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書房

近日見《解放日報》發表舒乙兄文章，談慶祝回歸5周年，“中國現代文學館”香港舉辦展覽。展出三個書房的佳話。“文學館”是由巴金先生發起並捐贈自己的稿費啟動，經江澤民同誌批準，政府資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貴資料。“作家書房”就是一項。展覽舉辦時我恰在香港。碰巧這三間書房原址我都曾到訪過。就回憶起一些往事。

且說端木的這間。1949年冬，端木剛由香港到北京時住在文化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聯成立，端木被任命為創作部長，搬進“霞公府5號”北京文聯。這個日式樓房是淪陷時期日商“清水組”的公司。三層以下是辦公室，四層是宿舍。東西一條通道，兩側對列房間，房間都一般大，不到10平方米。我和後來任全國文聯副主席的羅楊兩人住一間，兩床之間剛能走過一人，沒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長，獨居一室，就有書桌和座椅。靠牆還有固定的書架。那桌椅的擺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擁擠雜亂得多。桌椅之外，地上還擺了個舊貨攤上買的瓷缸，缸中泡著棵半枯的樹枝。他說這是“水柳”，葉子長滿後很好看。隻可惜從沒見它長滿過葉子。牆上還掛著他自己寫的字幅（當時他在練寫篆書）和舊貨攤收來的畫，有次他把舊畫取下換上一幅朋友畫的“紅牡丹”。上邊有端木自己題的款，說“洛陽有名花白牡丹。美得舉世無雙……”（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後坦直地說：“我看這畫不如你原來掛的舊畫好，你鄭重掛上，是為了尊重作者吧？”他說：“人家特意畫了送我，我當然要鄭重掛上。”我說：“既是朋友就該實話實說，你這題詞誇得過分點了吧？”他笑笑說：“你沒看懂。再瞧瞧，我誇獎的白牡丹呀，他畫的是紅牡丹……”

屋子小無法待客。來訪的人也不多。唯一常來找他的就是吳祖光。那時端木單身，祖光也是獨行俠。他有空就騎輛從香港帶回來、被北京人視為高檔品的鳳頭自行車來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裏認識的祖光，後來同時當了右派，重新出土後，我的小說《那五》發表後，祖光頭一個寫文章給我鼓勁，此乃後話。

端木在這間書房中寫過幾篇作品，很少被人談到。其實這幾篇東西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端木的創作心態。他從香港回來滿腔熱情要寫作，但以當時的文壇氣候，他感到寫他熟悉題材卻與現實不搭界，寫工農兵又缺乏生活。於是他就放棄小說，與文聯的編輯，多爾袞王爺嫡係後人金寄水合寫了京劇本《戚繼光斬子》，為反對武裝日本、解放台灣鼓勁；接著又配合宣傳《婚姻法》，把趙樹理小說《羅漢錢》改編成了評劇本。另外，他還邊讀邊寫，寫下了厚厚一本《紅樓夢劄記》。其文並未發表。但在“批判紅樓夢研究”學習時，他曾以此為據寫一兩篇評論。他後來寫《曹雪芹》，我相信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

20世紀50年代中，北京文聯搬家到北京西城六部口，端木的房子大了點，但桌椅筆硯還是原套，書房格局保持原狀，仍同樣的亂。不久我成為右派離開北京。“**”期間，我趁回京探親機會，混在看大字報的“革命群眾”中溜進文聯樓內打探熟人消息。剛進門就看到一個戴著白袖標的駝背老人彎著身子掃樓道。人來人往從他身邊走過，他既不抬頭也無反應。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邊，故意輕輕咳了一聲。他歪著頭輕輕掃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對視了有兩秒鍾，馬上又低下頭繼續掃地，臉對著地麵自語般小聲說：“還不快走，叫人發現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後頭也不回匆匆走到樓後去了。我帶著一心酸楚離開，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壇，我和林斤瀾一起去看他。這時他老夫妻還擠在“虎坊橋”一間小屋中，所有的書籍、稿件都像垃圾樣堆在過道，像是難民營模樣。又過數年，鄧小平領導撥亂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績，中國文化界這才起死回生，開始欣欣向榮。北京文聯建成了和平門裏這套高級住宅。端木搬進新屋，又有了書房。但經過數十年變遷，端木書房竟並沒變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變化是有了太太打掃收拾，不再雜亂而整潔舒適，如現在展出的這樣，像個名家書房了。

90年代作協召開代表大會，香港曾敏之、劉以鬯、潘耀明等作家來京，我帶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這書房裏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剛剛拔了牙，指著自己的嘴說：“幾年沒見，看看，我已成了‘無齒（恥）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後一次見麵。

在香港圖書館看到他這間“書房”，真是百感交集。