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的朋友

一

春節去香港探親，歸來後見到訃告，郭少衡先生去世了。我們陶然亭的“聊友”又少了一位，心中又一次說不出的惆悵。

少衡是名老生郭仲衡的兒子。郭仲衡先生是“春陽友會”名票，後來下海與程硯秋先生長期合作。少衡大概是繼承了父親的做法，一邊上學一邊學戲，中學畢了業戲也學成了。因為有仲衡先生的關係，所以他有機會向張連福、雷喜福、陳喜興、陳彥衡、陳秀華諸名家討過教，後來又正式拜楊寶森為師。

據朋友講，少衡學藝是非常刻苦的，所以練就幾手絕活。他唱《潞安州》最後自刎時，頭上的甩發先豎直，然後朝四邊均勻散開，俗話叫“萬朵蓮花”或“蓮花蓋臉”，似乎這手活在近幾年來已無人會使（記得劉斌昆先生早年唱“活捉”，也有這個表演）。少衡在《臨江驛》中的跑傘，也是一絕，先看圓場，雨傘突然像被風刮起，在空中連翻幾個身，他在底下一個吊毛過去，恰好接在手裏。

少衡一生對於充實自己的文化修養，從不放鬆。他從張大千學過畫。他畫工筆仕女、花鳥很有風采，我見他畫過一幅荀慧生先生“紅娘”的畫像，不僅神似，而且把京劇化妝的色彩和手法運用到了繪畫上，極有特色。他還愛好書法，隸書寫得很有氣勢。他是名角，卻從來不拿架子，忙的時候畫布景、搬道具，什麽都幹，為人又謙和。50年代京劇一度上座不好，他主動提出降低自己的待遇，把一百分戲份降為十五份。所以曾不止一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出席過全國的“群英大會”。

我和少衡認識，是“**”後期，在陶然亭避難之時。當時一些被趕出正常生活的“牛鬼蛇神”們無處可待，就到陶然亭來以打拳練氣功為幌子，呼吸口較自由的空氣。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些戴紅袖標、唱樣板戲的革命造反派們在顯眼處晃著膀子橫行；劃入另冊的專政對象們自然就遠離他們，專找山背後樹林深處活動，久而久之，常在一個地方練拳的人就聚成一夥，打完拳也坐在一起聊聊天。當然不談政治，不說國事，專找廢話和閑話說。我們這一夥人的核心就是前北京戲校的副校長、著名京劇音樂家沈玉斌先生。成員雖不固定，常來的即有錢富川、荀令文、侯玉增、唱八角鼓的曹寶祿、唱梅花調的尹福來。少衡也常來，他來時多半坐在一邊，靜聽別人說話，換個笑，自己從不插嘴。有一年桂花開放時，沈玉斌先生用桂花熏了點鼻煙，分給我一包，我請大家品嚐。我用煙壺往各人的手掌中倒，有人說：“這不能倒，應用煙鏟來挑。”我說市麵上早已買不到煙鏟了。少衡在一邊說：“我還保存著一個，送給你吧。”我想人家保存的東西，不便奪人之愛，連忙謝絕。可是第二天他仍把它帶來了，是一柄象牙的極精致的煙鏟，應是武壺中用的，如今成了我們友誼的一件紀念。我把它和幾個名貴煙壺收藏在一起，很少舍得用。

二

為什麽在陶然亭聚集這麽多的文藝界尤其是戲曲界的朋友呢？這有點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

