙娜麗莎”的照片，多半印製較好，大體上能傳達原作的形象。而維納斯的複製品實在太多，太劣了。見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麽美，而又被複製品、仿製品糟蹋得那麽厲害，我想應該有個法律，禁止維納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複製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組現代派雕塑也極精彩，那本是容易仿製得像的，不知為什麽反倒沒有人仿製它，大概是沒有維納斯的欣賞者多吧。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對雕塑也實用。
在凡爾賽和羅浮宮，都看到有關拿破侖的油畫。這使我聯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國時去魏瑪參觀歌德的故居，無意中在公園裏見到拿破侖的一輛馬車。他乘它從莫斯科逃跑回來，走到魏瑪馬車出了毛病，倉促間把馬車扔下，騎上馬逃回法國去了。這車便被當地人保存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受到炮火的衝刷極烈，這馬車竟安全無恙，後來我到莫斯科時，又特意去看了當年拿破侖停留過的房屋。現在看這些畫，真有說不出的感慨，拿破侖一生，大起大落，轟轟烈烈，幾乎到了一跺腳地球亂顫的地步。到頭來不過為後人添幾處旅遊地點留幾句消閑談資。人生真如白駒過隙，倒還是盡自己所能，為人類進步種一株草，植一棵樹，砌一塊磚，加一片瓦。對人民對社會問心無愧，也就死而無憾。我欽敬托爾斯泰老先生，他創作的拿破侖比拿破侖本人更有生命力。
巴黎當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業，並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歸，車子從“山東街”開過，看到幾位神女，身著黑皮夾克，左手執皮鞭，右手拿鐐銬，一副凶神夜叉模樣。據說巴黎正時興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輕薄少年中這扮相最有魅力。這很好，因為中國人看了多半會嚇得落荒而逃，馬上聯想到法西斯集中營的嚴刑拷打，絕不會被勾引落水的。有兒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結束，我們轉赴倫敦。內子因為到了巴黎才辦英國簽證，雖然法、英兩國的朋友盡力幫忙，但時間太緊，這時尚未辦下來，隻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負起了照顧之責。弄了幾天，簽證仍未下來，我太太決定不去倫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氣不平，臨行前跑到英領館去發脾氣。誰知她把氣話剛說完，負責簽證的英國朋友就說：“太太，簽證下來了，我們正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你呢！”馬上她就轉怒為笑。又把回香港的機票換成去倫敦的機票。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協助下辦的。包括她發脾氣的話也由肥仔作了高質量的翻譯，至今說起來，他對老徐、蘭英和肥仔還滿心感謝。唯一有點美中不足之處，是肥仔送她去機場的路上，開著車又打起瞌睡來，車子像舞龍燈一樣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動著飛跑，嚇得她兩腿發軟，下車後幾乎沒力氣上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