大清國時代，戲院不準開在內城，倡優也不準在內城居住。而前門外西半部，是各省進京的要道。古時南方各省進京，有水旱兩路，水路走通州，順通惠河進東城，碼頭在什刹海一帶；旱路則由長辛店、盧溝橋進來，進廣安門。北京城內的街道是方方正正的，隻有兩個地方有斜街，一是什刹海旁的煙袋斜街，是水路來的客人們上岸後奔鼓樓走出來的；另一處就是前門外靠西這一片地方，什麽櫻桃斜街、王寡婦斜街等等，是走旱路的客人進了廣安門後，為了盡快到達前門大柵欄一帶的鬧市，取捷徑走出來的。這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這裏既是必經之路，進城來的人走乏了，就要休息，於是客店應運而生；住店還要吃飯，於是飯館就平地而起。外地進京之人，除去放生意、辦公事還要應酬、消遣。倡優不準進城，這裏又是做生意的好地方，何不在此發展呢？於是這裏便成了北京的頭一個“紅燈區”，賽金花、小鳳仙全是從這裏出來的。有色尚需有聲，當然也少不得聽戲品曲的所在，所以戲院也就集中在這裏。三慶、慶樂、中和、廣德全在這一區內。要唱戲少不得立科班，斌慶社、富連城相繼成立，也在這一片地方。人們登台於斯、教學於斯，住也就盡量在這一塊地方安居。而且舊社會藝人地位低下，大家聚居一起，成一個社區，要比與其他人雜居舒服些，所以上至王瑤卿、梅蘭芳、譚鑫培，下至打下串的，箱倌跟包，也住在這。這一帶就成了戲曲藝人的大本營。

陶然亭的地址在先農壇西，虎坊橋南，距離藝人們的住區不遠，地麵開闊，有水有樹，便於早上遛彎、喊嗓、練功。陶然亭再往西，是梨園界的墓地和“梨園先賢祠”。先賢祠正殿供著梨園界前輩靈牌，過年時這裏有祭祀；藝人們有了糾紛，也常在這調解；平日有幾個武功師傅早晨在此設帳，教梨園行子弟練基本功。這近百年來就成了戲曲藝人天天遇早的地方。解放後陶然亭辟成了公園，環境變了，人們的習慣並沒變，何況中國、北京兩大戲校全都設在陶然亭隔壁，所以直到今天它還是戲曲界同人經常去的地方。

三

“陶然亭”這三個字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那個不像亭子的“亭”，一是指這一帶地方。“亭”建在靠城牆根的一個土崗上。這裏原來有建築，乃“文昌閣”。因為各省進京科考的秀才們也多住京城西南這一帶，所以香火很盛；秀才們吃飽飯愛掉文袋，燒完香往四處看看，見城樓堞牆，綠葦紅葉滿有詩意，就給這土崗起名叫“錦秋墩”。康熙年間有位文人做了工部郎中，名叫江藻。大概工部郎中派工用料可以占公家便宜，全部報銷，他就在這錦秋墩上、文昌閣旁蓋起一圈廊宇，四麵開窗。秋天在這地方喝酒談詩很敞亮，便取白居易的“更待菊黃家釀熟，與君一醉一陶然”的詩意，取名“陶然亭”。解放後這裏開過茶座，還開過飯館，賣陶然亭湖裏打上來的活魚。後來發現當年毛澤東、李大釗都在這地方進行過革命活動，便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然茶座和飯館就搬家了。剛打倒“四人幫”時，作家協會創辦《民族文學》雜誌，編輯部沒地方辦公，曾租了這地方的幾間房作編輯部，無奈文物保護單位不許生火，喝水吃飯都困難，冬天取暖也受限製，隻好搬家。

陶然亭下是一片湖水，過去是有蘆葦的。這地方本極荒涼，光緒甲午年間忽然傳出水中出現了水怪，吼聲如牛，有人說看見它半夜從水中躍出，頭如磨盤，兩眼光芒刺人，張著血盆大口，並聲稱專吃洋鬼子。一傳十十傳百，全北京的閑人與忙人就都趕來看，小販們見是做生意的好時機，就在湖邊擺起各種吃食攤、雜貨攤、香燭攤。大清國京兆尹下令禁止觀看，誰也不聽，隻好派兵到湖中抓水怪，說是兵從東邊下水，水怪在西邊吼叫；兵趕到西邊，水怪又從東邊冒頭。皇太後見“剿”法無效，改為“撫”法，請二百名和尚道士來建法棚，作法事，誦經拜佛，焚表燒香，要和妖怪交朋友。沒幾天日本人在大東溝外打起仗來，整個北洋艦隊泡湯了，才把這妖怪的事不了了之，而湖邊也就形成個小市場。

湖北岸也有個土崗，上邊也有幾間房屋，但名稱沒有南邊的雅，名叫“窯台”，是明朝燒磚瓦的地方。湖水中有幾處高坡，原有樹林，樹林中有不少墳墓，石評梅高君宇合葬在此，有位以喝酒聞名的“醉郭”墓在此，賽金花墓在此。還有兩個墓一叫“香塚”，一叫“鸚鵡塚”。“香塚”前有墓碑，碑文頗有文采，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日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竭，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又詩雲：“蕭騷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又濃李，不堪重讀瘞花銘。”而更有警世意味的倒是“鸚鵡塚”的銘文，那隻鸚鵡很靈巧，會背詩，主人不在家時被貓咬死了。主人寫給它的銘文說：“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

四

說到陶然亭來的戲劇界朋友，多半是來喊嗓的，是指太平盛世。我到陶然亭後所認識的這幾位朋友，卻一個也不喊嗓。因為那時是“**”正在“徹底完成”之際，這幾位朋友是被革出藝術界的，不敢再喊。我們隻是默默地打拳，小聲地閑聊。我們之外喊嗓的人是有的，多半二三十歲，身穿紅衛兵的假軍裝，張口就是：“聽罷奶奶說紅燈……”再不就：“朔風吹，林濤吼，萬千氣象。”一聽這個，我們就趕緊縮緊頭，把臉扭向山坡。我們的“首領”沈玉斌先生，是北京戲校創始人，第一任副校長。有人就小聲開玩笑說：“沈先生，別扭頭啊，這是您的學生！”沈老往地上吐一口唾沫說：“別罵我了！您聽聽，滿嘴牛黃馬料，我有這種學生嗎……”所以至今我一見到站在台上或電視屏幕前，厚著臉噴吐“牛黃馬料”，並大言不慚介紹自己的“成功之路”者，總想起沈先生來。單就這句唱詞看，本沒什麽不好，但一聽這唱詞就使人想起提倡它的那位“女皇”和他們製造的地獄，就不由得毛骨悚然。這是符合巴甫洛夫條件反射論的。如果我們麵前有個孩子，你每天叫他聽貝多芬的《月光曲》，聽一個樂句打他一鞭子，如此重複幾百次，我相信你即使手中不拿鞭子，他聽到這樂曲也會渾身發抖。你再罵他說“貝多芬的音樂是美的，你不會欣賞是愚蠢的表現”，他也還是厭惡那音樂的旋律，這是彈琴的人無法理解的。

在我們這一群朋友中，隻有一個人唱樣板戲而不遭到我們反感。此人姓勵，人稱勵八爺，他是電話局職員，從北京有電話局那天起，他就是職員。他給荀慧生、馬連良、譚富英都安過電話；他是戲迷，從小就住在黑窯廠，是賽金花的鄰居，也是參與為她治喪的一個人。他和許多著名演員不僅認識，而且從孩子時就跟他們在陶然亭一塊遛彎。他的記性又極好，凡朋友們唱的戲，他都會唱。因為他都給他們捧過場，不是會唱一段或一場。每場戲從鑼鼓點到胡琴譜全會。不管哪個行當哪個流派，他全會。有的演員學“馬派”，忘了一段詞，就來找他，“八爺，《十老安劉》那一段怎麽使腔？您給我捋捋！”“好！”他馬上整出戲給你唱一遍。可他沒上過台，他的嗓子不好。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早上進陶然亭，一邊遛彎一邊唱。一出戲從開場唱起，圍著公園遛一圈，恰好唱到閉幕。他邊唱邊白邊做手勢身段。別人看他笑他，他全不理，自得其樂。可“**”一來，壞了，他進了公園剛念一句引子“金井鎖梧桐”，一群劇團的紅衛兵把他圍上了：“怎麽著小子？你敢放毒？”嚇得他不敢再唱。可是他不唱戲比生病還難受，幾天下來，又黃又瘦。他說：“這怎麽辦？不讓我唱我要憋死了！”朋友們隻好勸他：“沒法子，你就改唱樣板戲吧！我們不怪你！”從此他就改唱樣板戲。可紅衛兵聽見了還是要鬥他，因為他唱得比哭還難聽。

五

勵八爺除去會的戲多，一天唱一出自娛，還有兩大特點：收集戲報、小報，熟悉陶然亭的掌故。他大概從民國初年就收藏海報，每看一出戲，便把海報保存下來。要查哪一年北京的什麽戲院演過什麽戲，誰參加演出，你去找他，決不會叫你失望。這個愛好保持下來，到了“**”期間沒海報可收集了，他就收集各種油印、鉛印的傳單、小報。什麽“打倒彭羅陸楊”啦，“擊退二月逆流”啦，他全有。“**”過去後，文物部門發出啟事要收買“文物”，他捧著這些去賣，人家看了一眼，說這算不上文物，不予收購，他心中十分委屈。我本有意把他這些東西買下來，認為這實在也應算難得的“文物”，又怕他礙於朋友交情不肯收費，遲遲未開口，後來聽說他一怒抱到收廢品處，當爛紙賣了。我後悔不及。

他從小就在陶然亭轉，原來“大悲院”有個和尚還是他的表親。他對陶然亭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當初陶然亭一帶有許多出名的墳，每個墳前都有石碑。陶然亭公園修起後這些墓大部分還在，“**”時統統給毀了，墓碑也不知扔到了什麽地方。那些造反派以為從此就再也不會受這些死魂靈們的幹擾了。誰知有位勵八爺在，事情就麻煩。他不僅記得每座墓的地址，還能背下每塊墓碑的碑文。我寫小說《話說陶然亭》，要引用幾句“香塚”的碑文，向八爺去請教，他立刻背誦出來，一字不差。他自己偶爾也寫詩，不過詩寫得和戲詞差不多。周恩來總理逝世不久，北京發生“四五”事件，他也寫了首詩。可不敢拿到天安門去張貼，就在我們幾個拳友中朗誦：“我哭周公痛無聲，舉起白首望長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說良心話，全是“水詞”，倒也真情一片。後來“四人幫”把“四五”運動定為“反革命事件”，到處追查寫詩文的人，凡寫過詩的都惴惴不安，唯有八爺安之若素。他相信聽過他朗誦的幾個朋友誰也不會出賣他。也曾有人來打聽：“那天姓勵的在這兒背的什麽詩？”我們說：“他多咱背詩了？他不是天天唱樣板戲嗎？背的樣板戲戲詞呀：天王蓋地府、寶塔鎮河妖！”

他退休後仍在電話局做臨時工作，替電話局看房子，早晨仍到陶然亭來。1984年我去日本參加國際筆會，回來後不見他了，說腎髒有病，他錯吃了治腸炎的藥，進醫院了，從醫院帶來話，大夫說不要緊，過幾天就可以出來，但從此再沒出來。因為他實際上得了癌症。臨終前有朋友去探望他，問他可有什麽事要辦。他說：“別的我無遺憾，就想再去一趟陶然亭，跟朋友們再聊聊天。”

六

陶然亭的朋友在粉碎“四人幫”後先後去世了五位。引起我第一次大震動的是老辛的去世。

老辛在這群朋友中並不算最老，才70來歲，看上去像60歲左右。他從來收拾得幹幹淨淨，灰中山服，白襯衣，圓口布鞋，一塵不染。他留平頭，天天刮臉，總像才進過理發店。為人謙和，說話不緊不慢，帶著三分笑。他是做書畫生意的，自己也會畫也會裱，可從來不露，和張大千、徐悲鴻、於非廠（讀“庵”）、陳半丁皆有交往。他替他們賣畫，也替他們買畫，據人說他也與某些畫家合做假畫，他做假古畫有套絕技。我問他自己可存有好畫，他說沒有，全出手了，隻有一幅徐悲鴻的馬，是徐悲鴻畫壞了，四條肥腿都畫成了前腿（也許是都畫成了後腿）。他從徐那裏買來時沒注意，到家後發現不對，賣不出去，他對徐說了，徐叫他拿回去重換一張。他說：“不換了，我留下作個紀念吧。”徐又給了他一張作補償，他便把這幅保存了下來。他說這畫有兩層意思：一是徐悲鴻畫了一輩子，像這樣的錯畫不會有第二張，這是一絕；第二是他鑒別書畫一輩子，出這樣的差誤也是沒有第二回，也算“絕活”。

我問他鑒別字畫本事是怎麽學來的，他說是逼出來的。年輕時他在琉璃廠當學徒，師父參加拍賣行買貨，他跟著抱畫。出師後他給人家跑街，自己參與拍賣。在拍賣行買貨不同於在大學或博物院作鑒畫工作，叫出價錢後，買與不買要當機立斷。買了假貨櫃上自然不高興，是真貨而沒有買到手也是過失，這就逼著你練出一套用最短時間找出關鍵性證明的本事。他說這些知識不是書本上能學到的，而且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訣竅，他要死了他這套本事也就失傳了。他向我建議，有時間由他口述我幫他記錄，寫出一本關於鑒定書畫的書來。我答應了，可是當時我前途吉凶未卜，又覺得天天見麵，有的是時間來做這件事。不必急於動手。1979年冬季在陶然亭見到他，他滿麵愁容，說是兒子在固安縣得了重病，他要到固安去看看。我勸他寬心，早去早回，誰知一去就沒回來。聽說他到了固安，見兒子病重，一著急腦溢血了。兒子沒事，他倒先死了，就在固安安葬。他說話是河北口音，也許固安是他的原籍。

老辛在“**”中的遭遇怎樣我不清楚。當時我們幾個朋友有個不成文的默契，誰也不打聽誰的遭遇，免得生是非。但我知道他做書畫生意積下一點財產，公私合營時書畫店便辭退了他的工作。北京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中，書畫業有個行規：離了店後可以從事別的職業，但不準再私自做書畫買賣。他這些年大概找了點別的事做，但也難免偷偷做點書畫生意，海外不少內行知道他，偶然回北京要買畫不會不找他，這樣的話，“**”中怕不會平安無事的。我們認識他時他已過了險關，看樣子生活也不困難。

他的死使我懊悔不及，後悔沒幫他把書寫出來。為了紀念他我寫了篇小說，就是《尋訪畫兒韓》。

七

陶然亭遛早的人，分成一個個的小集團。有幾位是專扔圈的，用麻繩或電線、藤條纏幾個圓圈，外邊包上棉花，再用舊布縫成外皮，幾個人站成圓圈，互相投扔；有幾位是練拳的；有幾位專門圍著湖走路；還有幾位打坐練氣功。我們這一集團以沈玉斌先生為核心打太極拳，打拳時各打各的，有陳式，有吳式，也有楊式。打完拳聊天就湊到一塊。有幾個人是天天必到，連到的時間也不差多少，有的是停停打打，也有並不屬於這個集團，但碰上就坐下聊幾句的。

老生演員貫盛習不是這個集團的。他哪個集團也不加入，隻是一個人繞著湖走路。過去我隻看過他的戲。在50年代看他唱《秋胡戲妻》，身上、唱功都不錯，後來就不見了，據說到外省某個京劇團做了團長。他弟弟貫盛吉的戲我看得較多，印象非常好，他的小花臉是含蓄而幽默，用一種獨創的鼻音念白，可笑而不輕佻。在生活中他也忠厚。有一陣貫盛習嗓子不好，約角的不約他；而貫盛吉則紅得發紫，幾個班社搶著要。他跟約角的說：“約我可以，得搭上我哥哥，我可以少要點包銀，我哥哥的戲份不能減。”此人對生活也充滿幽默感，晚年得了絕症，家人們給他預備壽衣，他要穿上先演習演習。家人無奈就給他穿上。他對著鏡子照了照說：“我死了敢情就是這模樣啊？不怎麽樣！”此事我係傳聞，汪曾祺有第一手材料；他在一篇散文中說起過，和我的傳聞有小異，當然他的準確，但避免抄襲之嫌，我還按我聽來的說。貫盛習則是另一副模樣：人清臒瘦削，留一綹齊胸長髯，無論冬夏總穿一件米色風衣，長袍大袖，仙風道骨，說話聲音低沉。他患心髒病，長期住在北京，但服務卻在河北省石家莊。他每逢走到我們一夥麵前，就一一點頭問候。我們問問他的病情，他總說：“還行，控製住了，不敢累著。”

再一位常來的是馮玉增，他是老北京戲校學生，沈先生的弟子。玉增為人精明能幹，個頭不高，衣裝整潔，動作靈活。他不練拳也不跑步，早晨來了就到湖邊找個椅子，鋪上他自帶的坐墊坐下，從書包裏掏出副竹板來，打起竹板唱數來寶。他是唱小花臉的，演出用不著數來寶，可這是他的個人愛好，也許是健身之道。我看過他唱《昭君出塞》的王龍，歌舞俱佳，十分精彩。唱完數來寶，他又開始遛彎，一直遛透，來到我們群裏聞鼻煙閑聊。他說每天早上這一頓遛是幸福保障。什麽叫幸福？他答曰：“活得舒服，死得痛快。”

八

陶然亭這批朋友，包括了京戲行的前後台、文武場、生旦淨末醜、龍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行行俱全。

按年齡算，比較年高的怕是兩位打鼓佬，一位是大名鼎鼎的白登雲，一位是勵五爺。

白先生早已過了古稀，花白頭發，身材偉岸，風度瀟灑，手裏提了個棕竹手杖，大步流星地散步，身後常跟著賢惠的白師母。白師母手中提個北京人時興的手袋，她眼睛不太好，走路較慢。常常是白先生疾走一陣，然後站住腳和碰到的人聊天，順便等她。白先生終生打鼓，耳朵背，和他說話要大聲喊。他告訴我，他的鼓就是在陶然亭練出來的。小時候拿著兩根木棒，無論冬夏早上到陶然亭來打石頭，夏天打得渾身出汗，冬天雙手裂開多少血口子，天長日久竟把一塊光麵石打得中間凹陷下去。這幾年他給李世濟打鼓，給趙榮琛幫忙。還有一位老教師是勵五爺。勵五爺年紀比白先生更大，耳朵更背。和白先生相反，他不大講究穿戴，總是一身灰中山裝，紐扣很少扣嚴的時候。他不遛彎，而是打吳式太極拳。他和白先生兩人一見，說起話來十分費力，他衝白先生耳朵喊，白先生衝他耳朵喊，然後兩人相對彎腰，鞠躬：“您慢走。”“您坐著。”白先生精神氣色都比勵五爺好。

過了兩年，發生了變化，白師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來了，偶然來一趟，衣著也不像以前那麽整潔，精神也不像以前那麽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藝術，對處理生活瑣事相當的無能，白師母不在他連吃飯、喝茶都困難。身邊又沒有別的親屬，實在令人同情。有時碰見我們勸慰他兩句，他隻是搖頭歎氣，說是想接一位親戚來幫忙，不知後來怎樣。勵五爺倒始終是老樣子，他身邊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寧願事事自己動手，保持獨立，反倒不見頹唐。

晚年耳聾，看來是京劇音樂行當的職業病。我小時學過“武場”，盡管是秧歌劇的鑼鼓，也是先從小鈸打起，然後小鑼、大鈸、大鑼，最後才學打鼓。一天練幾個小時，停下後耳朵嗡嗡的許久靜不下來。大鑼大鈸是挨著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風”，三個段落一個緊過一個，一層響過一層。如果唱武戲，真有點玩命。我一直打大鑼，初練時左手提一塊磚，右手五指伸開，隻靠食指套著鑼槌甩動，要槌槌打在磚心上，待到正式提鑼時，要打出幾種不同的聲響和節奏來。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斷幾根鑼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經受多大的震**力，一生幾十年打下來焉有不聾之理呢。現在科學發達，物質條件也好，應想出點措施來保護音樂工作者的健康。近來國內唱京戲，台上都裝擴音器。我聽過幾場，感到音量太大，音樂變成噪音。不知劇場的音響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為什麽就不能把音量壓低一點，使觀眾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兩國，在巴黎和倫敦逗留一個月，回來後積下一大堆信件，頭一封是沈先生的，來信說病情嚴重，托我催辦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喪委員會的訃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遺體告別。兩封信隻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給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後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於梨園世家，是“六場通堂”的名琴師，早年焦菊隱先生主持北京戲劇學校，就請他當教員，是該校最年輕的老師。著名的四塊玉、吳素秋，全是他的學生。50年代焦菊隱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導演《虎符》，要在話劇中加中國打擊樂器，又請沈先生做音樂顧問，負責設計全劇的打擊樂。解放前沈先生曾長期被選為北平市梨園公會會長，新中國成立後他奔走聯絡，建立了第一個私立戲校“藝培戲曲學校”。“藝培”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後，又任副校長。1957年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中斷了在學校的領導工作。我弟弟是“藝培”的學生，我正正經經應稱呼他先生，可是後來命運相同，在陶然亭結為忘年交，就“亦師亦友”相處了多年。他的父親沈福山，是著名花臉演員，會的戲多，功夫紮實，但嗓子後來變壞，改做後台管事。這位老先生有個脾氣，終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於不教戲，他在“雙慶班”管事時，侯喜瑞在這搭班，扮上戲以後，有時間還向他討教。當時雙慶還有個花臉，叫蔣少奎，是侯喜瑞的內弟。蔣少奎唱壓軸時常唱《貪歡報》，演的是水滸英雄張順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戲裏張順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這出戲裏卻是花臉，勾白臉黑眼窩，所以是武二花應工，由蔣少奎唱。蔣少奎唱這出戲和當時的許多花臉一樣，由安道全嫖妓演起。這樣一來時間就不夠長度，和大軸之間還要墊一個《定計化緣》過場戲。沈福山先生無意間就說了一句：“當初我們唱這出戲，前邊有《張順截江》，一出下來時間正好。”蔣少奎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買菜去了。玉斌接待了蔣少奎，問他有什麽事。蔣說沒事，就是來請個安。過了一會沈老先生回來了，蔣少奎一見就行禮。沈老先生問：“您這是幹什麽？”蔣少奎就說：“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這出《張順截江》。”沈先生忙說：“收徒我不敢，說戲可以。”說著隨手拿過一根雞毛撣子當大刀，就給蔣少奎說了這出戲。教完戲沈先生說：“告訴你吧，連你姐夫侯喜瑞也不會這出戲，便宜你了。”此後幾十年，果然隻有蔣少奎唱《貪歡報》帶《張順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蔣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濟南唱戲。所以那時一些演員去濟南走碼頭，常常不帶武花臉，人們說蔣少奎在那兒了，不用再約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雙慶班”。大概民國六年前後，俞振庭組的這個班子。老生餘叔岩、張鳴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陣風，花臉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戰宛城》，於連泉必和侯喜瑞搭檔，就有這個曆史緣由。沈玉斌原來跟班效力，有天給壓軸拉琴的琴師臨時未到，管事讓他頂了上去，從此正式拿戲份，每天四吊錢。而這時候喜瑞已是每天八塊大洋的角兒了。沈先生從底層幹起，就比較能體諒班底和場麵上的苦處，後來他任梨園公會會長，辦了幾件為貧苦同業謀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業的擁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我問過這些事的經過。他歎口氣說，在那時候辦事真難。舉個例子，當時梨園界的人仍多數住在前門外虎坊橋一帶，有些戲院則設在城裏，比如“吉祥”就在“東安市場”。從天橋、虎坊橋到東安市場坐電車隻花3個銅板，可許多班底連這3個銅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來回30多裏路，掙的錢隻夠買2斤玉米麵。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個電話去把戲回了。下邊的人不知道，也沒電話，幾十裏地冒雨走去，看見個回戲的牌，再冒雨走回來，這一天就要“扛刀”（挨餓的意思）。我說戲是憑名角的牌子賣錢的，你拿8000，拿1萬，這都應該，可同業們來回走路至少該買雙鞋吧，給他漲點錢也窮不了名角啊。班底們要求加錢，沈先生以會長身份表示支持，並從中斡旋，有人就譏他為“共產黨”。所以解放後他又被錯劃為右派，就怎麽也想不通。

新中國成立後梨園公會改為“京劇聯合工會”，沈先生是副會長之一。臨近解放時，許多京劇界子女失學，他又倡議由藝人集資辦一個私立的戲校。由於同行們支持，就在“梨園先賢祠”舊址上，辦起了“藝培戲校”，由郝壽臣任校長，沈先生管業務教學。在政府接收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前，這個學校慘淡經營，培養了不少人才，張學津、孟俊泉、萬一英、李玉芙、關靜和，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沈先生自學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學修養，致力於京劇音樂的著述工作。他寫了一部《京劇群曲匯編》，極有學術價值。可惜由於種種出版技術上的原因，至今未能與讀者見麵。但熱心的人還是多的，我提出朋友們掏錢為他自費出版，荀令文等幾個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們也出一份資金。《北京圖書信息報》青年編輯李布青、上海文藝出版社幾位編輯知道後全都熱心支持，說不必自費，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劇界的朋友聞訊也紛紛來信預訂。我想也許出版有望了，但願它早日問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後，為他出書的事奔走最熱心的朋友應當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荀慧生先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識也有幾十年了。“藝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令文多年擔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戲校學習時，十分調皮搗蛋。校方為此找家長談話，有兩次就是令文和我談的。但我們較密的過從則是在“**”後期，陶然亭的把式場上。那時人們雖然強作歡笑，但總在眼底壓著些苦色，尤其是文藝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樣板戲中撈到好處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壓抑，唯獨這個荀二公子，臉上從來不帶愁苦相。挺高的個子，穿著件破舊的棉大衣，扣子掉了兩個，兩肘見了棉花，腳上一雙“貓窩”棉鞋也是打過掌的，可臉上總是笑嘻嘻，很像廟裏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個小廣場上繞著圈子跑步。跑步時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裏，一邊跑一邊歡呼（不是喊，而是歡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沒有不認識的。認識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這“嗨，嗨，嗨”，是連呼氣帶招呼兩用；他也有不來的時候，他如果這天不來陶然亭，必定是到別處遊玩去了。他買了張郊區通用月票，香山、臥佛寺、櫻桃溝、西山八大處，想上哪兒登車就走，第二天見麵他準帶回一兩件趣聞，逗大家哈哈大笑。這些趣聞他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我懷疑是他編的。有次他去頤和園，回來說園內有的地方隔離開來另外賣票。有一處門口還有兩個人站崗，完全清裝打扮，馬褂、箭衣、纓帽，腰上還挎了把腰刀，但兩個人卻是完全的現代青年，紅線帽下邊是長發。觀眾就在一邊議論說：“這兩個人不像。”兩位站崗的聽人議論難免有些不高興，有一位就小聲說：“像，像你爸爸！”於是，引起一番爭執，我問他：“可是你親眼所見？”他說：“當然親眼所見，我隻把情節組織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後，我為他的書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費替他印。令文聽到後，鄭重寫封信來說，他雖不富裕，印書他出一份錢。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答應出這本書了，圖書發行部門要征求一下訂戶。令文又到處寫信，征到了不少訂戶。誰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書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後”去，訂戶們收不到書，紛紛寫信責問他，批評他，他又一一寫信去道歉，並勸我：“別生氣，別得罪出版社。多說點好話，托托人早點印出來比什麽都強，別的事我全兜著，你就管這一樣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帶個手袋，回去路上尋找入口之物。他本是學唱老生的，後來又對京韻大鼓入迷，但始終沒當正式演員。他哥哥令香倒是從父親那裏學了些荀派的拿手戲，現在專教荀派戲，而且專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戲，如《香羅帕》、《荀娘》。

令文說：“我們大爺這手弄對了，‘紅娘’人人會唱，用不著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